酷我-北美枫

[南柯舟]

湖南高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国策背道而驰
湘西企业家曾成杰因民间集资被判死刑

本报记者 王俊秀 实习生 张蕾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5月14日 08 版）

[南柯舟评论] ：中国民间融资的最大得益人是共产党员、党政干部，但最大受害者却是被政策绑架的“集资人”。2008年3月，湖南湘西州开始传出“民间融资非法”的消息。湘西政府对于民间集资的态度，急转直下，由鼓励、支持转为禁止。湘西州委、州政府在2008年6月开始，采用内部通知的方式，要求党政干部退出民间融资，以保护共产党员、党政干部的既得利益。由此，党政干部提前收回了本金和利息，但此举在融资场内参与融资的民众中，导致了当地较大规模的融资恐慌，立即引起了挤兑风潮。我们看到，在我国很多融资案内，很多共产党员和党内高级党政干部，即是民间融资的主动参与者、推进者，又是最大的受益者，也是融资恐慌的制造者。一旦出事，他们却依靠权力通道逃之夭夭。狡兔得，走狗烹。飞鸟获，弓弩毁！作为融资的替罪羊和党政干部的致富工具，当地政府和湖南高院，把极为无辜的湘西企业家曾成杰判处死刑，造成当前吴英案之外最大的政策性冤案。


州政府曾鼓励民间融资

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将案件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社会高度关注的吴英集资诈骗案的结局再次成为悬疑。
无独有偶，江苏的顾春芳不久前被捕，而与吴英一起“等待死亡”的，还有湖南湘西三馆集团总裁曾成杰。
2012年1月19日，就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吴英案二审作出判决、维持死刑原判的第二天，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一起同样因民间集资引发 的刑事案件作出了相似的判决——以“集资诈骗罪”，二审判处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曾成杰死刑，现等待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一纸死刑判决的背后，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长达10年得到当地政府支持的民间融资所引发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曾成杰作为湘西州首府吉 首市最大的企业之一——三馆公司的总裁，通过民间融资成就了他事业的辉煌，但也酿就了他如今的悲剧。辉煌与悲剧的转折点则是当地政府对民间融资态度的 180度急转弯。

银行贷款不足，政府为求发展鼓励民间融资

改革开放以后，湘西被确定为少数民族改革实验区。改革是需要资金的，贫弱的地方财政无力支持多个项目建设，企业只能求助于银行贷款。然而， 各家银行由于具体的历史原因（计划经济时期，湘西国有、集体企业破产给各家银行造成了大量的呆账、死账），采取了严格的贷款限制措施，湘西民营企业唯有把 希望寄托于民间融资。
为了当地发展，政府对于民间融资也是持鼓励态度的，这在当地的各种政府工作报告等政府文件中均有体现。
2000年的湘西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调动民间投资和企业创业的积极性”为当年全州经济结构调整的第一项措施，首次明确表示企业发展需要调 动民间投资。2001年，州政府明确自治州“十五”计划六大筹资渠道之一便是“要进一步激活民间投资，引导社会资金参与重点建设”，并首次系统阐述了对民 间融资的具体要求。
在其后的3年中，湘西州政府报告连续提出州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始终是“千方百计启动民间资金”（2002年州政府“计划草案报告”）、“拓宽融资渠道、激活民间投资”（2003年州政府工作报告）、“引导和推动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拓展民间资本的融资渠道”（2004年州政府工作报告）。 2005年的州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善于公司运作，敢于举债建设”、“开放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市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以“破解基 础设施制约”。同年的州发改委计划草案报告中也把“进一步拓宽投资领域、鼓励引导民间投资”作为筹集项目资金的三大措施之一。
在其后两年的州政府“计划草案报告”中，尽管当地政府已开始意识到金融形势趋于紧张，甚至在2007年首次提出要“进一步规范民间集资行为”，但在当地政府争取资金的五大措施中，一直都有“进一步拓宽投资领域，鼓励引导民间资金”这一明确提法。
据了解，湘西州首府所在地吉首绝大多数家庭参与了集资，甚至还吸引了长沙、怀化以及重庆、广东、福建等外地省市的个人资金，融资的企业近百 家。据媒体报道，湘西非法集资案涉及34万人次、6.2万余集资群众，20家公司涉案，涉及本金总额高达168亿余元。案发的2008年，湘西州的GDP 为226.66亿元，这一集资额接近湘西州GDP的75%。
湘西州一直是湖南最贫穷的地区，七县一市中，七个县均是国家级贫困县。但在“全民集资”的背景下，湘西获得了超常的发展。当地统计部门资料显示，在非法集资最疯狂的5年，湘西州GDP年均以11.1%的速度递增。
当年这一大规模蔓延的高息集资现象，可以从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的研究报告中找到记录。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该行于2007年上 半年完成的《对当前湘西州民间借贷情况的调查》说：“2004年以来，在银行贷款难的大背景下，湘西州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经济实体纷纷通过民间融资渠道募 集资金，尤其是近几年来房地产开发热的影响和拉动，湘西州民间借贷总量以年均32.4%的速度快速增长，已初步形成游离于主体金融之外的第二金融。”
超常发展的背后，也有虚假的繁荣，最明显的体现是房地产市场。短短几年内，吉首的房价从800元／平方米涨到2000元／平方米，而该市城镇居民月均收入不到千元。有当地官员认为，整个集资案更像是地方政府官员与开发商的“共谋”。

以“参与开发”为名的民间集资

曾成杰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他的“宏伟事业”的。
法院审理后查明，2003年湘西州政府招标开发三馆商务房地产，曾成杰挂靠的吉首市国土房屋综合开发公司和另外两家公司同时中标，后按照政 府要求成立三馆项目房产联合开发公司，开始建设“三馆房地产”项目。此后，曾成杰依托“三馆项目”，从2003年11月15日开始，以签订《关于参与“三 馆”开发项目的协议书》的形式，面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期限为1年，年回报率为20%。
曾成杰的辩护律师王少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三馆融资并不是偷偷摸摸进行的，是用在橱窗里公开张贴的协议。这份协议实质是融资协议，但字面 是房屋认购承诺书，以违约金赔付的名义支付利息。融资合同经政府事先审查，经当地公证处公证，政府“三馆指挥部”还现场解答融资群众的疑问，三馆公司的融 资得到官方认同。
协议书约定，乙方“参与”金额为5万元至40万元不等，甲方保证2004年底前办好房屋预售证，在乙方购房时给予20%的优惠或购房总额10%的优惠，或者在期限届满甲方的承诺未兑现时，由甲方赔付乙方参与金的20%。
王少光告诉记者，当时其他公司也一样，都是靠公开的民间融资来开发项目。曾成杰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由于各家公司均缺乏资金，又都有拿到 地块和项目的机会，因此需要筹集巨额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搬迁安置资金和建设资金，而从银行贷款希望渺茫。于是，融资市场开始形成激烈的竞争态势。
法院查明，从2003年11月至2008年8月，曾成杰先后使用多种集资形式向社会集资，集资利率从年息20%（月息1.67%）逐步提高 到月息10%。随着集资利率的提高，三馆公司的集资额急剧增加，高额的利息支出，导致2008年9月因资金链断裂无法再按期兑付巨额集资本息。

政府突然转向 集资企业家被捕

在普遍高息融资的现象下，湘西州政府开始通过“融资商会”传达调控意图，协商稳定融资利息，试图逐步化解风险，实现“软着陆”。但实际上，每次开会反而成为涨利息的信号，各公司都认为应该抓住最后晚餐的机会，都暗地提高月息吸引资金，以防资金快速断链。
2008年3月，开始传出“民间融资非法”的消息。湘西政府对于民间集资的态度，由鼓励、支持转为禁止。州委、州政府2008年6月采用内部通知的方式要求党政干部退出民间融资后，党政干部提前收回本金和利息，立即引起了挤兑风潮。
2008年9月，吉首福大房地产公司部分集资者因无法收回集资款，到州政府告状，此后的一系列事件使得湘西州政府下决心整顿，“融资活动”最终被定性为非法集资。
2008年10月2日，包括曾成杰在内的20多家企业的老板被捕，其公司财产也被查封。最终，曾成杰经法院审判后，被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
“集资诈骗”的罪与罚
曾成杰的辩护律师王少光、杨在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曾成杰案是一起比“吴英案”更为离奇的冤案。
根据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其责任要素除了故意外，还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表现为具有不归还集资款的意图。
曾成杰上诉提出“三馆公司不存在项目亏损，不存在没有偿还能力”，二审法院湖南高院调查后认为，三馆公司的净资产为-103103.63万元，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律师还提出，曾成杰被捕前三馆公司资产的评估价值达23.8亿，远远高于负债，而当地政府未按法律规定进行资产评估，就将三馆公司的财产低价变卖。
而法院认为，本案已经进行了司法鉴定评估，对于曾成杰以转移财产或者挂账方式设立的企业，当地政府根据处置湘西非法集资案件的需要，采取行政措施处置并无不当。
王少光认为，曾成杰没有任何挥霍融资款的行为，也没有将融资款从事非法活动，而是将全部融资用于湘西州政府的重点工程和形象工程——“三馆 项目”的整体开发和相关的投资经营。因此，曾成杰的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只是构成目前充满争议的“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据了解，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的 最高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自然人犯“集资诈骗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死刑。
曾成杰的辩护律师认为，考虑到湘西政府大力提倡民间融资使民间融资公开化、合法化的特点，对将融资款用于合法经营活动的，特别是完成政府重点工程项目的，完全可以不追究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律责任，更不应该以“集资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甚至判处死刑。
湖南高院在二审判决中认定，曾成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高利率、支付中介提成费和返点奖励费为诱饵，用后面的非法集资款归还前面集资款本息 等欺骗方法和手段，不顾后果地进行非法集资，其行为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曾成杰主观上始终没有认罪悔罪表现，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应当判处死 刑。

民间融资的是与非

王少光认为，高息借款的责任并不能完全归责于融资企业，如果可以得到银行贷款，任何一个企业都不愿意花费大量的精力和巨额成本从民间融资。一个企业既要经营、要完成工程项目，又得不到银行贷款，其唯一的选择只有民间借贷。
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此次事发前的调查报告认为：“民间融资具有不可替代性。一般来说，民间融资具有时效性、周期性、诚实性及风险大 的特征。如果这种具有时效性的某些需求，要靠现在的金融机构来解决，不是条件不具备，就是贷款手续繁杂，需要耐心的长时间等待，有时即便事成，良机已过。 而民间融资信息对称，手续简便，具有正规金融所不具备的优点。”
虽说如此，报告也指出，如果始终不纳入国家金融体系之内，便很难受到有效监管。“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规保障，容易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利率偏高，借贷者经济负担加重；造成资金体外循环，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
此次湘西事件的爆发，便充分显现了管理不到位造成的严重后果。
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在2008年7月下旬公布的《2008年上半年湘西州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也建议改变“没出事就是民间融资，出事就是非法集资”的观念：“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明确民间借贷的监管部门及其职责权限”。


曾成杰集资诈骗案充满争议、九大法学泰斗做出专家意见


2003年湘西州政府招标开发三馆商务房地产（共24万多平米），因此前已经在当地出色地完成了57个建筑工程和良好的口碑（被誉为最朴素的企业家、最辛苦的企业家、最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家，还因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汶川地震抢险被《中国红十字报》称为来自“毛主席家乡的勇士”。），曾成杰最后中标，并按照州政府规定设立三馆开放公司。


据统计资料，商业银行从1999年到2008年10年间仅给湘西州贷款33亿。出于无奈，当地政府只得大力鼓励民间融资（详见政府工作报告等政府文件），造成了全国罕见的公开、合法、大规模的民间融资。据报道，湘西几乎所有的大中型房地产项目全部靠民间融资，吉首市近90%的家庭参加了民间融资。由于州政府的主要领导组成“三馆开发领导小组”，并设立“三馆指挥部”与三馆开发公司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现场办公，当地公证处对融资现场公证等，三馆公司的融资更被官方和民间广泛认同。


2008年3月何某某担任湘西州党委书记后，开始传出民间融资非法的导向。州委、州政府2008年6月采用内部通知的方式要求党政干部退出民间融资后，由于党政干部提前收回本金和利息立即引起了挤兑风潮，并由于“福大”公司殴打融资老太太和州长徐克勤的汽车拖着一融资老太太200多米，激起了大规模的群体事件。2008年10月2日，湖南省政府工作组以开会为名召集20多家企业老板开会，将全部到会者送到戒毒所关押，并强行占有这些公司的财产。


即使根据湖南省政府不公正的会计鉴定，三馆公司的集资额累积34.5286亿，除去已退集资本金168，179.20万元，支付的集资利息941，23.58万元，支付的集资奖励11，522.36万元，三馆公司实际可以使用的融资总额是71，462万元，三馆公司实际投资总额为77，246.40万元，即实际投入的资金大于可以使用的融资5，784万元。因此，曾成杰不但没有挥霍融资款，还另行投入5，784万元。根据政府工作组当时认可的资产评估，三馆资产价值23.8亿。如果按照当地政府民间融资只付本金、并追回利息和集资奖励资金的政策，三馆公司融资债务本金只有71，462万元，资产大于债务16亿多元。如果按照融资合同约定的高息和融资奖励，三馆公司债务为18亿多元，资产仍然大于债务5亿多元。


曾成杰被被捕后，湖南省政府不按照国务院规定进行资产评估就将三馆公司的财产低价变卖给湖南财政厅的房地产公司和其他公司，并与2012年1月19日以集资诈骗罪二审判处曾成杰死刑，现有待最高法院死刑核准。


在四大法学家已经就单位犯罪做出专家鉴定后，高铭暄、周道鸾、储槐植、赵秉志、陈兴良（同时为第一次专家意见的专家）、卢建平六大法学家又做出如下专家意见。


专家们强调：“对于非法集资案件，特别是涉及资产数额等事实的认定，必须进行专业的审计和资产评估。而在本案中，涉案金额高达30多亿，同时还有众多在建或已建成的房地产、酒店等项目，由于缺乏专业的资产评估报告，无从判断到底有多少集资款是被告人以及三馆公司不能返还的，因此显然不能简单地以《司法会计鉴定书》作为认定集资诈骗或损失等案件数额与事实的关键证据。”
专家们认为：


1．本案一审、二审判决认定曾成杰集资诈骗数额所依据的关键证据都是《司法会计鉴定书》，但由于鉴定对象上的受限性，该鉴定书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三馆公司的资产情况。而且本案一审、二审判决没有充分注意到《司法会计鉴定书》本身在鉴定对象、鉴定结论上的特别说明以及鉴定书自身存在的表述不清等问题。因此，本案一审和二审判决中对于三馆公司资产情况、曾成杰涉嫌非法集资以及集资诈骗数额等关键事实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本案集资行为是以三馆公司等单位名义进行的，涉案的借条、合同、借据等都由三馆公司开具，并不是以曾成杰个人名义对外实施的，所得款项也都在三馆公司的账目中明确记载、归三馆公司占有使用。况且，三馆公司还是应当地政府要求实施三馆项目的整体开发，经登记注册合法成立的民营企业，其成立后的主要活动是进行房产开发等合法经营行为，不符合法定以自然人犯罪对待的数种情形。因此，即使曾成杰构成集资诈骗罪，也应当根据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单位犯罪为基准对曾成杰定罪处刑，而不是以自然人犯罪论处。


3．退一步假设，即使将本案中的集资行为认定为自然人犯罪，也不应当对曾成杰判处死刑。在涉嫌集资诈骗数额无法准确判断、没有直接引发社会群体性事件、主管恶性不大以及国家严格控制并慎用死刑的情况下，对曾成杰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于法、于理、于情都不适当。司法机关对金融违规而出现的犯罪行为适用死刑应当慎之又慎。


更多关于本案报道：http://www.prcbarris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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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可能是一种唯一生活在世间的生命与精神密切交流的暗夜中的幽灵，它是存在活生生的生命的文学体裁，它的眼睛能看到你我的灵魂，并游走在你我精神、魂魄、肉体的四周。 真正的真善美是敢于裸露的，放眼苍穹看去星空，那才是真爱、真善、真美。——南柯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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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高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国策背道而驰
湘西企业家曾成杰因民间集资被判死刑

本报记者 王俊秀 实习生 张蕾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5月14日 08 版）

[南柯舟评论] ：中国民间融资的最大得益人是共产党员、党政干部，但最大受害者却是被政策绑架的“集资人”。2008年3月，湖南湘西州开始传出“民间融资非法”的消息。湘西政府对于民间集资的态度，急转直下，由鼓励、支持转为禁止。湘西州委、州政府在2008年6月开始，采用内部通知的方式，要求党政干部退出民间融资，以保护共产党员、党政干部的既得利益。由此，党政干部提前收回了本金和利息，但此举在融资场内参与融资的民众中，导致了当地较大规模的融资恐慌，立即引起了挤兑风潮。我们看到，在我国很多融资案内，很多共产党员和党内高级党政干部，即是民间融资的主动参与者、推进者，又是最大的受益者，也是融资恐慌的制造者。一旦出事，他们却依靠权力通道逃之夭夭。狡兔得，走狗烹。飞鸟获，弓弩毁！作为融资的替罪羊和党政干部的致富工具，当地政府和湖南高院，把极为无辜的湘西企业家曾成杰判处死刑，造成当前吴英案之外最大的政策性冤案。


州政府曾鼓励民间融资

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将案件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社会高度关注的吴英集资诈骗案的结局再次成为悬疑。
无独有偶，江苏的顾春芳不久前被捕，而与吴英一起“等待死亡”的，还有湖南湘西三馆集团总裁曾成杰。
2012年1月19日，就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吴英案二审作出判决、维持死刑原判的第二天，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一起同样因民间集资引发 的刑事案件作出了相似的判决——以“集资诈骗罪”，二审判处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曾成杰死刑，现等待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一纸死刑判决的背后，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长达10年得到当地政府支持的民间融资所引发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曾成杰作为湘西州首府吉 首市最大的企业之一——三馆公司的总裁，通过民间融资成就了他事业的辉煌，但也酿就了他如今的悲剧。辉煌与悲剧的转折点则是当地政府对民间融资态度的 180度急转弯。

银行贷款不足，政府为求发展鼓励民间融资

改革开放以后，湘西被确定为少数民族改革实验区。改革是需要资金的，贫弱的地方财政无力支持多个项目建设，企业只能求助于银行贷款。然而， 各家银行由于具体的历史原因（计划经济时期，湘西国有、集体企业破产给各家银行造成了大量的呆账、死账），采取了严格的贷款限制措施，湘西民营企业唯有把 希望寄托于民间融资。
为了当地发展，政府对于民间融资也是持鼓励态度的，这在当地的各种政府工作报告等政府文件中均有体现。
2000年的湘西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调动民间投资和企业创业的积极性”为当年全州经济结构调整的第一项措施，首次明确表示企业发展需要调 动民间投资。2001年，州政府明确自治州“十五”计划六大筹资渠道之一便是“要进一步激活民间投资，引导社会资金参与重点建设”，并首次系统阐述了对民 间融资的具体要求。
在其后的3年中，湘西州政府报告连续提出州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始终是“千方百计启动民间资金”（2002年州政府“计划草案报告”）、“拓宽融资渠道、激活民间投资”（2003年州政府工作报告）、“引导和推动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拓展民间资本的融资渠道”（2004年州政府工作报告）。 2005年的州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善于公司运作，敢于举债建设”、“开放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市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以“破解基 础设施制约”。同年的州发改委计划草案报告中也把“进一步拓宽投资领域、鼓励引导民间投资”作为筹集项目资金的三大措施之一。
在其后两年的州政府“计划草案报告”中，尽管当地政府已开始意识到金融形势趋于紧张，甚至在2007年首次提出要“进一步规范民间集资行为”，但在当地政府争取资金的五大措施中，一直都有“进一步拓宽投资领域，鼓励引导民间资金”这一明确提法。
据了解，湘西州首府所在地吉首绝大多数家庭参与了集资，甚至还吸引了长沙、怀化以及重庆、广东、福建等外地省市的个人资金，融资的企业近百 家。据媒体报道，湘西非法集资案涉及34万人次、6.2万余集资群众，20家公司涉案，涉及本金总额高达168亿余元。案发的2008年，湘西州的GDP 为226.66亿元，这一集资额接近湘西州GDP的75%。
湘西州一直是湖南最贫穷的地区，七县一市中，七个县均是国家级贫困县。但在“全民集资”的背景下，湘西获得了超常的发展。当地统计部门资料显示，在非法集资最疯狂的5年，湘西州GDP年均以11.1%的速度递增。
当年这一大规模蔓延的高息集资现象，可以从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的研究报告中找到记录。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该行于2007年上 半年完成的《对当前湘西州民间借贷情况的调查》说：“2004年以来，在银行贷款难的大背景下，湘西州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经济实体纷纷通过民间融资渠道募 集资金，尤其是近几年来房地产开发热的影响和拉动，湘西州民间借贷总量以年均32.4%的速度快速增长，已初步形成游离于主体金融之外的第二金融。”
超常发展的背后，也有虚假的繁荣，最明显的体现是房地产市场。短短几年内，吉首的房价从800元／平方米涨到2000元／平方米，而该市城镇居民月均收入不到千元。有当地官员认为，整个集资案更像是地方政府官员与开发商的“共谋”。

以“参与开发”为名的民间集资

曾成杰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他的“宏伟事业”的。
法院审理后查明，2003年湘西州政府招标开发三馆商务房地产，曾成杰挂靠的吉首市国土房屋综合开发公司和另外两家公司同时中标，后按照政 府要求成立三馆项目房产联合开发公司，开始建设“三馆房地产”项目。此后，曾成杰依托“三馆项目”，从2003年11月15日开始，以签订《关于参与“三 馆”开发项目的协议书》的形式，面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期限为1年，年回报率为20%。
曾成杰的辩护律师王少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三馆融资并不是偷偷摸摸进行的，是用在橱窗里公开张贴的协议。这份协议实质是融资协议，但字面 是房屋认购承诺书，以违约金赔付的名义支付利息。融资合同经政府事先审查，经当地公证处公证，政府“三馆指挥部”还现场解答融资群众的疑问，三馆公司的融 资得到官方认同。
协议书约定，乙方“参与”金额为5万元至40万元不等，甲方保证2004年底前办好房屋预售证，在乙方购房时给予20%的优惠或购房总额10%的优惠，或者在期限届满甲方的承诺未兑现时，由甲方赔付乙方参与金的20%。
王少光告诉记者，当时其他公司也一样，都是靠公开的民间融资来开发项目。曾成杰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由于各家公司均缺乏资金，又都有拿到 地块和项目的机会，因此需要筹集巨额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搬迁安置资金和建设资金，而从银行贷款希望渺茫。于是，融资市场开始形成激烈的竞争态势。
法院查明，从2003年11月至2008年8月，曾成杰先后使用多种集资形式向社会集资，集资利率从年息20%（月息1.67%）逐步提高 到月息10%。随着集资利率的提高，三馆公司的集资额急剧增加，高额的利息支出，导致2008年9月因资金链断裂无法再按期兑付巨额集资本息。

政府突然转向 集资企业家被捕

在普遍高息融资的现象下，湘西州政府开始通过“融资商会”传达调控意图，协商稳定融资利息，试图逐步化解风险，实现“软着陆”。但实际上，每次开会反而成为涨利息的信号，各公司都认为应该抓住最后晚餐的机会，都暗地提高月息吸引资金，以防资金快速断链。
2008年3月，开始传出“民间融资非法”的消息。湘西政府对于民间集资的态度，由鼓励、支持转为禁止。州委、州政府2008年6月采用内部通知的方式要求党政干部退出民间融资后，党政干部提前收回本金和利息，立即引起了挤兑风潮。
2008年9月，吉首福大房地产公司部分集资者因无法收回集资款，到州政府告状，此后的一系列事件使得湘西州政府下决心整顿，“融资活动”最终被定性为非法集资。
2008年10月2日，包括曾成杰在内的20多家企业的老板被捕，其公司财产也被查封。最终，曾成杰经法院审判后，被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
“集资诈骗”的罪与罚
曾成杰的辩护律师王少光、杨在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曾成杰案是一起比“吴英案”更为离奇的冤案。
根据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其责任要素除了故意外，还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表现为具有不归还集资款的意图。
曾成杰上诉提出“三馆公司不存在项目亏损，不存在没有偿还能力”，二审法院湖南高院调查后认为，三馆公司的净资产为-103103.63万元，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律师还提出，曾成杰被捕前三馆公司资产的评估价值达23.8亿，远远高于负债，而当地政府未按法律规定进行资产评估，就将三馆公司的财产低价变卖。
而法院认为，本案已经进行了司法鉴定评估，对于曾成杰以转移财产或者挂账方式设立的企业，当地政府根据处置湘西非法集资案件的需要，采取行政措施处置并无不当。
王少光认为，曾成杰没有任何挥霍融资款的行为，也没有将融资款从事非法活动，而是将全部融资用于湘西州政府的重点工程和形象工程——“三馆 项目”的整体开发和相关的投资经营。因此，曾成杰的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只是构成目前充满争议的“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据了解，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的 最高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自然人犯“集资诈骗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死刑。
曾成杰的辩护律师认为，考虑到湘西政府大力提倡民间融资使民间融资公开化、合法化的特点，对将融资款用于合法经营活动的，特别是完成政府重点工程项目的，完全可以不追究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律责任，更不应该以“集资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甚至判处死刑。
湖南高院在二审判决中认定，曾成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高利率、支付中介提成费和返点奖励费为诱饵，用后面的非法集资款归还前面集资款本息 等欺骗方法和手段，不顾后果地进行非法集资，其行为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曾成杰主观上始终没有认罪悔罪表现，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应当判处死 刑。

民间融资的是与非

王少光认为，高息借款的责任并不能完全归责于融资企业，如果可以得到银行贷款，任何一个企业都不愿意花费大量的精力和巨额成本从民间融资。一个企业既要经营、要完成工程项目，又得不到银行贷款，其唯一的选择只有民间借贷。
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此次事发前的调查报告认为：“民间融资具有不可替代性。一般来说，民间融资具有时效性、周期性、诚实性及风险大 的特征。如果这种具有时效性的某些需求，要靠现在的金融机构来解决，不是条件不具备，就是贷款手续繁杂，需要耐心的长时间等待，有时即便事成，良机已过。 而民间融资信息对称，手续简便，具有正规金融所不具备的优点。”
虽说如此，报告也指出，如果始终不纳入国家金融体系之内，便很难受到有效监管。“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规保障，容易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利率偏高，借贷者经济负担加重；造成资金体外循环，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
此次湘西事件的爆发，便充分显现了管理不到位造成的严重后果。
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在2008年7月下旬公布的《2008年上半年湘西州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也建议改变“没出事就是民间融资，出事就是非法集资”的观念：“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明确民间借贷的监管部门及其职责权限”。


曾成杰集资诈骗案充满争议、九大法学泰斗做出专家意见


2003年湘西州政府招标开发三馆商务房地产（共24万多平米），因此前已经在当地出色地完成了57个建筑工程和良好的口碑（被誉为最朴素的企业家、最辛苦的企业家、最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家，还因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汶川地震抢险被《中国红十字报》称为来自“毛主席家乡的勇士”。），曾成杰最后中标，并按照州政府规定设立三馆开放公司。


据统计资料，商业银行从1999年到2008年10年间仅给湘西州贷款33亿。出于无奈，当地政府只得大力鼓励民间融资（详见政府工作报告等政府文件），造成了全国罕见的公开、合法、大规模的民间融资。据报道，湘西几乎所有的大中型房地产项目全部靠民间融资，吉首市近90%的家庭参加了民间融资。由于州政府的主要领导组成“三馆开发领导小组”，并设立“三馆指挥部”与三馆开发公司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现场办公，当地公证处对融资现场公证等，三馆公司的融资更被官方和民间广泛认同。


2008年3月何某某担任湘西州党委书记后，开始传出民间融资非法的导向。州委、州政府2008年6月采用内部通知的方式要求党政干部退出民间融资后，由于党政干部提前收回本金和利息立即引起了挤兑风潮，并由于“福大”公司殴打融资老太太和州长徐克勤的汽车拖着一融资老太太200多米，激起了大规模的群体事件。2008年10月2日，湖南省政府工作组以开会为名召集20多家企业老板开会，将全部到会者送到戒毒所关押，并强行占有这些公司的财产。


即使根据湖南省政府不公正的会计鉴定，三馆公司的集资额累积34.5286亿，除去已退集资本金168，179.20万元，支付的集资利息941，23.58万元，支付的集资奖励11，522.36万元，三馆公司实际可以使用的融资总额是71，462万元，三馆公司实际投资总额为77，246.40万元，即实际投入的资金大于可以使用的融资5，784万元。因此，曾成杰不但没有挥霍融资款，还另行投入5，784万元。根据政府工作组当时认可的资产评估，三馆资产价值23.8亿。如果按照当地政府民间融资只付本金、并追回利息和集资奖励资金的政策，三馆公司融资债务本金只有71，462万元，资产大于债务16亿多元。如果按照融资合同约定的高息和融资奖励，三馆公司债务为18亿多元，资产仍然大于债务5亿多元。


曾成杰被被捕后，湖南省政府不按照国务院规定进行资产评估就将三馆公司的财产低价变卖给湖南财政厅的房地产公司和其他公司，并与2012年1月19日以集资诈骗罪二审判处曾成杰死刑，现有待最高法院死刑核准。


在四大法学家已经就单位犯罪做出专家鉴定后，高铭暄、周道鸾、储槐植、赵秉志、陈兴良（同时为第一次专家意见的专家）、卢建平六大法学家又做出如下专家意见。


专家们强调：“对于非法集资案件，特别是涉及资产数额等事实的认定，必须进行专业的审计和资产评估。而在本案中，涉案金额高达30多亿，同时还有众多在建或已建成的房地产、酒店等项目，由于缺乏专业的资产评估报告，无从判断到底有多少集资款是被告人以及三馆公司不能返还的，因此显然不能简单地以《司法会计鉴定书》作为认定集资诈骗或损失等案件数额与事实的关键证据。”
专家们认为：


1．本案一审、二审判决认定曾成杰集资诈骗数额所依据的关键证据都是《司法会计鉴定书》，但由于鉴定对象上的受限性，该鉴定书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三馆公司的资产情况。而且本案一审、二审判决没有充分注意到《司法会计鉴定书》本身在鉴定对象、鉴定结论上的特别说明以及鉴定书自身存在的表述不清等问题。因此，本案一审和二审判决中对于三馆公司资产情况、曾成杰涉嫌非法集资以及集资诈骗数额等关键事实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本案集资行为是以三馆公司等单位名义进行的，涉案的借条、合同、借据等都由三馆公司开具，并不是以曾成杰个人名义对外实施的，所得款项也都在三馆公司的账目中明确记载、归三馆公司占有使用。况且，三馆公司还是应当地政府要求实施三馆项目的整体开发，经登记注册合法成立的民营企业，其成立后的主要活动是进行房产开发等合法经营行为，不符合法定以自然人犯罪对待的数种情形。因此，即使曾成杰构成集资诈骗罪，也应当根据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单位犯罪为基准对曾成杰定罪处刑，而不是以自然人犯罪论处。


3．退一步假设，即使将本案中的集资行为认定为自然人犯罪，也不应当对曾成杰判处死刑。在涉嫌集资诈骗数额无法准确判断、没有直接引发社会群体性事件、主管恶性不大以及国家严格控制并慎用死刑的情况下，对曾成杰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于法、于理、于情都不适当。司法机关对金融违规而出现的犯罪行为适用死刑应当慎之又慎。


更多关于本案报道：http://www.prcbarris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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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可能是一种唯一生活在世间的生命与精神密切交流的暗夜中的幽灵，它是存在活生生的生命的文学体裁，它的眼睛能看到你我的灵魂，并游走在你我精神、魂魄、肉体的四周。 真正的真善美是敢于裸露的，放眼苍穹看去星空，那才是真爱、真善、真美。——南柯舟

[南柯舟]

[南柯舟评论] ：中国民间融资的最大得益人是共产党员、党政干部，但最大受害者却是被政策绑架的“集资人”。2008年3月，湖南湘西州开始传出“民间融资非法”的消息。湘西政府对于民间集资的态度，急转直下，由鼓励、支持转为禁止。湘西州委、州政府在2008年6月开始，采用内部通知的方式，要求党政干部退出民间融资，以保护共产党员、党政干部的既得利益。由此，党政干部提前收回了本金和利息，但此举在融资场内参与融资的民众中，导致了当地较大规模的融资恐慌，立即引起了挤兑风潮。我们看到，在我国很多融资案内，很多共产党员和党内高级党政干部，即是民间融资的主动参与者、推进者，又是最大的受益者，也是融资恐慌的制造者。一旦出事，他们却依靠权力通道逃之夭夭。狡兔得，走狗烹。飞鸟获，弓弩毁！作为融资的替罪羊和党政干部的致富工具，当地法院，把极为无辜的许多企业家判处死刑，造成很多当前吴英案之外最大的政策性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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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可能是一种唯一生活在世间的生命与精神密切交流的暗夜中的幽灵，它是存在活生生的生命的文学体裁，它的眼睛能看到你我的灵魂，并游走在你我精神、魂魄、肉体的四周。 真正的真善美是敢于裸露的，放眼苍穹看去星空，那才是真爱、真善、真美。——南柯舟

[[南柯舟]]

[南柯舟评论] ：中国民间融资的最大得益人是共产党员、党政干部，但最大受害者却是被政策绑架的“集资人”。2008年3月，湖南湘西州开始传出“民间融资非法”的消息。湘西政府对于民间集资的态度，急转直下，由鼓励、支持转为禁止。湘西州委、州政府在2008年6月开始，采用内部通知的方式，要求党政干部退出民间融资，以保护共产党员、党政干部的既得利益。由此，党政干部提前收回了本金和利息，但此举在融资场内参与融资的民众中，导致了当地较大规模的融资恐慌，立即引起了挤兑风潮。我们看到，在我国很多融资案内，很多共产党员和党内高级党政干部，即是民间融资的主动参与者、推进者，又是最大的受益者，也是融资恐慌的制造者。一旦出事，他们却依靠权力通道逃之夭夭。狡兔得，走狗烹。飞鸟获，弓弩毁！作为融资的替罪羊和党政干部的致富工具，当地法院，把极为无辜的许多企业家判处死刑，造成很多当前吴英案之外最大的政策性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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