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孙犁]

一种多元化的诗歌格局

----台湾80年代诗歌回顾兼怀柳易冰先生



每每打开柳易冰先生的著作，我就会眼里噙满了泪水，我们相隔距离不远，但始终没有谋面，九十年代的一段时间里常常诗信来往，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连续两个农历春节我分别寄给他一支钢笔和一幅挂历，收到后他特别的高兴，珍藏着不舍得去用， 2000年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络，在网上搜索才惊讶的知道他已经离开了人世，那段时间因为得了肝癌，他把自己锁在了贫瘠的小屋里，关于病情对我和其他诗友只字不提，一次次的化疗，一次次手术，他与命运作着一次次顽强抗争……然回天乏力，年仅66岁的台港诗歌研究专家柳先生， 2006年底，未能挣脱病魔的纠缠，远赴天国，好人为什么不能命长？看到他以前寄给我的《乡愁——台港与海外华人抒情诗选》，回想他贫困潦倒的一生，令人唏嘘不已，心里充满了痛楚和愧疚。正是《乡愁——台港与海外华人抒情诗选》的启发，让我对80年代末台湾诗歌的发展有了一定的认识，由于80年代末台湾诗歌对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新诗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我觉得有必要进行一次认真简要的回顾，同时也以此文来纪念柳易冰老师。

诗论家袁崇岳、朱先树曾给新诗潮下过定义，“后新诗潮亦崇后现代诗歌，是相对于朦胧诗后的现代主义诗潮，带有后现代主义诗歌的某些特征，如反文化、反崇高和反意象，主张超文化，平民化和口语化等。”定义指的是大陆诗歌诗潮，相比较而言，台湾诗坛现代诗及后现代诗歌的嬗变略早一些，但发展显得平稳，不过分激进，因此我们很难严格的进行断代。一些被划入后现代诗人中仍眷恋着现代主义创作传统，甚至一些资深的现代派诗人洛夫、余光中，张默等对后现代创作手法也产生着浓厚的兴趣，洛夫的《戏李白》，周梦蝶的《风荷》就是如此，这段时间出版的诗选本《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所选的作品，基本上构建起一幅台湾诗歌迎接九十年代的斑斓图画。

一、 摆脱种种束缚的现代诗的自由进程

传统的规格定势逐步失去制约力，仅仅两派或者三派的争雄局面不复存在。城市诗派、新古典主义、新乡土诗派的纷纷涌现使台湾诗坛面临一个多元化的格局，新人辈出，百舸争游。八七、八八两年台湾几大诗社（刊）“创世纪”、“笠”、“蓝星”、《现代诗》等的力作纷纷，体现了台湾诗坛的繁荣，从现代诗与乡土诗的剧争，从简单的对峙抗衡到数峰并起兼收并蓄，出现了一个平稳共进的可喜格局，台湾社会进入了八十年代已经是一个后期工业社会的新形态，年轻一代的诗心已经无暇步前人后尘，他们并不是纯出于批判写实或者偏激西化的诗风，而是十足的后期工业社会的孤单落寞或形似支离破碎的后现代作品。

同时不少现代派资深诗人厌倦了无休止的争执，摆脱出自我的束缚，多少给诗坛注入一丝生机，最可喜是这样一些诗人不仅从诗歌形发展的角度，而且对诗歌质的发掘作出了可贵的尝试，既保持了对诗歌纵向传统的继承，同时高度重视横向的移植和借鉴，这样形成的各种作品文本并存的良好势头，为诗歌的繁荣多元打下基础，从具体的作者作品来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A、创世纪诗人洛夫、萧萧、张默、商禽、碧果等雄风不减当年，其中洛夫的作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李元洛认为洛夫的诗是生命感和历史感的握手，并求得了主客观的融合，在追求“真我”的同时更表现了对社会、人生和时代的关切，这样，他的诗作的整体品质已随之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与衡阳宾馆的蟋蟀对话》与蟋蟀谈人生的无奈和归宿，超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是使诗的想象和意象的运用达到较高的境界。

B、“蓝星诗社”的余光中、周梦蝶、向明、蓉子等的诗作仍在艰难地探索如何处理好传统和现代，民族化和西化的关系，当然他们比以前更注意到现代诗的语言，节奏和意象这些诗本体的问题。

C、“笠”诗社充分体现了对本土文学的重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诗歌群体，其中非马的作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在“艺术”和“现实”之间，“文学”和“科学”之间努力追求相辅相成的统一性，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同时也持反省与批判的态度，使非马的作品呈现出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要求。

D、“葡萄园”诗刊，在努力走一条不偏不倚的明朗健康的诗歌道路，一方面需要有继承传统的勇气，另一方面又不能重复走前人的路。严格地说他们的作品与现代主义作品有一定的区别，但是他们又不排斥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李渡愁的《致后现代》表达的非常的矛盾，他走到了新诗发展的十字路口。

二、开放着的发散型的思维方式

台湾现代诗、后现代诗在诗质上取代了感伤的诗情，富有机智和反讽，在诗型上以散文节奏取代韵文的格律，同时对诗歌的表现开始注意戏剧化的效果。钟伟民、林群盛、罗元辅、童若雯、商禽、田运良、碧果的作品象征、隐喻、意象灵活调度，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打破了固有的格律，以散文节奏呼应诗人的内心节奏。

台湾诗人观照世界的方式已经告别了过去那种“情感+理性”的单一路子，走向开放，诗人们思维方式上，注意综合调动各种心理感受要素，感觉知觉幻觉错觉联想幻想想象情感情绪意念理念悟性思维构成立体感受网，使感觉情绪想象悟性潜意识构成诗思维运动的五重奏，使诗歌发展有可能掌握赢得艺术世界的自由。

杨牧的 《悼某人》一连串的直觉幻觉构成了一幕幕深沉肃穆的背景，意念的反复运用，物我交融式的叙述使诗意扑朔迷离，主客间相互对应：“星光交谈/交谈/远处深巷一犬低吠/你俯耳倾听/惟蚯蚓翻身的动静刺探大地/一条蠹鱼醒来/打哈欠/心里忐忑不安”。同样林群盛的《旅·零光度》似乎主客更显浑然一体，在绿色而冰冷的耳语中/我完全不知道要向那一叶响声走去/最后是风挽着我的影子/我的影子拽着我走出去了，意象的跳跃，幻觉的切入，使诗意的展开富有立体的效果。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么一些作品既体现了一定的探索创新意识，但又走向形式极致之虞，如颜艾琳的箭头形排列诗《速度》，丘绥的图像诗《我的门联》等。

三、 一种新城市文本的逐渐形成

旧文明和新文明，技术进步与技术异化的对峙在诗人心里形成激烈的冲突，城市否证，技术崇拜和自然崇拜互为抵牾形成一种焦灼的张力，是城市诗人的共同精神特征。

田运民的《一九九九文明记事》以惠特曼式的诗歌方式，带着嘲讽的语言，陈列出未来城市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各种累迹。

柯顺隆《有人在吃我的脑袋》看似极端的叙说，带有嘲讽的语言，实际多少包含了一点黑色幽默，短期的精神痉挛缓解着紧绷的心理。

有时焦灼不仅仅停留在事物表层，此刻某种孤独意识在城市梦里的亮起来成为前景，陈斐雯的走失的路灯下，丁未倦怠于无休止的电梯生涯，而林群盛的《旅·零光度》则表现的最为淋漓尽致：走入白色而无人的大厦/走进电梯/却发现键钮上标示的不是档数/而是一些名字：“忧郁”“悲伤”…… ，诗人最后在诗篇选择了两个字：孤寂。

作为处于发达的后期工业社会的城市文化，并不愿与技术文明平头齐进，尤其是城市诗歌，它是城市文化中不安份的一分子，城市文化作为经济发展中心地区的文化，随着城市发展进程中所谓“逆城市”化得推进。“城市文化圈”越来越向外扩展，原有的城市文化呈现“空心化”的趋势，新的城市诗文本逐步形成，也是城市发达在诗歌中丧失的过程：

(1)一种人生心态的介入，把文化放到了自己的视野中心，把现代人所处的文化际遇当做思考的中心，直接由个人的各种焦虑去表达一种普遍面临的现象。

(2)在完成诗歌由历史和传统主题转向人的主题的过程中。同时也由自恋走向自渎，从自渎走向自灭。

(3)印证着一种物化现实世界的焦虑情绪。诗人们追求着一种迥异于布勒东式的超越现实的方式。

80年代末台湾诗歌发展是一个高潮期和黄金期，90年代以来发展相对平稳，台湾文学在九十年代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冲击下严肃文学的某种突围和反拨。尽管它面临着市场经济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大众视觉表象主义的严重困扰，但“文学文化化”倾向，是台湾文学近期发展的重要趋势。没有文化品位的文学，终将是没有强劲的生命力的，而且“文学的文化化”与“文学的大众化”并不是相对立的。相信台湾文学的文化化在处理好大众和社会现实，通俗与经典之间的关系的过程中，继承80年代末台湾诗歌发展的良好势头，既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又能克服时代的某种局限，寻求到一片文学的“文化草原”，来和大陆携手弘扬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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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元化的诗歌格局

----台湾80年代诗歌回顾兼怀柳易冰先生



每每打开柳易冰先生的著作，我就会眼里噙满了泪水，我们相隔距离不远，但始终没有谋面，九十年代的一段时间里常常诗信来往，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连续两个农历春节我分别寄给他一支钢笔和一幅挂历，收到后他特别的高兴，珍藏着不舍得去用， 2000年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络，在网上搜索才惊讶的知道他已经离开了人世，那段时间因为得了肝癌，他把自己锁在了贫瘠的小屋里，关于病情对我和其他诗友只字不提，一次次的化疗，一次次手术，他与命运作着一次次顽强抗争……然回天乏力，年仅66岁的台港诗歌研究专家柳先生， 2006年底，未能挣脱病魔的纠缠，远赴天国，好人为什么不能命长？看到他以前寄给我的《乡愁——台港与海外华人抒情诗选》，回想他贫困潦倒的一生，令人唏嘘不已，心里充满了痛楚和愧疚。正是《乡愁——台港与海外华人抒情诗选》的启发，让我对80年代末台湾诗歌的发展有了一定的认识，由于80年代末台湾诗歌对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新诗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我觉得有必要进行一次认真简要的回顾，同时也以此文来纪念柳易冰老师。

诗论家袁崇岳、朱先树曾给新诗潮下过定义，“后新诗潮亦崇后现代诗歌，是相对于朦胧诗后的现代主义诗潮，带有后现代主义诗歌的某些特征，如反文化、反崇高和反意象，主张超文化，平民化和口语化等。”定义指的是大陆诗歌诗潮，相比较而言，台湾诗坛现代诗及后现代诗歌的嬗变略早一些，但发展显得平稳，不过分激进，因此我们很难严格的进行断代。一些被划入后现代诗人中仍眷恋着现代主义创作传统，甚至一些资深的现代派诗人洛夫、余光中，张默等对后现代创作手法也产生着浓厚的兴趣，洛夫的《戏李白》，周梦蝶的《风荷》就是如此，这段时间出版的诗选本《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所选的作品，基本上构建起一幅台湾诗歌迎接九十年代的斑斓图画。

一、 摆脱种种束缚的现代诗的自由进程

传统的规格定势逐步失去制约力，仅仅两派或者三派的争雄局面不复存在。城市诗派、新古典主义、新乡土诗派的纷纷涌现使台湾诗坛面临一个多元化的格局，新人辈出，百舸争游。八七、八八两年台湾几大诗社（刊）“创世纪”、“笠”、“蓝星”、《现代诗》等的力作纷纷，体现了台湾诗坛的繁荣，从现代诗与乡土诗的剧争，从简单的对峙抗衡到数峰并起兼收并蓄，出现了一个平稳共进的可喜格局，台湾社会进入了八十年代已经是一个后期工业社会的新形态，年轻一代的诗心已经无暇步前人后尘，他们并不是纯出于批判写实或者偏激西化的诗风，而是十足的后期工业社会的孤单落寞或形似支离破碎的后现代作品。

同时不少现代派资深诗人厌倦了无休止的争执，摆脱出自我的束缚，多少给诗坛注入一丝生机，最可喜是这样一些诗人不仅从诗歌形发展的角度，而且对诗歌质的发掘作出了可贵的尝试，既保持了对诗歌纵向传统的继承，同时高度重视横向的移植和借鉴，这样形成的各种作品文本并存的良好势头，为诗歌的繁荣多元打下基础，从具体的作者作品来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A、创世纪诗人洛夫、萧萧、张默、商禽、碧果等雄风不减当年，其中洛夫的作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李元洛认为洛夫的诗是生命感和历史感的握手，并求得了主客观的融合，在追求“真我”的同时更表现了对社会、人生和时代的关切，这样，他的诗作的整体品质已随之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与衡阳宾馆的蟋蟀对话》与蟋蟀谈人生的无奈和归宿，超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是使诗的想象和意象的运用达到较高的境界。

B、“蓝星诗社”的余光中、周梦蝶、向明、蓉子等的诗作仍在艰难地探索如何处理好传统和现代，民族化和西化的关系，当然他们比以前更注意到现代诗的语言，节奏和意象这些诗本体的问题。

C、“笠”诗社充分体现了对本土文学的重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诗歌群体，其中非马的作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在“艺术”和“现实”之间，“文学”和“科学”之间努力追求相辅相成的统一性，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同时也持反省与批判的态度，使非马的作品呈现出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要求。

D、“葡萄园”诗刊，在努力走一条不偏不倚的明朗健康的诗歌道路，一方面需要有继承传统的勇气，另一方面又不能重复走前人的路。严格地说他们的作品与现代主义作品有一定的区别，但是他们又不排斥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李渡愁的《致后现代》表达的非常的矛盾，他走到了新诗发展的十字路口。

二、开放着的发散型的思维方式

台湾现代诗、后现代诗在诗质上取代了感伤的诗情，富有机智和反讽，在诗型上以散文节奏取代韵文的格律，同时对诗歌的表现开始注意戏剧化的效果。钟伟民、林群盛、罗元辅、童若雯、商禽、田运良、碧果的作品象征、隐喻、意象灵活调度，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打破了固有的格律，以散文节奏呼应诗人的内心节奏。

台湾诗人观照世界的方式已经告别了过去那种“情感+理性”的单一路子，走向开放，诗人们思维方式上，注意综合调动各种心理感受要素，感觉知觉幻觉错觉联想幻想想象情感情绪意念理念悟性思维构成立体感受网，使感觉情绪想象悟性潜意识构成诗思维运动的五重奏，使诗歌发展有可能掌握赢得艺术世界的自由。

杨牧的 《悼某人》一连串的直觉幻觉构成了一幕幕深沉肃穆的背景，意念的反复运用，物我交融式的叙述使诗意扑朔迷离，主客间相互对应：“星光交谈/交谈/远处深巷一犬低吠/你俯耳倾听/惟蚯蚓翻身的动静刺探大地/一条蠹鱼醒来/打哈欠/心里忐忑不安”。同样林群盛的《旅·零光度》似乎主客更显浑然一体，在绿色而冰冷的耳语中/我完全不知道要向那一叶响声走去/最后是风挽着我的影子/我的影子拽着我走出去了，意象的跳跃，幻觉的切入，使诗意的展开富有立体的效果。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么一些作品既体现了一定的探索创新意识，但又走向形式极致之虞，如颜艾琳的箭头形排列诗《速度》，丘绥的图像诗《我的门联》等。

三、 一种新城市文本的逐渐形成

旧文明和新文明，技术进步与技术异化的对峙在诗人心里形成激烈的冲突，城市否证，技术崇拜和自然崇拜互为抵牾形成一种焦灼的张力，是城市诗人的共同精神特征。

田运民的《一九九九文明记事》以惠特曼式的诗歌方式，带着嘲讽的语言，陈列出未来城市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各种累迹。

柯顺隆《有人在吃我的脑袋》看似极端的叙说，带有嘲讽的语言，实际多少包含了一点黑色幽默，短期的精神痉挛缓解着紧绷的心理。

有时焦灼不仅仅停留在事物表层，此刻某种孤独意识在城市梦里的亮起来成为前景，陈斐雯的走失的路灯下，丁未倦怠于无休止的电梯生涯，而林群盛的《旅·零光度》则表现的最为淋漓尽致：走入白色而无人的大厦/走进电梯/却发现键钮上标示的不是档数/而是一些名字：“忧郁”“悲伤”…… ，诗人最后在诗篇选择了两个字：孤寂。

作为处于发达的后期工业社会的城市文化，并不愿与技术文明平头齐进，尤其是城市诗歌，它是城市文化中不安份的一分子，城市文化作为经济发展中心地区的文化，随着城市发展进程中所谓“逆城市”化得推进。“城市文化圈”越来越向外扩展，原有的城市文化呈现“空心化”的趋势，新的城市诗文本逐步形成，也是城市发达在诗歌中丧失的过程：

(1)一种人生心态的介入，把文化放到了自己的视野中心，把现代人所处的文化际遇当做思考的中心，直接由个人的各种焦虑去表达一种普遍面临的现象。

(2)在完成诗歌由历史和传统主题转向人的主题的过程中。同时也由自恋走向自渎，从自渎走向自灭。

(3)印证着一种物化现实世界的焦虑情绪。诗人们追求着一种迥异于布勒东式的超越现实的方式。

80年代末台湾诗歌发展是一个高潮期和黄金期，90年代以来发展相对平稳，台湾文学在九十年代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冲击下严肃文学的某种突围和反拨。尽管它面临着市场经济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大众视觉表象主义的严重困扰，但“文学文化化”倾向，是台湾文学近期发展的重要趋势。没有文化品位的文学，终将是没有强劲的生命力的，而且“文学的文化化”与“文学的大众化”并不是相对立的。相信台湾文学的文化化在处理好大众和社会现实，通俗与经典之间的关系的过程中，继承80年代末台湾诗歌发展的良好势头，既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又能克服时代的某种局限，寻求到一片文学的“文化草原”，来和大陆携手弘扬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传统。

[何均]

我通过此文，对台湾80年代诗歌有所了解，受益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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