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timmid]

今天看到关于贾樟柯的报道，说起他怎样的“院内开花院外香”，从《小武》到《三峡好人》，都是国外拿奖后慢慢地国内才承认，随之而来的是他作为一个文艺片导演得到认可。引用记者徐百柯的话，“《小武》拍出来10年了。11月23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纪念观影会上，许多人说自己是“小武”的老朋友，也有许多人是第一次见到“小武”。10年间，《小武》从一个“暗号”变成了一个坐标。而我另一个感觉是，贾樟柯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符号，或者说一个代名词”。“暗号”这一个词在王小波逝世后也有人在祭文中用过，说是王小波成了一个接头暗号，并由此把形形色色的事物分类。而王小波作为一个作家，从他的《黄金时代》起，大概也是从联合文学奖开始，杀回香港大陆，继而流行起来，比如他逝世十年后在网上还有“王小波门下走狗”风风火火，而且从网上杀到传统出版。

从两人的流行轨迹我倒是有几点可说。首先是一个体制的自信心。贾樟柯的电影和王小波的小说不被国内这样那样的审查通过，关键还是这个体制的信心问题。比如说，贾樟柯的电影描写的东西总是围绕“所谓底层小人物的苦难”，而王小波的小说也不例外，而且更多黑色幽默，更多隐射。这些都是所谓“潜在的不安全”，会引起那些底层小人物的共鸣，唤醒起他们的小人物意识，和他们要做大人物的雄心，进而危害到体制内那些大人物的利益，而他们的利益就是所谓的公共利益，国家利益。这就是主旋律，围绕这个主旋律则是种种规约。规约者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那些被规约的普通人不过是些木偶，或是他们可以制造些意识形态话语，切入普通人的视角，把他们玩弄于口舌之间。事实上，一个普通人经历现世所给予他的种种苦难，他总会对这些苦难加以某种角度的审视。而且即使再草根的人，也有草根的智慧，对于规约者的种种计俩，也都有或深或浅的了解。他们都是明白人，只是处于种种立场才要么沉默要么婉转曲折地发发牢骚。史铁生的立场可为代表。他说人生的种种苦难，其实并无现实的因果关系。他的意思是说人生本是受苦，并非由于现世种种（比如不怀好意的规约）才如此。所以对他来说，要么在黑夜里向着更黑的夜进发，要么就去撞墙。这种立场当然在佛学或者哲学或者文学上有更深刻透彻的阐释。可是这种立场给了规约者盲目的自信，觉得一切尽在掌握吧，因而也就更放肆。当然，底层人物的逆来顺受也可以这样解释，比如像贾樟柯所说，“--- 再就是底层的问题。事实上，社会一定是有一个结构的，如果我们不伪善的话，这个世界是不平等的。但当讨论电影的人谈到底层这个概念的时候，他把自身认同于权力，认同于非底层，他会说“这个电影是关于底层人民的什么什么”。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事实上，甚至我电影里面那样的人，他也会说“那些底层的人怎么怎么”。底层变成了一个虚的东西，所有人都不是底层，因为他总能找到“比我更惨的人”，所以这个社会文化中就变成了没有一个阶层是底层，也就不存在这个社会对于一个人群的不公正。因为实际上对那个人群是没有人去认同的。”这种说法解释一下就是，大伙即便是在看这种电影或小说时，都没把自己当成底层人，那些体制中的非底层人当然不会，更惨的是底层的人也不会，所以都有一种优越感，都觉得还有比自己更底层的人，所以自己虽然有种种的不如意，或是认识到这种不如意归根结底来自于体制的不公，虽然也从电影或小说中或多或少的找到自己，但总是想还有比自己更惨的啦，自己已经不错啦。问题的危险在于，当今中国大部分的人就是底层人，就是主流，象贾樟柯所说，“真正看过了就会知道，直到现在，我的电影里面都是主流人群——如果我们能从客观上理解这个国家，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是13亿人的国家，而不是1亿人的国家的话；是960万平方公里，再贫瘠的山村也住着人，而不光是北京CBD这一块，不光是浦东这一块的一个国家的话。我觉得他们是主流人群，怎么是边缘呢？如果说边缘，那只是在中国主流电影状态的边缘，但这个电影里面讲述的事实、生活和人我觉得是主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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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话可说

[[timmmid]]

今天看到关于贾樟柯的报道，说起他怎样的“院内开花院外香”，从《小武》到《三峡好人》，都是国外拿奖后慢慢地国内才承认，随之而来的是他作为一个文艺片导演得到认可。引用记者徐百柯的话，“《小武》拍出来10年了。11月23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纪念观影会上，许多人说自己是“小武”的老朋友，也有许多人是第一次见到“小武”。10年间，《小武》从一个“暗号”变成了一个坐标。而我另一个感觉是，贾樟柯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符号，或者说一个代名词”。“暗号”这一个词在王小波逝世后也有人在祭文中用过，说是王小波成了一个接头暗号，并由此把形形色色的事物分类。而王小波作为一个作家，从他的《黄金时代》起，大概也是从联合文学奖开始，杀回香港大陆，继而流行起来，比如他逝世十年后在网上还有“王小波门下走狗”风风火火，而且从网上杀到传统出版。

从两人的流行轨迹我倒是有几点可说。首先是一个体制的自信心。贾樟柯的电影和王小波的小说不被国内这样那样的审查通过，关键还是这个体制的信心问题。比如说，贾樟柯的电影描写的东西总是围绕“所谓底层小人物的苦难”，而王小波的小说也不例外，而且更多黑色幽默，更多隐射。这些都是所谓“潜在的不安全”，会引起那些底层小人物的共鸣，唤醒起他们的小人物意识，和他们要做大人物的雄心，进而危害到体制内那些大人物的利益，而他们的利益就是所谓的公共利益，国家利益。这就是主旋律，围绕这个主旋律则是种种规约。规约者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那些被规约的普通人不过是些木偶，或是他们可以制造些意识形态话语，切入普通人的视角，把他们玩弄于口舌之间。事实上，一个普通人经历现世所给予他的种种苦难，他总会对这些苦难加以某种角度的审视。而且即使再草根的人，也有草根的智慧，对于规约者的种种计俩，也都有或深或浅的了解。他们都是明白人，只是处于种种立场才要么沉默要么婉转曲折地发发牢骚。史铁生的立场可为代表。他说人生的种种苦难，其实并无现实的因果关系。他的意思是说人生本是受苦，并非由于现世种种（比如不怀好意的规约）才如此。所以对他来说，要么在黑夜里向着更黑的夜进发，要么就去撞墙。这种立场当然在佛学或者哲学或者文学上有更深刻透彻的阐释。可是这种立场给了规约者盲目的自信，觉得一切尽在掌握吧，因而也就更放肆。当然，底层人物的逆来顺受也可以这样解释，比如像贾樟柯所说，“--- 再就是底层的问题。事实上，社会一定是有一个结构的，如果我们不伪善的话，这个世界是不平等的。但当讨论电影的人谈到底层这个概念的时候，他把自身认同于权力，认同于非底层，他会说“这个电影是关于底层人民的什么什么”。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事实上，甚至我电影里面那样的人，他也会说“那些底层的人怎么怎么”。底层变成了一个虚的东西，所有人都不是底层，因为他总能找到“比我更惨的人”，所以这个社会文化中就变成了没有一个阶层是底层，也就不存在这个社会对于一个人群的不公正。因为实际上对那个人群是没有人去认同的。”这种说法解释一下就是，大伙即便是在看这种电影或小说时，都没把自己当成底层人，那些体制中的非底层人当然不会，更惨的是底层的人也不会，所以都有一种优越感，都觉得还有比自己更底层的人，所以自己虽然有种种的不如意，或是认识到这种不如意归根结底来自于体制的不公，虽然也从电影或小说中或多或少的找到自己，但总是想还有比自己更惨的啦，自己已经不错啦。问题的危险在于，当今中国大部分的人就是底层人，就是主流，象贾樟柯所说，“真正看过了就会知道，直到现在，我的电影里面都是主流人群——如果我们能从客观上理解这个国家，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是13亿人的国家，而不是1亿人的国家的话；是960万平方公里，再贫瘠的山村也住着人，而不光是北京CBD这一块，不光是浦东这一块的一个国家的话。我觉得他们是主流人群，怎么是边缘呢？如果说边缘，那只是在中国主流电影状态的边缘，但这个电影里面讲述的事实、生活和人我觉得是主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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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话可说

[晓鸣]

贾樟柯有关“底层”的论述让人深思。

[[自己的敌人]]

贾樟柯有关“底层”的论述让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