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曲风]

博物馆


1、 上班第一天，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人

我大学毕业到博物馆报到上班的那天，有两个人给我的印象最深。一位是连长，另一位是大师兄。
连长是博物馆的保卫科科长，姓赵，但大家都不叫他科长而叫他连长。据说他在博物馆工作前曾在部队做过侦察连的连长，而他自己也总是因此沾沾自喜。这不，我刚从办公室办完手续往后院的单身宿舍走，就见他站后院的中央，像是专门在等我。
“就你，就你吗？”他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指着我的行李，“就你是那个新来的大学生啊？我不是说的，你们现在这些大学生，比什么人都散漫，我当侦察连连长的时候，手下要有一个像你们这样吊儿郎当的，我不把他打趴下再关禁闭，我就不姓赵！记住，住宿舍不许用电炉子，抓一个罚一个。也不许在院子里踢足球，逮住了我连球带人全放气！”说完，把手背在身后走了。我这才明白刚才他为什么指着行李跟我说话，我的行李上方是一个滚圆的足球。
帮我搬行李的与我同寝室的江西人王海根对我说：“疯狗！不用理他，我们单身这边的人谁都不理他！”
“大小也是科长，该理还得理。”我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其实心里装了一肚子气。
王海根说：“什么科长，馆里根本就没有任命过他，那是他自封的。保卫科就三个人，另两个都是从保安公司租来的，就他一个人正式的。那两个小保安成天把‘科长’挂成嘴边，他就以为自己真是科长了。”
单身宿舍同锅炉房只有一门之隔，是个红砖砌的平房。单身加我共五个人，我和王海根住一屋，还有两个男生住在隔壁，对面屋里是一个今年刚从厦门大学分来的女生。里面还有几个屋子，都是锁头把门，窗户和门上没有玻璃，全都钉着胶合板，不知是作什么用的。
屋子虽然不大，但只有两个人住，所以我很满意。
王海根开始做晚饭，他从床下熟练地拖出一个电炉子，一直拖到走廊里。我说：“连长不是说不让用电炉子吗？”
王海根说：“疯狗，不理他！”
一会儿，我看到隔壁的两个人也从屋里拖出了一个电炉子。他们还热情地和我打着招呼：“新来的吧？早就知道你啦！没事过来打扑克！”

晚饭后，王海根正向我介绍馆里的情况，大师兄高大伟来了。
我在小标题上提到的给我印象最深的另一个人就是指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曾见过一次大师兄，他是我们JL大学考古专业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毕业生，那次返校是参加校庆。记得见到他时我还说过毕业后要回省内的东北人类学博物馆工作，因为那是东北最大的一座文化人类学科的专业博物馆。他却劝阻说：“幼稚，太幼稚啦！看到了现在的你我就想起了当时的我。博物馆这种狗地方不能去，那是养闲人的地方。像我们这样有志向的人应该往别处考虑考虑，去海关搞个文物鉴定，或是到文物商店做做生意都比到博物馆要强100倍！”
我明白他话的意思，他说的“志向”是指多捞点实惠。
但我在毕业分配志愿单上最终还是写上了博物馆。幼稚就幼稚吧，我还是要到这样的地方上班，因为我觉得博物馆这样的地方毕竟属于文化研究部门，比别的地方要单纯一些，我不喜欢事情太复杂。
高大伟进门就坐在了我的床上，俨然老熟人了。“还是来博物馆上班了，既然来了，我就不说什么了。其实你来了我高兴着哪，我盼了多少年就盼来个师弟，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大师兄又说：“ 我今天来，只想跟你说一句话。你是我的师弟，我必须得说，要是换了别人我也未必说。博物馆这地方闲人多，人多眼杂，人多嘴杂。东北人类学博物馆，听这名字，应该是学者聚集之处，高贵典雅，可实际上这里一大半的人都是从文艺界和体育界退下来被文化厅给硬性安排进来的，不少人还是头头脑脑的孩子呢，所以人事关系也就特别复杂。所谓工作也十分清闲，比如解说员，除了有重要的外宾和领导来，其他时间什么事儿也没有，到这里来上班的人就是图个清静。可人一旦清静下来就喜欢搞一些是非。时间长了，那些正规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也都变的和他们一样，没有什么分别。”
说实话，我听得懂大师兄的意思，可我又真的不全懂，我就问：“什么样的是非？”
大师兄诡秘地一笑，指着王海根对我说：“他比你早来一年，恐怕什么都明白了。你刚来，跟你说也不明白，自己慢慢去体会。记住，多看、多听、少说话。听说你下周要下乡到考古点，能比馆里好一点，也好不到哪去。博物馆哪，博物馆的人走到哪，博物馆也就跟到哪。”
大师兄走时，我送他到门口，他又对我说：“你是农村人，人生地不熟，有事直管找师兄。我爸是财政厅的厅长，沈阳这地方没有你大师兄办不了的事。”
最后这几句听起来就像是在吹牛，回屋后我问王海根：“他爸真的是厅长吗？”
“当然是真的啦。”
“可听起来就像假的。”
“他就是那么一个人，有时候确实喜欢吹嘘自己，所以说起真话来也像是假的。”
上床闭灯，王海根继续向我介绍大师兄：“他那人，大大咧咧的，说话喜欢压别人一头，其实人挺好，但馆里的许多人都不喜欢他，尤其是和他年龄相仿的人。但那也没有办法，人家的老子是厅长，谁也不能把他给怎么样。前年他就当上了史前人类研究室主任兼馆长助理，今年又被馆里推荐为副馆长候选人给报到了厅里。馆长其实内心里未必喜欢他，但他有用啊，确切点说，是他老子有用。这人要强，要面子，在面子上从来不输人。当然，他也乐于助人，只要有人求得着他，哪怕他知道这人对他并不友善，也会尽力帮忙。馆里的一些人便巧妙地利用了他的这一特点，背后损着，当面又常求他办事，比如子女上学，买条平价烟，农村亲戚进城打工等等。只要求着他了，他从不含糊，一一照办。求他的人问他需不需要意思意思时，他就挺着胸脯说，用不着，我大伟办事还用的着那个！其实很可能他自己已经悄悄地给办事人打点过了。求他的人肚子里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便也装傻不去点破。”


2、 庙村遗址考古，像是生活在世外桃园

我被分到了田野工作部。一周后，部里又把我分派到了辽南的一处考古工作站—庙村青铜器时代遗址。
我是自己坐火车去的，鞠公老先生早就等在那个小站上。
我知道鞠公是文革前老北大毕业的，研究早期城市建筑的专家，我在大学时就在杂志上读过他的文章。可我没想到他的穿着打扮以及他瘦小枯干的模样同乡下人竟没什么两样。
我们又前行了10多里路才到了考古点。听王海根说，考古点原来还有一个人，是七十年代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但他和老鞠死活干不到一块去，两人时常是恶语相向。所以在我报到之前，领导就把那人调回了馆里，给分到历史陈列部去了。于是，我就这么顶了他的缺。
但我怎么也搞不明白那人怎么能和老鞠这么一个老实厚道的老学者处不上来。一路上老鞠帮我拎着背包，我夺都夺不回去，只好由着他。到了点上，他又为我倒水泡茶的，像是招待客人。
庙村座落在一个小山坳里，遗址就在村子东边的一处高地上。高地上长着许多苹果树，老人们一直都说这是古时候的一处庙址，是唐代薛礼征东时建的，后来年头久了就荒废了。庙村也是这么得的名。几年前鞠公来了，经调查探测后才发现，这根本就不是唐代的什么庙，而是商周时代的一座方城。
苹果园里有两间看园子的石头房子，考古工作站便安在了这两间简陋的屋里。
本来，考古队一般都是在村子里拣好的房子租下，能舒适一些就尽量舒适一些。可老鞠喜欢清静，不喜欢住在老百姓家里，再者，住在果园里，遗址也好有个照应。

老鞠安排我管理工地上的帐务，要是有人参观，接待工作也让我安排。至于工地发掘工作，他对我并没什么要求，什么时候去和不去都没有关系。老鞠对工人要求得也不严。发掘工人有10多人，清一色的女孩，都是从庙村里招来的。老鞠老实，小女孩们就有些欺负他。有时候没到下班时间便吵着提前下工，老鞠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剩下的土方他就一个人挥着锹在干，天黑透了才回来。有时候我看不下去，就去帮帮他，他却说：“你要是想锻炼锻炼身体，就一起干；你要是存心帮我，那用不着。你以为我是惯着她们才让她们提前下工的？其实不然，我这么大年纪再不锻炼锻炼能行吗？要是活儿都让她们全干了，我干什么？
但有时候，正上工的时候那些女孩也是打打闹闹的，老鞠也从来好象没看见似的，一个人蹲在探方里用手铲刮着剖面划地层，或是又抡起铁锹清土。有一天下工，老鞠对我说：“这帮孩子，全让我惯坏了，我知道你看不惯，但也没办法。你知道我给人家的工钱是多少吗？对，你管账，你比我知道。一天八毛钱对不对？现在这年头，一天八毛钱能找来什么人？涨工钱？我又何尝不想涨，我都打了几次报告了，馆里说什么也不批。所以，村里的壮劳力没几个来，就是这些刚初中毕业就辍了学的小女孩也是我求着人家才来的，你说，我管的了她们吗？”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说。
老鞠又说:“不过，这也挺好。田野工作本来就急不得，慢慢泡着干最好。早干完了下一步还不知道给派到哪里呢？在博物馆里是非太多，能避开就尽量避开。都说田野工作部不太好，一年到头尽在野外忙活，风餐露宿，生活艰苦，其实我看根本不是那码事，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说给领导和别人听的，到底苦到哪里我们心里最清楚。不说别的，在工地上泡着，光田野补助就相当于你一个半月的工资，就是苦一点也值得。你刚参加工作，有些东西不明白，书本外的学问其实不比书本内的小。田野考古不是搞房屋工程，用不着赶进度。就拿庙村这个项目来说，你要是在两三个月就把它发掘完了，在领导眼里未必就是成绩，可能毛病多着呢，甚至还会有人怀疑你为了赶进度破坏了遗存的原生堆积。就这么慢慢地泡着，没有人能说出什么来，每年都给它出点成果，然后等年初也好立项报预算，向上级部门请钱。考古发掘的钱是专款专用，钱到了，我们一年的吃喝、工地上的迎来送往也就有了，甚至我们平时个人的费用也都能从这里打出来。”

老鞠真正上工的时候话并不太多，但每天一下工就跟我滔滔不绝起来。这天晚上，他开始教我怎么做帐。他说，工地上的工人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像平时的吃喝以及客人的招待费，都要从小工费上打出来。所以馆里怕工地上做帐做的太离谱，使对工地财务的管理失控，于是就有意压低小工的费用。但馆长和厅里的文物处时常得到工地验收检查，来了我们又不得不招待，一下子他们就会吃掉一、二百个工，所以这帐既好做又不好做。
其实我很珍惜这次下田野的机会。本来，在我来庙村之前，我心里早就有了打算，守着鞠先生这样的老学者，趁机会充实充实自己，多从他那里学一些发掘技巧和专业研究方法。可几个月过去了，专业上的东西好象我并没从老鞠那儿得到多少，倒是专业之外的东西我学了不少。
中间回省城的时候，我跟王海根说出了我的感觉。王海根说，那就对了。你记着，不会有什么人教你怎么干考古，怎么当专家。学问上的东西都要靠自己去摸索，去琢磨，琢磨明白了还不能马上说，说出来就成了别人的。什么时候把琢磨明白的东西变成了文章，登在期刊上，那东西才是你自个的。
我原来之所以选了这么个专业做我的终身职业，首要原因自然是我喜欢，另外的原因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同别的行当比起来会显得单纯和清静。现在看来，我也许从根上就想错了。
不过好在老鞠对我很好，这让我心里一直暗暗称幸。工作站从村里雇来了一位中年妇女，负责买菜做饭。虽说给的开销支出全由我管，老鞠却常常直接吩咐那位大嫂，说年轻人要长身体，多买点肉，愿意喝啤酒就买一箱放到那里，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偶而他还让大嫂从村里买只鸡杀了吃。老鞠吃饭从来很简单，有一个馒头来点菜就够了，我知道，他这么做都是为了我。

我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除了有时候当地政府的领导好奇来参观参观，厅里文物处的领导偶尔来检查检查工作之外，大部分时间这里还是清静的，我的工作也不是十分地忙。工地上大量的工作就是取土，真正需要我们自己执铲动手的时候其实并不多。再者，一旦需要老鞠自己也全都包揽了，我也只是蹲在旁边看他在做而已。开始时，我也象老鞠那样和民工一起取土，但几天下来，膀子便酸得要命。于是便打消了锻炼身体的念头，回头从老鞠那里借来一本美国人写的有关早期文明形成的英文版专著，在工地边缘的一棵老苹果树的枝杈上坐着看起来，觉得挺惬意。遇到一些问题，我便去问老鞠。这个干巴老头的肚子里装了许多我不知道的东西，有关埃及学、苏美尔考古、玛雅文化的研究成果他说起来如数家珍。但是当我一问到和庙村遗址有关的问题时，他的话便一下子变少了，或是干脆装做没听见，不说。所以试了一两回之后，我也就不问了。
晚上闭了灯，就我们两个人躺在炕上，他也会跟我讲讲馆里的人和事，不过，他最愿意谈的还是“文革”时的事，比如馆里分成几派啦，谁把谁打残了，老专家畏罪自杀啦等等。有一天跟他提起了大师兄，他在黑暗中迟疑了片刻，说：“高大伟本质上是个好人，但就是让大家不喜欢他。他这人有些自高自大，又死要面子。就说他媳妇跟连长之间的事，全馆的人都知道，结果就瞒他一个。以前他也是搞田野的，结果他前脚出门，连长后脚就进了他的家门。他爱人长得不错，年轻时是省体操队的，听说还在国际比赛中拿过名次，青春过了教练没当上就给安排到馆里做解说员。也不知怎么，守着高大伟那样的高干家庭却不好好过日子，非和那个咋咋呼呼的赵连长搅在一起。怪只怪两人没孩子，高大伟一出差家里便没有什么能拴住她。馆长看不下去了，也是为了照顾高大伟，就把他调回馆里，到史前部当主任。但这也没起多大作用。两人明里暗里地照样来往，高大伟粗粗拉拉地仍是浑然不觉。馆长觉的这样下去还是不行，就把前体操队员和连长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批评了，然后又找大伟谈心，结果话只提了开头，高大伟就火冒三丈，跳起来差点把馆长打了。他说，我们夫妻之间不是一般二般地好，而是十分十二分地相亲相爱，外面有一些风言风语我也不是没听到，我都不信这些谣言，你做馆长的怎么能就这么轻信呢？馆长自知没趣，就再也不提此事。我们也都觉得这事馆长做得不妥，高大伟向来把面子看的比生命都重要，你偏拣人家的要害去捅，揭人家的面子，那还得了？”。
老鞠一边讲一边睡着了，讲话的声音渐渐被响亮的呼噜声所代替，但我这一晚却没睡踏实，大师兄的形象老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

老鞠爱吃面食，我却喜欢吃米饭，考虑到用锅闷饭不大方便，老鞠有一天便安排我去县城买电饭锅。他告诉我最好买个大号的，然后再买个小号的。我以为大号的也许是为了来客人时用，小号的留给我们自己平时用。等买了回来，老鞠却说，那大号的是给工地买的，小号的留给我带回省城在宿舍用，电炉子怎么来说也不方便，也太费电。
高台上的土地早被我们博物馆征用了，所以工地上的苹果树也归了我们。秋收的时候，老鞠专门拿出一天，让民工们停止了探方里的工作，上树摘果。老鞠把修复好的几个陶罐从地下搬到了炕上，又把成袋的陶片搬到了厨房。到了晚上，我和老鞠的屋里便堆满了用陶片袋装着的苹果。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厅文物处一位副处长和我们馆长一起来到了庙村。
他们是来验收工地的。老鞠说，这是惯例，每年天一上冷各工地都要收工等待验收。
馆长带来了两辆车，一辆是他们自己坐的越野吉普，另一辆是馆里的“佐川急便”。我知道，那辆“佐川急便”是去年日本一家考古团体赠送的。
上午，工地验收完毕。当地县文化局也来人了，临近中午他们就一起往县城去了。老鞠也走了，只剩下了我和“佐川急便”的司机小李师傅。
午饭后，按照老鞠的安排，李师傅和我指挥民工把苹果装到了车上。然后我们把石头房子帖上封条，又对负责冬天看护遗址的做饭大嫂的丈夫嘱咐了几句，就开车起程，直奔省城了。
路上，李师傅说，今年馆里的福利比往年都好。既有辽南的苹果、渤海的带鱼，又有辽西的大枣和牛羊肉。其实，田野部对馆里的贡献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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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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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1、 上班第一天，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人

我大学毕业到博物馆报到上班的那天，有两个人给我的印象最深。一位是连长，另一位是大师兄。
连长是博物馆的保卫科科长，姓赵，但大家都不叫他科长而叫他连长。据说他在博物馆工作前曾在部队做过侦察连的连长，而他自己也总是因此沾沾自喜。这不，我刚从办公室办完手续往后院的单身宿舍走，就见他站后院的中央，像是专门在等我。
“就你，就你吗？”他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指着我的行李，“就你是那个新来的大学生啊？我不是说的，你们现在这些大学生，比什么人都散漫，我当侦察连连长的时候，手下要有一个像你们这样吊儿郎当的，我不把他打趴下再关禁闭，我就不姓赵！记住，住宿舍不许用电炉子，抓一个罚一个。也不许在院子里踢足球，逮住了我连球带人全放气！”说完，把手背在身后走了。我这才明白刚才他为什么指着行李跟我说话，我的行李上方是一个滚圆的足球。
帮我搬行李的与我同寝室的江西人王海根对我说：“疯狗！不用理他，我们单身这边的人谁都不理他！”
“大小也是科长，该理还得理。”我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其实心里装了一肚子气。
王海根说：“什么科长，馆里根本就没有任命过他，那是他自封的。保卫科就三个人，另两个都是从保安公司租来的，就他一个人正式的。那两个小保安成天把‘科长’挂成嘴边，他就以为自己真是科长了。”
单身宿舍同锅炉房只有一门之隔，是个红砖砌的平房。单身加我共五个人，我和王海根住一屋，还有两个男生住在隔壁，对面屋里是一个今年刚从厦门大学分来的女生。里面还有几个屋子，都是锁头把门，窗户和门上没有玻璃，全都钉着胶合板，不知是作什么用的。
屋子虽然不大，但只有两个人住，所以我很满意。
王海根开始做晚饭，他从床下熟练地拖出一个电炉子，一直拖到走廊里。我说：“连长不是说不让用电炉子吗？”
王海根说：“疯狗，不理他！”
一会儿，我看到隔壁的两个人也从屋里拖出了一个电炉子。他们还热情地和我打着招呼：“新来的吧？早就知道你啦！没事过来打扑克！”

晚饭后，王海根正向我介绍馆里的情况，大师兄高大伟来了。
我在小标题上提到的给我印象最深的另一个人就是指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曾见过一次大师兄，他是我们JL大学考古专业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毕业生，那次返校是参加校庆。记得见到他时我还说过毕业后要回省内的东北人类学博物馆工作，因为那是东北最大的一座文化人类学科的专业博物馆。他却劝阻说：“幼稚，太幼稚啦！看到了现在的你我就想起了当时的我。博物馆这种狗地方不能去，那是养闲人的地方。像我们这样有志向的人应该往别处考虑考虑，去海关搞个文物鉴定，或是到文物商店做做生意都比到博物馆要强100倍！”
我明白他话的意思，他说的“志向”是指多捞点实惠。
但我在毕业分配志愿单上最终还是写上了博物馆。幼稚就幼稚吧，我还是要到这样的地方上班，因为我觉得博物馆这样的地方毕竟属于文化研究部门，比别的地方要单纯一些，我不喜欢事情太复杂。
高大伟进门就坐在了我的床上，俨然老熟人了。“还是来博物馆上班了，既然来了，我就不说什么了。其实你来了我高兴着哪，我盼了多少年就盼来个师弟，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大师兄又说：“ 我今天来，只想跟你说一句话。你是我的师弟，我必须得说，要是换了别人我也未必说。博物馆这地方闲人多，人多眼杂，人多嘴杂。东北人类学博物馆，听这名字，应该是学者聚集之处，高贵典雅，可实际上这里一大半的人都是从文艺界和体育界退下来被文化厅给硬性安排进来的，不少人还是头头脑脑的孩子呢，所以人事关系也就特别复杂。所谓工作也十分清闲，比如解说员，除了有重要的外宾和领导来，其他时间什么事儿也没有，到这里来上班的人就是图个清静。可人一旦清静下来就喜欢搞一些是非。时间长了，那些正规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也都变的和他们一样，没有什么分别。”
说实话，我听得懂大师兄的意思，可我又真的不全懂，我就问：“什么样的是非？”
大师兄诡秘地一笑，指着王海根对我说：“他比你早来一年，恐怕什么都明白了。你刚来，跟你说也不明白，自己慢慢去体会。记住，多看、多听、少说话。听说你下周要下乡到考古点，能比馆里好一点，也好不到哪去。博物馆哪，博物馆的人走到哪，博物馆也就跟到哪。”
大师兄走时，我送他到门口，他又对我说：“你是农村人，人生地不熟，有事直管找师兄。我爸是财政厅的厅长，沈阳这地方没有你大师兄办不了的事。”
最后这几句听起来就像是在吹牛，回屋后我问王海根：“他爸真的是厅长吗？”
“当然是真的啦。”
“可听起来就像假的。”
“他就是那么一个人，有时候确实喜欢吹嘘自己，所以说起真话来也像是假的。”
上床闭灯，王海根继续向我介绍大师兄：“他那人，大大咧咧的，说话喜欢压别人一头，其实人挺好，但馆里的许多人都不喜欢他，尤其是和他年龄相仿的人。但那也没有办法，人家的老子是厅长，谁也不能把他给怎么样。前年他就当上了史前人类研究室主任兼馆长助理，今年又被馆里推荐为副馆长候选人给报到了厅里。馆长其实内心里未必喜欢他，但他有用啊，确切点说，是他老子有用。这人要强，要面子，在面子上从来不输人。当然，他也乐于助人，只要有人求得着他，哪怕他知道这人对他并不友善，也会尽力帮忙。馆里的一些人便巧妙地利用了他的这一特点，背后损着，当面又常求他办事，比如子女上学，买条平价烟，农村亲戚进城打工等等。只要求着他了，他从不含糊，一一照办。求他的人问他需不需要意思意思时，他就挺着胸脯说，用不着，我大伟办事还用的着那个！其实很可能他自己已经悄悄地给办事人打点过了。求他的人肚子里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便也装傻不去点破。”


2、 庙村遗址考古，像是生活在世外桃园

我被分到了田野工作部。一周后，部里又把我分派到了辽南的一处考古工作站—庙村青铜器时代遗址。
我是自己坐火车去的，鞠公老先生早就等在那个小站上。
我知道鞠公是文革前老北大毕业的，研究早期城市建筑的专家，我在大学时就在杂志上读过他的文章。可我没想到他的穿着打扮以及他瘦小枯干的模样同乡下人竟没什么两样。
我们又前行了10多里路才到了考古点。听王海根说，考古点原来还有一个人，是七十年代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但他和老鞠死活干不到一块去，两人时常是恶语相向。所以在我报到之前，领导就把那人调回了馆里，给分到历史陈列部去了。于是，我就这么顶了他的缺。
但我怎么也搞不明白那人怎么能和老鞠这么一个老实厚道的老学者处不上来。一路上老鞠帮我拎着背包，我夺都夺不回去，只好由着他。到了点上，他又为我倒水泡茶的，像是招待客人。
庙村座落在一个小山坳里，遗址就在村子东边的一处高地上。高地上长着许多苹果树，老人们一直都说这是古时候的一处庙址，是唐代薛礼征东时建的，后来年头久了就荒废了。庙村也是这么得的名。几年前鞠公来了，经调查探测后才发现，这根本就不是唐代的什么庙，而是商周时代的一座方城。
苹果园里有两间看园子的石头房子，考古工作站便安在了这两间简陋的屋里。
本来，考古队一般都是在村子里拣好的房子租下，能舒适一些就尽量舒适一些。可老鞠喜欢清静，不喜欢住在老百姓家里，再者，住在果园里，遗址也好有个照应。

老鞠安排我管理工地上的帐务，要是有人参观，接待工作也让我安排。至于工地发掘工作，他对我并没什么要求，什么时候去和不去都没有关系。老鞠对工人要求得也不严。发掘工人有10多人，清一色的女孩，都是从庙村里招来的。老鞠老实，小女孩们就有些欺负他。有时候没到下班时间便吵着提前下工，老鞠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剩下的土方他就一个人挥着锹在干，天黑透了才回来。有时候我看不下去，就去帮帮他，他却说：“你要是想锻炼锻炼身体，就一起干；你要是存心帮我，那用不着。你以为我是惯着她们才让她们提前下工的？其实不然，我这么大年纪再不锻炼锻炼能行吗？要是活儿都让她们全干了，我干什么？
但有时候，正上工的时候那些女孩也是打打闹闹的，老鞠也从来好象没看见似的，一个人蹲在探方里用手铲刮着剖面划地层，或是又抡起铁锹清土。有一天下工，老鞠对我说：“这帮孩子，全让我惯坏了，我知道你看不惯，但也没办法。你知道我给人家的工钱是多少吗？对，你管账，你比我知道。一天八毛钱对不对？现在这年头，一天八毛钱能找来什么人？涨工钱？我又何尝不想涨，我都打了几次报告了，馆里说什么也不批。所以，村里的壮劳力没几个来，就是这些刚初中毕业就辍了学的小女孩也是我求着人家才来的，你说，我管的了她们吗？”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说。
老鞠又说:“不过，这也挺好。田野工作本来就急不得，慢慢泡着干最好。早干完了下一步还不知道给派到哪里呢？在博物馆里是非太多，能避开就尽量避开。都说田野工作部不太好，一年到头尽在野外忙活，风餐露宿，生活艰苦，其实我看根本不是那码事，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说给领导和别人听的，到底苦到哪里我们心里最清楚。不说别的，在工地上泡着，光田野补助就相当于你一个半月的工资，就是苦一点也值得。你刚参加工作，有些东西不明白，书本外的学问其实不比书本内的小。田野考古不是搞房屋工程，用不着赶进度。就拿庙村这个项目来说，你要是在两三个月就把它发掘完了，在领导眼里未必就是成绩，可能毛病多着呢，甚至还会有人怀疑你为了赶进度破坏了遗存的原生堆积。就这么慢慢地泡着，没有人能说出什么来，每年都给它出点成果，然后等年初也好立项报预算，向上级部门请钱。考古发掘的钱是专款专用，钱到了，我们一年的吃喝、工地上的迎来送往也就有了，甚至我们平时个人的费用也都能从这里打出来。”

老鞠真正上工的时候话并不太多，但每天一下工就跟我滔滔不绝起来。这天晚上，他开始教我怎么做帐。他说，工地上的工人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像平时的吃喝以及客人的招待费，都要从小工费上打出来。所以馆里怕工地上做帐做的太离谱，使对工地财务的管理失控，于是就有意压低小工的费用。但馆长和厅里的文物处时常得到工地验收检查，来了我们又不得不招待，一下子他们就会吃掉一、二百个工，所以这帐既好做又不好做。
其实我很珍惜这次下田野的机会。本来，在我来庙村之前，我心里早就有了打算，守着鞠先生这样的老学者，趁机会充实充实自己，多从他那里学一些发掘技巧和专业研究方法。可几个月过去了，专业上的东西好象我并没从老鞠那儿得到多少，倒是专业之外的东西我学了不少。
中间回省城的时候，我跟王海根说出了我的感觉。王海根说，那就对了。你记着，不会有什么人教你怎么干考古，怎么当专家。学问上的东西都要靠自己去摸索，去琢磨，琢磨明白了还不能马上说，说出来就成了别人的。什么时候把琢磨明白的东西变成了文章，登在期刊上，那东西才是你自个的。
我原来之所以选了这么个专业做我的终身职业，首要原因自然是我喜欢，另外的原因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同别的行当比起来会显得单纯和清静。现在看来，我也许从根上就想错了。
不过好在老鞠对我很好，这让我心里一直暗暗称幸。工作站从村里雇来了一位中年妇女，负责买菜做饭。虽说给的开销支出全由我管，老鞠却常常直接吩咐那位大嫂，说年轻人要长身体，多买点肉，愿意喝啤酒就买一箱放到那里，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偶而他还让大嫂从村里买只鸡杀了吃。老鞠吃饭从来很简单，有一个馒头来点菜就够了，我知道，他这么做都是为了我。

我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除了有时候当地政府的领导好奇来参观参观，厅里文物处的领导偶尔来检查检查工作之外，大部分时间这里还是清静的，我的工作也不是十分地忙。工地上大量的工作就是取土，真正需要我们自己执铲动手的时候其实并不多。再者，一旦需要老鞠自己也全都包揽了，我也只是蹲在旁边看他在做而已。开始时，我也象老鞠那样和民工一起取土，但几天下来，膀子便酸得要命。于是便打消了锻炼身体的念头，回头从老鞠那里借来一本美国人写的有关早期文明形成的英文版专著，在工地边缘的一棵老苹果树的枝杈上坐着看起来，觉得挺惬意。遇到一些问题，我便去问老鞠。这个干巴老头的肚子里装了许多我不知道的东西，有关埃及学、苏美尔考古、玛雅文化的研究成果他说起来如数家珍。但是当我一问到和庙村遗址有关的问题时，他的话便一下子变少了，或是干脆装做没听见，不说。所以试了一两回之后，我也就不问了。
晚上闭了灯，就我们两个人躺在炕上，他也会跟我讲讲馆里的人和事，不过，他最愿意谈的还是“文革”时的事，比如馆里分成几派啦，谁把谁打残了，老专家畏罪自杀啦等等。有一天跟他提起了大师兄，他在黑暗中迟疑了片刻，说：“高大伟本质上是个好人，但就是让大家不喜欢他。他这人有些自高自大，又死要面子。就说他媳妇跟连长之间的事，全馆的人都知道，结果就瞒他一个。以前他也是搞田野的，结果他前脚出门，连长后脚就进了他的家门。他爱人长得不错，年轻时是省体操队的，听说还在国际比赛中拿过名次，青春过了教练没当上就给安排到馆里做解说员。也不知怎么，守着高大伟那样的高干家庭却不好好过日子，非和那个咋咋呼呼的赵连长搅在一起。怪只怪两人没孩子，高大伟一出差家里便没有什么能拴住她。馆长看不下去了，也是为了照顾高大伟，就把他调回馆里，到史前部当主任。但这也没起多大作用。两人明里暗里地照样来往，高大伟粗粗拉拉地仍是浑然不觉。馆长觉的这样下去还是不行，就把前体操队员和连长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批评了，然后又找大伟谈心，结果话只提了开头，高大伟就火冒三丈，跳起来差点把馆长打了。他说，我们夫妻之间不是一般二般地好，而是十分十二分地相亲相爱，外面有一些风言风语我也不是没听到，我都不信这些谣言，你做馆长的怎么能就这么轻信呢？馆长自知没趣，就再也不提此事。我们也都觉得这事馆长做得不妥，高大伟向来把面子看的比生命都重要，你偏拣人家的要害去捅，揭人家的面子，那还得了？”。
老鞠一边讲一边睡着了，讲话的声音渐渐被响亮的呼噜声所代替，但我这一晚却没睡踏实，大师兄的形象老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

老鞠爱吃面食，我却喜欢吃米饭，考虑到用锅闷饭不大方便，老鞠有一天便安排我去县城买电饭锅。他告诉我最好买个大号的，然后再买个小号的。我以为大号的也许是为了来客人时用，小号的留给我们自己平时用。等买了回来，老鞠却说，那大号的是给工地买的，小号的留给我带回省城在宿舍用，电炉子怎么来说也不方便，也太费电。
高台上的土地早被我们博物馆征用了，所以工地上的苹果树也归了我们。秋收的时候，老鞠专门拿出一天，让民工们停止了探方里的工作，上树摘果。老鞠把修复好的几个陶罐从地下搬到了炕上，又把成袋的陶片搬到了厨房。到了晚上，我和老鞠的屋里便堆满了用陶片袋装着的苹果。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厅文物处一位副处长和我们馆长一起来到了庙村。
他们是来验收工地的。老鞠说，这是惯例，每年天一上冷各工地都要收工等待验收。
馆长带来了两辆车，一辆是他们自己坐的越野吉普，另一辆是馆里的“佐川急便”。我知道，那辆“佐川急便”是去年日本一家考古团体赠送的。
上午，工地验收完毕。当地县文化局也来人了，临近中午他们就一起往县城去了。老鞠也走了，只剩下了我和“佐川急便”的司机小李师傅。
午饭后，按照老鞠的安排，李师傅和我指挥民工把苹果装到了车上。然后我们把石头房子帖上封条，又对负责冬天看护遗址的做饭大嫂的丈夫嘱咐了几句，就开车起程，直奔省城了。
路上，李师傅说，今年馆里的福利比往年都好。既有辽南的苹果、渤海的带鱼，又有辽西的大枣和牛羊肉。其实，田野部对馆里的贡献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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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曲风]

3、摔了饭锅。又砸了连长两铜锤

第二天早晨，我和王海根就用我从工地带回来的那个电锅做饭。王海根说，田野部确实比别的部要实惠一些，他一毕业也在田野部。但今年春天他处上了个对象，所以就以风湿病为借口调到民间文物征集部。到了处对象的年纪，不这样也没办法，去年别人给他介绍了有一打对象，一听说是做考古的，一年到头在城里也呆不了几天，便都摇起了头。如此之举也是他不得已为之的援兵之计，等姑娘跟他铁了心，他再找领导回田野部。
我把工地上的帐本收据全抱到了馆长那儿，等他审阅签字。馆长也是老北大毕业的，据说是鞠公的上下届同学。馆里的大事小情全他一人做主。他并没有看得太仔细，只是随手翻了翻，便在每一本帐的封页上签上他的名字。一边签，一边似乎漫不经心地说：“怎么样，刚参加工作还习惯吧，田野工作辛苦，但也比较锻炼人，我也干了三十多年田野。考古点上的帐比较乱，馆里也不好控制，所以全靠大家自觉。庙村的帐由你管，你得替公家多费点心，负点责。公家就是公家的，自己就是自己的，公家的一分钱也不应该占。“说完最后一句话，他抬起头看看我，眼神有些游离不定。
签完字，我到财会部去核销。不知怎么，馆长的一番话让我感到有些不自在，也有些莫明其妙。

我把我的感觉跟王海根说了。他说，这里肯定有什么问题，但到底怎么回事，他也说不清。不过有一件事，我得跟你提个醒，馆长这人可得罪不起，你要是得罪了他，也就没什么好日子过了。高大伟得罪过他，可人家有老爸在后面撑着，像我们这样外地来的大学生，没根没底的，就得老老实实才好。然后，王海根又跟我举了个例子：“开‘佐川急便’的小李子你不都认识了吗？你以为他是正儿八经的司机吗？错！他是南开博物馆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呢。”
“怎么是这样？那他怎么放着专业不干去开什么卡车？”我简直有些摸不着头脑。
“事情得从馆长那说起。”王海根沉吟了一会儿，似乎在想该不该跟我说，但他还是说了，“馆长老俩口只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在厅里办公室分发报纸信件。也许是因为馆长精明得过了头的缘故，女儿的智商却好象有些问题，据说小学五年的算数题她都做不出来。厅里开始想让她当打字员，就让她专门学习了三个月，可回来后半天也打不出一个字，最后只能让她管信件。就这么个女儿，馆长却一心要替她做主找个有学历的女婿。小李前年刚分到馆里，馆长就看上他了，便托人介绍。小李错就错在他不该稀里糊涂和人家处了一段时间才黄。要么你一开始就谢绝，要么你就别回头一直跟她好下去，给馆长当驸马。绝对没有第三条路，可人家小李偏偏就走了第三条路，和女儿处了三个月之后又提出分手，这不等于往馆长脸上掴耳光吗？小李家是本城人，可父母都是铁路西区工人村里的工人，父亲是工厂开吊车的，母亲是翻砂车间的翻砂工人，可以说，家里没有任何背景。馆长觉得自己能看上小李这是在抬举他呢，可没想到就他们家的那个条件还有资格主动甩了他女儿。到了第二年年初，馆内进行机构改革，实行上岗聘用制，结果馆里的人员都齐刷刷地找到了地方，只剩小李一人没有任何部门肯聘用他。小李书生气重，白念了一肚子书，竟看不透这里的门道。据说小李的父母在春节时专门到馆长家串了门，馆长才出面说服了办公室主任把小李聘到了办公室。但办公室里已没有多余位置，正好有一辆日本人赠送的卡车还没人开，主任就送他去驾驶学校学习了几个月，回来后便成了馆里的专职司机。大家都明白这中间是怎么回事，可小李却并没有什么抱怨，似乎还对这份工作感到很知足。
王海根跟我说这话时是在夜里，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我想，他的表情一定很复杂。
“我明白了，海根”我说，“馆长是想给自己找个女婿然后当儿子来培养。”
“我就没有小李那么死心眼。我去年一来，就有人给我介绍那个女儿，我是一口回绝了，所以就没惹出麻烦来，但你还不能说你没有女朋友，你要是说没有就一口回绝，那就又有些伤面子了。所以我就推说自己在江西乡下的老家已经有了个女朋友了。那个介绍的人便自然没有话说。等我后来又有了女朋友，别人问起，我就说那个黄了。“我好象有种预感”，王海根把头转向了我这边，因为我听到了黑暗中他枕头发出了沙沙的声音，“有一天也会有人把馆长女儿介绍到你头上的，你可要有心理准备。”

王海根的预感果然变成了现实。
有一天傍晚下班时，老鞠要我到他家里吃饭，我不假思索就去了。吃完了饭，鞠夫人给我俩倒茶，老鞠端起茶杯，吹了吹试着要喝，觉的有些烫，就放了下来，对我说：“年轻人，你自己一个人在省城生活实在是不方便，馆里连个食堂也没有，你也不小了，该找女朋友啦！”
这时我想起了王海根的话，心里就警觉起来。“我想给你介绍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条件也不错，结了婚住房有保证。”
我知道往下我该怎么说了，王海根教过我的。我应该说我已有女朋友了，这样就能把事情化解。但老鞠又没说出是谁，万一我自己神经过敏，而老鞠所提的是别人呢？
于是我笑而不答，其实是在等老鞠的下文。
老鞠接着说：“她就在厅里工作，是办公室的文秘，文凭不高，但人品、长相都没的比。”
我还在作微笑状，老鞠就有点摸不准我，问：“怎么，你笑什么？”
我说：“鞠老师，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怎么没听你提过？”
“是老家农村的，就没好意思说。”
“你这小子，还把鞠老师当外人。怎么你和王海根都找了农村的，以后户口也是问题。”老鞠有点疑惑的样子。
我还是笑而不答。我不是故意要这么做，而是心里有些发毛，不知怎么说才好。
算了算了，老鞠端起自己的茶杯，又对我说，喝茶喝茶，这事就当我没说过好了。
我回头就把这事跟王海根说了，王海根说，你做的对，就得这么做，把敌人消灭在摇篮里。但他又说，你怎么编得和我一样啊？你就不会变一变，说你女朋友在大学还没毕业吗？我说，事情发生得突然，脑袋一下子没转过弯来。
不过，我还是长长地舒了口气，事情终于过去了。我说：“司机没当成。”
王海根说：“小李好赖还有个‘佐川急便’，等轮到你恐怕连马车都没有了。”

转眼间已近岁尾，馆里开始开会总结全年的工作。看来田野部果然是博物馆中一个举足轻重的部门，馆里专门拿出一天听各考古工地的成果汇报。庙村遗址排在了最后，等老鞠把庙村的情况简要汇报完毕，馆长便开始总结田野部全年的考古发掘成果。最后，馆长的口气一下子变得严厉起来，说：“成果归成果，问题归问题。对于成果我向来予以肯定，但对于缺点和问题我从来都是发现一例指出一例。各考古工地的财务管理仍然存在着一些漏洞，不要以为这是老生常谈，财务工作做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发掘工作、研究工作，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我想没有必要再给大家一一举例。我只想说一件事，有个别的年轻的同志参加工作不久就学会了投机取巧，竟用公款为自己买电饭锅，还用虚开的发票充帐。对于这起违法事件，我们必须认真调查，并给予严肃的处理。”
我看到了大家用目光在互相探询着，这时，有几个人已经把目光投在我身上了，然后几乎全馆的人都尾随着那几个人把目光的焦点全都集中在我的脸上。我只觉的有许多针刺在身上，额头又渗出了豆大的汗珠，我知道我的脸色要么是紫红，要么就是惨白，因为我已分不出觉得热还是觉得冷。我紧紧地盯着坐在前排的老鞠，只能看见他的后背，他正低着头翻着手里的本子，好像馆长的话跟他毫无关系。馆长刚一宣布散会，我飞也似地跑出会议室，从寝室拿出了那个破电锅，又返回前院。当着那些正陆续走出的人的面，把电锅举过头顶，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它摔到了水泥台阶上。

至此以后，我跟老鞠再也没说过一句话。直到十年之后，也就是不久之前，我在一个东三省文物考古研讨会上见到他时才同他打了个招呼。而此刻，他早就退休了，呆在家里。而我却早已改了行，这时已成为东北最大一家文物拍卖行的总经理了。这次会议之所以我能够列席参加，那是因为我是这次会议的赞助商。老鞠已经老了，满头白发，他见我主动跟他打了招呼，有些喜出望外。于是把我拉在一边，说：“有几名话憋在我心里已经有十多年了，一直把我折磨得很难受。今天我是不吐不快了，希望你能耐心地听我解释。”
都这时候还提那事，我觉得很好笑，但我又真想听听他怎么说。就像多年以前那次在他家里吃饭时那样，我有意作笑而不答状，算是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他说，那次你一定是误会了，你一定是认为我在馆长那儿把你出卖了对不对？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要是我真想出卖你又何必在庙村那么关照你呢？请相信，我的人品还没那么坏。你刚分到馆里，馆长就把你交给我带，还曾专门叮嘱过我，在生活上要多照顾照顾你。回到馆里，我是把电锅那事当作落实领导批示的功绩给汇报了，谁想到馆长竟能把这么个在考古点上司空见惯的事上纲上限给当作大事拿到了大会上。从那以后，你没理过我，而我也很少理过馆长，尽管他是我的大学同学。
看着老鞠那么认真地解释着往事，我这回真地笑了，因为我听到了我的笑声。我说，鞠老师，你不用再说了，在博物馆时候的那些事我真地都记不起来了，还提它干什么？

电锅摔了的那天晚上，大师兄来到了我的寝室。
“你上班的头一天我跟你说过什么，你还记不记得？”大师兄劈头盖脸地问我，“你要是忘了，我告诉你，那就是谨慎做事，凡事三思后行。你今天的事情做的太冲动了。其实，不就是个电锅嘛，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他馆长嘴大，在台上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私下里抽空到馆长家里串个门，向他认个错，事儿不就解了吗？可现在，事儿全让你搞砸了，你以为你是在砸电锅呢，你是在砸他馆长的面子哪！现在，你说怎么办才好？”
王海根也跟着责备我：“北方人，就是爱冲动！”
我说：“大不了和小李一样去当司机。”
高大伟用手点着我的额头，说：“你小子怎么这么不开窍？小李点子正，还有辆卡车开。等轮到你，怕是啥都没有了。”
我看大师兄生气了，口气就软了下来。“那我怎么办？”我垂头丧气地问他。
“没别的法子，就一个，找机会给馆长认错，或许还有救。硬着头皮你也得去！”说完，大师兄就走了。

大师兄这番话，搞得我更加坐立不安，我有些急火攻心，第二天晚上开始发烧，一连烧了五天。
这五天里的其中一天是发工资的日子，王海根替我领了工资。本来应该是160元却只剩下了70元。王海根说，我问过财会了，说你摔坏了公家的电饭锅，需要赔偿。我说，早知道就扣点钱我上那么大火干什么？王海根说，好像还不仅仅是扣钱。劝你一句，你还是听了吧。像你师兄说的那样，赶快向馆长认错。这几天馆里的人都在议论你的事，说什么的都有。有人到打字室，看到打字员的桌子有一份馆里向厅里打的报告，是关于给你行政记过处分的。
五天过去了，我的烧也退了。我本来想烧一退就找馆长，像大师兄和王海根说的那样去给馆长认个错，请求从轻发落。但我一想到要去馆长室，我的心里就现出了一些怯意。这样，我就把事情又想往后拖一天。结果就在这天晚上，我又惹祸了。
我把连长给打了。
下午下班时，我们单身的三个屋的屋门上都贴上了一张纸，我比王海根先回来，揭下来一看，原来是保卫科的通知。大意是说冬季比较干燥，容易引发火灾，为了保证文物重地的安全，馆内严禁私自用电，违者严肃处理。等王海根回来，我说，电锅摔了，电炉子也禁了，看来我俩只能停伙了。王海根说，这是那个连长干的事。不用理他，疯狗！
王海根依旧拖出了电炉子，这边指挥着我洗菜，他这边开始先做起饭来。这时我看见邻屋也拖出了他们的电炉子。
王海根做好了饭，我拿起马勺该做菜了，自从住进这里之后，王海根和我就一直这么分工。我刚把锅烧热，菜还没有下锅，就看到连长晃晃悠悠地进了走廊。我有些不知所措，就喊王海根。王海根还没等走出来，就见他一脚踹翻了马勺，扯着电线把电源插头给拽了下来，然后提出仍是红通通的炉子，一下子就给摔得粉碎。红色的火星在我的脚下绽开。
然后他又向邻屋的那个炉子走去，王海根这时已出了屋，一把拽住他的手，说：“赵大哥，有话好说，先到屋里坐一会儿。”
我先进了屋，坐在了我的书桌旁。看到连长怒气冲冲地被王海根推搡进屋，我想起了几天前我用尽全力摔电饭锅的情景，想起了我那扣发的90元钱，想起老鞠说大师兄被这个人戴上绿帽子的那些事，想起了馆长这几日让我吃尽的耻辱，我只觉得血往上涌，我的脑子像是被一种飞机的轰鸣声所充满，于是顺手操起了在我书桌上的地球仪，猛地砸在了连长的头上。
我的地球仪不是街面上流行的带着五颜六色的上漆的那种，而是用铜皮做成的，除了金黄没有一点颜色，上面的文字和图案都是浮雕而成的。所以当我挥起那在日光灯下金光灿灿的地球仪时，“连长”肯定把它当成杨家将里岳云使用的那种铜锤了。因为我听到铜锤落在他脑袋上响声是空空洞洞的，显然这并不会给他造成真正的打击和伤害，但我却看见他两腿一软全身就要倒下去了，眼神也显出某种迷离。我知道他当时肯定以为自己死了或是应该昏倒了，但在瘫倒向下的一刹那他又马上意识到自己好像并没什么大碍，于是手把着门框一下子就直起身来要扑向我。王海根在他身后一下子抱住了他，大喊：“别打了，快别打了”。结果他这一抱就又给了我机会，我于是又挥起了地球仪，向他的脑壳又狠狠地来了那么一下。结果这第二下把“连长”打清醒了，他一下子挣脱了王海根，猛地转身向外跑去，一边跑一边杀猪般地嚎叫：“杀人啦！杀人啦！”
我向楼门口追去，这时王海根以及邻屋的两个人，甚至包括对门的女孩都一起拥过来，死死地拉住了我。我的铜锤也不知被谁的手夺下，扔在了走廊里。

十分钟后，我正沉浸在打人后的快乐和惶恐不安中，小区派出所来了两个警察，不由分说地带走了我和王海根。
我和王海根的双手全被他们给铐到了墙边的暖气管子上。那个年纪大一些的警察把屋里的两把椅子推给了我和王海根，自己坐在桌子上，开始审讯我们。
“先说一说杀人动机。”他厉声说道。然后转身向隔壁喊：“小张，过来记录一下。”
我说：“我没有杀人。”又指着王海根说，“他是拉架的，怎么把他也抓来了？”
警察眼睛一瞪，嗓门大了起来：“编，再编！抱着科长让你下毒手这叫拉架，拉你妈妈个驾！用锤子砸脑袋不叫杀人叫什么？”
这时，我心里猛地一沉，莫非连长有什么意外，但我知道那“铜锤”的分量，心想不会有什么事。于是壮着胆子问：“赵科长呢？他有事吗？”
“你先回答问题，杀人动机？”他说，“现在是我审问你，轮不着你问我？”
我从他口气中听出来了，“连长”肯定没事，顶多脑壳上鼓个包。我说：“我没有杀人，我用来打赵科长的也不是铜锤子，是个地球仪。我们只是内部职工吵架而已。”
这时，那个年轻点的警察进了屋，手里正提着地球仪。他对年纪大的警察说：“所长，凶器找到了，真是地球仪。”
那个所长拿过地球仪，用手一拨，球体便不紧不慢地转了起来。然后，他又拿起地球仪朝自己的脑袋敲了一下，觉的太轻，就又敲了一次。
所长一甩手把地球仪扔到了小李的手里，开始骂起人来，不过骂的不是我们。“什么他妈的杀人案！那个赵科长纯粹是个王八犊子，尽给咱们添麻烦。原以为赶上侦破个大案立个三等功，却是这么个鸡毛蒜皮的事。小张，你改天告诉那个赵科长，以后他没被打死就别报案。”说完，自己也发现这句话说的有毛病，于是没绷住脸，一下子乐了。
所长掏出钥匙，给我俩开了锁。我以为要放我们走，说：“麻烦你们了！”
所长问：“带钱了没有？”我掏出了工资袋，说：“七十，够吗？”
这时，我看见那个姓张的警察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包麻将，哗地倒在了桌子上。所长一看我俩的神态，说：“怎么要走？谁说放你们走的，没杀人只能算是没犯刑事案件。可打架斗殴也得处理，行政拘留三天。现在去拘留太晚了。看你俩也不像是那么混的人，就不铐着你们了。这样，我们四人打麻将。你手里就70元，那我们打小一点。把钱分一半给你那个同犯，一人35元。这样，我们就一把5角钱吧。”

正好天刚亮，我俩的七十元全输给了那个所长，姓张的那个警察也输了一点。我和王海根就又被铐到了暖气管上。我合上眼倚着暖气片就睡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嚷嚷：“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我费力地睁开眼，看到大师兄站在屋中间，一个昨夜我们没见过的警察为我们开了锁。
大师兄对那警察说了声谢谢，就领我俩出了门。路上，他说，他跟派出所的上上下下都是朋友，要是昨晚就知道，也不会让我俩受这一晚上的委屈。王海根说，我俩还真没受什么委屈，一晚上麻将水平提高了不少。
远远就看到连长正在博物馆的大门口转悠。看来那两锤真没把他怎么样。他指着我就开始骂：“兔嵬子，你来这才几个月就想立棍？要不是高助理说情，我肯定废了你。我当时一点防备都没有，要真地明刀明枪地比试就你们这群小白脸十个绑一起也不是我的对手。我在侦察连当连长的时候，你们还不知在哪个地方猫着呢。”
这时，高大伟轻轻捅了我一拳，我明白他的意思，马上接着道：“赵大哥，这事是小弟不对，我给大哥道歉了。”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行了，快去上班吧。”他挥了挥手，很大度的样子。
大师兄跟我俩进了寝室。他张口就开始狠狠地骂我。这一回，我是老老实实地他说什么就听什么。后来可能见我有些可怜，就有了恻隐之心，不再继续。他从王海根桌子上找到了一支烟，一边抽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给我，我一看，正是王海根提过的那份请求给我处分的报告。
“我专门到厅里监察处把它找到给撤了回来。”高大伟说。
“还是大哥有办法。”王海根说。
大师兄听王海根夸他，就有些得意，对我说：“要不是我，你这两件事加一块能怎么样还真地不好说！小子你自己别不长记性，教训深刻啊！馆长那边我刚才去过了，已经跟他做好了工作，他不会再找你麻烦了。我把处分报告让我撤回来的事跟他说了，我说这是我师弟，你要处分还不如连我也处分了，我又说，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狗逼急了也会跳墙。你看他这小子这么冲动真急了不知会做出些什么不理智的事。最后，他还是跟我点头了。我知道，我这馆长助理的面子他总得给。”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这个冬天余下的日子便也平淡无事。田野部由于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所以冬天回馆的时候便可以不坐班。这样，部里没事的时候，我就呆在宿舍里看书，倒也挺清闲自在的。
我手里还有老鞠的一本英文书，是八十年代美国考古界的畅销书，名字叫《文明的形成—苏美尔》。出事时，我想趁他在部里时把书扔给他，但书没读完有些舍不得，于是就没有马上还。等读完了我就让王海根替我还书，我才不想跟那个老“汉奸”再说任何话。
谁知，这本书读完了后，我竟对苏美尔文明发生了兴趣，于是又到资料室把有关的文章和书全都找了出来。当冬天结束，天气转暖的时候，我几乎成了一个苏美尔问题的专家了。
人一迷上什么就容易忘记一些什么。当我潜心读书的时候，那些不快和烦恼还真地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当我把这些文章和书读完了的时候，春天已经来了，我猛然想起，我正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新的一年我将到哪个考古点上？如果我拒绝到庙村，馆里会不会同意？一旦同意了我又被分在哪里？
大师兄偶尔也过来看看我，至于那个连长，虽然我们仍然电炉子照用不误，但从那事之后就再也没找过我们什么麻烦，见面打个招呼，甚至比以前客气了。有一次我问大师兄，我毕竟给了人两铜锤，虽然没造成伤害，但面子却全让我给击碎了，这仇本该大着呢，他到底是怎么跟连长说的情，竟让连长如此不计前嫌。大师兄说，说啥情？我馆长助理还会跟他说情？我是采用威胁手段把他吓唬住了。我问大师兄是怎么唬住连长的？大师兄说，我是这么说的，我说我很快就是副馆长了，我不说你也知道。等有一天我要做了馆长，我就把我师弟提为副馆长。而你做一个保卫科的科长就提到顶了。做什么事应该把眼光放远一些。
我没想到大师兄能跟人说出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说出来毫无疑问是肯定奏效的。不过，一般来说，几乎没有人敢在馆内这么说话，谁能把还未成事实的事儿给先说出来了呢？当然，我是指他可能成为副馆长这件事。我想，也只有大师兄高大伟才敢说这样的话。

天暖和了，田野部的人开始为下考古点做准备，我多多少少有些沉不住气了。这天傍晚，大师兄请我到他家吃饭。
我和师兄在客厅说话，师嫂在厨房准备饭菜。师嫂已经是快四十岁的人了，可身材仍然保持的像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一样。我在展厅经常见到她，每次见到她也只是点点头，略略一笑，很少说话。即使今天到了她家里，她仍然是那么淡淡地打声招呼，这种文文静静的样子是很迷人的。总之，她是个女人味十足的女人，我怎么也想象不到她能和连长那个德行的人混到一起去。我曾问过王海根，说老鞠说高大嫂和连长有事到底是不是真的。王海根说，怎么连你来这么几天都知道了，不过他俩那点破事还有谁不知道？有事是真的，当然我倒没亲眼见过两个人正在一起干那事，但我还是百分之百地相信这是真的。全馆上上下下也就高大伟一个人不相信而已。
我这么想着，看师嫂的眼神就有些发直。高大伟给我和师嫂一人倒了一杯啤酒，然后举起杯，我以为他要来了开场白，他却说：“师弟，要不要师兄给你介绍个对象？”
我自知失态，脸就有点发热。但我自己给自己解围，我说：“怎么？一到同志家里吃饭就得提亲？不用你提，还是我自己来吧：知识分子家庭，人长得好，家庭条件也不错，在文化厅办公室做文秘。”
高大伟一听，马上哈哈大笑起来。我也跟他大笑起来。师嫂看我俩这么傻子一样地大笑，也跟着咯咯地笑了起来。三个人的笑汇在一起象春天温暖的湖水一样，我只觉得那块凝结在我心中多日的愤闷的坚冰正在这湖水的冲刷之下迅速地融化。
我的心情好多了。我感激地看着大师兄，把满杯酒一口干了。
大师兄边给我倒边说：“师弟你小看我了，我能和那个老混蛋似地干那种缺德事！要介绍也得给你介绍个像你嫂子这样贤惠漂亮的。”
师嫂在小口地呷着洒，听了这话也只是咯咯一笑。
大师兄知道我这一冬天的心境，他今天请我吃饭好像就是为了给我解气似地。他开始数落起鞠老来。
他说，鞠公这老头刚一跟他接触，谁都说好。为人朴实厚道，还挺会关心人。学术上也成绩斐然，是东三省数一数二的专家。可他肚子里有那么一包坏水，平时不放这水你还真会把他当成了个好人。可那坏水不定什么时候一冒，冒到谁身上谁就惨了。馆里的好几个人都这么被他玩过。原以为你年轻，刚毕业，他一个老头子不会把你怎么样，所以我当初也没在这事上提醒你。再说，你刚来，我要是话说得太白了而人家老鞠对你又真地不错，我不是自己把自己给装进去了吗？可到头来，他是连你也没放过。
其实，当初你面临了一个选择。大师兄话锋往回转，说，你要是真地选择了馆长的女儿，也许，老鞠肚子里的坏水在你这儿也就永远冒不出来了。说来说去，你没有必要为过去的那些不快而耿耿于怀了，因为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师兄的话说到这里，我只觉得从心底往上冒了一个水泡。我知道，我心底的那块冰在这个初春夜晚至此已经全部化开了。
我说，那么，下一步我还去庙村吗？
心里一轻松，我是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原来想，就是把我开除我也不会再跟老鞠一起去庙村了。可我现在呢，觉得上哪去都无所谓，什么事心里有数就可以了。
跟他去倒也可以，不过学不到什么东西，那老东西太保守。师兄又说，还是跟我去吧。
“怎么，你也要下工地？”我问师兄。在这之前，我还没有任何关于大师兄要下工地的消息。
“是这么回事”大师兄说，“辽西市有个水库工程建设项目，在淹没区范围内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馆里把这次发掘任务交给了我。恐怕这几天就得先下去，跟工程谈经费的事。馆长允许我在田野部抽调一个年轻的作助手，要是你没什么意见，明天你准备一下，我们后天就出发。”


４、 大师兄在去辽西的火车上闲聊，历数当馆长的好处

“我要提副馆长了。”在西去的火车上，大师兄高大伟兴冲冲地对我说。
大师兄从来都不掩饰自己的情绪。
我们一人一瓶啤酒，一边喝一边聊上了。大师兄说：“厅党委和人事处上周已经对我进行了考核。等完成了这次发掘任务回馆，我就是副馆长了。有师兄帮你，师弟你就好好干吧。”
“早点当上馆长才好呢。”听了这个消息，我也的确替大师兄高兴。我又说：“让那个狗屁馆长早点退休回家算了。”
大师兄说：“你也别小看馆长，他可不是狗屁，是狗屁也当不了馆长。”
大师兄说，博物馆这地方虽说地方不太，人事却比哪儿都复杂。你要是没点能耐，即使当了馆长也得被底下的人给欺负死。以前有个老馆长，死心眼儿，什么工作都带头头干，什么好处利益都先让着底下的人。“文革”一起来，他第一个被押起来批斗，没几天就想不开，上吊自杀了。现在的馆长是个独裁者，我行我素，敢作敢当，自己个人那点事搞的比谁都明白，学术上没几篇文章，却最早评上了研究员，房子也是馆里最大的。至于馆里那些老研究员的待遇，该解决的他就是不给解决，一直压着不办。当然，要是都解决了，就没人会求他了，没人求他了他这个馆长当得还有什么意思，当馆长就得让人求着。这些老研究员曾联名告过他，没有用。要告就在他刚当馆长的时候告，不然就别告。馆长一当上，用不上一年就把上上下下打点明白了。告也没用。但话说回来了，馆里还真得有这么个馆长，没有这么个“铁人”也控制不住局面。馆里有两拨人，一拨是连长那样的，没上过学，后门进来了，搞后勤解说什么的，大事小事总要起哄，但也都是明着起事，实际上成不了大气候。让馆长操心的是另一拨人，大学毕业，知识分子，谁也不服，什么也不怕。你要不硬气起来，你根本就没法在馆长位置上站住脚。所以，馆长对这拨人是毫不客气，不讲情面，尽管他自己也是个大学毕业生。馆长的策略是拉着前一拨人，打压着后一拨人。所以，现在馆里知识分子的待遇反而不如那些后勤人员，道理就在这里。
我说：“原来是这梓，我总是觉得那些后勤人员和解说一走起路来总是得意洋洋的，而那些研究人员走起路来却总是那么惶惶恐恐的，像是偷了钱做了贼似的。”
“这你就说对了”，大师兄说，“在馆里，一个人要是抬着头走路，十有八九他是一个解说人员或是后勤人员；要是低着头走路，那他肯定就是某个研究部门的。既扬着脑壳又是大学毕业生，恐怕在馆里也就高大伟我一个人了。”
我和大师兄的对话可以理解成喝酒中的笑谈，但也可以理解成严肃认真的谈话。大师兄说到这里，我意识到，他真地就是一个从来都得意洋洋的人。但我能感觉到，大师兄的得意和别人的得意是不一样的。别人的得意是发自内心的，是对自身境遇的一种满足和肯定，大师兄的得意却是有意而为之的。于是，我说：“大师兄比得意洋洋的那几个人更得意洋洋。”
大师兄说：“我知道，馆里背后讲我闲话的人不少，可就没有一个敢讲在我的当面，所以我就当作没有。有人得意起来，我就必须比他更得意。我从小就这样，这辈子是改不了了。我是宁愿让人嫉妒，让人背后拆台，也不愿让人瞧不起，让人同情，让人当面贬低挖苦你。”
我说：“就是有气让别人去生，而自己不生。”
“对，就是这个道理。”大师兄说，“人活着就不能怕人说闲话，怕人说闲话那你就别活了。博物馆的人嘴比哪儿的都刁，你不知道他们把你师兄给编排成什么样子了。他们竟说你师嫂有外遇，在我前几年下田野的时候给我戴了绿帽子。我听到这些传言，从来都是一笑了之。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师嫂了，她不是那种人。”
师兄说起这话是坦坦荡荡，毫无遮掩。本来师嫂有没有问题和我是没有任何干系的，可我一听到他把话题扯到了这上竟不自觉地有些紧张，我能感觉到我的脸都有些红了。
于是，我把话题又收了回来，我说：“师兄，我有点不明白，说句不该说的，既然博物馆的馆长这么难当，你还那么劳神去争那个副馆长干什么？老老实实当个学者不好吗？”
师兄说：“你还是没明白博物馆是怎么一回事儿。在这种地方你要想有所作为，要想成为一流的专家、学者你还真地就得当馆长，你要不当馆长也就很难成为一流的学者。除非你走了红运，遇上了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你知道，大师兄我当什么都想当最好的。三流的学者我是不肯做的，那还不如改行干别的。你搞研究，就得需要资料，第一手的考古发掘资料全都分散在研究人员的手里，这些人彼此之间讳莫如深，互相封锁，你只有当了馆长才能以领导检查的名义把东西从他们手里调出来，还有大量的馆藏资料分散在省内省外的各个博物馆里，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研究人员，谁也不会白白地把自己资料让你给研究，但你要是馆长，情形就会不同，因为别的馆长也会有求于你来看你的馆藏。还有，搞课题研究需要经费，立说著书也需要经费，馆长给自己拨款从来都比给别人拨款容易。此外，召开学术会议，进行海外学术交流，人家邀请的首先就是馆长。所以，这馆长不当，学者也就很难当成。所以，这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馆长大多都是各自馆内的第一号学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第一号学者才做了馆长，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先当了馆长然后才成了馆内的第一号学者。“
我说：“看来，在博物馆工作，我要么就随波逐流，放下心做个平庸的小馆员了却残生，要么就挖空心思去当馆长。”
师兄说：“这就对了，看来我一路上没对你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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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曲风]]

3、摔了饭锅。又砸了连长两铜锤

第二天早晨，我和王海根就用我从工地带回来的那个电锅做饭。王海根说，田野部确实比别的部要实惠一些，他一毕业也在田野部。但今年春天他处上了个对象，所以就以风湿病为借口调到民间文物征集部。到了处对象的年纪，不这样也没办法，去年别人给他介绍了有一打对象，一听说是做考古的，一年到头在城里也呆不了几天，便都摇起了头。如此之举也是他不得已为之的援兵之计，等姑娘跟他铁了心，他再找领导回田野部。
我把工地上的帐本收据全抱到了馆长那儿，等他审阅签字。馆长也是老北大毕业的，据说是鞠公的上下届同学。馆里的大事小情全他一人做主。他并没有看得太仔细，只是随手翻了翻，便在每一本帐的封页上签上他的名字。一边签，一边似乎漫不经心地说：“怎么样，刚参加工作还习惯吧，田野工作辛苦，但也比较锻炼人，我也干了三十多年田野。考古点上的帐比较乱，馆里也不好控制，所以全靠大家自觉。庙村的帐由你管，你得替公家多费点心，负点责。公家就是公家的，自己就是自己的，公家的一分钱也不应该占。“说完最后一句话，他抬起头看看我，眼神有些游离不定。
签完字，我到财会部去核销。不知怎么，馆长的一番话让我感到有些不自在，也有些莫明其妙。

我把我的感觉跟王海根说了。他说，这里肯定有什么问题，但到底怎么回事，他也说不清。不过有一件事，我得跟你提个醒，馆长这人可得罪不起，你要是得罪了他，也就没什么好日子过了。高大伟得罪过他，可人家有老爸在后面撑着，像我们这样外地来的大学生，没根没底的，就得老老实实才好。然后，王海根又跟我举了个例子：“开‘佐川急便’的小李子你不都认识了吗？你以为他是正儿八经的司机吗？错！他是南开博物馆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呢。”
“怎么是这样？那他怎么放着专业不干去开什么卡车？”我简直有些摸不着头脑。
“事情得从馆长那说起。”王海根沉吟了一会儿，似乎在想该不该跟我说，但他还是说了，“馆长老俩口只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在厅里办公室分发报纸信件。也许是因为馆长精明得过了头的缘故，女儿的智商却好象有些问题，据说小学五年的算数题她都做不出来。厅里开始想让她当打字员，就让她专门学习了三个月，可回来后半天也打不出一个字，最后只能让她管信件。就这么个女儿，馆长却一心要替她做主找个有学历的女婿。小李前年刚分到馆里，馆长就看上他了，便托人介绍。小李错就错在他不该稀里糊涂和人家处了一段时间才黄。要么你一开始就谢绝，要么你就别回头一直跟她好下去，给馆长当驸马。绝对没有第三条路，可人家小李偏偏就走了第三条路，和女儿处了三个月之后又提出分手，这不等于往馆长脸上掴耳光吗？小李家是本城人，可父母都是铁路西区工人村里的工人，父亲是工厂开吊车的，母亲是翻砂车间的翻砂工人，可以说，家里没有任何背景。馆长觉得自己能看上小李这是在抬举他呢，可没想到就他们家的那个条件还有资格主动甩了他女儿。到了第二年年初，馆内进行机构改革，实行上岗聘用制，结果馆里的人员都齐刷刷地找到了地方，只剩小李一人没有任何部门肯聘用他。小李书生气重，白念了一肚子书，竟看不透这里的门道。据说小李的父母在春节时专门到馆长家串了门，馆长才出面说服了办公室主任把小李聘到了办公室。但办公室里已没有多余位置，正好有一辆日本人赠送的卡车还没人开，主任就送他去驾驶学校学习了几个月，回来后便成了馆里的专职司机。大家都明白这中间是怎么回事，可小李却并没有什么抱怨，似乎还对这份工作感到很知足。
王海根跟我说这话时是在夜里，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我想，他的表情一定很复杂。
“我明白了，海根”我说，“馆长是想给自己找个女婿然后当儿子来培养。”
“我就没有小李那么死心眼。我去年一来，就有人给我介绍那个女儿，我是一口回绝了，所以就没惹出麻烦来，但你还不能说你没有女朋友，你要是说没有就一口回绝，那就又有些伤面子了。所以我就推说自己在江西乡下的老家已经有了个女朋友了。那个介绍的人便自然没有话说。等我后来又有了女朋友，别人问起，我就说那个黄了。“我好象有种预感”，王海根把头转向了我这边，因为我听到了黑暗中他枕头发出了沙沙的声音，“有一天也会有人把馆长女儿介绍到你头上的，你可要有心理准备。”

王海根的预感果然变成了现实。
有一天傍晚下班时，老鞠要我到他家里吃饭，我不假思索就去了。吃完了饭，鞠夫人给我俩倒茶，老鞠端起茶杯，吹了吹试着要喝，觉的有些烫，就放了下来，对我说：“年轻人，你自己一个人在省城生活实在是不方便，馆里连个食堂也没有，你也不小了，该找女朋友啦！”
这时我想起了王海根的话，心里就警觉起来。“我想给你介绍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条件也不错，结了婚住房有保证。”
我知道往下我该怎么说了，王海根教过我的。我应该说我已有女朋友了，这样就能把事情化解。但老鞠又没说出是谁，万一我自己神经过敏，而老鞠所提的是别人呢？
于是我笑而不答，其实是在等老鞠的下文。
老鞠接着说：“她就在厅里工作，是办公室的文秘，文凭不高，但人品、长相都没的比。”
我还在作微笑状，老鞠就有点摸不准我，问：“怎么，你笑什么？”
我说：“鞠老师，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怎么没听你提过？”
“是老家农村的，就没好意思说。”
“你这小子，还把鞠老师当外人。怎么你和王海根都找了农村的，以后户口也是问题。”老鞠有点疑惑的样子。
我还是笑而不答。我不是故意要这么做，而是心里有些发毛，不知怎么说才好。
算了算了，老鞠端起自己的茶杯，又对我说，喝茶喝茶，这事就当我没说过好了。
我回头就把这事跟王海根说了，王海根说，你做的对，就得这么做，把敌人消灭在摇篮里。但他又说，你怎么编得和我一样啊？你就不会变一变，说你女朋友在大学还没毕业吗？我说，事情发生得突然，脑袋一下子没转过弯来。
不过，我还是长长地舒了口气，事情终于过去了。我说：“司机没当成。”
王海根说：“小李好赖还有个‘佐川急便’，等轮到你恐怕连马车都没有了。”

转眼间已近岁尾，馆里开始开会总结全年的工作。看来田野部果然是博物馆中一个举足轻重的部门，馆里专门拿出一天听各考古工地的成果汇报。庙村遗址排在了最后，等老鞠把庙村的情况简要汇报完毕，馆长便开始总结田野部全年的考古发掘成果。最后，馆长的口气一下子变得严厉起来，说：“成果归成果，问题归问题。对于成果我向来予以肯定，但对于缺点和问题我从来都是发现一例指出一例。各考古工地的财务管理仍然存在着一些漏洞，不要以为这是老生常谈，财务工作做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发掘工作、研究工作，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我想没有必要再给大家一一举例。我只想说一件事，有个别的年轻的同志参加工作不久就学会了投机取巧，竟用公款为自己买电饭锅，还用虚开的发票充帐。对于这起违法事件，我们必须认真调查，并给予严肃的处理。”
我看到了大家用目光在互相探询着，这时，有几个人已经把目光投在我身上了，然后几乎全馆的人都尾随着那几个人把目光的焦点全都集中在我的脸上。我只觉的有许多针刺在身上，额头又渗出了豆大的汗珠，我知道我的脸色要么是紫红，要么就是惨白，因为我已分不出觉得热还是觉得冷。我紧紧地盯着坐在前排的老鞠，只能看见他的后背，他正低着头翻着手里的本子，好像馆长的话跟他毫无关系。馆长刚一宣布散会，我飞也似地跑出会议室，从寝室拿出了那个破电锅，又返回前院。当着那些正陆续走出的人的面，把电锅举过头顶，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它摔到了水泥台阶上。

至此以后，我跟老鞠再也没说过一句话。直到十年之后，也就是不久之前，我在一个东三省文物考古研讨会上见到他时才同他打了个招呼。而此刻，他早就退休了，呆在家里。而我却早已改了行，这时已成为东北最大一家文物拍卖行的总经理了。这次会议之所以我能够列席参加，那是因为我是这次会议的赞助商。老鞠已经老了，满头白发，他见我主动跟他打了招呼，有些喜出望外。于是把我拉在一边，说：“有几名话憋在我心里已经有十多年了，一直把我折磨得很难受。今天我是不吐不快了，希望你能耐心地听我解释。”
都这时候还提那事，我觉得很好笑，但我又真想听听他怎么说。就像多年以前那次在他家里吃饭时那样，我有意作笑而不答状，算是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他说，那次你一定是误会了，你一定是认为我在馆长那儿把你出卖了对不对？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要是我真想出卖你又何必在庙村那么关照你呢？请相信，我的人品还没那么坏。你刚分到馆里，馆长就把你交给我带，还曾专门叮嘱过我，在生活上要多照顾照顾你。回到馆里，我是把电锅那事当作落实领导批示的功绩给汇报了，谁想到馆长竟能把这么个在考古点上司空见惯的事上纲上限给当作大事拿到了大会上。从那以后，你没理过我，而我也很少理过馆长，尽管他是我的大学同学。
看着老鞠那么认真地解释着往事，我这回真地笑了，因为我听到了我的笑声。我说，鞠老师，你不用再说了，在博物馆时候的那些事我真地都记不起来了，还提它干什么？

电锅摔了的那天晚上，大师兄来到了我的寝室。
“你上班的头一天我跟你说过什么，你还记不记得？”大师兄劈头盖脸地问我，“你要是忘了，我告诉你，那就是谨慎做事，凡事三思后行。你今天的事情做的太冲动了。其实，不就是个电锅嘛，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他馆长嘴大，在台上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私下里抽空到馆长家里串个门，向他认个错，事儿不就解了吗？可现在，事儿全让你搞砸了，你以为你是在砸电锅呢，你是在砸他馆长的面子哪！现在，你说怎么办才好？”
王海根也跟着责备我：“北方人，就是爱冲动！”
我说：“大不了和小李一样去当司机。”
高大伟用手点着我的额头，说：“你小子怎么这么不开窍？小李点子正，还有辆卡车开。等轮到你，怕是啥都没有了。”
我看大师兄生气了，口气就软了下来。“那我怎么办？”我垂头丧气地问他。
“没别的法子，就一个，找机会给馆长认错，或许还有救。硬着头皮你也得去！”说完，大师兄就走了。

大师兄这番话，搞得我更加坐立不安，我有些急火攻心，第二天晚上开始发烧，一连烧了五天。
这五天里的其中一天是发工资的日子，王海根替我领了工资。本来应该是160元却只剩下了70元。王海根说，我问过财会了，说你摔坏了公家的电饭锅，需要赔偿。我说，早知道就扣点钱我上那么大火干什么？王海根说，好像还不仅仅是扣钱。劝你一句，你还是听了吧。像你师兄说的那样，赶快向馆长认错。这几天馆里的人都在议论你的事，说什么的都有。有人到打字室，看到打字员的桌子有一份馆里向厅里打的报告，是关于给你行政记过处分的。
五天过去了，我的烧也退了。我本来想烧一退就找馆长，像大师兄和王海根说的那样去给馆长认个错，请求从轻发落。但我一想到要去馆长室，我的心里就现出了一些怯意。这样，我就把事情又想往后拖一天。结果就在这天晚上，我又惹祸了。
我把连长给打了。
下午下班时，我们单身的三个屋的屋门上都贴上了一张纸，我比王海根先回来，揭下来一看，原来是保卫科的通知。大意是说冬季比较干燥，容易引发火灾，为了保证文物重地的安全，馆内严禁私自用电，违者严肃处理。等王海根回来，我说，电锅摔了，电炉子也禁了，看来我俩只能停伙了。王海根说，这是那个连长干的事。不用理他，疯狗！
王海根依旧拖出了电炉子，这边指挥着我洗菜，他这边开始先做起饭来。这时我看见邻屋也拖出了他们的电炉子。
王海根做好了饭，我拿起马勺该做菜了，自从住进这里之后，王海根和我就一直这么分工。我刚把锅烧热，菜还没有下锅，就看到连长晃晃悠悠地进了走廊。我有些不知所措，就喊王海根。王海根还没等走出来，就见他一脚踹翻了马勺，扯着电线把电源插头给拽了下来，然后提出仍是红通通的炉子，一下子就给摔得粉碎。红色的火星在我的脚下绽开。
然后他又向邻屋的那个炉子走去，王海根这时已出了屋，一把拽住他的手，说：“赵大哥，有话好说，先到屋里坐一会儿。”
我先进了屋，坐在了我的书桌旁。看到连长怒气冲冲地被王海根推搡进屋，我想起了几天前我用尽全力摔电饭锅的情景，想起了我那扣发的90元钱，想起老鞠说大师兄被这个人戴上绿帽子的那些事，想起了馆长这几日让我吃尽的耻辱，我只觉得血往上涌，我的脑子像是被一种飞机的轰鸣声所充满，于是顺手操起了在我书桌上的地球仪，猛地砸在了连长的头上。
我的地球仪不是街面上流行的带着五颜六色的上漆的那种，而是用铜皮做成的，除了金黄没有一点颜色，上面的文字和图案都是浮雕而成的。所以当我挥起那在日光灯下金光灿灿的地球仪时，“连长”肯定把它当成杨家将里岳云使用的那种铜锤了。因为我听到铜锤落在他脑袋上响声是空空洞洞的，显然这并不会给他造成真正的打击和伤害，但我却看见他两腿一软全身就要倒下去了，眼神也显出某种迷离。我知道他当时肯定以为自己死了或是应该昏倒了，但在瘫倒向下的一刹那他又马上意识到自己好像并没什么大碍，于是手把着门框一下子就直起身来要扑向我。王海根在他身后一下子抱住了他，大喊：“别打了，快别打了”。结果他这一抱就又给了我机会，我于是又挥起了地球仪，向他的脑壳又狠狠地来了那么一下。结果这第二下把“连长”打清醒了，他一下子挣脱了王海根，猛地转身向外跑去，一边跑一边杀猪般地嚎叫：“杀人啦！杀人啦！”
我向楼门口追去，这时王海根以及邻屋的两个人，甚至包括对门的女孩都一起拥过来，死死地拉住了我。我的铜锤也不知被谁的手夺下，扔在了走廊里。

十分钟后，我正沉浸在打人后的快乐和惶恐不安中，小区派出所来了两个警察，不由分说地带走了我和王海根。
我和王海根的双手全被他们给铐到了墙边的暖气管子上。那个年纪大一些的警察把屋里的两把椅子推给了我和王海根，自己坐在桌子上，开始审讯我们。
“先说一说杀人动机。”他厉声说道。然后转身向隔壁喊：“小张，过来记录一下。”
我说：“我没有杀人。”又指着王海根说，“他是拉架的，怎么把他也抓来了？”
警察眼睛一瞪，嗓门大了起来：“编，再编！抱着科长让你下毒手这叫拉架，拉你妈妈个驾！用锤子砸脑袋不叫杀人叫什么？”
这时，我心里猛地一沉，莫非连长有什么意外，但我知道那“铜锤”的分量，心想不会有什么事。于是壮着胆子问：“赵科长呢？他有事吗？”
“你先回答问题，杀人动机？”他说，“现在是我审问你，轮不着你问我？”
我从他口气中听出来了，“连长”肯定没事，顶多脑壳上鼓个包。我说：“我没有杀人，我用来打赵科长的也不是铜锤子，是个地球仪。我们只是内部职工吵架而已。”
这时，那个年轻点的警察进了屋，手里正提着地球仪。他对年纪大的警察说：“所长，凶器找到了，真是地球仪。”
那个所长拿过地球仪，用手一拨，球体便不紧不慢地转了起来。然后，他又拿起地球仪朝自己的脑袋敲了一下，觉的太轻，就又敲了一次。
所长一甩手把地球仪扔到了小李的手里，开始骂起人来，不过骂的不是我们。“什么他妈的杀人案！那个赵科长纯粹是个王八犊子，尽给咱们添麻烦。原以为赶上侦破个大案立个三等功，却是这么个鸡毛蒜皮的事。小张，你改天告诉那个赵科长，以后他没被打死就别报案。”说完，自己也发现这句话说的有毛病，于是没绷住脸，一下子乐了。
所长掏出钥匙，给我俩开了锁。我以为要放我们走，说：“麻烦你们了！”
所长问：“带钱了没有？”我掏出了工资袋，说：“七十，够吗？”
这时，我看见那个姓张的警察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包麻将，哗地倒在了桌子上。所长一看我俩的神态，说：“怎么要走？谁说放你们走的，没杀人只能算是没犯刑事案件。可打架斗殴也得处理，行政拘留三天。现在去拘留太晚了。看你俩也不像是那么混的人，就不铐着你们了。这样，我们四人打麻将。你手里就70元，那我们打小一点。把钱分一半给你那个同犯，一人35元。这样，我们就一把5角钱吧。”

正好天刚亮，我俩的七十元全输给了那个所长，姓张的那个警察也输了一点。我和王海根就又被铐到了暖气管上。我合上眼倚着暖气片就睡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嚷嚷：“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我费力地睁开眼，看到大师兄站在屋中间，一个昨夜我们没见过的警察为我们开了锁。
大师兄对那警察说了声谢谢，就领我俩出了门。路上，他说，他跟派出所的上上下下都是朋友，要是昨晚就知道，也不会让我俩受这一晚上的委屈。王海根说，我俩还真没受什么委屈，一晚上麻将水平提高了不少。
远远就看到连长正在博物馆的大门口转悠。看来那两锤真没把他怎么样。他指着我就开始骂：“兔嵬子，你来这才几个月就想立棍？要不是高助理说情，我肯定废了你。我当时一点防备都没有，要真地明刀明枪地比试就你们这群小白脸十个绑一起也不是我的对手。我在侦察连当连长的时候，你们还不知在哪个地方猫着呢。”
这时，高大伟轻轻捅了我一拳，我明白他的意思，马上接着道：“赵大哥，这事是小弟不对，我给大哥道歉了。”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行了，快去上班吧。”他挥了挥手，很大度的样子。
大师兄跟我俩进了寝室。他张口就开始狠狠地骂我。这一回，我是老老实实地他说什么就听什么。后来可能见我有些可怜，就有了恻隐之心，不再继续。他从王海根桌子上找到了一支烟，一边抽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给我，我一看，正是王海根提过的那份请求给我处分的报告。
“我专门到厅里监察处把它找到给撤了回来。”高大伟说。
“还是大哥有办法。”王海根说。
大师兄听王海根夸他，就有些得意，对我说：“要不是我，你这两件事加一块能怎么样还真地不好说！小子你自己别不长记性，教训深刻啊！馆长那边我刚才去过了，已经跟他做好了工作，他不会再找你麻烦了。我把处分报告让我撤回来的事跟他说了，我说这是我师弟，你要处分还不如连我也处分了，我又说，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狗逼急了也会跳墙。你看他这小子这么冲动真急了不知会做出些什么不理智的事。最后，他还是跟我点头了。我知道，我这馆长助理的面子他总得给。”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这个冬天余下的日子便也平淡无事。田野部由于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所以冬天回馆的时候便可以不坐班。这样，部里没事的时候，我就呆在宿舍里看书，倒也挺清闲自在的。
我手里还有老鞠的一本英文书，是八十年代美国考古界的畅销书，名字叫《文明的形成—苏美尔》。出事时，我想趁他在部里时把书扔给他，但书没读完有些舍不得，于是就没有马上还。等读完了我就让王海根替我还书，我才不想跟那个老“汉奸”再说任何话。
谁知，这本书读完了后，我竟对苏美尔文明发生了兴趣，于是又到资料室把有关的文章和书全都找了出来。当冬天结束，天气转暖的时候，我几乎成了一个苏美尔问题的专家了。
人一迷上什么就容易忘记一些什么。当我潜心读书的时候，那些不快和烦恼还真地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当我把这些文章和书读完了的时候，春天已经来了，我猛然想起，我正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新的一年我将到哪个考古点上？如果我拒绝到庙村，馆里会不会同意？一旦同意了我又被分在哪里？
大师兄偶尔也过来看看我，至于那个连长，虽然我们仍然电炉子照用不误，但从那事之后就再也没找过我们什么麻烦，见面打个招呼，甚至比以前客气了。有一次我问大师兄，我毕竟给了人两铜锤，虽然没造成伤害，但面子却全让我给击碎了，这仇本该大着呢，他到底是怎么跟连长说的情，竟让连长如此不计前嫌。大师兄说，说啥情？我馆长助理还会跟他说情？我是采用威胁手段把他吓唬住了。我问大师兄是怎么唬住连长的？大师兄说，我是这么说的，我说我很快就是副馆长了，我不说你也知道。等有一天我要做了馆长，我就把我师弟提为副馆长。而你做一个保卫科的科长就提到顶了。做什么事应该把眼光放远一些。
我没想到大师兄能跟人说出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说出来毫无疑问是肯定奏效的。不过，一般来说，几乎没有人敢在馆内这么说话，谁能把还未成事实的事儿给先说出来了呢？当然，我是指他可能成为副馆长这件事。我想，也只有大师兄高大伟才敢说这样的话。

天暖和了，田野部的人开始为下考古点做准备，我多多少少有些沉不住气了。这天傍晚，大师兄请我到他家吃饭。
我和师兄在客厅说话，师嫂在厨房准备饭菜。师嫂已经是快四十岁的人了，可身材仍然保持的像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一样。我在展厅经常见到她，每次见到她也只是点点头，略略一笑，很少说话。即使今天到了她家里，她仍然是那么淡淡地打声招呼，这种文文静静的样子是很迷人的。总之，她是个女人味十足的女人，我怎么也想象不到她能和连长那个德行的人混到一起去。我曾问过王海根，说老鞠说高大嫂和连长有事到底是不是真的。王海根说，怎么连你来这么几天都知道了，不过他俩那点破事还有谁不知道？有事是真的，当然我倒没亲眼见过两个人正在一起干那事，但我还是百分之百地相信这是真的。全馆上上下下也就高大伟一个人不相信而已。
我这么想着，看师嫂的眼神就有些发直。高大伟给我和师嫂一人倒了一杯啤酒，然后举起杯，我以为他要来了开场白，他却说：“师弟，要不要师兄给你介绍个对象？”
我自知失态，脸就有点发热。但我自己给自己解围，我说：“怎么？一到同志家里吃饭就得提亲？不用你提，还是我自己来吧：知识分子家庭，人长得好，家庭条件也不错，在文化厅办公室做文秘。”
高大伟一听，马上哈哈大笑起来。我也跟他大笑起来。师嫂看我俩这么傻子一样地大笑，也跟着咯咯地笑了起来。三个人的笑汇在一起象春天温暖的湖水一样，我只觉得那块凝结在我心中多日的愤闷的坚冰正在这湖水的冲刷之下迅速地融化。
我的心情好多了。我感激地看着大师兄，把满杯酒一口干了。
大师兄边给我倒边说：“师弟你小看我了，我能和那个老混蛋似地干那种缺德事！要介绍也得给你介绍个像你嫂子这样贤惠漂亮的。”
师嫂在小口地呷着洒，听了这话也只是咯咯一笑。
大师兄知道我这一冬天的心境，他今天请我吃饭好像就是为了给我解气似地。他开始数落起鞠老来。
他说，鞠公这老头刚一跟他接触，谁都说好。为人朴实厚道，还挺会关心人。学术上也成绩斐然，是东三省数一数二的专家。可他肚子里有那么一包坏水，平时不放这水你还真会把他当成了个好人。可那坏水不定什么时候一冒，冒到谁身上谁就惨了。馆里的好几个人都这么被他玩过。原以为你年轻，刚毕业，他一个老头子不会把你怎么样，所以我当初也没在这事上提醒你。再说，你刚来，我要是话说得太白了而人家老鞠对你又真地不错，我不是自己把自己给装进去了吗？可到头来，他是连你也没放过。
其实，当初你面临了一个选择。大师兄话锋往回转，说，你要是真地选择了馆长的女儿，也许，老鞠肚子里的坏水在你这儿也就永远冒不出来了。说来说去，你没有必要为过去的那些不快而耿耿于怀了，因为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师兄的话说到这里，我只觉得从心底往上冒了一个水泡。我知道，我心底的那块冰在这个初春夜晚至此已经全部化开了。
我说，那么，下一步我还去庙村吗？
心里一轻松，我是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原来想，就是把我开除我也不会再跟老鞠一起去庙村了。可我现在呢，觉得上哪去都无所谓，什么事心里有数就可以了。
跟他去倒也可以，不过学不到什么东西，那老东西太保守。师兄又说，还是跟我去吧。
“怎么，你也要下工地？”我问师兄。在这之前，我还没有任何关于大师兄要下工地的消息。
“是这么回事”大师兄说，“辽西市有个水库工程建设项目，在淹没区范围内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馆里把这次发掘任务交给了我。恐怕这几天就得先下去，跟工程谈经费的事。馆长允许我在田野部抽调一个年轻的作助手，要是你没什么意见，明天你准备一下，我们后天就出发。”


４、 大师兄在去辽西的火车上闲聊，历数当馆长的好处

“我要提副馆长了。”在西去的火车上，大师兄高大伟兴冲冲地对我说。
大师兄从来都不掩饰自己的情绪。
我们一人一瓶啤酒，一边喝一边聊上了。大师兄说：“厅党委和人事处上周已经对我进行了考核。等完成了这次发掘任务回馆，我就是副馆长了。有师兄帮你，师弟你就好好干吧。”
“早点当上馆长才好呢。”听了这个消息，我也的确替大师兄高兴。我又说：“让那个狗屁馆长早点退休回家算了。”
大师兄说：“你也别小看馆长，他可不是狗屁，是狗屁也当不了馆长。”
大师兄说，博物馆这地方虽说地方不太，人事却比哪儿都复杂。你要是没点能耐，即使当了馆长也得被底下的人给欺负死。以前有个老馆长，死心眼儿，什么工作都带头头干，什么好处利益都先让着底下的人。“文革”一起来，他第一个被押起来批斗，没几天就想不开，上吊自杀了。现在的馆长是个独裁者，我行我素，敢作敢当，自己个人那点事搞的比谁都明白，学术上没几篇文章，却最早评上了研究员，房子也是馆里最大的。至于馆里那些老研究员的待遇，该解决的他就是不给解决，一直压着不办。当然，要是都解决了，就没人会求他了，没人求他了他这个馆长当得还有什么意思，当馆长就得让人求着。这些老研究员曾联名告过他，没有用。要告就在他刚当馆长的时候告，不然就别告。馆长一当上，用不上一年就把上上下下打点明白了。告也没用。但话说回来了，馆里还真得有这么个馆长，没有这么个“铁人”也控制不住局面。馆里有两拨人，一拨是连长那样的，没上过学，后门进来了，搞后勤解说什么的，大事小事总要起哄，但也都是明着起事，实际上成不了大气候。让馆长操心的是另一拨人，大学毕业，知识分子，谁也不服，什么也不怕。你要不硬气起来，你根本就没法在馆长位置上站住脚。所以，馆长对这拨人是毫不客气，不讲情面，尽管他自己也是个大学毕业生。馆长的策略是拉着前一拨人，打压着后一拨人。所以，现在馆里知识分子的待遇反而不如那些后勤人员，道理就在这里。
我说：“原来是这梓，我总是觉得那些后勤人员和解说一走起路来总是得意洋洋的，而那些研究人员走起路来却总是那么惶惶恐恐的，像是偷了钱做了贼似的。”
“这你就说对了”，大师兄说，“在馆里，一个人要是抬着头走路，十有八九他是一个解说人员或是后勤人员；要是低着头走路，那他肯定就是某个研究部门的。既扬着脑壳又是大学毕业生，恐怕在馆里也就高大伟我一个人了。”
我和大师兄的对话可以理解成喝酒中的笑谈，但也可以理解成严肃认真的谈话。大师兄说到这里，我意识到，他真地就是一个从来都得意洋洋的人。但我能感觉到，大师兄的得意和别人的得意是不一样的。别人的得意是发自内心的，是对自身境遇的一种满足和肯定，大师兄的得意却是有意而为之的。于是，我说：“大师兄比得意洋洋的那几个人更得意洋洋。”
大师兄说：“我知道，馆里背后讲我闲话的人不少，可就没有一个敢讲在我的当面，所以我就当作没有。有人得意起来，我就必须比他更得意。我从小就这样，这辈子是改不了了。我是宁愿让人嫉妒，让人背后拆台，也不愿让人瞧不起，让人同情，让人当面贬低挖苦你。”
我说：“就是有气让别人去生，而自己不生。”
“对，就是这个道理。”大师兄说，“人活着就不能怕人说闲话，怕人说闲话那你就别活了。博物馆的人嘴比哪儿的都刁，你不知道他们把你师兄给编排成什么样子了。他们竟说你师嫂有外遇，在我前几年下田野的时候给我戴了绿帽子。我听到这些传言，从来都是一笑了之。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师嫂了，她不是那种人。”
师兄说起这话是坦坦荡荡，毫无遮掩。本来师嫂有没有问题和我是没有任何干系的，可我一听到他把话题扯到了这上竟不自觉地有些紧张，我能感觉到我的脸都有些红了。
于是，我把话题又收了回来，我说：“师兄，我有点不明白，说句不该说的，既然博物馆的馆长这么难当，你还那么劳神去争那个副馆长干什么？老老实实当个学者不好吗？”
师兄说：“你还是没明白博物馆是怎么一回事儿。在这种地方你要想有所作为，要想成为一流的专家、学者你还真地就得当馆长，你要不当馆长也就很难成为一流的学者。除非你走了红运，遇上了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你知道，大师兄我当什么都想当最好的。三流的学者我是不肯做的，那还不如改行干别的。你搞研究，就得需要资料，第一手的考古发掘资料全都分散在研究人员的手里，这些人彼此之间讳莫如深，互相封锁，你只有当了馆长才能以领导检查的名义把东西从他们手里调出来，还有大量的馆藏资料分散在省内省外的各个博物馆里，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研究人员，谁也不会白白地把自己资料让你给研究，但你要是馆长，情形就会不同，因为别的馆长也会有求于你来看你的馆藏。还有，搞课题研究需要经费，立说著书也需要经费，馆长给自己拨款从来都比给别人拨款容易。此外，召开学术会议，进行海外学术交流，人家邀请的首先就是馆长。所以，这馆长不当，学者也就很难当成。所以，这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馆长大多都是各自馆内的第一号学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第一号学者才做了馆长，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先当了馆长然后才成了馆内的第一号学者。“
我说：“看来，在博物馆工作，我要么就随波逐流，放下心做个平庸的小馆员了却残生，要么就挖空心思去当馆长。”
师兄说：“这就对了，看来我一路上没对你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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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曲风]

５、水库工地的总指挥死了。师兄原来是个谈判高手

师兄多年来一直在搞商族起源的专题研究。关于作为商朝统治者的商族的起源，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来自山东和河南东部一带，即所谓的“东来说”。他们的证据是商代中期和晚期的考古遗存与山东的新石器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都具有重要的共同特征。但我们大学的章博教授却自成一说，认为商族本源东北，其准确的位置是辽西和内蒙东部一带。大师兄是章博教授的高足，毕业后一直致力于“北来说”专题研究，甚至在一篇论文中提出在辽西和内蒙东部盛行的新石器晚期文化—红山文化是商族的重要族源之一。这次黑石水库淹没区发现的遗址具有红山文化一些特征，也许会为大师兄的课题研究找到新的证据。我想，馆里之所以派大师兄来主持此处遗址的发掘，原因也许在此。
但很快我就知道，我想错了。

在辽西市内住下的第二天，我们坐着市文化局局长专用的桑塔那，在文物科科长老初陪同下专程赶到了70公里之外的黑石水库。
公路一直与大凌河相伴而行。辽西属东北有名的干旱地区。近几年旱情加重，大凌河也几近干涸。宽阔的河床中只有一条细细的水流，河床中到处裸露着大大小小的卵石。
黑石水库是省里的重点工程项目，它的修建正是为了解决辽西市的用水短缺问题。不过，我想，这么细的河流，它多少年才能汇成一个水库啊。
老初在车里给我和大师兄介绍遗址发现的经过。
水库的大坝工地离遗址其实还有大约三公里的距离。本来，这处遗址的原始堆积保存得十分完好，因此地面上并无陶片发现，也正因如此，去年秋天市文物部门对水库淹没区所做的那次考古调查就没能发现这处遗址。大坝工地需要大量的土方，可工地附近的山地多石少土，恰巧遗址这儿的黄土堆积的最厚最好，遗址正好就是因取土而遭到了破坏才被发现的。遗址在石棚村东头的山脚下，属大凌河二级台地。水库工地为取土还同村民发生了争执。本来，村子属淹没区范围，从夏天开始村民就要陆续迁走，所以村子早晚属于水库，那山脚下的黄土也应属水库无疑。可村民说他们暂时毕竟没走。他们全搬走之后，工地愿意怎么用就怎么用，可现在人没走，黄土属于村子，用土就得付钱。水库方面觉得建水库正是为当地人谋福，可又被当地人敲竹杠，有苦说不出，只能求助于乡政府。乡政府却说，动迁动员工作刚刚做好，不好节外生枝，反过来求水库方面顾全大局，尽量答应村民的要求，以免影响动迁。水库只好向村委会交了几万元买土费，这才破土。推土机一铲子下去，那些花花绿绿的彩陶片就被扬得到处都是。附近村子里有专门倒腾文物的个体户，马上就到了现场，结果发现它只是原始人的居住地而不是墓地，找不到完整的东西，也就做起了好事，把信儿送到了乡文化站，乡里又通过县里报到市里。初科长讲到这里，神色有些兴奋起来，我知道再往下肯定是他要出场了。果然，他接着说：“我火速赶到现场，尽快同水库工地取得联系并暂时劝停了取土工作。当天就赶回市里向领导汇报情况，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当天夜里，水库工地的总指挥担心工程进度受到影响，竞一声令下，调去了三台推土机，要把遗址全部毁掉。当我第二天清晨赶到石棚村的时候，遗址已被毁了一半。推土机仍在轰鸣，那一铲下去，不知又有多少文物被毁，我再也不能忍受，于是拦在了一辆堆土机的前面。推土机停下了，我又拦拄了另一辆推土机，在第三辆推土机前面，我躺了下来，我当时是含着泪大喊：要想毁掉先人的宝贵遗产就先把我毁了吧。电视台的记者不失时机地摄下了这一过程。我躺在地上，与推土机僵持了一个小时，当推土机全都熄了火，驾驶员也离开了驾驶室之后，我安排文化站的人员继续看守遗址，带着记者又来到了工地要采访总指挥。当然，总指挥没有出面。当天晚上，市电视台就把他们给曝光了。取土不得不停了下来，然后我们就以市政府名义向省里做了请示汇报，直到把你们给盼来了。”
石棚村到了。我们勘察了遗址，大师兄随手拾起一片陶片，看了看，说：“是红山之后的东西，十分重要的发现！老初，谢谢你。”大师兄做梦都想找到红山和商之间的连系的证据，看来，大师兄这回来对了地方。
老初带我们向水库工地进发。按计划，我们要到工地谈判。他说：“上次见总指挥没见着。这次应该能见到，局长昨天同他通了电话，约好了时间，电话里他还挺客气的。”
但总指挥我们永远也不能见着了。我们的车在乡间土路上跑得不快。不知为什么，有好几辆新闻采访车超过我们奔向了水库方向。
老初说：“往常在这儿已经能听到搅拌机轰隆隆的声音了，可现在怎么静悄悄的。难道取不成土大坝就不建了？不过这儿取不了土还可以到别处取土啊。”老初嗅了嗅鼻子，又说：“好像出事了。”

就在他刚说完“出事儿”的时候，我听到了救护车呜呜的怪叫声。一会儿好几辆救护车从工地方向驶出，向我们来的方向慌慌张张地驶去了。
我们将车停在了路边，老初截住了一辆往回返的采访车。
果然是出事了，而且是大事。就在我们到达石棚村之前的一小时，水库工地发生了塌方，总指挥和两位工程师，还有几个民工被压在了底下。
我们只好掉转车头，返回市内。当天晚上，我们从电视上知道了总指挥因公殉职的消息。
我和高大伟只好暂时回到省城。
几天之后，大师兄和我又来到了辽西市。老初说一切都安排妥当了，谈判下午就要开始。吃完午饭，我们就径直奔向黑石水库工地。
工程处的王处长代表工地与我们谈判。我把事先按大师兄要求做好的考古发掘预算递给了那位王处长。
我预算上做了三万元钱。遗址的文化层不厚，到夏天也就可以结束发掘工作。加上后期整理，实际上有一万五千元就够了。但还得有一万元返回馆里作年终的福利，再加上五千元的不可预见费，这样就做了三万元。
那边王处长粗略地翻了翻预算单，然后看了看后面的总额，马上提出了异议。他说，根据他多年搞工程的经验，这些工作量有七千元的花销就足够了，如果说考古工作特殊，工作细致，再加上后期工作，给翻两倍也就是一万四千元是肯定没有问题的。考虑到我们都是从省城来的，都是省直部门的，交个朋友，就按两万算吧。
王处长说得入情入理，既砍了价又送了人情，我觉得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反驳他。大师兄却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小本子，翻到某一页，说：“要不要我念一段《文物法》？”
王处长说：“不用念了。电视台给我们曝光后我就找到了文物法。我知道工程破坏考古遗址是不对的，负责人要负法律责任。可下令毁坏遗址的领导如今已经不在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听的出话后面的意思，是说，别拿这个来吓我，破坏遗址的责任人已经死了，要追究责任就去找死人。
初科长说话了，他强调了文物考古工作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又概述了一下辽西地区的历史沿革，最后，他恳切希望工地能在资金上给予考古工作以全力的支持。
“所以，我们准备拿出两万作为考古经费，这不是小数目。”王处长满面笑容，态度十分诚恳。
大师兄把小本放回了口袋里，他猛然问道：“既然总指挥不在了，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在了吗？”
这句话问得突然，不仅是王处长，连初科长和我都有些猝不及防。王处长问：“为什么？”
“为什么？有些事我不点破大家还真不知道为什么。”大师兄一脸严肃的样子，继续说：“我跟你们讲个故事吧。远的不说，你们知道辽西市内的505厂吗？大前年，505厂在新厂房里修整地面，一下子发现了五座唐墓，按规定应该尽快报告文物部门，可厂长却一声令下把墓全毁了，那些三彩瓷器被工人全都砸碎了，而其中的任何一件器物在香港的文物拍卖行上都可以拍到百万美元以上。令人痛心的话我就不说了，我不明白的是，工人愚昧你一个国营大厂的领导干部怎么还这么愚昧。后来，国家文物局插手此事，公安部门出面拘留了厂长。按文物法，至少也得判个三年。但不知为什么，不到一周厂长就回到了厂里，继续做他的厂长，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几天后他坐车到北京出差，结果那辆小车和一辆大货撞到了一起，车内的人无一辛免，全部遇难。辽南修高速公路时把一个好端端的青铜遗址楞是铲成了平地，两个月后过春节，工程一把手在家里吃火锅时把酒精炉碰翻了，脸被烧了个面目全非。辽东海岸的一座元墓不知怎么沉到了海底，村里有一个从海军里复员的潜水员被文物贩子买通了，几次下水盗掘墓中的瓷瓶。为了便于作业，把气瓶留在岸上，潜水员轻装下潜，结果最后一次文物贩子忘了打开氧气瓶的阀门，复员兵在水底被活活憋死了。我干了二十多年考古，这样的事见到的太多了，如果一次两次是巧合，但十次二十次那就不是巧合了。我自己也解释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信。像石棚村遗址那样的墓葬，年代更早，连遗骨都化成了土，越是这样的就越是碰不得，碰了，肯定就得出事。所以，大家自己想一下就会明白，总指挥为什么说没就没了。“
我早就听人说过，大师兄这个人是什么话都敢扔，什么人都敢唬，今天我算是领教了。他楞是把一个古人类的居住址说成了遗骨已经朽掉了的墓葬。
这时，我看见王处长的脸色有些发白，神态也有些疲倦，他想了想，问出这样一句：“那你们做考古的是不是也是一项危险系数很大的工作？”他声音没有刚才的大，显得有些有气无力。
我知道他所说的“危险系数”是什么意思。大师兄越说越有劲：“我们做考古工作的是科研人员，我们所做的是通过科学的发掘来揭示古代人的生存状况和生活面貌，这同非法盗掘和肆意破坏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不是破坏，不是掘祖坟惹祖宗生气，而是在宏扬祖先灿烂的文明，探求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去光宗耀祖。所以，你所说的‘危险系数’在我们这儿是不存在的。”
有一点我还是不大明白，大师兄比比划划所说的一套无非是“挖祖坟遭报应”的理论，它和我们要钱的联系又在哪里呢？但不等我把这个问题想明白，我看见那个王处长已经点头了，他说：“三万就三万，反正都是给国家做贡献。”
大师兄向他伸出了手。手握住了，王处长又补充说：“不过，不能一次付，要分三次。”

晚上，王处长还请我们在水库工地的招待所餐厅吃了饭。王处长和大师兄有说有笑，俨然一对好朋友。初科长见谈判这么顺利，也显得高兴，多喝了几杯。饭后进了车就睡了。
我问大师兄，你举的那些例子到底是真的假的。大师兄有些警觉地看了我一眼，我自知这话问得不大合适，但也收不回来了。大师兄说，怎么，你小子以为我是在唬人瞎编是吗？你到你们部里问问别人就知道了，我说的那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后几句话，也就是关于我们考古人员的那一段倒是师兄编的。其实，弘扬祖先文化，我们的祖先却并不领情，他们是宁愿在土里埋着也不愿出来见见世面，看看我们人类二十世纪繁荣昌盛、改革开放的大好今天。科学发掘与破坏盗掘的区分是我自己做出的，祖宗那儿却没有那样的区分，谁挖了他的坟，搅了他们的大梦，他们就跟谁过不去，管你是盗贼还是科学工作者。就拿我们馆里来说，凡是搞野外发掘的，有一个算一个，家里都不太平安，邪气的事是时有发生。也别说有一个算一个，还真有一个人挺顺，但那人干了一辈子田野，巧的是，每次遇到的都是居住址，从来就没有干过墓葬。还有一个特点，干考古的没孩子的多，就像我这样的跟你大嫂努力了半辈子了还没努力出一个孩子出来。听大师兄这么说，我在心里核计了一下，田野部共12个人就有3个人没孩子，这比例是有点偏高。
我终于意识到干田野考古的“危险系数”来，于是我又想起了提出了这个词儿的王处长。我还想接着问，那为什么你一提到这些事，那个王处长就不再讨价还价了呢？但这时我看见大师兄已经睡着了，于是把剩下的那个问题咽回到了肚子里。


6、考古发掘成果不大，大师兄忧虑重重，进退两难

我们两天后就在石棚村驻扎下来，初科长从市博物馆田野部又抽调了两个人配备给我们，这样，我们这个“石棚村遗址省市联合考古队”就宣告成立了。
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房东是村长的儿子，儿子长年在外打工，家里只剩下儿媳妇和一个五岁的小孙儿。五间瓦房有两间空下了没人住，正好就给我们租下了。村长儿媳手巧，厨艺也不错，于是又聘她给我们做饭。
初科长开始几日也与我们住在了一起。他说乡下的空气就是比城里的好，呆在乡下比在城里舒坦多了，既清静又用不着天天看局长的脸色，还能跟我们学一些考古知识。大师兄仍然安排我管帐，初科长就帮我在乡农业银行立了个临时帐户，第一笔款马上就从水库那边划了过来。
我问大师兄：“为什么分三次拨款，一次过来不就完了？”
师兄说：“这三万里得有三千回给那个王处长，要是一次性拨款，他就等于把主动权全交过来了。他不会干这傻事，精着哪！”
但后来那个王处长不时也到工地来考察一下发掘的进展情况，每次来都带上几百元钱的收据找我们报销，条据内容大多是文化用品。大师兄每次看都不看就在后面签了字，然后由我付他现金。
我们在附近几个村共招了十六个小工，一半都是小伙子。小工费每天五元，这比庙村遗址高出了六倍还多。师兄说，庙村遗址动用的是馆里的那点少得可怜的发掘经费，而我们这儿花的却是外来的钱，所以工费和其他花销由我们自己来定。大师兄还特意嘱咐我，有市里的同志在，伙食一定要好一些，干考古的人都贪杯，晚上要备足酒。
大师兄不像鞠公，对我们上工时间要求得很严。发掘时一发现重要的情况就把我们几人召到一起进行分折研究。初科长没有马上回市内上班，也和我们在工地上摸爬滚打了四五天。我们白天上工，晚上痛痛快快地再干上几怀，海阔天空地谈上一会儿。大家虽说有些劳累，但觉得也很有滋味。

这天晚饭之后，在厨房里，见市博物馆的老孙和小隋先进了屋，初科长对大师兄说：“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师兄说：“初科长你尽管讲。”
初科长说：“那我就直说了吧。有我们省市两方的共同努力，我们终于要来了三万元的发掘经费。你们和我都知道，从前期发掘到后期整理，这三万元是根本花不完的。为这次考古发掘工作，我们市里也做了很多工作，所以能不能给我们市里拨一部分款项。不瞒你们说，近三、四年，局里根本就没往文物部门拨过一分钱，上面拨下来的那点专项文物保护费也都被局里挪作他用了。”
“那你看拨多少合适？”大师兄问，给人的感觉好像是马上就能决定。
初科长一喝酒脸就红，这时我发现他的脸在白炽灯的灯光下似乎更红了。他说：“五千就可以，要么四千也行。”然后他又补充说：“我都五十九岁了，还剩一年退休，按理说文物科有没有钱和我关系不大。”
师兄说：“我这边没什么问题。但这不是什么小数目。我们是朋友，什么都好说，但这事你还得向我们馆长请示一下。”
初科长说：“能不能你去跟馆长请示，你是馆长助理，比我说要好。你要提出来，馆长绝不会驳你的面子。”
师兄说：“这话我不能说，因为这是替市里要钱。我要是说了，就好像我收了市里的多少好处。还得你说，只要馆长同意了，我这面保证没问题。”
初科长没再说什么。第二天他就回市内上班去了。偶尔他也来工地坐坐，住上一两天，照样和我们一起上工下工，晚上再喝上几杯，可就是没再提起钱的事。

我们在遗址上开了十六个五米乘五米的探方，考古队四人每人负责四个方，每个方里又分别配上一个民工。发掘工作进行到第十天，问题出来了。十六个方里有六个方已经见到了生土，生土上的文化堆积层也只有30厘米厚。整个工地除了在南侧发现了两座已遭破坏的圆角方形半地穴房址外，并无其他遗迹发现。遗址的中心部分已经被推土机全部破坏掉了。照目前的进度和方式进行下去，也许不到一个月，我们就该收工了。几件石磨盘和石磨棒还算完整的器物，但除了十几袋陶片，完整或是能复原的陶器一件都没有。而在所有器物种类中，陶器在断代学上和类型学比较研究上是最具说明力的。成果不大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水库工地余下的两万元还能不能顺利入帐就很难说了。如果让那个精明的王处长看破了门道而停止拨款，我和大师兄又怎么跟馆里交待？
当夜，大师兄召集我们开会，商量紧急对策。
大师兄说：“去年我们馆田野部某同志在锦州一家电厂工地上根据地表上拾到的几枚瓷片断定它是一处辽代居住址，又跟人要了一万元发掘经费。是谁我就不说了。等真正发掘的时候才发现文化层不知在几百年前就被破坏掉了，耕土直接叠压在生土上，只有耕土里还残存着几枚陶片和瓷片。情急之下，那人连夜从别的工地借来了几袋辽代瓷片给埋到了探方里，然后装模作样地把那些瓷片一点点清理出来，做出了几座假房子，并按预算和日期结束了发掘工作，总算没让人看出破绽。我高大伟不是这种鼠摸狗盗之徒，也绝对做不出这种事来。但好容易谈出来的三万元我们又不能不要，钱是我们考古人员的命根子，怎么可以把到手的金子给扔了呢？”
最后，我们定出了方案。大师兄说，有居住址就一定有墓葬，有活人就得有死人。石棚村附近的地理面貌比较原始，相信古遗址不会被盲目破坏掉。这墓地一定就在遗址的附近。第二天他带老孙和小隋出发在附近的山地中仔细勘察，争取找到墓地。如果墓地规模可观，不仅我们能保住我们的三万元，我们还可以让水库工地追加经费。至于遗址余下的发掘工作，大师兄就交给我全权负责，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慢，把进度彻底慢下来，需要用锹的地方我们用手铲，需要用掘土手铲的时候我们就用刮土的手铲。这样，尽最大力量把一个月的工作用三个月完成。
第二天我主持工地。师兄三人一人扛了一把洛阳铲，在附近的山地里转悠起来。我把整个工地的工作进行了重新布置，把进度一下子放慢下来。顿时，工地上往日的紧张气氛一下子就不见了，民工们只以为我是新毕业的学生，不像大师兄那么严厉，好欺负，于是便一下子放松起来，有说有笑，男男女女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地闹起来，有的从一个探方追到另一个探方里，对这些我全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这情景不禁让我想起了我在庙村遗址的那些日子。
我也无多少事可做，于是就坐在探方之间的隔梁上回忆往事。这时，我听到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歌声，是《恋曲1990》的曲调，不过这个人好像不会歌词，从头到尾用的都是一个词，就是“跑马溜溜的山上”里那个词：溜溜。所以听起来就是：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民工小菊见我听得入神，就说：“是‘溜溜’唱的。他是村长孙子的舅舅，就是给你们当炊事员大嫂的亲弟弟，生下来就是个傻子。他没有名字，唱什么歌都是溜溜，所以我们就叫他溜溜。”
溜溜从山坡上出现了，手里还拿着铁锹。溜溜十七、八岁的个头，神态却像个七、八岁的孩子，脸上带着天真的笑容。接近工地，又换了个歌，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歌词当然还是溜溜，可音调却哼得很准。我能听得出，溜溜其实很有音乐天赋，可惜是个傻子。这时有人喊：“溜溜，捡到小孩没有？”
溜溜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没了，他说：“没有。”
我对小菊说：“原来会说话。”小菊说：“谁说他不会说话，他只是唱歌时才溜溜，说话却好着呢。”见我还有些诧异，又补充说：“他经常问他妈妈，小孩是哪里来的，他妈就告诉他说是从山上捡出来的。所以他天天拿着锹上山捡小孩。”
我笑了，说：“这么执着，真是难得。我小时候妈妈也这么骗过我，可我很快就不信了。”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遗址上并无重要的发现，师兄三人已是精疲力竭，仍然毫无收获。他们先是翻过这面山坡进入了山坡那面的山谷之中，继而上了更高的山坡。后来，他们又去了大凌河对岸的山地。最后，他们沿河边逆流西进，专门考察河岸的台地，一直走出很远，甚至超出了黑石水库的淹没范围。那就是说，假如在水库范围之外发现了墓地，我们已经没有理由从水库要钱了。
从房东家向南可以看到大凌河的河床中有一突兀而起的台地，夜里在院子里小解时我能看到它黑魅魅的影子。我对师兄说，什么地方都找遍了，哪儿都没有，就剩那个台地没看了，该不会在那上面了吧。师兄说，兴许这些人吃了长生不老药，只会活着不会死去。那个台地在河床中间，别看大凌河现在没水，古时候却是大水滔滔。那是个河心岛，古人不会把墓地安在那上面，要是一发水就全没了。据我所知，辽西一带自古至今还没有水葬的传统。
我一想，师兄说的有道理。师兄就是师兄，不像那个鞠老，一涉及到业务方面总是讳莫如深，什么也不告诉我。师兄却总是言传身教，毫无保留。
水库那边的第二笔款也总算进到了我们的帐户。但王处长来工地考察时还是挑出了毛病。他找到大师兄，说：“据我的目测，你们的土方量远远没有预算的那么多，挖掘深度也和预算的差距很大。工地的管理也存在问题，工人们太散漫，每天出活太少，工作态度也不端正，嘻嘻哈哈的。看这种情况，拨给你们的两万元已是绰绰有余了。大坝那边的经费十分紧张，不然，剩下的一万就免了吧。”
师兄一听就着了急，说这十六个标方只是一期工程。二期工程我们还要向北再开十六个方。我心里知道，要是再开十六个方，那每个方里都是表土压着生土。
王处长没有辩驳，几天之后就把一张条子给了大师兄，大师兄马上就签了字，我看看金额吓了一跳，这一张就是一千八百元，以前的收据最大的一张都不超过五百元。我累计算了一下，王处长从我们手里拿走的远远超过了三千元，足有五千元。
不过，报完了一千八的第三天，那最后的一万元也到位了，我终于舒了口气。因为那最后一万元对我们太关键了，那是作为创收留给馆里作年终福利的。
既然经费已经全部到位，我想，师兄的考古调查可以暂停了。可是，师兄却仍然没有放弃努力。他们三人又开始在已经走过的地方继续寻找。和大师兄相处了这么长时间，我也基本了解了他的脾气。遗址发掘成果不大，工作量也没达到预期的程度，而我们却要了人家三万元钱，即使人家看不明白，他高大伟自己心里就不舒坦，他这人要面子，也要志气。不过看到他那么着魔似地毫无目标地在山里转来转去，寻找那个不知是否存在的古人类墓地，我的心里不禁有些担心和忧虑。

时令已入初伏，天气一下子变的燥热难当。大师兄的心情也随着天气的升温而变得越来越燥。以前每天晚上吃饭他都是一边喝酒，一边神吹海聊，满桌子就听他一个人在操着大嗓门在喊，老孙和小隋便一个劲地附合着他。如今，他变得比谁都沉默，吃完晚饭就一个人向村后走去。有好几次我劝他，人家水库那边也根本不计较，我们又何必这么较真儿。但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大师兄仿佛知道了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有一回吃完晚饭陪他一起出去转悠，他说，水库那边计较不计较都不是问题，问题在我们文物考古圈里面。这事件传出去就是个笑话，别人背后怎么编排我，我从不不在乎，但我丢不起那人。我是名牌大学的考古毕业生，手里拿着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领队资格，马上就是东北最大的一所文化人类学博物馆的副馆长了，我可不能拿自己的脸面开玩笑。
大师兄说着说着就停住了，手捂着肚子说，你先等等，我还得去试一试，说完了就闪到树丛中去了。
大师兄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大便了，看来是火上得大了。等他出来了，我看到他的脸上仍然是失望的神色，知道这回他又失败了。
我说，要么把刚拨过来的一万元还给他们算了。大师兄边系着腰带边说，要那么做可就出事了，而且出的是大事。你把一万元退回水库那边，你拿什么给馆里上交。你想得太简单了。你以为我们俩躲在这荒山野外就远离了博物馆？其实全馆上上下下一百多双眼睛一直都在盯着你。这么个有钱的项目让我俩摊上了，这一万元你要不给他们拿回去他们不把你吃了才怪。一个举报打到厅里，厅里就得派人来查我们的老底。我们这个底可是一查一个准，伙食严重超标，哪天晚上不有酒有肉的？但你要不把伙食搞好市里又要在这上做文章，初科长不是来要过钱了吗？我是婉言谢绝了，但他每次来我都好菜好酒地招待，他派来的两个人我们自然在伙食上也不能亏待他们，所以老初也就没再挑出我们什么毛病来。但厅里要是查下来这可全是问题。水库工地王处长的那些条子上面根本没留下他的名字，我俩怎么跟馆长解释？还有，我们用了这么多工却干了这么少的活儿，人家肯定会说你虚报工时。再说我们也确实虚报了，伙食费不全打在小工费里了吗？虽说每个工地都是如此，但不查你就什么问题都没有，查了你桩桩都是问题。
我这么一听，才知道，这一万元还真是太重要了。师兄说，配合工程的考古发掘项目是人人都想干，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干得了的。干有干的好处，专款专用，花钱宽绰；也有不好之处，容易招惹是非。你以为馆里派我来是因为这个遗址和我的研究课题有关系吗？那只是表面现象而已，本质的原因是我高大伟是全馆内最擅长谈判要钱的人，我的这方面特长在东北的文物界都出了名。另外，在僵持不下的时候我还有杀手锏。总之，我接到这类的谈判任务还从未落空过，每次都大获全胜。所以，馆里派我接手这个项目的真实用意是让我来为馆里谋福利。
我说，原来是这样，不说我还真的不明白。其实，在水库工地谈判的那天我也基本猜出了个大概。
大师兄停住脚步，喟然长叹了一声，像是对我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博物馆哪，博物馆。博物馆其实陈列了两个类别的东西，一类是有形的，是那些形形色色历朝历代的文物，游客买张票就可以看得见的；另一类是无形的，游客看不见，只有在这里工作的人才能看见，它不是陈列在展柜中和木架上，而是弥漫在博物馆大院的各个角落，它比陈列架上和展柜中的每一件文物都更传统、更古老、更本质、更有文化意味，更具有中国特色，那就是中国人天性中的劣根性，这种东西正是博物馆馆藏中最精彩的文物。要非得给它定级，那就是特级，特级中的特级文物。”
这时，天色已暗淡下来。西天，也就是大凌河上游的尽头仍然撑着几片暗紫的霞斑，说不清是漂亮还是丑陋。我依稀看见了大师兄的脸上有一丝绝望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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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曲风]]

５、水库工地的总指挥死了。师兄原来是个谈判高手

师兄多年来一直在搞商族起源的专题研究。关于作为商朝统治者的商族的起源，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来自山东和河南东部一带，即所谓的“东来说”。他们的证据是商代中期和晚期的考古遗存与山东的新石器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都具有重要的共同特征。但我们大学的章博教授却自成一说，认为商族本源东北，其准确的位置是辽西和内蒙东部一带。大师兄是章博教授的高足，毕业后一直致力于“北来说”专题研究，甚至在一篇论文中提出在辽西和内蒙东部盛行的新石器晚期文化—红山文化是商族的重要族源之一。这次黑石水库淹没区发现的遗址具有红山文化一些特征，也许会为大师兄的课题研究找到新的证据。我想，馆里之所以派大师兄来主持此处遗址的发掘，原因也许在此。
但很快我就知道，我想错了。

在辽西市内住下的第二天，我们坐着市文化局局长专用的桑塔那，在文物科科长老初陪同下专程赶到了70公里之外的黑石水库。
公路一直与大凌河相伴而行。辽西属东北有名的干旱地区。近几年旱情加重，大凌河也几近干涸。宽阔的河床中只有一条细细的水流，河床中到处裸露着大大小小的卵石。
黑石水库是省里的重点工程项目，它的修建正是为了解决辽西市的用水短缺问题。不过，我想，这么细的河流，它多少年才能汇成一个水库啊。
老初在车里给我和大师兄介绍遗址发现的经过。
水库的大坝工地离遗址其实还有大约三公里的距离。本来，这处遗址的原始堆积保存得十分完好，因此地面上并无陶片发现，也正因如此，去年秋天市文物部门对水库淹没区所做的那次考古调查就没能发现这处遗址。大坝工地需要大量的土方，可工地附近的山地多石少土，恰巧遗址这儿的黄土堆积的最厚最好，遗址正好就是因取土而遭到了破坏才被发现的。遗址在石棚村东头的山脚下，属大凌河二级台地。水库工地为取土还同村民发生了争执。本来，村子属淹没区范围，从夏天开始村民就要陆续迁走，所以村子早晚属于水库，那山脚下的黄土也应属水库无疑。可村民说他们暂时毕竟没走。他们全搬走之后，工地愿意怎么用就怎么用，可现在人没走，黄土属于村子，用土就得付钱。水库方面觉得建水库正是为当地人谋福，可又被当地人敲竹杠，有苦说不出，只能求助于乡政府。乡政府却说，动迁动员工作刚刚做好，不好节外生枝，反过来求水库方面顾全大局，尽量答应村民的要求，以免影响动迁。水库只好向村委会交了几万元买土费，这才破土。推土机一铲子下去，那些花花绿绿的彩陶片就被扬得到处都是。附近村子里有专门倒腾文物的个体户，马上就到了现场，结果发现它只是原始人的居住地而不是墓地，找不到完整的东西，也就做起了好事，把信儿送到了乡文化站，乡里又通过县里报到市里。初科长讲到这里，神色有些兴奋起来，我知道再往下肯定是他要出场了。果然，他接着说：“我火速赶到现场，尽快同水库工地取得联系并暂时劝停了取土工作。当天就赶回市里向领导汇报情况，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当天夜里，水库工地的总指挥担心工程进度受到影响，竞一声令下，调去了三台推土机，要把遗址全部毁掉。当我第二天清晨赶到石棚村的时候，遗址已被毁了一半。推土机仍在轰鸣，那一铲下去，不知又有多少文物被毁，我再也不能忍受，于是拦在了一辆堆土机的前面。推土机停下了，我又拦拄了另一辆推土机，在第三辆推土机前面，我躺了下来，我当时是含着泪大喊：要想毁掉先人的宝贵遗产就先把我毁了吧。电视台的记者不失时机地摄下了这一过程。我躺在地上，与推土机僵持了一个小时，当推土机全都熄了火，驾驶员也离开了驾驶室之后，我安排文化站的人员继续看守遗址，带着记者又来到了工地要采访总指挥。当然，总指挥没有出面。当天晚上，市电视台就把他们给曝光了。取土不得不停了下来，然后我们就以市政府名义向省里做了请示汇报，直到把你们给盼来了。”
石棚村到了。我们勘察了遗址，大师兄随手拾起一片陶片，看了看，说：“是红山之后的东西，十分重要的发现！老初，谢谢你。”大师兄做梦都想找到红山和商之间的连系的证据，看来，大师兄这回来对了地方。
老初带我们向水库工地进发。按计划，我们要到工地谈判。他说：“上次见总指挥没见着。这次应该能见到，局长昨天同他通了电话，约好了时间，电话里他还挺客气的。”
但总指挥我们永远也不能见着了。我们的车在乡间土路上跑得不快。不知为什么，有好几辆新闻采访车超过我们奔向了水库方向。
老初说：“往常在这儿已经能听到搅拌机轰隆隆的声音了，可现在怎么静悄悄的。难道取不成土大坝就不建了？不过这儿取不了土还可以到别处取土啊。”老初嗅了嗅鼻子，又说：“好像出事了。”

就在他刚说完“出事儿”的时候，我听到了救护车呜呜的怪叫声。一会儿好几辆救护车从工地方向驶出，向我们来的方向慌慌张张地驶去了。
我们将车停在了路边，老初截住了一辆往回返的采访车。
果然是出事了，而且是大事。就在我们到达石棚村之前的一小时，水库工地发生了塌方，总指挥和两位工程师，还有几个民工被压在了底下。
我们只好掉转车头，返回市内。当天晚上，我们从电视上知道了总指挥因公殉职的消息。
我和高大伟只好暂时回到省城。
几天之后，大师兄和我又来到了辽西市。老初说一切都安排妥当了，谈判下午就要开始。吃完午饭，我们就径直奔向黑石水库工地。
工程处的王处长代表工地与我们谈判。我把事先按大师兄要求做好的考古发掘预算递给了那位王处长。
我预算上做了三万元钱。遗址的文化层不厚，到夏天也就可以结束发掘工作。加上后期整理，实际上有一万五千元就够了。但还得有一万元返回馆里作年终的福利，再加上五千元的不可预见费，这样就做了三万元。
那边王处长粗略地翻了翻预算单，然后看了看后面的总额，马上提出了异议。他说，根据他多年搞工程的经验，这些工作量有七千元的花销就足够了，如果说考古工作特殊，工作细致，再加上后期工作，给翻两倍也就是一万四千元是肯定没有问题的。考虑到我们都是从省城来的，都是省直部门的，交个朋友，就按两万算吧。
王处长说得入情入理，既砍了价又送了人情，我觉得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反驳他。大师兄却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小本子，翻到某一页，说：“要不要我念一段《文物法》？”
王处长说：“不用念了。电视台给我们曝光后我就找到了文物法。我知道工程破坏考古遗址是不对的，负责人要负法律责任。可下令毁坏遗址的领导如今已经不在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听的出话后面的意思，是说，别拿这个来吓我，破坏遗址的责任人已经死了，要追究责任就去找死人。
初科长说话了，他强调了文物考古工作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又概述了一下辽西地区的历史沿革，最后，他恳切希望工地能在资金上给予考古工作以全力的支持。
“所以，我们准备拿出两万作为考古经费，这不是小数目。”王处长满面笑容，态度十分诚恳。
大师兄把小本放回了口袋里，他猛然问道：“既然总指挥不在了，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在了吗？”
这句话问得突然，不仅是王处长，连初科长和我都有些猝不及防。王处长问：“为什么？”
“为什么？有些事我不点破大家还真不知道为什么。”大师兄一脸严肃的样子，继续说：“我跟你们讲个故事吧。远的不说，你们知道辽西市内的505厂吗？大前年，505厂在新厂房里修整地面，一下子发现了五座唐墓，按规定应该尽快报告文物部门，可厂长却一声令下把墓全毁了，那些三彩瓷器被工人全都砸碎了，而其中的任何一件器物在香港的文物拍卖行上都可以拍到百万美元以上。令人痛心的话我就不说了，我不明白的是，工人愚昧你一个国营大厂的领导干部怎么还这么愚昧。后来，国家文物局插手此事，公安部门出面拘留了厂长。按文物法，至少也得判个三年。但不知为什么，不到一周厂长就回到了厂里，继续做他的厂长，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几天后他坐车到北京出差，结果那辆小车和一辆大货撞到了一起，车内的人无一辛免，全部遇难。辽南修高速公路时把一个好端端的青铜遗址楞是铲成了平地，两个月后过春节，工程一把手在家里吃火锅时把酒精炉碰翻了，脸被烧了个面目全非。辽东海岸的一座元墓不知怎么沉到了海底，村里有一个从海军里复员的潜水员被文物贩子买通了，几次下水盗掘墓中的瓷瓶。为了便于作业，把气瓶留在岸上，潜水员轻装下潜，结果最后一次文物贩子忘了打开氧气瓶的阀门，复员兵在水底被活活憋死了。我干了二十多年考古，这样的事见到的太多了，如果一次两次是巧合，但十次二十次那就不是巧合了。我自己也解释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信。像石棚村遗址那样的墓葬，年代更早，连遗骨都化成了土，越是这样的就越是碰不得，碰了，肯定就得出事。所以，大家自己想一下就会明白，总指挥为什么说没就没了。“
我早就听人说过，大师兄这个人是什么话都敢扔，什么人都敢唬，今天我算是领教了。他楞是把一个古人类的居住址说成了遗骨已经朽掉了的墓葬。
这时，我看见王处长的脸色有些发白，神态也有些疲倦，他想了想，问出这样一句：“那你们做考古的是不是也是一项危险系数很大的工作？”他声音没有刚才的大，显得有些有气无力。
我知道他所说的“危险系数”是什么意思。大师兄越说越有劲：“我们做考古工作的是科研人员，我们所做的是通过科学的发掘来揭示古代人的生存状况和生活面貌，这同非法盗掘和肆意破坏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不是破坏，不是掘祖坟惹祖宗生气，而是在宏扬祖先灿烂的文明，探求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去光宗耀祖。所以，你所说的‘危险系数’在我们这儿是不存在的。”
有一点我还是不大明白，大师兄比比划划所说的一套无非是“挖祖坟遭报应”的理论，它和我们要钱的联系又在哪里呢？但不等我把这个问题想明白，我看见那个王处长已经点头了，他说：“三万就三万，反正都是给国家做贡献。”
大师兄向他伸出了手。手握住了，王处长又补充说：“不过，不能一次付，要分三次。”

晚上，王处长还请我们在水库工地的招待所餐厅吃了饭。王处长和大师兄有说有笑，俨然一对好朋友。初科长见谈判这么顺利，也显得高兴，多喝了几杯。饭后进了车就睡了。
我问大师兄，你举的那些例子到底是真的假的。大师兄有些警觉地看了我一眼，我自知这话问得不大合适，但也收不回来了。大师兄说，怎么，你小子以为我是在唬人瞎编是吗？你到你们部里问问别人就知道了，我说的那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后几句话，也就是关于我们考古人员的那一段倒是师兄编的。其实，弘扬祖先文化，我们的祖先却并不领情，他们是宁愿在土里埋着也不愿出来见见世面，看看我们人类二十世纪繁荣昌盛、改革开放的大好今天。科学发掘与破坏盗掘的区分是我自己做出的，祖宗那儿却没有那样的区分，谁挖了他的坟，搅了他们的大梦，他们就跟谁过不去，管你是盗贼还是科学工作者。就拿我们馆里来说，凡是搞野外发掘的，有一个算一个，家里都不太平安，邪气的事是时有发生。也别说有一个算一个，还真有一个人挺顺，但那人干了一辈子田野，巧的是，每次遇到的都是居住址，从来就没有干过墓葬。还有一个特点，干考古的没孩子的多，就像我这样的跟你大嫂努力了半辈子了还没努力出一个孩子出来。听大师兄这么说，我在心里核计了一下，田野部共12个人就有3个人没孩子，这比例是有点偏高。
我终于意识到干田野考古的“危险系数”来，于是我又想起了提出了这个词儿的王处长。我还想接着问，那为什么你一提到这些事，那个王处长就不再讨价还价了呢？但这时我看见大师兄已经睡着了，于是把剩下的那个问题咽回到了肚子里。


6、考古发掘成果不大，大师兄忧虑重重，进退两难

我们两天后就在石棚村驻扎下来，初科长从市博物馆田野部又抽调了两个人配备给我们，这样，我们这个“石棚村遗址省市联合考古队”就宣告成立了。
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房东是村长的儿子，儿子长年在外打工，家里只剩下儿媳妇和一个五岁的小孙儿。五间瓦房有两间空下了没人住，正好就给我们租下了。村长儿媳手巧，厨艺也不错，于是又聘她给我们做饭。
初科长开始几日也与我们住在了一起。他说乡下的空气就是比城里的好，呆在乡下比在城里舒坦多了，既清静又用不着天天看局长的脸色，还能跟我们学一些考古知识。大师兄仍然安排我管帐，初科长就帮我在乡农业银行立了个临时帐户，第一笔款马上就从水库那边划了过来。
我问大师兄：“为什么分三次拨款，一次过来不就完了？”
师兄说：“这三万里得有三千回给那个王处长，要是一次性拨款，他就等于把主动权全交过来了。他不会干这傻事，精着哪！”
但后来那个王处长不时也到工地来考察一下发掘的进展情况，每次来都带上几百元钱的收据找我们报销，条据内容大多是文化用品。大师兄每次看都不看就在后面签了字，然后由我付他现金。
我们在附近几个村共招了十六个小工，一半都是小伙子。小工费每天五元，这比庙村遗址高出了六倍还多。师兄说，庙村遗址动用的是馆里的那点少得可怜的发掘经费，而我们这儿花的却是外来的钱，所以工费和其他花销由我们自己来定。大师兄还特意嘱咐我，有市里的同志在，伙食一定要好一些，干考古的人都贪杯，晚上要备足酒。
大师兄不像鞠公，对我们上工时间要求得很严。发掘时一发现重要的情况就把我们几人召到一起进行分折研究。初科长没有马上回市内上班，也和我们在工地上摸爬滚打了四五天。我们白天上工，晚上痛痛快快地再干上几怀，海阔天空地谈上一会儿。大家虽说有些劳累，但觉得也很有滋味。

这天晚饭之后，在厨房里，见市博物馆的老孙和小隋先进了屋，初科长对大师兄说：“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师兄说：“初科长你尽管讲。”
初科长说：“那我就直说了吧。有我们省市两方的共同努力，我们终于要来了三万元的发掘经费。你们和我都知道，从前期发掘到后期整理，这三万元是根本花不完的。为这次考古发掘工作，我们市里也做了很多工作，所以能不能给我们市里拨一部分款项。不瞒你们说，近三、四年，局里根本就没往文物部门拨过一分钱，上面拨下来的那点专项文物保护费也都被局里挪作他用了。”
“那你看拨多少合适？”大师兄问，给人的感觉好像是马上就能决定。
初科长一喝酒脸就红，这时我发现他的脸在白炽灯的灯光下似乎更红了。他说：“五千就可以，要么四千也行。”然后他又补充说：“我都五十九岁了，还剩一年退休，按理说文物科有没有钱和我关系不大。”
师兄说：“我这边没什么问题。但这不是什么小数目。我们是朋友，什么都好说，但这事你还得向我们馆长请示一下。”
初科长说：“能不能你去跟馆长请示，你是馆长助理，比我说要好。你要提出来，馆长绝不会驳你的面子。”
师兄说：“这话我不能说，因为这是替市里要钱。我要是说了，就好像我收了市里的多少好处。还得你说，只要馆长同意了，我这面保证没问题。”
初科长没再说什么。第二天他就回市内上班去了。偶尔他也来工地坐坐，住上一两天，照样和我们一起上工下工，晚上再喝上几杯，可就是没再提起钱的事。

我们在遗址上开了十六个五米乘五米的探方，考古队四人每人负责四个方，每个方里又分别配上一个民工。发掘工作进行到第十天，问题出来了。十六个方里有六个方已经见到了生土，生土上的文化堆积层也只有30厘米厚。整个工地除了在南侧发现了两座已遭破坏的圆角方形半地穴房址外，并无其他遗迹发现。遗址的中心部分已经被推土机全部破坏掉了。照目前的进度和方式进行下去，也许不到一个月，我们就该收工了。几件石磨盘和石磨棒还算完整的器物，但除了十几袋陶片，完整或是能复原的陶器一件都没有。而在所有器物种类中，陶器在断代学上和类型学比较研究上是最具说明力的。成果不大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水库工地余下的两万元还能不能顺利入帐就很难说了。如果让那个精明的王处长看破了门道而停止拨款，我和大师兄又怎么跟馆里交待？
当夜，大师兄召集我们开会，商量紧急对策。
大师兄说：“去年我们馆田野部某同志在锦州一家电厂工地上根据地表上拾到的几枚瓷片断定它是一处辽代居住址，又跟人要了一万元发掘经费。是谁我就不说了。等真正发掘的时候才发现文化层不知在几百年前就被破坏掉了，耕土直接叠压在生土上，只有耕土里还残存着几枚陶片和瓷片。情急之下，那人连夜从别的工地借来了几袋辽代瓷片给埋到了探方里，然后装模作样地把那些瓷片一点点清理出来，做出了几座假房子，并按预算和日期结束了发掘工作，总算没让人看出破绽。我高大伟不是这种鼠摸狗盗之徒，也绝对做不出这种事来。但好容易谈出来的三万元我们又不能不要，钱是我们考古人员的命根子，怎么可以把到手的金子给扔了呢？”
最后，我们定出了方案。大师兄说，有居住址就一定有墓葬，有活人就得有死人。石棚村附近的地理面貌比较原始，相信古遗址不会被盲目破坏掉。这墓地一定就在遗址的附近。第二天他带老孙和小隋出发在附近的山地中仔细勘察，争取找到墓地。如果墓地规模可观，不仅我们能保住我们的三万元，我们还可以让水库工地追加经费。至于遗址余下的发掘工作，大师兄就交给我全权负责，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慢，把进度彻底慢下来，需要用锹的地方我们用手铲，需要用掘土手铲的时候我们就用刮土的手铲。这样，尽最大力量把一个月的工作用三个月完成。
第二天我主持工地。师兄三人一人扛了一把洛阳铲，在附近的山地里转悠起来。我把整个工地的工作进行了重新布置，把进度一下子放慢下来。顿时，工地上往日的紧张气氛一下子就不见了，民工们只以为我是新毕业的学生，不像大师兄那么严厉，好欺负，于是便一下子放松起来，有说有笑，男男女女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地闹起来，有的从一个探方追到另一个探方里，对这些我全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这情景不禁让我想起了我在庙村遗址的那些日子。
我也无多少事可做，于是就坐在探方之间的隔梁上回忆往事。这时，我听到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歌声，是《恋曲1990》的曲调，不过这个人好像不会歌词，从头到尾用的都是一个词，就是“跑马溜溜的山上”里那个词：溜溜。所以听起来就是：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民工小菊见我听得入神，就说：“是‘溜溜’唱的。他是村长孙子的舅舅，就是给你们当炊事员大嫂的亲弟弟，生下来就是个傻子。他没有名字，唱什么歌都是溜溜，所以我们就叫他溜溜。”
溜溜从山坡上出现了，手里还拿着铁锹。溜溜十七、八岁的个头，神态却像个七、八岁的孩子，脸上带着天真的笑容。接近工地，又换了个歌，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歌词当然还是溜溜，可音调却哼得很准。我能听得出，溜溜其实很有音乐天赋，可惜是个傻子。这时有人喊：“溜溜，捡到小孩没有？”
溜溜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没了，他说：“没有。”
我对小菊说：“原来会说话。”小菊说：“谁说他不会说话，他只是唱歌时才溜溜，说话却好着呢。”见我还有些诧异，又补充说：“他经常问他妈妈，小孩是哪里来的，他妈就告诉他说是从山上捡出来的。所以他天天拿着锹上山捡小孩。”
我笑了，说：“这么执着，真是难得。我小时候妈妈也这么骗过我，可我很快就不信了。”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遗址上并无重要的发现，师兄三人已是精疲力竭，仍然毫无收获。他们先是翻过这面山坡进入了山坡那面的山谷之中，继而上了更高的山坡。后来，他们又去了大凌河对岸的山地。最后，他们沿河边逆流西进，专门考察河岸的台地，一直走出很远，甚至超出了黑石水库的淹没范围。那就是说，假如在水库范围之外发现了墓地，我们已经没有理由从水库要钱了。
从房东家向南可以看到大凌河的河床中有一突兀而起的台地，夜里在院子里小解时我能看到它黑魅魅的影子。我对师兄说，什么地方都找遍了，哪儿都没有，就剩那个台地没看了，该不会在那上面了吧。师兄说，兴许这些人吃了长生不老药，只会活着不会死去。那个台地在河床中间，别看大凌河现在没水，古时候却是大水滔滔。那是个河心岛，古人不会把墓地安在那上面，要是一发水就全没了。据我所知，辽西一带自古至今还没有水葬的传统。
我一想，师兄说的有道理。师兄就是师兄，不像那个鞠老，一涉及到业务方面总是讳莫如深，什么也不告诉我。师兄却总是言传身教，毫无保留。
水库那边的第二笔款也总算进到了我们的帐户。但王处长来工地考察时还是挑出了毛病。他找到大师兄，说：“据我的目测，你们的土方量远远没有预算的那么多，挖掘深度也和预算的差距很大。工地的管理也存在问题，工人们太散漫，每天出活太少，工作态度也不端正，嘻嘻哈哈的。看这种情况，拨给你们的两万元已是绰绰有余了。大坝那边的经费十分紧张，不然，剩下的一万就免了吧。”
师兄一听就着了急，说这十六个标方只是一期工程。二期工程我们还要向北再开十六个方。我心里知道，要是再开十六个方，那每个方里都是表土压着生土。
王处长没有辩驳，几天之后就把一张条子给了大师兄，大师兄马上就签了字，我看看金额吓了一跳，这一张就是一千八百元，以前的收据最大的一张都不超过五百元。我累计算了一下，王处长从我们手里拿走的远远超过了三千元，足有五千元。
不过，报完了一千八的第三天，那最后的一万元也到位了，我终于舒了口气。因为那最后一万元对我们太关键了，那是作为创收留给馆里作年终福利的。
既然经费已经全部到位，我想，师兄的考古调查可以暂停了。可是，师兄却仍然没有放弃努力。他们三人又开始在已经走过的地方继续寻找。和大师兄相处了这么长时间，我也基本了解了他的脾气。遗址发掘成果不大，工作量也没达到预期的程度，而我们却要了人家三万元钱，即使人家看不明白，他高大伟自己心里就不舒坦，他这人要面子，也要志气。不过看到他那么着魔似地毫无目标地在山里转来转去，寻找那个不知是否存在的古人类墓地，我的心里不禁有些担心和忧虑。

时令已入初伏，天气一下子变的燥热难当。大师兄的心情也随着天气的升温而变得越来越燥。以前每天晚上吃饭他都是一边喝酒，一边神吹海聊，满桌子就听他一个人在操着大嗓门在喊，老孙和小隋便一个劲地附合着他。如今，他变得比谁都沉默，吃完晚饭就一个人向村后走去。有好几次我劝他，人家水库那边也根本不计较，我们又何必这么较真儿。但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大师兄仿佛知道了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有一回吃完晚饭陪他一起出去转悠，他说，水库那边计较不计较都不是问题，问题在我们文物考古圈里面。这事件传出去就是个笑话，别人背后怎么编排我，我从不不在乎，但我丢不起那人。我是名牌大学的考古毕业生，手里拿着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领队资格，马上就是东北最大的一所文化人类学博物馆的副馆长了，我可不能拿自己的脸面开玩笑。
大师兄说着说着就停住了，手捂着肚子说，你先等等，我还得去试一试，说完了就闪到树丛中去了。
大师兄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大便了，看来是火上得大了。等他出来了，我看到他的脸上仍然是失望的神色，知道这回他又失败了。
我说，要么把刚拨过来的一万元还给他们算了。大师兄边系着腰带边说，要那么做可就出事了，而且出的是大事。你把一万元退回水库那边，你拿什么给馆里上交。你想得太简单了。你以为我们俩躲在这荒山野外就远离了博物馆？其实全馆上上下下一百多双眼睛一直都在盯着你。这么个有钱的项目让我俩摊上了，这一万元你要不给他们拿回去他们不把你吃了才怪。一个举报打到厅里，厅里就得派人来查我们的老底。我们这个底可是一查一个准，伙食严重超标，哪天晚上不有酒有肉的？但你要不把伙食搞好市里又要在这上做文章，初科长不是来要过钱了吗？我是婉言谢绝了，但他每次来我都好菜好酒地招待，他派来的两个人我们自然在伙食上也不能亏待他们，所以老初也就没再挑出我们什么毛病来。但厅里要是查下来这可全是问题。水库工地王处长的那些条子上面根本没留下他的名字，我俩怎么跟馆长解释？还有，我们用了这么多工却干了这么少的活儿，人家肯定会说你虚报工时。再说我们也确实虚报了，伙食费不全打在小工费里了吗？虽说每个工地都是如此，但不查你就什么问题都没有，查了你桩桩都是问题。
我这么一听，才知道，这一万元还真是太重要了。师兄说，配合工程的考古发掘项目是人人都想干，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干得了的。干有干的好处，专款专用，花钱宽绰；也有不好之处，容易招惹是非。你以为馆里派我来是因为这个遗址和我的研究课题有关系吗？那只是表面现象而已，本质的原因是我高大伟是全馆内最擅长谈判要钱的人，我的这方面特长在东北的文物界都出了名。另外，在僵持不下的时候我还有杀手锏。总之，我接到这类的谈判任务还从未落空过，每次都大获全胜。所以，馆里派我接手这个项目的真实用意是让我来为馆里谋福利。
我说，原来是这样，不说我还真的不明白。其实，在水库工地谈判的那天我也基本猜出了个大概。
大师兄停住脚步，喟然长叹了一声，像是对我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博物馆哪，博物馆。博物馆其实陈列了两个类别的东西，一类是有形的，是那些形形色色历朝历代的文物，游客买张票就可以看得见的；另一类是无形的，游客看不见，只有在这里工作的人才能看见，它不是陈列在展柜中和木架上，而是弥漫在博物馆大院的各个角落，它比陈列架上和展柜中的每一件文物都更传统、更古老、更本质、更有文化意味，更具有中国特色，那就是中国人天性中的劣根性，这种东西正是博物馆馆藏中最精彩的文物。要非得给它定级，那就是特级，特级中的特级文物。”
这时，天色已暗淡下来。西天，也就是大凌河上游的尽头仍然撑着几片暗紫的霞斑，说不清是漂亮还是丑陋。我依稀看见了大师兄的脸上有一丝绝望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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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曲风]

7、雨水没下来，却认识了“抗洪办”主任小金

石棚村村民的动迁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已经有一半人口搬走了。村民把自己家的房子都拆了，拆下的砖石和木料被拉走，去盖新居。于是，随着一座座房屋的消失，这个本来就不大的村落每天都在变小。每天我都在山坡上望着山下的村落，心里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
雨季快要到了。虽说辽西干旱少雨，但每年夏天还都能下几场雨。这时，也只有这时，大凌河水才会恢复昔日的雄姿。我开始盼望着下雨，因为我有好久没有看见河流了。有时候坐在探方边上我就开始胡乱思想。我觉得河流就是现实，河床就像是历史，河流冲刷着河床，就好比现实冲刷着历史，每时每刻都在带走记忆，使历史变得模糊不定和不可确认。而干涸的河床意味着什么，它因为失去了河流而成为只剩下记忆和往昔和场所，那就和博物馆有些相象了，没有现实，只有历史。那么，历史难道就是河床中那些失去了生机的干涸枯燥而又顽暝不化的石头吗？

雨没等来，工地上却来了几个人，是初科长带来的。
初科长向我介绍，他们是市政府抗洪救灾办公室的。雨季就要来了，他们是专程来检查一下我们考古工地的抗洪救灾措施的落实情况。我搞不明白这些事情，就差民工到山坡那头喊回了大师兄。那个领头的是个年纪不大的年轻人，看样子比我大不了两岁，个子不高，眼神却很亮，头发一根根理得整齐，又抹上了不知什么油脂，显得比眼睛还亮。初科长称他为小金主任。
小金主任很客气，对大师兄简单介绍了来意。他说，高教师，我们是奉上级的指示，针对抗洪救灾的准备工作，对大凌河沿岸的各企业、单位进行全面检查。据气象部门预报，虽然辽西地区向来以干旱著称，但近两年将会有一次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为了改变辽西人头脑中只重抗旱不重抗洪的偏颇观念，也为了避免由于我们的疏忽而给国家财产上可能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我们是逐家通知，逐家宣传。这就走到了你们单位。虽然贵单位是临时成立的，但古人类遗址以及相关文物却是比什么都珍贵的国宝，所以更要在思想上予以重视，在行动上抓好这项工作。
大师兄也许是看他年纪不大，官话却说得不少，就笑了。好多天了，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大师兄露出了笑容。大师兄说，老弟，开玩笑了，就辽西这年年大旱的干巴地方还能发水，谁会信哪？不是我摆老资格，社会上我混了这么多年，什么事我看不明白？有什么事用的着我高大伟，老弟别客气，你就直说。
那小金主任可能从来没有遇到像师兄这么说话的人，一下子楞在那里，脸有些发红，局促不安地不知怎么说好。初科长帮着打圆场，就对小金主任说，思想上我们高主任肯定会重视的，你给指示一下，行动上我们该怎么做？
小金主任说，其实抗洪措施到目前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也就是人员财产及时转移，同时采用沙袋筑坝挡水。但我们这遗址看来也搬不走，最好多备沙袋。麻袋我们在市内一家指定的商店有售，按抗洪标准特制的，每个沿河单位都得购买，至少在10000片以上。不过，高老师既然这么口快心直，我也不绕什么弯子。袋子你愿意买就买，不愿买就算了，因为说实话，水要真发起来了，用多少袋子也没用！我这次来，主要是想看看遗址，我业余没别的爱好，就愿意搞点文物收藏。听说这儿开了个考古点，早就想来学习学习，看看热闹，也顺便拜访一下高老师，交个朋友，今天正好就借着工作之便来了。
大师兄说，老弟太客气了，我这人就这样，不喜欢说话拐弯抹角。转身又对我说，给金主任找几片值得收藏的陶片。
我到陶片袋中找了几片有代表性的陶片，拿了过来。没想到金主任还真的在行，他拿出一片说，这是长颈深腹罐的颈部，腹部应该饰有之字纹；接着拿出一片饰有之字纹的陶片说，对，就是这种纹饰。又拿出一片说，这是斜口罐的口部。他掂了掂手里的陶片，又说，好像是红山文化的东西，但又和典型红山的不太一样。我知道，他在文物上的确不是外行，甚至比初科长都要内行的多。这一点有点让人难以相信，因为他举止神态很容易给人一种不学无术的感觉。
他又有些仿佛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有个完整的就好了。”我从他的口气里隐约发现了一种东西。虽然表面上金主任似乎很虚心，很客气，但骨子里却有一种难以觉察的小霸气。也许他是碰上了大师兄这么个硬茬，才装得老实，要是在别的单位，他的霸气也许就会原形毕露。
但这句话却一下子惹恼了大师兄。他忽然间发起了火，冲金主任喊了起来：“你说什么？你再说一句？别不知深浅，完整的我们连一个还没有呢！”这时我发现大师兄的眼睛都有些红了，心想坏了，他这不是要把这些天的郁闷全发泄到那个小金主任的头上吗？我急忙和初科长一起把大师兄往一边推，一边对金主任说：“你这想法是有点过，别怪高教师生气，因为我们到现在还真就一个完整的陶器都没挖出来。这些陶片还是破例首次送人的。
小金主任连忙解释，说：“高教师，你误会了，我并没有那意思，我只是顺口说了一句。明天晚上，我请你吃饭，算是小弟赔罪了。这样，明晚6点钟我在市内的龙城大酒店恭候，不见不散。”
师兄见小金道了歉，火气自然就消了，但说话仍然不好听：“吃饭就免了吧，一顿饭下去，你那几万条的麻袋不都白卖吗？”
小金并不计较，转身和来人一起上了停在山脚下的豪华吉普，一溜烟地跑了。
老初没走，他还在劝大师兄：“你太冲动了，人家一句玩笑话就让你发这么大的火。”
大师兄抬起头望着那辆吉普车的背影，说：“这些小东西是什么背景，这可是日本进口的‘沙漠风暴’，连我爸都没舍得坐这车。”
于是初科长给我们介绍这小金主任的背景。原来，他是辽西市在任市长的儿子，在当地师专毕业后不愿意去当教师，就呆在家里没上班，只是在一个中学挂着一个团委书记的衔。市政府有个抗旱救灾指挥中心，那里有个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本来市长要把儿子安排到那里，却让市委书记抢了先。书记有个侄子刚从部队转业，于是就把他给安排进去了。市长和市委书记向来不和，这连老百姓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哪能就这么输了。去年，省政府向全省下达了防洪通知，同时成立了一个临时的抗洪救灾中心办公室。于是各市也纷纷效仿，按道理这辽西市历史上几百年间都未发过大水，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可市长却召开办公会议，论证了防旱和防洪不可偏废、二业并举的辩证关系，强调了抗洪的重要意义。又建议市人事局编委成立了辽西市抗洪救灾中心办公室，并把它定为正式行使政府职能事业单位。他又指示财政局给“抗洪办”设立专款资金。金公子就这样成了“抗洪办”的主任，而“抗洪办”的其他位置也成了大家趋之若骛的肥缺。为了平衡关系，秘书长和几个局长的侄子也都进了“抗洪办”，所以这“抗洪办”基本上成了辽西市的太子党。
“所以”，初科长说，“这小金咱们最好不要得罪，得罪了他就相当于得罪了整个辽西市。如果不是市、县、乡三级政府的全力配合和大力支持，我们这考古队就根本就无法立足。高助理，既然人家盛情邀请，这个面子我们不好驳，明天这顿酒我们还必须得喝。”
大师兄听初科长这么一劝，气也消了。他想了想，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说：“好，去就去！白吃白喝，天上掉下来的美事，不去不成了大傻子了吗？要去我们就一个不少，老孙、小隋，我们都去，多吃他几条麻丝袋。”
“这就对了，这些小地头蛇，有些来往只能有好处没有坏处。要知道，对于干我们这行来说，我们求人家的地方比人家求我们的多。”初科长松了口气，脸上挂上了笑容。

第二天下午，考古队放假半天。我们坐公共汽车到了市里。老孙和小隋回了家，初科长陪大师兄和我到了一家浴池。我们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我看大师兄的情绪好象好多了。
龙城大酒店是辽西市内最大的酒店。小金主任点的菜也都是酒店的特色，价格自然不菲。看来人家的确把我们当成了贵客。小金说这是赔罪宴，可这罪赔的也有点太大了。师兄却不管这些，看到如此好酒好菜，他一子恢复了多日不见的神吹海聊的特色，那小金虽说只长我两三岁，却也是见多识广，两人推杯换盏，十分投机。晚饭后小金主任又邀请我们再到他的寒舍小坐，说反正也没结婚，全家也只他一人，大师兄并未推辞，于是我们几个全挤在那辆“沙漠风暴”里，小金自己则坐到了驾驶员的位置上。
小金的家在市政府大院的一栋很普通的居民楼里。面积不大，只有两室。可一进屋，我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两间屋子里全是精巧的木头架子，上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文物。只在一间屋子的靠窗位置摆放着一张简陋的钢丝床和一套机关里常见的那种老式办公桌椅。我顿时明白了小金盛宴招待我们的用意，看来他是真想和我们交朋友。
小金的收藏年代跨度很大，种类以陶瓷为主，有红山文化的彩陶深腹罐、之字纹斜口器，西汉的卵形黑陶壶、唐代的三彩方盖，还有元代的青花大碗和清代的豆彩大球瓶。辽金的东西他收得最多，这自然同辽西一带是古代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的文明中心有关。其中两件辽代鸡冠壶和一件金代的磁州窑缠枝纹瓷枕差不多已属国家一级文物了。看来小金主任的眼力非同异常，能被大师兄和市博物馆老孙叫准是赝品的也只有那么七、八件。而这样的收藏已属专业水平。
小金对瓷器基本在行，我得承认，在某些方面，他的鉴赏力远远超过了我这样科班毕业的大学生。但他对陶器及史前的东西把握倒不大。他向大师兄请教了一些有关史前陶器的一些特点之后，又从办公桌掏出了两件红山文化的玉器，其中一件玉猪大师兄马上就认定是赝品，因为它的底部不小心留下了被机器打磨过的痕迹；而另一件玉龙大师兄则肯定它是红山玉器中少有的精品，与之形似的东西在我们博物馆里也只有一件藏品。大师兄的眼睛看得有些发直，他说，国宝啊国宝，我这石棚遗址里要发现这么一件我能给老祖宗磕一万个头。
小金不知从哪里又变出了一套茶具，是清末宜兴的正宗紫砂，他就用这套茶具为我们冲茶。我们没有什么地方好坐，就围在办公桌边一边喝茶一边闲聊起来。这时，小金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又从办公桌的底下摸出了一个报纸包着的东西，打开一看，是一块版状的陶制品的残块。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看看坐在椅子上的大师兄，他也是露出诧异的目光。小金把桌子上的台灯打亮，说你们再仔细看看。这时我发现那上面有五个半刻划的文字形状的符号。小金问，这是不是早于甲骨文之前的那种所说的陶文。
大师兄接过陶版翻来覆去地看，屋子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大家都屏住了呼吸，似乎等大师兄宣布什么惊人的发现。但到了最后，大师兄还是轻轻摇了摇头，说：“不是正经东西。”
他把陶版递给了我，说：“你看这和河南、山东出土的陶文是一码子事吗？”我接过陶版，仔细地盯着那几个符号，我说：“师兄，这好像是苏美尔人才有的楔形文字啊。”
大师兄乐了。大家见他乐了，也都跟着笑起来。大师兄说：“苏美尔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正跟美国打仗呢，他们的东西怎么会跑到你家里。小金，这是恶作剧，你让人给逗啦！”
小金也释然地笑了，他说：“我说的嘛，要是正经东西那老农也不会五十元钱就卖给了我。那些老农成天和文物贩子打交道，搞得比猴子还精。我还心存侥幸，以为万一碰上个真的呢。看来，是老农自己在砖窑烧出来的，专门唬我这样的外行。”说完，他把那块陶片随手丢进了抽屉里，说：“留个纪念吧。”


8、溜溜挖出了泥人，引出了一桩重大的考古发现

小金主任连夜把我们送回了石棚村。第二天，我发现大师兄的精神状态比往日好多了。上工前，他召集我们几人开了个短会，宣布墓地探寻工作到此为止，遗址发掘进入后期收尾工作。最后，他这样说，该怎样就怎样，什么都无所谓啦。
他总算是想开了。
我同老孙、小隋上了工地，大师兄自己留在房间看我这一段时间所做的工作日记，进而熟悉一下他离开工地之后的日常发掘情况。
我们开始清理探方与探方之间的隔梁。这时，一阵熟悉的旋律—《恋曲1990》又飘进了我的耳朵里。我知道是溜溜来了。
溜溜在山里转悠够了，不时就来工地上站一站，他看我们发掘的神态显得十分认真。他好像对陶器的形状十分敏感。有一次他指了指一个探方里的陶片，又指了指邻方里的一块陶片，我过去分别将这两块陶片捡起来，往一起一对，正好对上了茬口，原来是一个器物上碎下来的。人都说傻子虽然是傻子，却总有一个区域比聪明人还聪明，我相信这话是真理。
溜溜扛着铁锹出现了，这回他是从河岸那边走过来的，另一只手好像还拿着一件什么东西。
“溜溜，捡到小孩了没有？”不知谁又开始逗弄傻子，工地上马上爆发出一陈笑声。
我抬头望去，见溜溜把铁锹扔到了地上，一只手高高地举起手里的东西，用一种极端夸张的炫耀的声音喊到：“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小孩找到喽！小孩找到喽！”
太阳仿佛就挂在溜溜的头顶，我定睛地望着溜溜手里举起的东西，只觉得脑袋嗡的一下子变的又木又胀，心跳骤然加速，我一阵眩晕。天哪，溜溜手里举起的是一件史前时代的女性雕塑！这样的雕塑在辽西地区有名的东山嘴祭祀遗址中也只发现了两件，也是中国考古史上仅有的两件；在因发现了女神庙而震惊中外的牛河梁遗址中除了一件女神头像外，也仅仅只有一些塑像的残块出土。
于是，我用尽力气喊道：“溜溜，让我看看。”一边喊一边爬出了探方。由于激动，也许我的表情有些走形。溜溜被我吓着了，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转身向着山坡上跑去。我边喊溜溜别跑，边追了出去。溜溜是山里孩子，我哪里是他的对手，只一会儿，他的哭声连同身影就已不知去向了。

找不到溜溜，我就一口气跑回到村子里，确切点说，是跑回到了我们租下的的房子里。因为村里的大部分人家已经拆了房子搬走了，只剩下孤零零的几座房子还立在这里。村子已经快要消失了。
师兄把陶片中所有的器物口沿全找了出来，在地面上铺上了好几排，正蹲在那里琢磨着什么。我冲进屋里，把他吓了一跳。他问：“怎么啦？”
待我几句话说清了原委，师兄的脸上放出了从未有过的光泽，我听见他往肚子里咽口水的声音像雷声一样滚过他的喉结。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已经说不出来了。他转身出了房门，我跟在他的身后，一直走到溜溜家。
溜溜的家里什么人都没有。我们就又来到了村长家里。村长听说又要有更大的发现了显得比我们都要兴奋。他说，别慌，有办法。溜溜那孩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他要是喜欢什么东西就一定精心爱护着，所以那东西在他手里你们尽管放心好了。这是其一。其二，你们在溜溜家等着也不是办法，那孩子胆子小，今天可能是吓着他了，要是看见你们在这儿，他是说什么不会进这个家门的。所以你们最好还是回去等着，我让溜溜妈盯着这事。等孩子一进家，我就通知你们。但你们要是想看那东西，就还是不能惊动他，要等他晚上睡下。他要一睡下，我们马上就过去。其三，你们要想拿到那个泥人，恐怕还有点难度。他要喜欢的东西是谁也要不出来。只有一个人还有可能，那就是我的儿媳妇，你们的房东。她是溜溜的亲姐。
师兄说，最关键的是先问他地点，就是挖出泥人的那个地点。
村长说好办，一问出来马上就通知我们。
我和师兄回到了住处。师兄说，我早就有一种预感，有一个重要的遗址就在我们的周围。我说，我也相信直觉。我还听人说了，说是考古队员的直觉有时比仪器都准。
没有想到，溜溜一天都没有回家。傍晚，老孙和小隋也都下工回来了。晚饭做好了，大家都没有想吃的意思。眼看天色渐黑，师兄说，他要再不回来，就派民工出门找他去。刚说完这话，村长已经兴冲冲地进了门，说，溜溜回来了。
东西呢？我们几个人几乎是一起问的。
那泥人还有溜溜的手里，地方还没问出来。村长说。
女房东说，还是我去吧。我们四人于是急不可待地跟在她的身后向溜溜家，也是她的娘家走去。她进了家门，我们在外面等着。只一会儿，她就出来了。她用手指着大凌河的方向，说，就在河中间的那个土包上。
大师兄说，天哪，这些天我们是河南河北、山里山外地找，却就是没到那台地上去看一看。

天色已经全黑了下来，小村子只剩下孤零零的几户人家了。四个人在稀薄的星光下向河边走去。小隋肩扛着一把洛阳铲走在最后，我持着一把大号手电筒走在最前面。当我踏进河床，脚踩在高低不一大小不一的卵石上的时候，心里竟涌起一种或许是因为兴奋而产生的恐慌的感觉。
小隋负责往下打探铲，只下去50厘米左右我们就从探上来的土中发现了陶片，和山坡上的遗址应属同期。在这寂静的夜里,探铲向下掘进的沙沙声显得异常清晰。这时，我们听见了铲子触到硬物的声音，师兄说，小心，小隋，不要下去了，别是个整件的陶器，没等发掘就给破坏了。小隋换了地方继续下探，觉得土层有些异样，抽出探铲用手电照去，发现是夯土。
谁都明白，这仍然是一处建筑遗址，但绝不是普通的建筑遗址。
星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隐去了，天好像要开始下雨。
师兄蹲下来，顺手拣了块石头，猛力挥手向黑暗中扔去。我们好像都在等着听一声石头入水的声音，但最后听到的却是石头落在石头上的撞击声。我们差点忘了，这是一条近乎干涸的河流。
师兄说，今晚谁也不睡，我们喝个通宵。老孙和小隋也说，对，不睡啦！
等我们进了屋子，女房东已经把泥塑从溜溜家给带了回来。我们小心传看着，就差像世界杯的冠军队员们一样把它当奖杯给举起来了。老孙说，同东山嘴的差不多，还是红山文化的东西，但好像更精致一些。师兄说，那就不是红山文化了，而是石棚文化。
女房东说，泥人还得还给溜溜，不然明早他要是见不到它，会疯的。
我问，只要溜溜能和泥人在一起就没有问题是吗？女房东说，是这样。我对大师兄说，我有个主意。我觉得溜溜对陶片的破碎纹理有一种天性的敏感，让他为我们做一些简单的陶片对接修复应该问题不大。师兄明白了我的意思，就对女房东说，那就让溜溜明天一早过来，跟我们一起吃住。工钱和正式的民工一样。女房东说，正好我妈家的房子也要拆了。
女房东把菜重新热过了，我们开始喝酒。夜半时分，天下起了雨。
雨越下越大，我开始担心起来。我说，我有点怕，要是真的像小金主任说得那样发水了把遗址冲走了可怎么办？那我们这一夜不就白等了？
他们三个人听了全都大笑起来。师兄说，好几千年都没冲跑，就这一晚上就冲跑了？看你急的！天一亮我们就去２号遗址勘探。原来，师兄已经把新的遗址给编上号了，我知道，他心里一定比我更急。
师兄越喝越兴奋，又像往日一样神吹海聊起来。聊着聊着，他突然停住了身子，似乎找到了感觉，说一声好，然后就往院子里奔。我们都知道他是干什么去了，既替他高兴，也觉得他的样子有些滑稽，便不约而同地笑起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师兄终于回来了，用不着问他，看他洋洋自得的样子就知道大事解决了。他说，痛快，一次性全出来了。要是再出不来，我这肚子真就成了博物馆的保管部了，只往里进，不往外出。

天刚刚放亮，我们就披上雨衣到了２号遗址。雨水汇成的河水已经在河床中欢快地流动起来。有了河水的掩映，这个平日里灰头灰脸的土台子此刻也显得生动起来。
遗址的大致范围很快就探测出来了。原来，整个土包都是一处夯土地基的台式建筑。这个时期中国北方的一般居住址都是半地穴式的。以夯土为地基的建筑只在新石器晚期，也就是时代快进入夏代的时候才出现。谁能想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土包就是中国最早的台式建筑。既然是夯土台式，它的意义自然非同小可。
老孙说，看来，不是神庙就是宫殿，当然，从发现的女神像上来看，更可能是神庙。师兄看得更远，他说，应该是座城，城中的其他遗迹因河流改道被水冲走了，只剩下这座城中的最高建筑。他又故作遗憾实际上不无得意地说：“石棚村搬走了，我们却得在这安家了。看来，两年三年我们是离不开石棚村了，什么时候水库的水蓄过来什么时候再撤吧。”我想起仅仅几天之前师兄三人还在附近疯了一样地寻找墓地的情景，就有意开他的玩笑：“师兄，既然王宫都找到了，看来这墓地就更应该存在了，规模也小不了。我们还得去找才对。”老孙和小隋笑了，师兄却没有笑，他望着台子下面的河水竟发出了感慨：“该消失的就让它消失吧。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是博物馆，不会把什么东西都清清楚楚地摆在你的眼皮底下。”
回来的路上，师兄开始布置任务：１号遗址的发掘工作在两天内结束。然后由我拟定向水库工地追加预算的方案，由老孙和小隋起草报告，将新的发现向省文化厅等部门作一个汇报。出乎意料的是，师兄竟一反常态地叮嘱老孙和小隋，报告要尽量轻描淡写，至于到底是不是大型夯土台基式建筑在发掘之前谁也说不清，所以就暂时别提，就说是另一处居住址就可以了。这边叮嘱完了他两人，师兄又来叮嘱我，他说，写预算就不一样了，前面得有个帽子，这个帽子能怎么往大了吹你就可着量地往大了吹，哪怕把天吹塌了也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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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曲风]]

7、雨水没下来，却认识了“抗洪办”主任小金

石棚村村民的动迁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已经有一半人口搬走了。村民把自己家的房子都拆了，拆下的砖石和木料被拉走，去盖新居。于是，随着一座座房屋的消失，这个本来就不大的村落每天都在变小。每天我都在山坡上望着山下的村落，心里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
雨季快要到了。虽说辽西干旱少雨，但每年夏天还都能下几场雨。这时，也只有这时，大凌河水才会恢复昔日的雄姿。我开始盼望着下雨，因为我有好久没有看见河流了。有时候坐在探方边上我就开始胡乱思想。我觉得河流就是现实，河床就像是历史，河流冲刷着河床，就好比现实冲刷着历史，每时每刻都在带走记忆，使历史变得模糊不定和不可确认。而干涸的河床意味着什么，它因为失去了河流而成为只剩下记忆和往昔和场所，那就和博物馆有些相象了，没有现实，只有历史。那么，历史难道就是河床中那些失去了生机的干涸枯燥而又顽暝不化的石头吗？

雨没等来，工地上却来了几个人，是初科长带来的。
初科长向我介绍，他们是市政府抗洪救灾办公室的。雨季就要来了，他们是专程来检查一下我们考古工地的抗洪救灾措施的落实情况。我搞不明白这些事情，就差民工到山坡那头喊回了大师兄。那个领头的是个年纪不大的年轻人，看样子比我大不了两岁，个子不高，眼神却很亮，头发一根根理得整齐，又抹上了不知什么油脂，显得比眼睛还亮。初科长称他为小金主任。
小金主任很客气，对大师兄简单介绍了来意。他说，高教师，我们是奉上级的指示，针对抗洪救灾的准备工作，对大凌河沿岸的各企业、单位进行全面检查。据气象部门预报，虽然辽西地区向来以干旱著称，但近两年将会有一次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为了改变辽西人头脑中只重抗旱不重抗洪的偏颇观念，也为了避免由于我们的疏忽而给国家财产上可能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我们是逐家通知，逐家宣传。这就走到了你们单位。虽然贵单位是临时成立的，但古人类遗址以及相关文物却是比什么都珍贵的国宝，所以更要在思想上予以重视，在行动上抓好这项工作。
大师兄也许是看他年纪不大，官话却说得不少，就笑了。好多天了，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大师兄露出了笑容。大师兄说，老弟，开玩笑了，就辽西这年年大旱的干巴地方还能发水，谁会信哪？不是我摆老资格，社会上我混了这么多年，什么事我看不明白？有什么事用的着我高大伟，老弟别客气，你就直说。
那小金主任可能从来没有遇到像师兄这么说话的人，一下子楞在那里，脸有些发红，局促不安地不知怎么说好。初科长帮着打圆场，就对小金主任说，思想上我们高主任肯定会重视的，你给指示一下，行动上我们该怎么做？
小金主任说，其实抗洪措施到目前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也就是人员财产及时转移，同时采用沙袋筑坝挡水。但我们这遗址看来也搬不走，最好多备沙袋。麻袋我们在市内一家指定的商店有售，按抗洪标准特制的，每个沿河单位都得购买，至少在10000片以上。不过，高老师既然这么口快心直，我也不绕什么弯子。袋子你愿意买就买，不愿买就算了，因为说实话，水要真发起来了，用多少袋子也没用！我这次来，主要是想看看遗址，我业余没别的爱好，就愿意搞点文物收藏。听说这儿开了个考古点，早就想来学习学习，看看热闹，也顺便拜访一下高老师，交个朋友，今天正好就借着工作之便来了。
大师兄说，老弟太客气了，我这人就这样，不喜欢说话拐弯抹角。转身又对我说，给金主任找几片值得收藏的陶片。
我到陶片袋中找了几片有代表性的陶片，拿了过来。没想到金主任还真的在行，他拿出一片说，这是长颈深腹罐的颈部，腹部应该饰有之字纹；接着拿出一片饰有之字纹的陶片说，对，就是这种纹饰。又拿出一片说，这是斜口罐的口部。他掂了掂手里的陶片，又说，好像是红山文化的东西，但又和典型红山的不太一样。我知道，他在文物上的确不是外行，甚至比初科长都要内行的多。这一点有点让人难以相信，因为他举止神态很容易给人一种不学无术的感觉。
他又有些仿佛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有个完整的就好了。”我从他的口气里隐约发现了一种东西。虽然表面上金主任似乎很虚心，很客气，但骨子里却有一种难以觉察的小霸气。也许他是碰上了大师兄这么个硬茬，才装得老实，要是在别的单位，他的霸气也许就会原形毕露。
但这句话却一下子惹恼了大师兄。他忽然间发起了火，冲金主任喊了起来：“你说什么？你再说一句？别不知深浅，完整的我们连一个还没有呢！”这时我发现大师兄的眼睛都有些红了，心想坏了，他这不是要把这些天的郁闷全发泄到那个小金主任的头上吗？我急忙和初科长一起把大师兄往一边推，一边对金主任说：“你这想法是有点过，别怪高教师生气，因为我们到现在还真就一个完整的陶器都没挖出来。这些陶片还是破例首次送人的。
小金主任连忙解释，说：“高教师，你误会了，我并没有那意思，我只是顺口说了一句。明天晚上，我请你吃饭，算是小弟赔罪了。这样，明晚6点钟我在市内的龙城大酒店恭候，不见不散。”
师兄见小金道了歉，火气自然就消了，但说话仍然不好听：“吃饭就免了吧，一顿饭下去，你那几万条的麻袋不都白卖吗？”
小金并不计较，转身和来人一起上了停在山脚下的豪华吉普，一溜烟地跑了。
老初没走，他还在劝大师兄：“你太冲动了，人家一句玩笑话就让你发这么大的火。”
大师兄抬起头望着那辆吉普车的背影，说：“这些小东西是什么背景，这可是日本进口的‘沙漠风暴’，连我爸都没舍得坐这车。”
于是初科长给我们介绍这小金主任的背景。原来，他是辽西市在任市长的儿子，在当地师专毕业后不愿意去当教师，就呆在家里没上班，只是在一个中学挂着一个团委书记的衔。市政府有个抗旱救灾指挥中心，那里有个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本来市长要把儿子安排到那里，却让市委书记抢了先。书记有个侄子刚从部队转业，于是就把他给安排进去了。市长和市委书记向来不和，这连老百姓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哪能就这么输了。去年，省政府向全省下达了防洪通知，同时成立了一个临时的抗洪救灾中心办公室。于是各市也纷纷效仿，按道理这辽西市历史上几百年间都未发过大水，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可市长却召开办公会议，论证了防旱和防洪不可偏废、二业并举的辩证关系，强调了抗洪的重要意义。又建议市人事局编委成立了辽西市抗洪救灾中心办公室，并把它定为正式行使政府职能事业单位。他又指示财政局给“抗洪办”设立专款资金。金公子就这样成了“抗洪办”的主任，而“抗洪办”的其他位置也成了大家趋之若骛的肥缺。为了平衡关系，秘书长和几个局长的侄子也都进了“抗洪办”，所以这“抗洪办”基本上成了辽西市的太子党。
“所以”，初科长说，“这小金咱们最好不要得罪，得罪了他就相当于得罪了整个辽西市。如果不是市、县、乡三级政府的全力配合和大力支持，我们这考古队就根本就无法立足。高助理，既然人家盛情邀请，这个面子我们不好驳，明天这顿酒我们还必须得喝。”
大师兄听初科长这么一劝，气也消了。他想了想，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说：“好，去就去！白吃白喝，天上掉下来的美事，不去不成了大傻子了吗？要去我们就一个不少，老孙、小隋，我们都去，多吃他几条麻丝袋。”
“这就对了，这些小地头蛇，有些来往只能有好处没有坏处。要知道，对于干我们这行来说，我们求人家的地方比人家求我们的多。”初科长松了口气，脸上挂上了笑容。

第二天下午，考古队放假半天。我们坐公共汽车到了市里。老孙和小隋回了家，初科长陪大师兄和我到了一家浴池。我们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我看大师兄的情绪好象好多了。
龙城大酒店是辽西市内最大的酒店。小金主任点的菜也都是酒店的特色，价格自然不菲。看来人家的确把我们当成了贵客。小金说这是赔罪宴，可这罪赔的也有点太大了。师兄却不管这些，看到如此好酒好菜，他一子恢复了多日不见的神吹海聊的特色，那小金虽说只长我两三岁，却也是见多识广，两人推杯换盏，十分投机。晚饭后小金主任又邀请我们再到他的寒舍小坐，说反正也没结婚，全家也只他一人，大师兄并未推辞，于是我们几个全挤在那辆“沙漠风暴”里，小金自己则坐到了驾驶员的位置上。
小金的家在市政府大院的一栋很普通的居民楼里。面积不大，只有两室。可一进屋，我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两间屋子里全是精巧的木头架子，上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文物。只在一间屋子的靠窗位置摆放着一张简陋的钢丝床和一套机关里常见的那种老式办公桌椅。我顿时明白了小金盛宴招待我们的用意，看来他是真想和我们交朋友。
小金的收藏年代跨度很大，种类以陶瓷为主，有红山文化的彩陶深腹罐、之字纹斜口器，西汉的卵形黑陶壶、唐代的三彩方盖，还有元代的青花大碗和清代的豆彩大球瓶。辽金的东西他收得最多，这自然同辽西一带是古代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的文明中心有关。其中两件辽代鸡冠壶和一件金代的磁州窑缠枝纹瓷枕差不多已属国家一级文物了。看来小金主任的眼力非同异常，能被大师兄和市博物馆老孙叫准是赝品的也只有那么七、八件。而这样的收藏已属专业水平。
小金对瓷器基本在行，我得承认，在某些方面，他的鉴赏力远远超过了我这样科班毕业的大学生。但他对陶器及史前的东西把握倒不大。他向大师兄请教了一些有关史前陶器的一些特点之后，又从办公桌掏出了两件红山文化的玉器，其中一件玉猪大师兄马上就认定是赝品，因为它的底部不小心留下了被机器打磨过的痕迹；而另一件玉龙大师兄则肯定它是红山玉器中少有的精品，与之形似的东西在我们博物馆里也只有一件藏品。大师兄的眼睛看得有些发直，他说，国宝啊国宝，我这石棚遗址里要发现这么一件我能给老祖宗磕一万个头。
小金不知从哪里又变出了一套茶具，是清末宜兴的正宗紫砂，他就用这套茶具为我们冲茶。我们没有什么地方好坐，就围在办公桌边一边喝茶一边闲聊起来。这时，小金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又从办公桌的底下摸出了一个报纸包着的东西，打开一看，是一块版状的陶制品的残块。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看看坐在椅子上的大师兄，他也是露出诧异的目光。小金把桌子上的台灯打亮，说你们再仔细看看。这时我发现那上面有五个半刻划的文字形状的符号。小金问，这是不是早于甲骨文之前的那种所说的陶文。
大师兄接过陶版翻来覆去地看，屋子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大家都屏住了呼吸，似乎等大师兄宣布什么惊人的发现。但到了最后，大师兄还是轻轻摇了摇头，说：“不是正经东西。”
他把陶版递给了我，说：“你看这和河南、山东出土的陶文是一码子事吗？”我接过陶版，仔细地盯着那几个符号，我说：“师兄，这好像是苏美尔人才有的楔形文字啊。”
大师兄乐了。大家见他乐了，也都跟着笑起来。大师兄说：“苏美尔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正跟美国打仗呢，他们的东西怎么会跑到你家里。小金，这是恶作剧，你让人给逗啦！”
小金也释然地笑了，他说：“我说的嘛，要是正经东西那老农也不会五十元钱就卖给了我。那些老农成天和文物贩子打交道，搞得比猴子还精。我还心存侥幸，以为万一碰上个真的呢。看来，是老农自己在砖窑烧出来的，专门唬我这样的外行。”说完，他把那块陶片随手丢进了抽屉里，说：“留个纪念吧。”


8、溜溜挖出了泥人，引出了一桩重大的考古发现

小金主任连夜把我们送回了石棚村。第二天，我发现大师兄的精神状态比往日好多了。上工前，他召集我们几人开了个短会，宣布墓地探寻工作到此为止，遗址发掘进入后期收尾工作。最后，他这样说，该怎样就怎样，什么都无所谓啦。
他总算是想开了。
我同老孙、小隋上了工地，大师兄自己留在房间看我这一段时间所做的工作日记，进而熟悉一下他离开工地之后的日常发掘情况。
我们开始清理探方与探方之间的隔梁。这时，一阵熟悉的旋律—《恋曲1990》又飘进了我的耳朵里。我知道是溜溜来了。
溜溜在山里转悠够了，不时就来工地上站一站，他看我们发掘的神态显得十分认真。他好像对陶器的形状十分敏感。有一次他指了指一个探方里的陶片，又指了指邻方里的一块陶片，我过去分别将这两块陶片捡起来，往一起一对，正好对上了茬口，原来是一个器物上碎下来的。人都说傻子虽然是傻子，却总有一个区域比聪明人还聪明，我相信这话是真理。
溜溜扛着铁锹出现了，这回他是从河岸那边走过来的，另一只手好像还拿着一件什么东西。
“溜溜，捡到小孩了没有？”不知谁又开始逗弄傻子，工地上马上爆发出一陈笑声。
我抬头望去，见溜溜把铁锹扔到了地上，一只手高高地举起手里的东西，用一种极端夸张的炫耀的声音喊到：“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小孩找到喽！小孩找到喽！”
太阳仿佛就挂在溜溜的头顶，我定睛地望着溜溜手里举起的东西，只觉得脑袋嗡的一下子变的又木又胀，心跳骤然加速，我一阵眩晕。天哪，溜溜手里举起的是一件史前时代的女性雕塑！这样的雕塑在辽西地区有名的东山嘴祭祀遗址中也只发现了两件，也是中国考古史上仅有的两件；在因发现了女神庙而震惊中外的牛河梁遗址中除了一件女神头像外，也仅仅只有一些塑像的残块出土。
于是，我用尽力气喊道：“溜溜，让我看看。”一边喊一边爬出了探方。由于激动，也许我的表情有些走形。溜溜被我吓着了，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转身向着山坡上跑去。我边喊溜溜别跑，边追了出去。溜溜是山里孩子，我哪里是他的对手，只一会儿，他的哭声连同身影就已不知去向了。

找不到溜溜，我就一口气跑回到村子里，确切点说，是跑回到了我们租下的的房子里。因为村里的大部分人家已经拆了房子搬走了，只剩下孤零零的几座房子还立在这里。村子已经快要消失了。
师兄把陶片中所有的器物口沿全找了出来，在地面上铺上了好几排，正蹲在那里琢磨着什么。我冲进屋里，把他吓了一跳。他问：“怎么啦？”
待我几句话说清了原委，师兄的脸上放出了从未有过的光泽，我听见他往肚子里咽口水的声音像雷声一样滚过他的喉结。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已经说不出来了。他转身出了房门，我跟在他的身后，一直走到溜溜家。
溜溜的家里什么人都没有。我们就又来到了村长家里。村长听说又要有更大的发现了显得比我们都要兴奋。他说，别慌，有办法。溜溜那孩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他要是喜欢什么东西就一定精心爱护着，所以那东西在他手里你们尽管放心好了。这是其一。其二，你们在溜溜家等着也不是办法，那孩子胆子小，今天可能是吓着他了，要是看见你们在这儿，他是说什么不会进这个家门的。所以你们最好还是回去等着，我让溜溜妈盯着这事。等孩子一进家，我就通知你们。但你们要是想看那东西，就还是不能惊动他，要等他晚上睡下。他要一睡下，我们马上就过去。其三，你们要想拿到那个泥人，恐怕还有点难度。他要喜欢的东西是谁也要不出来。只有一个人还有可能，那就是我的儿媳妇，你们的房东。她是溜溜的亲姐。
师兄说，最关键的是先问他地点，就是挖出泥人的那个地点。
村长说好办，一问出来马上就通知我们。
我和师兄回到了住处。师兄说，我早就有一种预感，有一个重要的遗址就在我们的周围。我说，我也相信直觉。我还听人说了，说是考古队员的直觉有时比仪器都准。
没有想到，溜溜一天都没有回家。傍晚，老孙和小隋也都下工回来了。晚饭做好了，大家都没有想吃的意思。眼看天色渐黑，师兄说，他要再不回来，就派民工出门找他去。刚说完这话，村长已经兴冲冲地进了门，说，溜溜回来了。
东西呢？我们几个人几乎是一起问的。
那泥人还有溜溜的手里，地方还没问出来。村长说。
女房东说，还是我去吧。我们四人于是急不可待地跟在她的身后向溜溜家，也是她的娘家走去。她进了家门，我们在外面等着。只一会儿，她就出来了。她用手指着大凌河的方向，说，就在河中间的那个土包上。
大师兄说，天哪，这些天我们是河南河北、山里山外地找，却就是没到那台地上去看一看。

天色已经全黑了下来，小村子只剩下孤零零的几户人家了。四个人在稀薄的星光下向河边走去。小隋肩扛着一把洛阳铲走在最后，我持着一把大号手电筒走在最前面。当我踏进河床，脚踩在高低不一大小不一的卵石上的时候，心里竟涌起一种或许是因为兴奋而产生的恐慌的感觉。
小隋负责往下打探铲，只下去50厘米左右我们就从探上来的土中发现了陶片，和山坡上的遗址应属同期。在这寂静的夜里,探铲向下掘进的沙沙声显得异常清晰。这时，我们听见了铲子触到硬物的声音，师兄说，小心，小隋，不要下去了，别是个整件的陶器，没等发掘就给破坏了。小隋换了地方继续下探，觉得土层有些异样，抽出探铲用手电照去，发现是夯土。
谁都明白，这仍然是一处建筑遗址，但绝不是普通的建筑遗址。
星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隐去了，天好像要开始下雨。
师兄蹲下来，顺手拣了块石头，猛力挥手向黑暗中扔去。我们好像都在等着听一声石头入水的声音，但最后听到的却是石头落在石头上的撞击声。我们差点忘了，这是一条近乎干涸的河流。
师兄说，今晚谁也不睡，我们喝个通宵。老孙和小隋也说，对，不睡啦！
等我们进了屋子，女房东已经把泥塑从溜溜家给带了回来。我们小心传看着，就差像世界杯的冠军队员们一样把它当奖杯给举起来了。老孙说，同东山嘴的差不多，还是红山文化的东西，但好像更精致一些。师兄说，那就不是红山文化了，而是石棚文化。
女房东说，泥人还得还给溜溜，不然明早他要是见不到它，会疯的。
我问，只要溜溜能和泥人在一起就没有问题是吗？女房东说，是这样。我对大师兄说，我有个主意。我觉得溜溜对陶片的破碎纹理有一种天性的敏感，让他为我们做一些简单的陶片对接修复应该问题不大。师兄明白了我的意思，就对女房东说，那就让溜溜明天一早过来，跟我们一起吃住。工钱和正式的民工一样。女房东说，正好我妈家的房子也要拆了。
女房东把菜重新热过了，我们开始喝酒。夜半时分，天下起了雨。
雨越下越大，我开始担心起来。我说，我有点怕，要是真的像小金主任说得那样发水了把遗址冲走了可怎么办？那我们这一夜不就白等了？
他们三个人听了全都大笑起来。师兄说，好几千年都没冲跑，就这一晚上就冲跑了？看你急的！天一亮我们就去２号遗址勘探。原来，师兄已经把新的遗址给编上号了，我知道，他心里一定比我更急。
师兄越喝越兴奋，又像往日一样神吹海聊起来。聊着聊着，他突然停住了身子，似乎找到了感觉，说一声好，然后就往院子里奔。我们都知道他是干什么去了，既替他高兴，也觉得他的样子有些滑稽，便不约而同地笑起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师兄终于回来了，用不着问他，看他洋洋自得的样子就知道大事解决了。他说，痛快，一次性全出来了。要是再出不来，我这肚子真就成了博物馆的保管部了，只往里进，不往外出。

天刚刚放亮，我们就披上雨衣到了２号遗址。雨水汇成的河水已经在河床中欢快地流动起来。有了河水的掩映，这个平日里灰头灰脸的土台子此刻也显得生动起来。
遗址的大致范围很快就探测出来了。原来，整个土包都是一处夯土地基的台式建筑。这个时期中国北方的一般居住址都是半地穴式的。以夯土为地基的建筑只在新石器晚期，也就是时代快进入夏代的时候才出现。谁能想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土包就是中国最早的台式建筑。既然是夯土台式，它的意义自然非同小可。
老孙说，看来，不是神庙就是宫殿，当然，从发现的女神像上来看，更可能是神庙。师兄看得更远，他说，应该是座城，城中的其他遗迹因河流改道被水冲走了，只剩下这座城中的最高建筑。他又故作遗憾实际上不无得意地说：“石棚村搬走了，我们却得在这安家了。看来，两年三年我们是离不开石棚村了，什么时候水库的水蓄过来什么时候再撤吧。”我想起仅仅几天之前师兄三人还在附近疯了一样地寻找墓地的情景，就有意开他的玩笑：“师兄，既然王宫都找到了，看来这墓地就更应该存在了，规模也小不了。我们还得去找才对。”老孙和小隋笑了，师兄却没有笑，他望着台子下面的河水竟发出了感慨：“该消失的就让它消失吧。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是博物馆，不会把什么东西都清清楚楚地摆在你的眼皮底下。”
回来的路上，师兄开始布置任务：１号遗址的发掘工作在两天内结束。然后由我拟定向水库工地追加预算的方案，由老孙和小隋起草报告，将新的发现向省文化厅等部门作一个汇报。出乎意料的是，师兄竟一反常态地叮嘱老孙和小隋，报告要尽量轻描淡写，至于到底是不是大型夯土台基式建筑在发掘之前谁也说不清，所以就暂时别提，就说是另一处居住址就可以了。这边叮嘱完了他两人，师兄又来叮嘱我，他说，写预算就不一样了，前面得有个帽子，这个帽子能怎么往大了吹你就可着量地往大了吹，哪怕把天吹塌了也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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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北夜]

不错, 欣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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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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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逖
《澳洲彩虹鹦》——获澳洲国家元首贺信高度评价的季刊
征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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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风]

９．谈判顺利。师兄和初科长却闹翻了

我和大师兄、初科长三个人代表考古队同黑石水库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谈判。不过谈判桌对面的主要人物已由那个王处长变成了工地上的新任总指挥。王处长也在，坐在了他的旁边。
这次预算我做了八万，发掘时间为１５个月。师兄又把时间改为２４个月。他说，最后实在不得不让步，就在时间上让，在钱上尽量少让或不让。我明白师兄的意思，大部分的工程都特别重视时间和进度，其次才是钱的问题。甚至以前有的工程为了让考古发掘尽早结束，不惜主动提出追加经费的。
师兄不再像上次那样编排了，而是郑重其事、慷慨激昂地谈起了２号遗址发现的伟大意义。他从红山文化如何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谈起，最后讲到该遗址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曙光中的曙光”。“如果可能”，他说，“我建议在发掘结束之后，由我们双方合作在库边建一座遗址博物馆。那样，黑石水库就不仅仅是一处水之源头，而是中华文明的源头；黑石水库就不仅仅是一座水库，还会是一处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胜地。所以，对我们发掘的支持不仅是造福千秋、泽被后世的英明之举，也为今后水库本身的综合开发带来了十分光明的前景。”
总指挥并不为之所动，说话了，声调平和。既然遗址如此重要，你们就不应当在水库的建设经费上做文章，而应该专门立项向国家的文物部门打报告，申请专项经费才对。如果非得让我出，我只能出上次的数：三万元。再多了我出不起，我也没这个权。再多了你们就别跟我谈，直接找我们的厅长，最好直接找财政厅的高厅长去谈好了。
大师兄一直都绷着的脸一下子放开了：“总指挥真能开玩笑，按你的意思我就得回家跟老爸为公家的事要钱了。”
总指挥摸不着头脑，问：“是不是扯远了，这和你父亲有什么关系？”
初科长不适时机地插了进来：“总指挥你有所不知，财政厅的高厅长就是高助理的父亲。”
总指挥“呀”了一声，楞楞地看着大师兄，仿佛自言自语：“像，长得真像！还有这么巧的事。那可是我的老上级了。”
“那我们还在这儿谈个什么劲！”总指挥站了起来，对身边的王处长说：“安排一下晚饭，我请考古队吃饭。”又转身对我们说：“对不起，我还得回办公室处理一点事情。这样，让王处长陪你们参观一下工地，我们晚上见。”

一个星期之后，预算的八万元一分不少，一次性地进到了石棚考古发掘队的帐户。我记得那天吃完晚饭的时候，总指挥只跟师兄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我们把发掘工期给压缩在１２个月之内。师兄不假思索就一口应承下来。回来后我说，这能行吗？这么重要的遗址，要是完不成怎么办？师兄说，完不成就继续，他们还能放水把我们遗址给淹了不成？
在过去的这个星期里，我们把１号遗址的出土资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几场不大不小的雨下来之后，节令已入暑期了，师兄和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放２０天假，让大家回家好好休息一下，以便精力充沛地投入第二阶段的工作。
我回辽东乡下的老家看了看父母。２０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考古队四人加上初科长又在辽西市汇齐了，然后又一起坐市局的面包车来到了石棚村。眼前的石棚村已是面目全非了，再准确一点地说，整个石棚村已经全部消失了。只有考古队租用的房子还在，连走前还好好着的村长家也已片瓦不留了。要不是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仍然长着青绿的菜蔬，你会觉得这村子似乎从来就没存在过一样。
师兄知道房东家大概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见了女房东的面，他抢在前面说上了，弟妹，对不起了，耽误你们了。女房东说，我们也是实在不能再等了，你们也都看见了，全村也就我们一家了。商量来商量去，师兄最后决定由考古队买下五间房子的其中三间—中间的厨房和厨房西侧的我们目前正在用着的那两个房间。东侧的两间就得拆掉了。按当地的风俗，新房子必须得尽量地用原来旧房子能用的材料，这样吉利。所以，要想把房子整个买下来是不可能的事。这就是说，我们以后就得住在半栋房子里了。
初科长和司机要赶着回城。师兄说，今天是第一天，没有准备，按道理应该庆贺一下才对。等过几天稳当下来，我再请你过来，好好喝一顿。初科长说：“老弟见外了。不过，我也是觉得应该庆祝一下，第一阶段结束，新的阶段开始，又有这么重要的发现在等着大家，经费也都顺利入帐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待开工了。本来，我们是主人，应该由我们文物科做东才对，但是，这经费，你也知道……”边说，老初边摇起了头。师兄说：“要么，我们明天就庆祝一下，别在这个破地方了，正好明天房东家里也要拆房子，这饭也没法做。还得麻烦你，初科长，让你们局里的车再来一趟，我们明晚进城吃饭。拣一个好地方，就由初科长你来安排吧。正好，借机我们也得好好感谢感谢你，要是没有你，哪能有我们这石棚工地的今天啊？！”老初一听，脸上都放出了光，嘴里却说：“我倒没什么，主要是想跟大家一起高兴高兴。正好，我再叫上几个朋友，也跟高助理认识认识，大家一起好好热闹热闹。”大师兄说：“初科长，怎么安排是你的事，我们考古队这边是什么也不管，只管付钱买单就是了。”
第二天，我们在２号遗址布上了十二个探方。然后又进行了初步的地形测绘，完成了遗址的地形图。溜溜也跟我们上工了,他好像对我们这一行充满了热情,做得比谁都认真。我们让他帮着立标竿，他就把标竿树得比直，自己把自己的身子也挺得像标竿一样。老孙老是逗他，想让他给我们唱《恋曲１９９０》。溜溜却是一言不发，直把头摇得像个拨郎鼓。那意思好像是说，没看见吗？我正工作着呢。但老孙就是不死心，一想起这事来，就逗一逗溜溜。有溜溜在，我发现工地上的气氛活跃了不少。大师兄正在看着我绘图，像是想起了什么，就对我说，想着，晚上吃饭别忘了把溜溜带上，他也是我们考古队的成员。
下午我们早早就收工了，没等走到住处，就发现文化局的小面包已经停在了那里。

吃饭的地方虽然不像龙城酒店那样是辽西市最有名的，但也比龙城差不了多少。那房间很大，墙角摆放着一套很大的卡拉ＯＫ设备。
老初还请来了几个朋友，一男两女，都是文化部门的，有的是市文物商店的，也有的是区文化馆的。反正一下子我也记不住他们的单位和名字。刚刚动筷子，那三个新朋友就开始张罗开了，端起当地的名产—纯正的六十度小烧一人一杯地敬上了师兄。我这才知道，原来老初叫上的这几人原来都是“酒神”（当地人把能喝的人都叫酒神）。好在师兄也是海量，几杯下去气势如虹。初科长自己敬了我们整个考古队一杯，然后晃动着他那张大红脸对老孙和小隋说，该你们俩代表我们市里的博物馆敬省博物馆的两位领导啦。我这才想起，其实，这样的场合照例应该把市博物馆的馆长，也就是老孙和小隋的顶头上司给请来才对，不知老初为什么没请。但既然昨天师兄已经委托人家老初全权安排了，我们也不好说什么。老初好像是看出了我和师兄的心中所想，就对老孙和小隋说—其实是对我们说的：“本来，这市博物馆的代表应该是你们馆长才对，正好他家有客人，来不了。那就还是让两位老弟来代表吧。”
大概是觉得这样划分阵线对师兄和我有些不公，老孙说：“你是我们博物馆的上级领导，这市博物馆还是应该由你来代表比较恰当。我和小隋呢，只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我们俩还是代表石棚村考古队敬市领导一杯吧！”
老初环顾着左右说：“你们看，你们看，哪有这样的，刚跟省领导干了两天半就叛变了！”停了停，举起杯子，像是下了决心：“好，喝就喝。有句话不是这样说吗？要想把客人陪好，就得先把自己人干倒。好，正好让省领导歇一歇。我们市里的自己干上几杯。”
那边老孙和老初他们在打着嘴仗，坐在我身边的溜溜却不管这些，盯着盘子里的东西大吃起来。没等菜肴上齐，已经吃饱了，然后就退到了墙边的沙发上看卡拉ＯＫ机放出的无声影像去了。
吃得差不多了，大家开始唱起了卡拉ＯＫ。那两个漂亮姐姐不仅酒量惊人，歌也唱得好，我知道她们一定都是从专业文艺口下来的，也知道这都是老初为给大家助兴而做的精心安排。
轮到师兄了。他也不加推辞，扯着他那豁亮的嗓门就唱了起来。凭心而论，师兄的水平也绝不比专业的差多少，只是他唱的和机器放出来的旋律老也配合不上。老初那几个朋友轮番唱了几首之后，自然又该轮到我们考古队了，老孙知道我唱歌有点跑调，灵机一动，就说：有了。然后点出了一首《恋曲１９９０》。我一下子明白了，老孙这是准备让溜溜出场了。溜溜好像真的很喜欢唱歌，这半天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听大家唱，嘴巴也在跟着动。话筒递给他，他也并不扭怩，学着大家的样子就唱了起来。这一回溜溜竟有了进步，歌词不全是“溜溜溜溜”了，里面也夹杂上了几个单词，像“旧时光”、“太阳西下”、“蓝蓝白云天”什么的。溜溜的乐感和音程都掌握得很好，虽然唱不清歌词，但听起来却不像是先天吐字不清，倒像是有意而为之的。这样，这首歌在溜溜的嘴里就像是一首绝妙的现代摇滚，直把那两个专业姐姐惊得目瞪口呆。
溜溜唱完了，包间里响起了掌声和叫好声。溜溜仍然拿着话筒，有些不知所措。老孙上前替他取下了话筒，然后像宝贝一样把他搂抱到餐桌前，举起杯跟大家说：“来，为我们的歌星干杯！”顺手又给溜溜倒了半杯啤酒。溜溜端起酒，不知道该不该喝，抬起头看我，我说：“没事，就半杯。”溜溜就一仰脖，学着大家的样子，把啤酒干了。大家又开始一边唱，一边喝。老孙又提议让溜溜唱一首，转身发现，溜溜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倒到一边的沙发上，睡着了。　
眼看大家都如此尽兴，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叫服务员带我到服务台把帐先结了。
结了帐，又上了趟厕所。刚要走进房间，老初和师兄一起从屋里出来了。
师兄拉住了我，说：“先等一下，初科长有事找我们。”然后又对老初说：“初科长，我们都是朋友，有什么事只管直说！”
老初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是这样，”他咽了口唾沫，耳朵似乎也跟着动了动，“上一次，考虑到工地的经费也的确不大宽余，我们也就不好意思再提要求了。但这一次，数目比较可观，我想应该问题不大。”看看师兄仍然在认真地听着，就继续说：“我们的要求不高，还和上次一样，五千元就可以。”
师兄没有马上回答，走廊里似乎一下子静了下来，这就把屋子里唱歌的声音衬托得额外清晰。
老初显得很自信，目光也很热切。师兄回避开他的目光，说：“初科长，这事你确实得跟我们馆长说。只要馆长同意，我这边没说的。”
这时，我看到老初直视大师兄的目光在渐渐地改变，变得凶巴巴的。他说；“高大伟！”师兄好像还未意识到老初情绪的改变，听到这一声不同往常的称呼似乎吃了一惊，马上就接上了他的目光，说：“怎么的？”
老初说：“高大伟，算我老糊涂了，我小看你了！”然后就进了屋子，出来时已经拿上了他的文件包，看样子这就要走了。这时，屋子里的其他人也跟着出来了。
师兄拦住了老初，说：“初科长，我确实不明白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明人不做暗事，就算是我高大伟得罪了你，也好说清再走。”
老初脸上的红已经全变成了白，声音变得异常尖锐：“既然你装傻，既然大家都在这儿了，那我就把话挑明。你们馆长我不是没找过。前几日我专门为此事到了你们馆。馆长说你是助理，也是馆领导，完全有权力决定这事。而你高大伟，硬把这决定权推到馆长那里去！这一晚上吃饭就花了两千元，你眼都不眨说花就花了。怎么提到拿钱给我们地方开展工作你就没权了，定不了了？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三岁小孩了？”老初越说越激动，似乎已经失去了控制：“早就听说你这人目中无人，狂妄自大。好了，今天我算是领教了！”
大师兄大概万万没想到一场热闹的晚宴竟闹成了这么个结局，盯着老初，眼里像是要冒火。整个走廊里都是他的大嗓门：“你算是说对了，我高大伟就是目中无人，就是狂妄。你说对了，这工地上的钱就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但我就是不给你。气死你这个老王八蛋！”　
这后一句话真把老初气疯了。他一下子跳了起来，像是要扑过去打人的样子，但几个人已经拉住了老初。老孙过来拉住了师兄，说：“科长喝多了，你就别跟他一样了。”一边说一边拉着师兄往外走，我也拉住了师兄的一只胳膊，师兄也就头也不回地跟我们往外走。这时我听到老初还在后面喊着：“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张嘴就是粗话，还省领导呢，省领导个吊！”
局里的司机早就吃了饭，正在楼下等着呢。司机见我们下来了，就站了起来，师兄好像没看见他，对我说：“出去找辆出租。”老孙拉住师兄说：“你这是何苦。”然后嘱咐司机：“路上小心。我去叫小隋和溜溜下来，我今天先不走，明天再回工地。”
师兄再没推辞，直接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等小隋和溜溜下来，车就起动了。

早晨醒来，我才意识到我们住的那栋房子已经变成了半栋了。加上昨晚上的折腾，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师兄早就醒了，自己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抽烟，脸冲着大凌河的方向。小隋和溜溜还在房里睡。女房东已经专门从新村子那边赶回来给我们做上了早饭。
我说：“师兄，还生气哪？”
师兄说：“老狐狸，把球踢到了我这里！”我知道他在说馆长。
我说：“算了，过去就过去了吧！再说，昨晚你应该跟老初好好解释解释，犯不上跟他较真儿！人家也没少帮我们。”
师兄说：“掰就掰了，没什么了不起！没他地球照样转。”
上午我们招募民工，准备第二天就开始正式发掘。在女房东的帮助下，１６个人很快就落实好了。下午没事了，由于昨晚睡得晚，我们几人又都补了一觉。快傍晚的时候，老孙回来了。
老孙一屁股坐在炕沿上，满脸沮丧，欲言又止。师兄说：“怎么啦？有什么变故吗？”
老孙说：“我和小隋得撤了。”
师兄本来是斜倚在炕上的行李上，一听马上直起了身子，脸也红了，骂道：“看来骂对了，真他妈的是个老王八蛋！哪有这么捅刀子的？”
我还没太怎么明白，就问：“到底怎么回事？”
老孙说：“文化局正式通知我们馆，让我和小隋暂时撤离工地。”
师兄一下子不再说话，低着头开始抽烟。大家也便没有话可说。最后，还是老孙先打破了沉默，说：“我和小隋会来看你们的。”然后又吞吞吐吐地说：“我和小隋现在就得走，再晚了就没车了。明天我们得准点上班。”
师兄没有说话，仍在抽烟，老孙和小隋就开始收拾东西。眼见着东西收拾好了，两个人就在地中央站住了，定定地看着师兄。师兄抬起了头，说：“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妈的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然后转身对我说：“带上点钱，我们一起走。到乡里找家馆子喝酒，也算是送行了。没车了我们就在那儿找辆出租，给你们送回城。”
事已至此，老孙和小隋也未推辞。于是我们四个人就徒步走了几公里，到乡里找到了一家小酒馆。溜溜则跟着女房东到新村去了。
喝酒的气氛也并不像我担心得那样沉闷。大家一起骂了一顿老初，骂来骂去觉得没什么劲，然后就开始说起了别的。结束的时候，我记得老孙对师兄说：“大伟，这是个不错的遗址。我有直觉－我的直觉向来很准，一定能出正经东西，可惜我和小隋没这个福气了。有一句话我得说，关于这个遗址，我知道你不大想太声张。所以请你放心好了，遗址上的事，我和小隋就在遗址上说。出了遗址，我们就不会再谈遗址的事了。这是行规，我们懂。”
师兄说：“那就谢谢你们，一有了发现，我最先让你俩知道！”


10、２号遗址正式开工。王海根天上掉下了个林妹妹

第二天，２号遗址正式开工了。
姑娘小伙子们都上来了，气氛便也热闹起来，这多多少少能赶走一些不快。没有小隋和老孙，师兄的话也变少了。有时候我看见他在望着坡下的河水发呆，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石棚村彻底地消失了。有时候在我要往村子的方向回头的时候，总以为能看见村子的景象，真地转过头来，才意识到那个村子已经不存在了。只有我们住的那半栋房子仍旧立在那里，在稀稀拉拉的灌木的掩映下，显得影影绰绰的。因为是半栋房子，总觉得它会随时倒下来似的，晚上吃完晚饭，我就溜在窗外使尽力气推一推墙，发现它比我想象得要结实得多。
只用了两天时间，表土就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文化层开始暴露。陶片也零星地出土了，文化面貌和山坡上的一样。我分派溜溜在河边洗陶片，这样在工地上我也能看见他。溜溜做得十分认真，把每一个陶片都洗刷得干干净净，但一旦遇到有彩衣的片子，他又十分小心，尽量避开不伤害那些花纹。有的规则我告诉过他，有的我没有告诉过他，但无论是告诉过的还是没告诉过的他都知道怎么做。陶片洗净了，他就把它们摊开在太阳下晾干，然后站在那里看那些陶片，很快就把一个个体上的陶片给拾掇到一起。我对师兄说：“我觉得溜溜不傻，他精着呢。教一教他，是搞修复的好手。”师兄说：“我也这么想。等出正经东西了，就从馆里的修复部找个师傅来，带一带他，不出两个月，我看他就能学个差不多了。”
发掘到第四天，已经开始有大片的陶片出土了。师兄不再沉默，各个探方走来走去，不时还跟民工开个玩笑，显得活跃多了。到傍晚的时候，一片较厚的陶片引起了师兄的注意，他把我喊到了那个探方，问：“你看这像什么器型？”
我看了看，觉得形状是有些奇怪，那转折处并不像是什么普通的器皿。师兄兴奋地说：“告诉你吧，小子！开始出正经东西了！如果我没说错，这是一个大型人像雕塑肩膀部位的残块。”其实，师兄刚一张嘴，我也差不多猜出来了。那就是说，这果然是一处后红山文化的神庙遗址。我说：“让老孙说对了！看来得请他们俩回来喝酒了！”师兄说：“不急。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注意遗迹，尽量准确并且尽早地找到房址。”虽然嘴里说着东西不是最重要的，但师兄仍然在拿着陶塑残块翻来覆去地看着，满脸喜悦。
师兄憋了好几天的话匣子终于开了。下工了，民工已经回家了，我们俩仍然在工地上聊着。师兄不无得意地说：“干考古得凭运气，好多人挖了一辈子也碰不上个像样的遗址，别说是这种轰动性的发现了。我们先不急，慢慢地挖，让轰动留在最后。”他还说，“我高大伟上辈子集德了，这么大个的遗址偏偏让我碰上了。有这么个大发现跟着，这辈子就是不做馆长也值了！”
回到驻地，女房东对我说：“下午乡里托人捎信来了，说是你们馆里有个姓王的人，也就是和你住在一屋的那人打电话来了，说是有急事，让你明天务必回去一趟。”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没事，偏偏这节骨眼上来事了。但听情形，他大概真的有重要的事找我，不然不会把电话打到这穷乡僻壤。师兄说，回去一趟也好，正好到修复部去一下。跟那个小海师傅说一下，把手头的事忙一忙，做好来我们工地搞修复的准备。师兄信心十足地点了点头，又说：“我敢保证，要出东西了！”
那个小海我只见过不多的几次，也从来没有说过话。看起来是个挺厚道的人。我听师兄以前提过，说小海的特点是话少，嘴巴严实。我明白师兄的用意，这个遗址他暂时还不想让人知道得太多。

我进门时，王海根正倚在床上看书。我一进门，他就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说：“嗨，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你要再不回来可就见不到我了。”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正要问个究竟，身后进来了一个人，是个姑娘，手里还提着一个袋子，袋子里像是装着盒饭，大概是从外面买回来了。
王海根给我介绍：“这是我的未婚妻。”然后又对他的未婚妻说：“这就是我的室友啦。”
这一下子我就更是糊涂了。王海根什么时候出来了一个未婚妻。以前从来也没听他说过。王海根也不着急解释，对姑娘说：“你自己吃吧，我们出去吃了！”
几乎在去酒馆的一路上我都在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小子从哪里搞出个女人来。王海根只是笑而不答，直到在酒桌上坐定了，酒杯举起来，才向我说清了原委。
我一直以为王海根跟人说他老家乡下有个女朋友是在糊弄别人，没想到却是真的。他的女朋友，也就是我刚才见到的那个姑娘，是他们老家乡里邮政所的工作人员，和王海根家是一个村子的。姑娘比王海根大六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看上了小伙子。王海根家里穷，父亲长年有病，家里能换钱的东西早就换了钱，亲友中能借到的也都借遍了。当他考上大学的时候，家里拿不出一分钱来。四年的大学，全都是那姑娘拿的钱。
大学临近毕业，王海根才意识到事情并没有像他所想的那么简单。除了跟姑娘成亲，他很难找到别的选择。最后，他决定来到遥远的东北，以为这样便可以慢慢让姑娘的心冷却下来。但是事与愿违，姑娘一直频频地来着信，发现苗头不对，便一路奔袭而来。在姑娘进了宿舍门的一刹那间，王海根明白了，她是他的命运，他逃不过去了。女朋友来看他的消息不到半天就传遍了整个博物馆大院，王海根想了两整天，终于想清楚了，他要回家成亲，并且要调回老家工作。
没费多大力气，他只是通了几个电话就把自己的新工作单位找妥当了。是老家的县文化局，他们正为缺个懂专业的文物管理人员发愁，这就自动送上门来了。不到三天的时间，王海根已经把调动的手续办完了，这一走也就是彻底走了，所以他说什么也要见我一面。
我听着他的讲述，嘴里说着替他高兴的话，可自己的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那天晚上我睡在办公室的桌子上，不知是因为桌子太硬还是别的原因，一宿竟没睡好。我在想，王海根虽然回到了小地方，虽然将要和一个农村姑娘结婚了，但他毕竟找到了他的归宿，再说白一点，他终于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家。而我的家在哪里呢？是那间明天在王海根搬走之后就属于我一个人的宿舍房间吗？显然不是。既然不是，那我的家究竟在哪里呢？我就这样在黑暗中一遍遍地问着自己，后来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总之，我的眼前出现了石棚村的那半栋房子，如此清晰地站立在离我不远不近的地方，就像是我小时候常常梦见的一幅场景，残破却又美好。我一下子明白了，至少在眼前，那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家已经有了，它不在省城，而在遥远的辽西，它就是石棚村，或者说就是石棚村的那半栋房子。这一刻，我从来也没有这么着急地要赶到一个地方去，朦朦胧胧中我仿佛已经坐上了向西的火车。
第二天，我和几个平日里同王海根要好的同事一直把两人送到了火车上。等送走了他们，自己也迫不及待地跳上了开往辽西的火车。上了车才想起，把大师兄交待的找小海的事早给忘到脑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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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曲风]]

９．谈判顺利。师兄和初科长却闹翻了

我和大师兄、初科长三个人代表考古队同黑石水库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谈判。不过谈判桌对面的主要人物已由那个王处长变成了工地上的新任总指挥。王处长也在，坐在了他的旁边。
这次预算我做了八万，发掘时间为１５个月。师兄又把时间改为２４个月。他说，最后实在不得不让步，就在时间上让，在钱上尽量少让或不让。我明白师兄的意思，大部分的工程都特别重视时间和进度，其次才是钱的问题。甚至以前有的工程为了让考古发掘尽早结束，不惜主动提出追加经费的。
师兄不再像上次那样编排了，而是郑重其事、慷慨激昂地谈起了２号遗址发现的伟大意义。他从红山文化如何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谈起，最后讲到该遗址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曙光中的曙光”。“如果可能”，他说，“我建议在发掘结束之后，由我们双方合作在库边建一座遗址博物馆。那样，黑石水库就不仅仅是一处水之源头，而是中华文明的源头；黑石水库就不仅仅是一座水库，还会是一处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胜地。所以，对我们发掘的支持不仅是造福千秋、泽被后世的英明之举，也为今后水库本身的综合开发带来了十分光明的前景。”
总指挥并不为之所动，说话了，声调平和。既然遗址如此重要，你们就不应当在水库的建设经费上做文章，而应该专门立项向国家的文物部门打报告，申请专项经费才对。如果非得让我出，我只能出上次的数：三万元。再多了我出不起，我也没这个权。再多了你们就别跟我谈，直接找我们的厅长，最好直接找财政厅的高厅长去谈好了。
大师兄一直都绷着的脸一下子放开了：“总指挥真能开玩笑，按你的意思我就得回家跟老爸为公家的事要钱了。”
总指挥摸不着头脑，问：“是不是扯远了，这和你父亲有什么关系？”
初科长不适时机地插了进来：“总指挥你有所不知，财政厅的高厅长就是高助理的父亲。”
总指挥“呀”了一声，楞楞地看着大师兄，仿佛自言自语：“像，长得真像！还有这么巧的事。那可是我的老上级了。”
“那我们还在这儿谈个什么劲！”总指挥站了起来，对身边的王处长说：“安排一下晚饭，我请考古队吃饭。”又转身对我们说：“对不起，我还得回办公室处理一点事情。这样，让王处长陪你们参观一下工地，我们晚上见。”

一个星期之后，预算的八万元一分不少，一次性地进到了石棚考古发掘队的帐户。我记得那天吃完晚饭的时候，总指挥只跟师兄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我们把发掘工期给压缩在１２个月之内。师兄不假思索就一口应承下来。回来后我说，这能行吗？这么重要的遗址，要是完不成怎么办？师兄说，完不成就继续，他们还能放水把我们遗址给淹了不成？
在过去的这个星期里，我们把１号遗址的出土资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几场不大不小的雨下来之后，节令已入暑期了，师兄和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放２０天假，让大家回家好好休息一下，以便精力充沛地投入第二阶段的工作。
我回辽东乡下的老家看了看父母。２０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考古队四人加上初科长又在辽西市汇齐了，然后又一起坐市局的面包车来到了石棚村。眼前的石棚村已是面目全非了，再准确一点地说，整个石棚村已经全部消失了。只有考古队租用的房子还在，连走前还好好着的村长家也已片瓦不留了。要不是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仍然长着青绿的菜蔬，你会觉得这村子似乎从来就没存在过一样。
师兄知道房东家大概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见了女房东的面，他抢在前面说上了，弟妹，对不起了，耽误你们了。女房东说，我们也是实在不能再等了，你们也都看见了，全村也就我们一家了。商量来商量去，师兄最后决定由考古队买下五间房子的其中三间—中间的厨房和厨房西侧的我们目前正在用着的那两个房间。东侧的两间就得拆掉了。按当地的风俗，新房子必须得尽量地用原来旧房子能用的材料，这样吉利。所以，要想把房子整个买下来是不可能的事。这就是说，我们以后就得住在半栋房子里了。
初科长和司机要赶着回城。师兄说，今天是第一天，没有准备，按道理应该庆贺一下才对。等过几天稳当下来，我再请你过来，好好喝一顿。初科长说：“老弟见外了。不过，我也是觉得应该庆祝一下，第一阶段结束，新的阶段开始，又有这么重要的发现在等着大家，经费也都顺利入帐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待开工了。本来，我们是主人，应该由我们文物科做东才对，但是，这经费，你也知道……”边说，老初边摇起了头。师兄说：“要么，我们明天就庆祝一下，别在这个破地方了，正好明天房东家里也要拆房子，这饭也没法做。还得麻烦你，初科长，让你们局里的车再来一趟，我们明晚进城吃饭。拣一个好地方，就由初科长你来安排吧。正好，借机我们也得好好感谢感谢你，要是没有你，哪能有我们这石棚工地的今天啊？！”老初一听，脸上都放出了光，嘴里却说：“我倒没什么，主要是想跟大家一起高兴高兴。正好，我再叫上几个朋友，也跟高助理认识认识，大家一起好好热闹热闹。”大师兄说：“初科长，怎么安排是你的事，我们考古队这边是什么也不管，只管付钱买单就是了。”
第二天，我们在２号遗址布上了十二个探方。然后又进行了初步的地形测绘，完成了遗址的地形图。溜溜也跟我们上工了,他好像对我们这一行充满了热情,做得比谁都认真。我们让他帮着立标竿，他就把标竿树得比直，自己把自己的身子也挺得像标竿一样。老孙老是逗他，想让他给我们唱《恋曲１９９０》。溜溜却是一言不发，直把头摇得像个拨郎鼓。那意思好像是说，没看见吗？我正工作着呢。但老孙就是不死心，一想起这事来，就逗一逗溜溜。有溜溜在，我发现工地上的气氛活跃了不少。大师兄正在看着我绘图，像是想起了什么，就对我说，想着，晚上吃饭别忘了把溜溜带上，他也是我们考古队的成员。
下午我们早早就收工了，没等走到住处，就发现文化局的小面包已经停在了那里。

吃饭的地方虽然不像龙城酒店那样是辽西市最有名的，但也比龙城差不了多少。那房间很大，墙角摆放着一套很大的卡拉ＯＫ设备。
老初还请来了几个朋友，一男两女，都是文化部门的，有的是市文物商店的，也有的是区文化馆的。反正一下子我也记不住他们的单位和名字。刚刚动筷子，那三个新朋友就开始张罗开了，端起当地的名产—纯正的六十度小烧一人一杯地敬上了师兄。我这才知道，原来老初叫上的这几人原来都是“酒神”（当地人把能喝的人都叫酒神）。好在师兄也是海量，几杯下去气势如虹。初科长自己敬了我们整个考古队一杯，然后晃动着他那张大红脸对老孙和小隋说，该你们俩代表我们市里的博物馆敬省博物馆的两位领导啦。我这才想起，其实，这样的场合照例应该把市博物馆的馆长，也就是老孙和小隋的顶头上司给请来才对，不知老初为什么没请。但既然昨天师兄已经委托人家老初全权安排了，我们也不好说什么。老初好像是看出了我和师兄的心中所想，就对老孙和小隋说—其实是对我们说的：“本来，这市博物馆的代表应该是你们馆长才对，正好他家有客人，来不了。那就还是让两位老弟来代表吧。”
大概是觉得这样划分阵线对师兄和我有些不公，老孙说：“你是我们博物馆的上级领导，这市博物馆还是应该由你来代表比较恰当。我和小隋呢，只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我们俩还是代表石棚村考古队敬市领导一杯吧！”
老初环顾着左右说：“你们看，你们看，哪有这样的，刚跟省领导干了两天半就叛变了！”停了停，举起杯子，像是下了决心：“好，喝就喝。有句话不是这样说吗？要想把客人陪好，就得先把自己人干倒。好，正好让省领导歇一歇。我们市里的自己干上几杯。”
那边老孙和老初他们在打着嘴仗，坐在我身边的溜溜却不管这些，盯着盘子里的东西大吃起来。没等菜肴上齐，已经吃饱了，然后就退到了墙边的沙发上看卡拉ＯＫ机放出的无声影像去了。
吃得差不多了，大家开始唱起了卡拉ＯＫ。那两个漂亮姐姐不仅酒量惊人，歌也唱得好，我知道她们一定都是从专业文艺口下来的，也知道这都是老初为给大家助兴而做的精心安排。
轮到师兄了。他也不加推辞，扯着他那豁亮的嗓门就唱了起来。凭心而论，师兄的水平也绝不比专业的差多少，只是他唱的和机器放出来的旋律老也配合不上。老初那几个朋友轮番唱了几首之后，自然又该轮到我们考古队了，老孙知道我唱歌有点跑调，灵机一动，就说：有了。然后点出了一首《恋曲１９９０》。我一下子明白了，老孙这是准备让溜溜出场了。溜溜好像真的很喜欢唱歌，这半天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听大家唱，嘴巴也在跟着动。话筒递给他，他也并不扭怩，学着大家的样子就唱了起来。这一回溜溜竟有了进步，歌词不全是“溜溜溜溜”了，里面也夹杂上了几个单词，像“旧时光”、“太阳西下”、“蓝蓝白云天”什么的。溜溜的乐感和音程都掌握得很好，虽然唱不清歌词，但听起来却不像是先天吐字不清，倒像是有意而为之的。这样，这首歌在溜溜的嘴里就像是一首绝妙的现代摇滚，直把那两个专业姐姐惊得目瞪口呆。
溜溜唱完了，包间里响起了掌声和叫好声。溜溜仍然拿着话筒，有些不知所措。老孙上前替他取下了话筒，然后像宝贝一样把他搂抱到餐桌前，举起杯跟大家说：“来，为我们的歌星干杯！”顺手又给溜溜倒了半杯啤酒。溜溜端起酒，不知道该不该喝，抬起头看我，我说：“没事，就半杯。”溜溜就一仰脖，学着大家的样子，把啤酒干了。大家又开始一边唱，一边喝。老孙又提议让溜溜唱一首，转身发现，溜溜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倒到一边的沙发上，睡着了。　
眼看大家都如此尽兴，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叫服务员带我到服务台把帐先结了。
结了帐，又上了趟厕所。刚要走进房间，老初和师兄一起从屋里出来了。
师兄拉住了我，说：“先等一下，初科长有事找我们。”然后又对老初说：“初科长，我们都是朋友，有什么事只管直说！”
老初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是这样，”他咽了口唾沫，耳朵似乎也跟着动了动，“上一次，考虑到工地的经费也的确不大宽余，我们也就不好意思再提要求了。但这一次，数目比较可观，我想应该问题不大。”看看师兄仍然在认真地听着，就继续说：“我们的要求不高，还和上次一样，五千元就可以。”
师兄没有马上回答，走廊里似乎一下子静了下来，这就把屋子里唱歌的声音衬托得额外清晰。
老初显得很自信，目光也很热切。师兄回避开他的目光，说：“初科长，这事你确实得跟我们馆长说。只要馆长同意，我这边没说的。”
这时，我看到老初直视大师兄的目光在渐渐地改变，变得凶巴巴的。他说；“高大伟！”师兄好像还未意识到老初情绪的改变，听到这一声不同往常的称呼似乎吃了一惊，马上就接上了他的目光，说：“怎么的？”
老初说：“高大伟，算我老糊涂了，我小看你了！”然后就进了屋子，出来时已经拿上了他的文件包，看样子这就要走了。这时，屋子里的其他人也跟着出来了。
师兄拦住了老初，说：“初科长，我确实不明白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明人不做暗事，就算是我高大伟得罪了你，也好说清再走。”
老初脸上的红已经全变成了白，声音变得异常尖锐：“既然你装傻，既然大家都在这儿了，那我就把话挑明。你们馆长我不是没找过。前几日我专门为此事到了你们馆。馆长说你是助理，也是馆领导，完全有权力决定这事。而你高大伟，硬把这决定权推到馆长那里去！这一晚上吃饭就花了两千元，你眼都不眨说花就花了。怎么提到拿钱给我们地方开展工作你就没权了，定不了了？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三岁小孩了？”老初越说越激动，似乎已经失去了控制：“早就听说你这人目中无人，狂妄自大。好了，今天我算是领教了！”
大师兄大概万万没想到一场热闹的晚宴竟闹成了这么个结局，盯着老初，眼里像是要冒火。整个走廊里都是他的大嗓门：“你算是说对了，我高大伟就是目中无人，就是狂妄。你说对了，这工地上的钱就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但我就是不给你。气死你这个老王八蛋！”　
这后一句话真把老初气疯了。他一下子跳了起来，像是要扑过去打人的样子，但几个人已经拉住了老初。老孙过来拉住了师兄，说：“科长喝多了，你就别跟他一样了。”一边说一边拉着师兄往外走，我也拉住了师兄的一只胳膊，师兄也就头也不回地跟我们往外走。这时我听到老初还在后面喊着：“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张嘴就是粗话，还省领导呢，省领导个吊！”
局里的司机早就吃了饭，正在楼下等着呢。司机见我们下来了，就站了起来，师兄好像没看见他，对我说：“出去找辆出租。”老孙拉住师兄说：“你这是何苦。”然后嘱咐司机：“路上小心。我去叫小隋和溜溜下来，我今天先不走，明天再回工地。”
师兄再没推辞，直接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等小隋和溜溜下来，车就起动了。

早晨醒来，我才意识到我们住的那栋房子已经变成了半栋了。加上昨晚上的折腾，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师兄早就醒了，自己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抽烟，脸冲着大凌河的方向。小隋和溜溜还在房里睡。女房东已经专门从新村子那边赶回来给我们做上了早饭。
我说：“师兄，还生气哪？”
师兄说：“老狐狸，把球踢到了我这里！”我知道他在说馆长。
我说：“算了，过去就过去了吧！再说，昨晚你应该跟老初好好解释解释，犯不上跟他较真儿！人家也没少帮我们。”
师兄说：“掰就掰了，没什么了不起！没他地球照样转。”
上午我们招募民工，准备第二天就开始正式发掘。在女房东的帮助下，１６个人很快就落实好了。下午没事了，由于昨晚睡得晚，我们几人又都补了一觉。快傍晚的时候，老孙回来了。
老孙一屁股坐在炕沿上，满脸沮丧，欲言又止。师兄说：“怎么啦？有什么变故吗？”
老孙说：“我和小隋得撤了。”
师兄本来是斜倚在炕上的行李上，一听马上直起了身子，脸也红了，骂道：“看来骂对了，真他妈的是个老王八蛋！哪有这么捅刀子的？”
我还没太怎么明白，就问：“到底怎么回事？”
老孙说：“文化局正式通知我们馆，让我和小隋暂时撤离工地。”
师兄一下子不再说话，低着头开始抽烟。大家也便没有话可说。最后，还是老孙先打破了沉默，说：“我和小隋会来看你们的。”然后又吞吞吐吐地说：“我和小隋现在就得走，再晚了就没车了。明天我们得准点上班。”
师兄没有说话，仍在抽烟，老孙和小隋就开始收拾东西。眼见着东西收拾好了，两个人就在地中央站住了，定定地看着师兄。师兄抬起了头，说：“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妈的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然后转身对我说：“带上点钱，我们一起走。到乡里找家馆子喝酒，也算是送行了。没车了我们就在那儿找辆出租，给你们送回城。”
事已至此，老孙和小隋也未推辞。于是我们四个人就徒步走了几公里，到乡里找到了一家小酒馆。溜溜则跟着女房东到新村去了。
喝酒的气氛也并不像我担心得那样沉闷。大家一起骂了一顿老初，骂来骂去觉得没什么劲，然后就开始说起了别的。结束的时候，我记得老孙对师兄说：“大伟，这是个不错的遗址。我有直觉－我的直觉向来很准，一定能出正经东西，可惜我和小隋没这个福气了。有一句话我得说，关于这个遗址，我知道你不大想太声张。所以请你放心好了，遗址上的事，我和小隋就在遗址上说。出了遗址，我们就不会再谈遗址的事了。这是行规，我们懂。”
师兄说：“那就谢谢你们，一有了发现，我最先让你俩知道！”


10、２号遗址正式开工。王海根天上掉下了个林妹妹

第二天，２号遗址正式开工了。
姑娘小伙子们都上来了，气氛便也热闹起来，这多多少少能赶走一些不快。没有小隋和老孙，师兄的话也变少了。有时候我看见他在望着坡下的河水发呆，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石棚村彻底地消失了。有时候在我要往村子的方向回头的时候，总以为能看见村子的景象，真地转过头来，才意识到那个村子已经不存在了。只有我们住的那半栋房子仍旧立在那里，在稀稀拉拉的灌木的掩映下，显得影影绰绰的。因为是半栋房子，总觉得它会随时倒下来似的，晚上吃完晚饭，我就溜在窗外使尽力气推一推墙，发现它比我想象得要结实得多。
只用了两天时间，表土就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文化层开始暴露。陶片也零星地出土了，文化面貌和山坡上的一样。我分派溜溜在河边洗陶片，这样在工地上我也能看见他。溜溜做得十分认真，把每一个陶片都洗刷得干干净净，但一旦遇到有彩衣的片子，他又十分小心，尽量避开不伤害那些花纹。有的规则我告诉过他，有的我没有告诉过他，但无论是告诉过的还是没告诉过的他都知道怎么做。陶片洗净了，他就把它们摊开在太阳下晾干，然后站在那里看那些陶片，很快就把一个个体上的陶片给拾掇到一起。我对师兄说：“我觉得溜溜不傻，他精着呢。教一教他，是搞修复的好手。”师兄说：“我也这么想。等出正经东西了，就从馆里的修复部找个师傅来，带一带他，不出两个月，我看他就能学个差不多了。”
发掘到第四天，已经开始有大片的陶片出土了。师兄不再沉默，各个探方走来走去，不时还跟民工开个玩笑，显得活跃多了。到傍晚的时候，一片较厚的陶片引起了师兄的注意，他把我喊到了那个探方，问：“你看这像什么器型？”
我看了看，觉得形状是有些奇怪，那转折处并不像是什么普通的器皿。师兄兴奋地说：“告诉你吧，小子！开始出正经东西了！如果我没说错，这是一个大型人像雕塑肩膀部位的残块。”其实，师兄刚一张嘴，我也差不多猜出来了。那就是说，这果然是一处后红山文化的神庙遗址。我说：“让老孙说对了！看来得请他们俩回来喝酒了！”师兄说：“不急。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注意遗迹，尽量准确并且尽早地找到房址。”虽然嘴里说着东西不是最重要的，但师兄仍然在拿着陶塑残块翻来覆去地看着，满脸喜悦。
师兄憋了好几天的话匣子终于开了。下工了，民工已经回家了，我们俩仍然在工地上聊着。师兄不无得意地说：“干考古得凭运气，好多人挖了一辈子也碰不上个像样的遗址，别说是这种轰动性的发现了。我们先不急，慢慢地挖，让轰动留在最后。”他还说，“我高大伟上辈子集德了，这么大个的遗址偏偏让我碰上了。有这么个大发现跟着，这辈子就是不做馆长也值了！”
回到驻地，女房东对我说：“下午乡里托人捎信来了，说是你们馆里有个姓王的人，也就是和你住在一屋的那人打电话来了，说是有急事，让你明天务必回去一趟。”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没事，偏偏这节骨眼上来事了。但听情形，他大概真的有重要的事找我，不然不会把电话打到这穷乡僻壤。师兄说，回去一趟也好，正好到修复部去一下。跟那个小海师傅说一下，把手头的事忙一忙，做好来我们工地搞修复的准备。师兄信心十足地点了点头，又说：“我敢保证，要出东西了！”
那个小海我只见过不多的几次，也从来没有说过话。看起来是个挺厚道的人。我听师兄以前提过，说小海的特点是话少，嘴巴严实。我明白师兄的用意，这个遗址他暂时还不想让人知道得太多。

我进门时，王海根正倚在床上看书。我一进门，他就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说：“嗨，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你要再不回来可就见不到我了。”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正要问个究竟，身后进来了一个人，是个姑娘，手里还提着一个袋子，袋子里像是装着盒饭，大概是从外面买回来了。
王海根给我介绍：“这是我的未婚妻。”然后又对他的未婚妻说：“这就是我的室友啦。”
这一下子我就更是糊涂了。王海根什么时候出来了一个未婚妻。以前从来也没听他说过。王海根也不着急解释，对姑娘说：“你自己吃吧，我们出去吃了！”
几乎在去酒馆的一路上我都在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小子从哪里搞出个女人来。王海根只是笑而不答，直到在酒桌上坐定了，酒杯举起来，才向我说清了原委。
我一直以为王海根跟人说他老家乡下有个女朋友是在糊弄别人，没想到却是真的。他的女朋友，也就是我刚才见到的那个姑娘，是他们老家乡里邮政所的工作人员，和王海根家是一个村子的。姑娘比王海根大六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看上了小伙子。王海根家里穷，父亲长年有病，家里能换钱的东西早就换了钱，亲友中能借到的也都借遍了。当他考上大学的时候，家里拿不出一分钱来。四年的大学，全都是那姑娘拿的钱。
大学临近毕业，王海根才意识到事情并没有像他所想的那么简单。除了跟姑娘成亲，他很难找到别的选择。最后，他决定来到遥远的东北，以为这样便可以慢慢让姑娘的心冷却下来。但是事与愿违，姑娘一直频频地来着信，发现苗头不对，便一路奔袭而来。在姑娘进了宿舍门的一刹那间，王海根明白了，她是他的命运，他逃不过去了。女朋友来看他的消息不到半天就传遍了整个博物馆大院，王海根想了两整天，终于想清楚了，他要回家成亲，并且要调回老家工作。
没费多大力气，他只是通了几个电话就把自己的新工作单位找妥当了。是老家的县文化局，他们正为缺个懂专业的文物管理人员发愁，这就自动送上门来了。不到三天的时间，王海根已经把调动的手续办完了，这一走也就是彻底走了，所以他说什么也要见我一面。
我听着他的讲述，嘴里说着替他高兴的话，可自己的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那天晚上我睡在办公室的桌子上，不知是因为桌子太硬还是别的原因，一宿竟没睡好。我在想，王海根虽然回到了小地方，虽然将要和一个农村姑娘结婚了，但他毕竟找到了他的归宿，再说白一点，他终于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家。而我的家在哪里呢？是那间明天在王海根搬走之后就属于我一个人的宿舍房间吗？显然不是。既然不是，那我的家究竟在哪里呢？我就这样在黑暗中一遍遍地问着自己，后来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总之，我的眼前出现了石棚村的那半栋房子，如此清晰地站立在离我不远不近的地方，就像是我小时候常常梦见的一幅场景，残破却又美好。我一下子明白了，至少在眼前，那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家已经有了，它不在省城，而在遥远的辽西，它就是石棚村，或者说就是石棚村的那半栋房子。这一刻，我从来也没有这么着急地要赶到一个地方去，朦朦胧胧中我仿佛已经坐上了向西的火车。
第二天，我和几个平日里同王海根要好的同事一直把两人送到了火车上。等送走了他们，自己也迫不及待地跳上了开往辽西的火车。上了车才想起，把大师兄交待的找小海的事早给忘到脑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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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曲风]

11、石棚2号开始出东西了，小金成了考古队队员

天色已近黄昏，远远地我就看见了石棚村的那半栋房子。炊烟已经在房子上袅袅地飘浮起来。
我径直向工地大踏步奔去。还未等看见人，就听到了师兄的大嗓门在河谷中没遮没拦地响着。
原来小金也在工地。师兄正跟他比划着什么，听民工们向他喊我回来了，就转过身对我嚷道：“师弟，你回来得正好！”身子站在一个探方里，手却指着探方与探方之间的隔梁：“看看这是什么！”
小金和溜溜蹲在隔梁上，脚下是几大片平铺开来的陶片。溜溜拿着小刷子，正小心地拂掉上面的浮尘。原来这是一个接近完整的大件彩陶器，红地上是黑彩绘就的动物图案。“再看看下面，”师兄指着隔梁旁边跟我嚷嚷。其实他不说我也看见了，那是一个坑，坑中有一具动物骨架，像是一条狗，显然这是个祭祀坑。
陶器上的动物不多不少，正好是四个，一个是鸟，另外三个分别是熊、鹿和龟。我几乎未假思索，脱口而出：“传说中的四方之神！”师兄接口道：“对，商人的四方之神！”师兄有意在“四方之神”的前面加上了商人，我知道他是带着问题在发掘的，以犬祭神的风俗在商代十分流行，这为他的研究论证无疑又添了一条重要的证据。

师兄摆上了酒。小金晚上没走，留下跟我们一起喝酒，他显得比我和大师兄还兴奋，我看出来了，这家伙是真喜欢考古。女房东做好了饭就回家了，溜溜扒拉进两碗饭就守着他的半炕陶片睡下了。显得异常空旷的房子里，回荡着大师兄的声音：“馆长不当了，就他妈的不当了，我这辈子死也要死在这石棚村！”他又专门盯着小金说：“老弟，告诉你吧，凭我的经验，好东西还在后面呢！”说这话时，他有意压低了嗓音，怕是让人听见似的，其实，虽然肚子里装进了快有半斤白酒，但我心里明明白白，整个村子其实就剩下我们四个人了。
“遗址的大致布局已经探出来了，”师兄一边在炕上摊开他几日内亲手绘制的线图，一边说，“和我想的一样，就是个神庙，不过比牛河梁红山文化要先进不少，建在一个大夯土台基上，神庙的前面是一个广场，不过只剩下一部分了，也是一锤一锤地夯成的。广场上有不少祭坑，今天发现的四方之神就出现在靠近神庙的祭坑中。”
我眼睛盯着这神庙的平面图，竟看出了几分熟悉的感觉，张了张嘴，觉得有些没想清，就又闭上了。师兄有时挺细心，他发现了我欲言又止的样子，就鼓励我：“这是荒效野外，不是馆里；这是在喝酒，不是做论文答辩。你有什么想法就说。”小金也在附合着：“对，聆听高见。”
我说：“那我就说了。不过是一瞬间的胡思乱想，师兄说得对，又不是论文答辩，说错了就当给师兄和金兄下酒了！”
我一仰头干了一大口白酒，像是给自己壮胆，其实借着喝酒的机会把思绪理一理。放下酒杯，我开始说了：“师兄的注意力一直放在红山和商文化之间，也就是放在商文化的来源上，可一直就没去想，要是红山和商连上了，这红山又是源自哪里呢？这红山的源头又源自哪里？万事总得有个来由。我读过老鞠的一本书，是写两河苏美尔人的。那里的一座神庙结构竟然同我们的石棚神庙布局如出一辙，天底下没有那么巧的事，这里头肯定有文章！”
小金有些听傻了，说，这怎么一下子就到西亚了，太玄了吧，你不是老调重弹，又重提“西来说”了吧？看来小金真的非等闲之辈，他知道建国前欧洲汉学家提出的中国史前文化非本土诞生，而是由西传来的学术观点。师兄用手摁住要打卷的图纸，严肃地对小金说：“让他说，我们听着！”
有了师兄的再次鼓励，我的思路一下子开了。我说：“如果钻探无误，那么这个石棚神庙简直就是两河流域乌鲁克时期敬奉依南娜女神的石灰石庙的翻版，二者的平面布局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更重要的是，乌鲁克神庙平面布局的最大特征是中间的T字形大厅，巧的是，石棚神庙的平面图中也空着这么一块T字大厅。这种T字形是一种神秘的象征，到底象征什么，那本书里好像提了一句，不过我记不清了。其实，再多联想一些，我觉得牛河梁女神庙的平面布局也有意留下了一个T形的大厅，那个T形大厅就是神庙的北半部分，我们一直把它当成一个房间或是房间的通道，其实真正的房间应该在外侧的地面上才对，也许地面上的建筑已经找不到了，我们就把中间的半地穴大厅当成了建筑的全部。所以，牛河梁的神庙远没有我们发现的那么小，恢复它的周边地面建筑，那它的平面图和石棚的就差不多了。当然，仅仅从建筑布局的巧合上不能说明问题，还有一些证据可以作为佐证，比如商代人的四方之神，也就是我们今天在陶器上发现的那种图案，在两河苏美尔人那里也是一种流行的图像表达方式，红山玉器上的各种动物形象也是苏美尔方体印章上的流行式样。有一种观点，说是人类文明在不同地域发展到相似阶段的时候会各自独立产生相同的文化现象，但为什么这一时期的其他中国新石器文化没有那么多两河的特征，独独红山文化如此，而且它同中原的其他文化的区别十分明显。还有，如果商真的是红山文化的继承者，那么我们也能找到不少的证据。许多考古学家发现商文化同美洲墨西哥的奥梅特克文明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尤其是美术构图方式。我们一直以为商与美洲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其实，两者之间共同的特征都能在两河找到源流。最可能的是，奥梅特克人是苏美尔人在美洲的一支移民，而红山可能是苏美尔人在东方的一支移民。红山人一直同苏美尔老家保持着往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商代灭亡。所以，为什么红山同中原各地相比在通向文明之路上先走一步，为什么商代人忽然间有了成熟的青铜铸造能力以及忽然间有了十分成熟的文字，这些都可以归结到与两河老家的联系上。因为明摆着，从时代上来说，关于这些文明特征两河流域都恰好早于我们中国。”
我怕把脑袋里瞬间的灵感给漏掉什么，所以一口气也没歇，一股脑地说了这么多，就等着师兄来批我了。可他手里夹着根烟，定定地看着遗址平面图，也不理我，直到烟头烧痛了手指，才扔掉了烟头，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太大了，课题太大了！”
终于抬起头看我了，像似下了一个大决心，说：“大就大，这一辈子就它了！”又说：“我早就觉得这红山就是他妈的特别，全中国别的地方死个人挖个坑就埋了，可就它偏偏用石头一层一层地往上起坟包。别的地方随葬顶多埋几件陶器，可就它一个文化可着劲地往里放玉器，没有这种打法啊。确实不像是中原的种。师弟，我知道你的话是一半真的一半当笑话说的，但我可是把它当成百分之百的真话来信的。不过，要论证这么一个大课题，你得拿出一辈子时间来做。你舍得吗？还得碰上充足的发掘资料作依据，这方面就需要运气了。不过，我觉得石硼这个大台子里一定有我们要的东西，关键的是你的决心，”师兄又重复了一遍说过的话，瞪眼看我：“你舍得吗？”
他这么一重复，我其实就听明白了，他表面上是问我，其实他是自己在问他自己。他的内心一定有争战。这种争战具体是什么，我说不出来，但我能从他复杂的表情和复杂的眼神是看出一些东西来。
小金说：“换我，又舍得，又舍不得。矛盾哪！”
我说：“师兄舍得，我又有什么不舍得的！我既然报名来到了本博物馆，不就是想一辈子做点真正的学问嘛！”
师兄说：“这就对了！师弟，要是不碰上石棚，我早晚还得劝你离开博物馆。要是没听你这么一席话，也就是说不知道你在研究上这么有悟性，我还得劝你离开博物馆。不过，这两样赶在了一起，我就不能劝你离开了，还得劝你留下。你不能走，我们哥俩这辈子就可着这个课题搞了，你搞红山源头探索，我搞商源探索。嘿，就这么定了。搞明白这个课题，我就是不当馆长也值了！”
我说：“师兄你这两天怎么尽说不吉利的话，馆长你得当，你不当馆长我什么时候能当副馆长呢！”
小金说：“就是，高助理不当馆长谁当馆长！”
师兄仿佛才想起了小金的存在，对小金说：“我都不想当馆长了，你还他妈的当什么抗洪办主任？到我工地干考古得了！”
小金一听，小眼睛亮得像两个灯笼：“真的假的？可别唬老弟啊！”
师兄一杯酒干了，说：“愿意来，专门给你两个探方。我早看出来了，你肯定行！你就算是市里的代表了，挖好了，气死市里那帮课班出身的！”

小金真的正式在工地上工了。
小金自有一套办法。他以调查大凌河流域的水文灾害历史为由，把具体的工作交给了副手，自己就一头扎进了石棚村，成了石棚村考古队的准队员。单位有事，他就回去应付一下，没事就跟我们泡在了一起。这要是在长江下游地区，也就是江浙一带，理由还说得过去，因为正是后红山文化的这一时期，海水上升，降雨不停，那一带的低洼之处都被洪水淹没了。可这是辽西，不是江浙，从古至今也未有洪水的记载，更别说在遗址中找到水文灾害的痕迹了。
师兄在工地的一侧多开了两个探方，交给小金来管。师兄只是略加点拨，他很快就掌握了一般的发掘要领。看来，几天下去，这小金成了工地缺不得的人物了。没有重要的发现，工地上大部分的时间是我们在指挥工人工作。师兄爱吹牛，不管是关于考古的还是关于其他的什么事，逮住个话题就能扯上小半天。小金就爱捧着师兄聊，越捧师兄就越得意，这哥俩一唱一和，把工地搞得热热闹闹的。来到石棚之后发生的一些不快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
师兄交给小金的两个方都在建筑南侧的广场上。人都说不会打麻将的人一上麻将桌比会打的还爱和，这话不假。没几天下去，小金的方里就发现了一个祭器坑，除了一套由磨光大石斧、石凿、石璧组成的石器组合，坑中还出土了一件精美的兽首玦状器，就是先前被人称作玉龙的那种器物。师兄是死活不同意把它叫作“玉猪龙”。说，明摆着是个四不象的兽，非得叫它是猪。明摆着是个环状的带缺口的器物，就因为环了个圆，就非得叫它是龙。考古学家太不严肃了，我当了馆长，第一件事就是把馆内文物的名字重新定一下。老百姓说我们“下乡坐吉普，小肚吃溜鼓，说什么干考古，净他妈唬！”其实一点也没冤枉我们。
小金也看出了点名堂，说，助理啊，我们这个“龙”，不对，我们这个玦状器和平时发现的那种“猪龙”不大一样啊，有点像又有点不像，其实还有些像三星他拉发现的那种大“C”型的玦状器。
这一句话提醒了师兄，他说，对啊对啊。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不过让你给先说出来了。考古学家不能唬人，但感觉必须得好。有时候我们发掘就得靠感觉。我觉得你的感觉就是一个干考古的感觉。以后，等我当馆长，你就进我们馆得了，别干那个永远都不存在的“抗洪”了。你这活儿，说给外国人听，还不得让人笑掉大牙。
小金说，你要调我去，我巴不得呢，谁不想活得更有意义一些！我觉得能让我干上考古，说实话我就觉得这辈子没白活。
师兄说，话题又说跑了。不过刚才说的不算吹牛，以后我们真的可以想想办法，要是你自己愿意的话。我得接着我的思路说，要不一乱灵感就丢了。我想说，三星他拉那件玉龙，我总觉得不是正经红山的东西。那是内蒙古翁牛特旗一个老乡在野地里拣的，并没有明确的出土地层。以前大家都把它当作红山的，因为就那么一件，并没有旁证，我一直就怀疑它是商代的，形制、造型、风格和红山的都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件玦状器的形制和风格正好处于两者之间的演变状态，这不是一个红山向商过渡的一个铁证吗？平时我找都找不着，今天它自己蹦出来了。这件器物本身就可以做个好文章。
师兄好像又想起了什么，说：“师弟，你那天说的话我信。可是有一点，红山文化和商代人都有喜玉的传统，可据我所知，全世界就只有古代中国人才喜欢玉，就是说西亚的苏美尔人并没有崇玉的风俗。这是怎么一回事，若两者都如你所说的那样有紧密的文化联系，这种崇玉风俗不可能在苏美尔找不到影子。”
师兄不亏为师兄，他想问题总能想到实质上。这一问还真就把我问住了。我有些勉强地回答：“全世界除了中国，还有美洲人崇玉。两个太平洋两端的古代世界又有了一个共同点。苏美尔人没有玉，所以自然就没有用玉的传统，但他们喜欢石头，那精雕细琢的石头印章就是一个证明。中国人和美洲人之所以喜玉，是因为恰好两地都是玉的出产地。”
师兄说：“就是说，红山人、商人的用玉或许是继承了苏美尔人的喜石特点。”师兄摇了摇头，未置可否。我知道，考古发现和研究毕竟是两回事，越往深了研究难题就会越多。
先不去想那些了，还是享受一下考古发现的美妙时刻吧。师兄脖子上挎着个尼康相机，对着祭坑不断地变换着角度拍照。小金则拿着一个铺着米格纸的夹子，在跟我学着画出土文物平面图。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天空高深而宽阔，万里无云。
小金一边画图，一边沉浸在考古发现带来的快乐里，已经晒黑的脸上挂满了笑容，我想，那是他干一辈子“抗洪”也不会有的。他说，这工地上一干就和平时搞收集不一样。说实话，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干上考古。说这话我得好好感谢一下那个初科长，他要不把市里的人撤了，这个活哪有我的份啊，回了城真得好好请请他。
“还是请请我俩吧，那老东西有啥可请的，”师兄说，“快一个月没洗澡了，让我俩周末去享受享受城市生活吧！”
小金说：“好啊！我正想请两位考古老师呢！”


12、一件好事，一件坏事。坏事是工地被迫停工，好事是师兄得到了一次出国机会

还未到周末，事情又出差头了。
这天收工刚进房间，女房东说，乡里捎话了，馆长专门来了电话，说是十万火急，让两位务必明天回馆。
大家正挖在兴头上，这“十万火急”让师兄十分恼火，自然少不了抱怨。抱怨够了，知道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晚饭后紧急布置工作。按通常的做法，考古工地一旦出了珍贵文物，需要当地政府布置警力予以配合。但现在和市里的关系已经僵了，同时又不想声张，于是只好自己想办法。
师兄想来想去，有了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主意。正好第二天小金的车一早过来，师兄就跟车到了一趟水库建设指挥部，把新出的玉器、还未修复的四方之神陶尊和溜溜发现的那件女性塑像小心奕奕地带到了王处长那里。王处长马上联系水库的保卫处，给文物找到了一个稳妥的地方保管。师兄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了地。
工地暂时休息，由溜溜和姐姐帮忙照看一下。小金也只好暂时结束这一段“水文灾害调查”，回城了。

馆长办公室里，馆长把一份文件交给了师兄，我看到师兄目光一扫，脸色就变得又青又紫，手都哆嗦了，几乎要蹦起来，扯个嗓门就喊：“老混蛋！老混蛋！”
我从师兄手里接过文件，几个大字像火一样一下子把眼睛烧个生疼，那几个字是文件的题目：关于高大伟等二人在我市所作所为的报告。
每个字都像针一样往眼里挤，想不看都不行。我记得那几天都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文件上的话。晚上一闭上眼，那些字就往眼睛里蹦，这种感觉大概持续了能有一年多。至今，我仍大致记得那份文件的内容。
文件列出了我和师兄三大罪状：第一、和建设部门谈判漫天要价，甚至生编乱造，满口谎话，严重败坏了省直部门的形象。第二，工地财务管理不善，大吃大喝，严重时一次竟消费2000元。第三，尤其是高助理，目中无人，狂妄自大，排斥地方文物部门，制造矛盾，弃用地方专业人员配合工作。文件上面套着“辽西市文化局”的红头，最后的落款也是“辽西市文化局”。那枚红色的大印一定出自老初的手，因为印在纸上的红章虽然有点歪斜，但却异常清晰，也异常有力。
大师兄还在骂老初，但声音已经露出了疲惫的感觉。馆长就在这时不适时机地说话了：“大伟，别怪我说你。都40好几的人怎么还像个年轻人！”说这话时，馆长用眼角瞟了我一眼，我知道“年轻人”在这里一定是个贬义词。“和地方的关系很重要，为什么你总把和地方的关系搞得那么紧张！厅里想派人到辽西搞个调查，是我把这事抗住了。你们赶快把帐归拢一下，交到馆里，我让会计核一下，再给厅里打个报告也就结了。只是石棚工地今年也就到此为止了。好在那是个不出东西的遗址，也不用太把它当回事。明年春天再去挖一挖，给水库那边有个交待就行了。”
师兄满脸沮丧，我知道他着急回工地，可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像把饭做夹生了，他高大伟再有能耐也不大好办了。
馆长看了我一眼，声音小了下去。我知道这是领导之间的谈话，就有意往窗户那边靠了靠，但仍然把馆长的话听个一清二楚。馆长说：“只是有一件事不得不耽误了，你也别往心里去，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本来，厅里党组都讨论过了，你的副馆长任命马上要下了，但现在看来得缓一缓。我想，他再怎么拖，也拖不过来年春天，你就在助理的位置上再多委屈几天吧。”
“工地你就别回去了，让年轻同志去打理一下就可以了。辽西市那几头蒜我也了解，都是见钱眼红的主儿，用不着把他们太当回事，只是以后多注意一下工作技巧就行了。至于吃喝，考古工地没这个还开得成吗？大家心里都明明白白，你也别往心里去。下个月有一个出国的机会，是参加日本的一个中国玉器文化研讨会，本来应该是保管部张也平的差事，因为日本方面的邀请函就是冲他来的。但我已经和厅领导汇报过了，就派你去。虽然老张是玉器专家，又是保管部主任，研讨会的课题也主要是关于馆藏文物，但你已经进了馆领导班子，也从来没出过国，而且研究方向也跟玉器沾边，想来老张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出一趟国，长长见识，散散心，把辽西的事先叉开，估计等你回来也就没事了。”
我领教了馆长的精明和圆滑，看来这馆长真的不是谁都能当，话说得合情合理，面子也给够了大师兄。师兄还从没出过国，自然是喜出望外，脸色马上多云转睛。出了馆长室的门就对我说：“没当成副馆长，但赚了一趟出国的机会。还不错嘛。研讨会论文的题目也有了，就是那件三星他拉‘玉龙’，我要重新考证一下年代，以正视听。”
我说：“对，应该先写一篇文章，算是给石棚遗址做个铺垫。等石棚玉器发表了，就接着这篇论文继续做文章，能搞一个系列。”
师兄说：“小伙子，看来我没白带你，搞研究也讲究起策略来了。说对了，不管办事还是搞研究，就得讲点路数，不能乱来。出国自然是好事，回来大哥就又有吹的了。不过，我最关心的既不是出国，也不是当副馆长，我最关心的还是工地。”
大师兄沉吟着说出了他的心事，其实我早就知道他的心思全掉在石棚的那些探方里了，但事已至今，谁也不会有更好的办法，按师兄的策略，重要的发现目前不能声张，只能暂时停了。他出国时间紧张，还得准备论文，看来我得多替师兄分担一下了，于是说：“师兄你就准备论文和出国手续吧，我回工地收一下摊，去年在庙村干过，我知道怎么做。”
师兄信得着我，马上就跟我一五一十地交待上了。最后，他还没忘了溜溜，让我回来时一定把溜溜给带回馆里，让小海师傅带一带。“凭他的灵劲儿，这一冬天，应该学得八九不离十了！”看来，师兄对溜溜满怀信心。

我第二天就回到了石棚村。按师兄的要求，把帐拢了，付清了工人的工资，又买了一些塑料布暂时将遗址揭露部分罩上，找了两个工人住在我们的半栋房子里，昼夜看守着工地。等忙完了这一阵子，一周也就过去了。
临走的头一天，小金来了。秋高气爽，本来是一年中考古发掘的最好时节，可我们却不得不莫明其妙地结束了。我站在房前，望着河心的土墩，心里充满了一种十分复杂的感觉，就好像这萎靡不振的河床，干燥、苦涩、忐忑不安。小金的心情和我差不多，也许比我还坏，刚尝到点考古发掘的甜头就不得不中止了，也许他从来就没碰到过这么不顺利的事。我说：“春天金主任你再来，你在，我师兄高兴着哪！”小金说：“那我可就等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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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曲风]]

11、石棚2号开始出东西了，小金成了考古队队员

天色已近黄昏，远远地我就看见了石棚村的那半栋房子。炊烟已经在房子上袅袅地飘浮起来。
我径直向工地大踏步奔去。还未等看见人，就听到了师兄的大嗓门在河谷中没遮没拦地响着。
原来小金也在工地。师兄正跟他比划着什么，听民工们向他喊我回来了，就转过身对我嚷道：“师弟，你回来得正好！”身子站在一个探方里，手却指着探方与探方之间的隔梁：“看看这是什么！”
小金和溜溜蹲在隔梁上，脚下是几大片平铺开来的陶片。溜溜拿着小刷子，正小心地拂掉上面的浮尘。原来这是一个接近完整的大件彩陶器，红地上是黑彩绘就的动物图案。“再看看下面，”师兄指着隔梁旁边跟我嚷嚷。其实他不说我也看见了，那是一个坑，坑中有一具动物骨架，像是一条狗，显然这是个祭祀坑。
陶器上的动物不多不少，正好是四个，一个是鸟，另外三个分别是熊、鹿和龟。我几乎未假思索，脱口而出：“传说中的四方之神！”师兄接口道：“对，商人的四方之神！”师兄有意在“四方之神”的前面加上了商人，我知道他是带着问题在发掘的，以犬祭神的风俗在商代十分流行，这为他的研究论证无疑又添了一条重要的证据。

师兄摆上了酒。小金晚上没走，留下跟我们一起喝酒，他显得比我和大师兄还兴奋，我看出来了，这家伙是真喜欢考古。女房东做好了饭就回家了，溜溜扒拉进两碗饭就守着他的半炕陶片睡下了。显得异常空旷的房子里，回荡着大师兄的声音：“馆长不当了，就他妈的不当了，我这辈子死也要死在这石棚村！”他又专门盯着小金说：“老弟，告诉你吧，凭我的经验，好东西还在后面呢！”说这话时，他有意压低了嗓音，怕是让人听见似的，其实，虽然肚子里装进了快有半斤白酒，但我心里明明白白，整个村子其实就剩下我们四个人了。
“遗址的大致布局已经探出来了，”师兄一边在炕上摊开他几日内亲手绘制的线图，一边说，“和我想的一样，就是个神庙，不过比牛河梁红山文化要先进不少，建在一个大夯土台基上，神庙的前面是一个广场，不过只剩下一部分了，也是一锤一锤地夯成的。广场上有不少祭坑，今天发现的四方之神就出现在靠近神庙的祭坑中。”
我眼睛盯着这神庙的平面图，竟看出了几分熟悉的感觉，张了张嘴，觉得有些没想清，就又闭上了。师兄有时挺细心，他发现了我欲言又止的样子，就鼓励我：“这是荒效野外，不是馆里；这是在喝酒，不是做论文答辩。你有什么想法就说。”小金也在附合着：“对，聆听高见。”
我说：“那我就说了。不过是一瞬间的胡思乱想，师兄说得对，又不是论文答辩，说错了就当给师兄和金兄下酒了！”
我一仰头干了一大口白酒，像是给自己壮胆，其实借着喝酒的机会把思绪理一理。放下酒杯，我开始说了：“师兄的注意力一直放在红山和商文化之间，也就是放在商文化的来源上，可一直就没去想，要是红山和商连上了，这红山又是源自哪里呢？这红山的源头又源自哪里？万事总得有个来由。我读过老鞠的一本书，是写两河苏美尔人的。那里的一座神庙结构竟然同我们的石棚神庙布局如出一辙，天底下没有那么巧的事，这里头肯定有文章！”
小金有些听傻了，说，这怎么一下子就到西亚了，太玄了吧，你不是老调重弹，又重提“西来说”了吧？看来小金真的非等闲之辈，他知道建国前欧洲汉学家提出的中国史前文化非本土诞生，而是由西传来的学术观点。师兄用手摁住要打卷的图纸，严肃地对小金说：“让他说，我们听着！”
有了师兄的再次鼓励，我的思路一下子开了。我说：“如果钻探无误，那么这个石棚神庙简直就是两河流域乌鲁克时期敬奉依南娜女神的石灰石庙的翻版，二者的平面布局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更重要的是，乌鲁克神庙平面布局的最大特征是中间的T字形大厅，巧的是，石棚神庙的平面图中也空着这么一块T字大厅。这种T字形是一种神秘的象征，到底象征什么，那本书里好像提了一句，不过我记不清了。其实，再多联想一些，我觉得牛河梁女神庙的平面布局也有意留下了一个T形的大厅，那个T形大厅就是神庙的北半部分，我们一直把它当成一个房间或是房间的通道，其实真正的房间应该在外侧的地面上才对，也许地面上的建筑已经找不到了，我们就把中间的半地穴大厅当成了建筑的全部。所以，牛河梁的神庙远没有我们发现的那么小，恢复它的周边地面建筑，那它的平面图和石棚的就差不多了。当然，仅仅从建筑布局的巧合上不能说明问题，还有一些证据可以作为佐证，比如商代人的四方之神，也就是我们今天在陶器上发现的那种图案，在两河苏美尔人那里也是一种流行的图像表达方式，红山玉器上的各种动物形象也是苏美尔方体印章上的流行式样。有一种观点，说是人类文明在不同地域发展到相似阶段的时候会各自独立产生相同的文化现象，但为什么这一时期的其他中国新石器文化没有那么多两河的特征，独独红山文化如此，而且它同中原的其他文化的区别十分明显。还有，如果商真的是红山文化的继承者，那么我们也能找到不少的证据。许多考古学家发现商文化同美洲墨西哥的奥梅特克文明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尤其是美术构图方式。我们一直以为商与美洲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其实，两者之间共同的特征都能在两河找到源流。最可能的是，奥梅特克人是苏美尔人在美洲的一支移民，而红山可能是苏美尔人在东方的一支移民。红山人一直同苏美尔老家保持着往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商代灭亡。所以，为什么红山同中原各地相比在通向文明之路上先走一步，为什么商代人忽然间有了成熟的青铜铸造能力以及忽然间有了十分成熟的文字，这些都可以归结到与两河老家的联系上。因为明摆着，从时代上来说，关于这些文明特征两河流域都恰好早于我们中国。”
我怕把脑袋里瞬间的灵感给漏掉什么，所以一口气也没歇，一股脑地说了这么多，就等着师兄来批我了。可他手里夹着根烟，定定地看着遗址平面图，也不理我，直到烟头烧痛了手指，才扔掉了烟头，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太大了，课题太大了！”
终于抬起头看我了，像似下了一个大决心，说：“大就大，这一辈子就它了！”又说：“我早就觉得这红山就是他妈的特别，全中国别的地方死个人挖个坑就埋了，可就它偏偏用石头一层一层地往上起坟包。别的地方随葬顶多埋几件陶器，可就它一个文化可着劲地往里放玉器，没有这种打法啊。确实不像是中原的种。师弟，我知道你的话是一半真的一半当笑话说的，但我可是把它当成百分之百的真话来信的。不过，要论证这么一个大课题，你得拿出一辈子时间来做。你舍得吗？还得碰上充足的发掘资料作依据，这方面就需要运气了。不过，我觉得石硼这个大台子里一定有我们要的东西，关键的是你的决心，”师兄又重复了一遍说过的话，瞪眼看我：“你舍得吗？”
他这么一重复，我其实就听明白了，他表面上是问我，其实他是自己在问他自己。他的内心一定有争战。这种争战具体是什么，我说不出来，但我能从他复杂的表情和复杂的眼神是看出一些东西来。
小金说：“换我，又舍得，又舍不得。矛盾哪！”
我说：“师兄舍得，我又有什么不舍得的！我既然报名来到了本博物馆，不就是想一辈子做点真正的学问嘛！”
师兄说：“这就对了！师弟，要是不碰上石棚，我早晚还得劝你离开博物馆。要是没听你这么一席话，也就是说不知道你在研究上这么有悟性，我还得劝你离开博物馆。不过，这两样赶在了一起，我就不能劝你离开了，还得劝你留下。你不能走，我们哥俩这辈子就可着这个课题搞了，你搞红山源头探索，我搞商源探索。嘿，就这么定了。搞明白这个课题，我就是不当馆长也值了！”
我说：“师兄你这两天怎么尽说不吉利的话，馆长你得当，你不当馆长我什么时候能当副馆长呢！”
小金说：“就是，高助理不当馆长谁当馆长！”
师兄仿佛才想起了小金的存在，对小金说：“我都不想当馆长了，你还他妈的当什么抗洪办主任？到我工地干考古得了！”
小金一听，小眼睛亮得像两个灯笼：“真的假的？可别唬老弟啊！”
师兄一杯酒干了，说：“愿意来，专门给你两个探方。我早看出来了，你肯定行！你就算是市里的代表了，挖好了，气死市里那帮课班出身的！”

小金真的正式在工地上工了。
小金自有一套办法。他以调查大凌河流域的水文灾害历史为由，把具体的工作交给了副手，自己就一头扎进了石棚村，成了石棚村考古队的准队员。单位有事，他就回去应付一下，没事就跟我们泡在了一起。这要是在长江下游地区，也就是江浙一带，理由还说得过去，因为正是后红山文化的这一时期，海水上升，降雨不停，那一带的低洼之处都被洪水淹没了。可这是辽西，不是江浙，从古至今也未有洪水的记载，更别说在遗址中找到水文灾害的痕迹了。
师兄在工地的一侧多开了两个探方，交给小金来管。师兄只是略加点拨，他很快就掌握了一般的发掘要领。看来，几天下去，这小金成了工地缺不得的人物了。没有重要的发现，工地上大部分的时间是我们在指挥工人工作。师兄爱吹牛，不管是关于考古的还是关于其他的什么事，逮住个话题就能扯上小半天。小金就爱捧着师兄聊，越捧师兄就越得意，这哥俩一唱一和，把工地搞得热热闹闹的。来到石棚之后发生的一些不快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
师兄交给小金的两个方都在建筑南侧的广场上。人都说不会打麻将的人一上麻将桌比会打的还爱和，这话不假。没几天下去，小金的方里就发现了一个祭器坑，除了一套由磨光大石斧、石凿、石璧组成的石器组合，坑中还出土了一件精美的兽首玦状器，就是先前被人称作玉龙的那种器物。师兄是死活不同意把它叫作“玉猪龙”。说，明摆着是个四不象的兽，非得叫它是猪。明摆着是个环状的带缺口的器物，就因为环了个圆，就非得叫它是龙。考古学家太不严肃了，我当了馆长，第一件事就是把馆内文物的名字重新定一下。老百姓说我们“下乡坐吉普，小肚吃溜鼓，说什么干考古，净他妈唬！”其实一点也没冤枉我们。
小金也看出了点名堂，说，助理啊，我们这个“龙”，不对，我们这个玦状器和平时发现的那种“猪龙”不大一样啊，有点像又有点不像，其实还有些像三星他拉发现的那种大“C”型的玦状器。
这一句话提醒了师兄，他说，对啊对啊。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不过让你给先说出来了。考古学家不能唬人，但感觉必须得好。有时候我们发掘就得靠感觉。我觉得你的感觉就是一个干考古的感觉。以后，等我当馆长，你就进我们馆得了，别干那个永远都不存在的“抗洪”了。你这活儿，说给外国人听，还不得让人笑掉大牙。
小金说，你要调我去，我巴不得呢，谁不想活得更有意义一些！我觉得能让我干上考古，说实话我就觉得这辈子没白活。
师兄说，话题又说跑了。不过刚才说的不算吹牛，以后我们真的可以想想办法，要是你自己愿意的话。我得接着我的思路说，要不一乱灵感就丢了。我想说，三星他拉那件玉龙，我总觉得不是正经红山的东西。那是内蒙古翁牛特旗一个老乡在野地里拣的，并没有明确的出土地层。以前大家都把它当作红山的，因为就那么一件，并没有旁证，我一直就怀疑它是商代的，形制、造型、风格和红山的都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件玦状器的形制和风格正好处于两者之间的演变状态，这不是一个红山向商过渡的一个铁证吗？平时我找都找不着，今天它自己蹦出来了。这件器物本身就可以做个好文章。
师兄好像又想起了什么，说：“师弟，你那天说的话我信。可是有一点，红山文化和商代人都有喜玉的传统，可据我所知，全世界就只有古代中国人才喜欢玉，就是说西亚的苏美尔人并没有崇玉的风俗。这是怎么一回事，若两者都如你所说的那样有紧密的文化联系，这种崇玉风俗不可能在苏美尔找不到影子。”
师兄不亏为师兄，他想问题总能想到实质上。这一问还真就把我问住了。我有些勉强地回答：“全世界除了中国，还有美洲人崇玉。两个太平洋两端的古代世界又有了一个共同点。苏美尔人没有玉，所以自然就没有用玉的传统，但他们喜欢石头，那精雕细琢的石头印章就是一个证明。中国人和美洲人之所以喜玉，是因为恰好两地都是玉的出产地。”
师兄说：“就是说，红山人、商人的用玉或许是继承了苏美尔人的喜石特点。”师兄摇了摇头，未置可否。我知道，考古发现和研究毕竟是两回事，越往深了研究难题就会越多。
先不去想那些了，还是享受一下考古发现的美妙时刻吧。师兄脖子上挎着个尼康相机，对着祭坑不断地变换着角度拍照。小金则拿着一个铺着米格纸的夹子，在跟我学着画出土文物平面图。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天空高深而宽阔，万里无云。
小金一边画图，一边沉浸在考古发现带来的快乐里，已经晒黑的脸上挂满了笑容，我想，那是他干一辈子“抗洪”也不会有的。他说，这工地上一干就和平时搞收集不一样。说实话，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干上考古。说这话我得好好感谢一下那个初科长，他要不把市里的人撤了，这个活哪有我的份啊，回了城真得好好请请他。
“还是请请我俩吧，那老东西有啥可请的，”师兄说，“快一个月没洗澡了，让我俩周末去享受享受城市生活吧！”
小金说：“好啊！我正想请两位考古老师呢！”


12、一件好事，一件坏事。坏事是工地被迫停工，好事是师兄得到了一次出国机会

还未到周末，事情又出差头了。
这天收工刚进房间，女房东说，乡里捎话了，馆长专门来了电话，说是十万火急，让两位务必明天回馆。
大家正挖在兴头上，这“十万火急”让师兄十分恼火，自然少不了抱怨。抱怨够了，知道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晚饭后紧急布置工作。按通常的做法，考古工地一旦出了珍贵文物，需要当地政府布置警力予以配合。但现在和市里的关系已经僵了，同时又不想声张，于是只好自己想办法。
师兄想来想去，有了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主意。正好第二天小金的车一早过来，师兄就跟车到了一趟水库建设指挥部，把新出的玉器、还未修复的四方之神陶尊和溜溜发现的那件女性塑像小心奕奕地带到了王处长那里。王处长马上联系水库的保卫处，给文物找到了一个稳妥的地方保管。师兄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了地。
工地暂时休息，由溜溜和姐姐帮忙照看一下。小金也只好暂时结束这一段“水文灾害调查”，回城了。

馆长办公室里，馆长把一份文件交给了师兄，我看到师兄目光一扫，脸色就变得又青又紫，手都哆嗦了，几乎要蹦起来，扯个嗓门就喊：“老混蛋！老混蛋！”
我从师兄手里接过文件，几个大字像火一样一下子把眼睛烧个生疼，那几个字是文件的题目：关于高大伟等二人在我市所作所为的报告。
每个字都像针一样往眼里挤，想不看都不行。我记得那几天都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文件上的话。晚上一闭上眼，那些字就往眼睛里蹦，这种感觉大概持续了能有一年多。至今，我仍大致记得那份文件的内容。
文件列出了我和师兄三大罪状：第一、和建设部门谈判漫天要价，甚至生编乱造，满口谎话，严重败坏了省直部门的形象。第二，工地财务管理不善，大吃大喝，严重时一次竟消费2000元。第三，尤其是高助理，目中无人，狂妄自大，排斥地方文物部门，制造矛盾，弃用地方专业人员配合工作。文件上面套着“辽西市文化局”的红头，最后的落款也是“辽西市文化局”。那枚红色的大印一定出自老初的手，因为印在纸上的红章虽然有点歪斜，但却异常清晰，也异常有力。
大师兄还在骂老初，但声音已经露出了疲惫的感觉。馆长就在这时不适时机地说话了：“大伟，别怪我说你。都40好几的人怎么还像个年轻人！”说这话时，馆长用眼角瞟了我一眼，我知道“年轻人”在这里一定是个贬义词。“和地方的关系很重要，为什么你总把和地方的关系搞得那么紧张！厅里想派人到辽西搞个调查，是我把这事抗住了。你们赶快把帐归拢一下，交到馆里，我让会计核一下，再给厅里打个报告也就结了。只是石棚工地今年也就到此为止了。好在那是个不出东西的遗址，也不用太把它当回事。明年春天再去挖一挖，给水库那边有个交待就行了。”
师兄满脸沮丧，我知道他着急回工地，可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像把饭做夹生了，他高大伟再有能耐也不大好办了。
馆长看了我一眼，声音小了下去。我知道这是领导之间的谈话，就有意往窗户那边靠了靠，但仍然把馆长的话听个一清二楚。馆长说：“只是有一件事不得不耽误了，你也别往心里去，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本来，厅里党组都讨论过了，你的副馆长任命马上要下了，但现在看来得缓一缓。我想，他再怎么拖，也拖不过来年春天，你就在助理的位置上再多委屈几天吧。”
“工地你就别回去了，让年轻同志去打理一下就可以了。辽西市那几头蒜我也了解，都是见钱眼红的主儿，用不着把他们太当回事，只是以后多注意一下工作技巧就行了。至于吃喝，考古工地没这个还开得成吗？大家心里都明明白白，你也别往心里去。下个月有一个出国的机会，是参加日本的一个中国玉器文化研讨会，本来应该是保管部张也平的差事，因为日本方面的邀请函就是冲他来的。但我已经和厅领导汇报过了，就派你去。虽然老张是玉器专家，又是保管部主任，研讨会的课题也主要是关于馆藏文物，但你已经进了馆领导班子，也从来没出过国，而且研究方向也跟玉器沾边，想来老张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出一趟国，长长见识，散散心，把辽西的事先叉开，估计等你回来也就没事了。”
我领教了馆长的精明和圆滑，看来这馆长真的不是谁都能当，话说得合情合理，面子也给够了大师兄。师兄还从没出过国，自然是喜出望外，脸色马上多云转睛。出了馆长室的门就对我说：“没当成副馆长，但赚了一趟出国的机会。还不错嘛。研讨会论文的题目也有了，就是那件三星他拉‘玉龙’，我要重新考证一下年代，以正视听。”
我说：“对，应该先写一篇文章，算是给石棚遗址做个铺垫。等石棚玉器发表了，就接着这篇论文继续做文章，能搞一个系列。”
师兄说：“小伙子，看来我没白带你，搞研究也讲究起策略来了。说对了，不管办事还是搞研究，就得讲点路数，不能乱来。出国自然是好事，回来大哥就又有吹的了。不过，我最关心的既不是出国，也不是当副馆长，我最关心的还是工地。”
大师兄沉吟着说出了他的心事，其实我早就知道他的心思全掉在石棚的那些探方里了，但事已至今，谁也不会有更好的办法，按师兄的策略，重要的发现目前不能声张，只能暂时停了。他出国时间紧张，还得准备论文，看来我得多替师兄分担一下了，于是说：“师兄你就准备论文和出国手续吧，我回工地收一下摊，去年在庙村干过，我知道怎么做。”
师兄信得着我，马上就跟我一五一十地交待上了。最后，他还没忘了溜溜，让我回来时一定把溜溜给带回馆里，让小海师傅带一带。“凭他的灵劲儿，这一冬天，应该学得八九不离十了！”看来，师兄对溜溜满怀信心。

我第二天就回到了石棚村。按师兄的要求，把帐拢了，付清了工人的工资，又买了一些塑料布暂时将遗址揭露部分罩上，找了两个工人住在我们的半栋房子里，昼夜看守着工地。等忙完了这一阵子，一周也就过去了。
临走的头一天，小金来了。秋高气爽，本来是一年中考古发掘的最好时节，可我们却不得不莫明其妙地结束了。我站在房前，望着河心的土墩，心里充满了一种十分复杂的感觉，就好像这萎靡不振的河床，干燥、苦涩、忐忑不安。小金的心情和我差不多，也许比我还坏，刚尝到点考古发掘的甜头就不得不中止了，也许他从来就没碰到过这么不顺利的事。我说：“春天金主任你再来，你在，我师兄高兴着哪！”小金说：“那我可就等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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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曲风]

13、师兄出事了。这是一个多雪的冬天

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短短的一周中，师兄出事了，而且是大事。
当我把溜溜带到小海那里，小海未等我交待溜溜的事，就神色慌张地说：“怎么，你还不知道吗？高助理完了！”
我只觉得脑袋像被电击了一样，似乎失去了知觉。小海把他知道的大概跟我说了一遍，我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他的话。我甚至忘记了自己怎么把溜溜交给了小海，第二天才想起还没给他安排住处，好在小海当天把溜溜安排在工作间住了一宿，第二天我才按师兄原来的吩咐把他领到了旁边的一家招待所。
我骑着小海的自行车就往医院的方向蹬去，小海的话这才一句一句在我的脑子里蹦出来。

事情坏就坏在那件三星他拉的玉器上。为了准备日本研讨会的论文，在我走的当天，师兄到保管部借出了那件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的玉器，并按规定打了借条。按馆里的规定，由于研究需要，一级文物出库不能超过一天。所以，第二天，他自己画完了图，拍了照片，就按馆里的要求把玉器还给了库房。连小海都说，没有人会怀疑助理留下了那件玉器。但是，第三天，张也平主任拿着师兄的借条报了案，市公安局马上视之为要案，拘留了师兄。师兄自然拿不出玉器，于是警察又搜了他的家。我知道——不仅是我，连小海师傅、甚至全馆的人，包括张也平自己都知道，师兄一定是还了玉器却未取走借条——师兄要是想着跟他们要回借条大师兄也就不是大师兄了，他从来都是那么大大咧咧。可是，谁都明白这些，却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说话。两天后，也就是我回来的前一天，师兄的父亲找人办了保外就医。但师兄不是像一些有门子的人那样在装病，他是真病了。到了医院，他才对人说，他已经又有一个星期没大便了。检查结果当天就出来了，他得的是直肠癌中期。
骑车到医院的路上，我不知道是想哭还是想喊。我心想，也许大师兄真的完了，疾病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他是个坚强的人，也是个不屈服的人，任何事情都不会把他怎么样，谁都不会把他怎么样。但这一回不同，他是个爱面子的人，不是一般地爱面子，他把面子看得比生命都重要，警察连他的家都搜了，他还哪有面子活下去？
一周没见，师兄就像是换了个人，满面憔悴。出乎我意料的是，躺在病床上的师兄竟然显露出一幅少有的安静的神态，做过体操运动员的妻子乖巧地坐在床边。师兄见我来了张口就说我：“慌张什么！我什么事也没有，别听别人瞎说。”
师嫂搬过来一个小凳子给我坐下，说：“事情不大，也死不了人，但得动一个手术，就在明天中午。手术后得做化疗，大夫说有个半年就差不多能出院了。我公公找人全安排好了，这是省城最好的医院，我们住的也是高干病房。”说了这话，我才注意到，这屋子的确和宾馆差不多，干干净净的，就他一个人住在这里。
师兄不知想起了什么，笑了，说：“师弟，看你进门的慌张样，我就知道你是不是以为我正躺在病床上骂人呢！告诉你吧，我死不了，谁也不能气死我高大伟，要气也是我气死别人。我都是个病人了，还跟他们生什么气呢！”
我说：“就是。”话一出口，觉得这种口气怪像小金的，心里想，冲师兄和小金处得这么好，也许明天该给小金打个电话，把师兄的病情跟他说一声。
师兄说：“说实话，我一点也不怪别人，要怪只能怪我自己。你想一想看，你想要的东西并不只是你一个人想要，要是想要的人多了，这就出问题了。关于这一点，我在拘留所的第二天晚上就想开了。老张都快退了，也许这就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出国机会，可我却利用职权把他的机会生生地剥夺了，这也确实太不公平啦！换我，我也得想办法去争，去闹，去搞。再说，人家日本那边的邀请也是冲他发过来了，他不报复我一下，那他能难受一辈子。”
师兄能这么说，说实话，我的心也就放下了。来的路上，我还在想，师兄肯定想不开，不知道能被气成什么样子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调整好了。他闭上了眼睛，又侧过一些身子，免得天花板上的灯光直接照着眼睛，然后说：“那个破馆长，我再也不想当了，那是一个虚名，即使不是虚的，也不是谁都能当的。你以为我们那个馆长是白当的吗？其实没几个人能有他那两下子，你不佩服都不行。馆里表面上很平静，其实问题多的是，换个人当馆长早就乱了套，他能把博物馆维持成现在这个样子，已经不容易了，这就是本事。至于我那个副馆长职位，现在想起来，馆里肯定不止一个人在惦记着。还是那句话，什么东西惦记的人多了，就一定得出问题。有问题就让别人去出吧，我不想出了。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养病，病好了就到工地去。我没有什么可惦记的，只有那个石棚2号。那是我现在唯一惦记的，也是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肯定没有别人惦记的东西。我说我想开了，并不意味着我不着急，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关键是，我没有办法着急，我越着急，我就越回不去工地。所以我只能劝着自己，把一个月当成一天，把一年当成一个月，就权当时间放慢了脚步，就权当时间病了，再也走不快了。所以我躺在这里的医院，其实并不是在治人的，而是在治疗时间，我也是一个护士，我在帮助医生让时间早日痊愈。”
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师兄倒下了，却让他清醒而理智起来，这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这些话让我欣慰而感动，一些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师兄的这些话，眼睛里总会胀满了泪水。
师兄握住了我的手，说：“我一闭上眼就是那些探方、祭坑什么的，那夯土上密密麻麻的夯窝总在我的眼前闪来闪去。睡觉的时候，我总以为手里还拿着手铲，在一下一下地找夯窝。天天发掘的时候我没有感觉，觉得不过是一种工作而已，甚至有时候还觉得自己怎么选了这么个枯燥乏味的工作，现在躺在医院里动弹不得了，才知道蹲在探方里手里拿着手铲的感觉有多么幸福！”师兄一边说着一边上下晃动着我的手，显然是把我的手当成了手铲，依然在拿着手铲找夯窝。
“冬天快要来了。这个冬天你还和去年一样，多读点国外的东西。英语资料国内最全的地方是北京图书馆，你哪也不去，就盯到那儿吧。 我这边不用你操心，有你嫂子，还有同事，还有我的老爹老妈。他们会把我照顾得很好，你要是真的想帮我的忙，想让我早日出院，你就多读一些东西，多收集点材料，因为这是我现在最关心的事。你那天说的话你自己也许都当酒话，可我却是认真听的，这在别人听来或许就是天方夜谭，但我相信，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搞考古研究就得这样，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你已经大胆设想了，这就是个很好的开始，接下来就得小心谨慎地去求证了。”
出了医院，我的心放松了许多。我想，也许全馆的人都以为他高大伟完了，只有我知道，他没完，他好着呢！

天已经黑透了，我连晚饭都未顾得吃，马上到办公室打电话找到了小金。第二天一早，我赶到了医院，发现馆里还有一个人比我来得更早，正拿着有关手术的手续一回进一回出地跑着。那个人就是连长。
师嫂见我对连长不冷不热的，也许猜到我心里还因为“摔炉子”记恨着连长，于是趁着连长不在屋，说：“你师兄出事住了院，就馆长和两个副馆长代表博物馆来看了看。其他人谁也没来，大家都胆小怕事，你师兄毕竟不是个普通病人，他的案子还没完，属于保外。倒是这个和你干过驾的赵科长，天天过来跑前跑后的。关键时刻才看出来，你师兄在博物馆也没交下什么人，到头来就这么一个朋友。”听师嫂这么一说，我觉得也许是自己小气了，人都有长处和短处，冲着他对师兄这么卖力，我也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看人了，再说，师兄都能原谅把他害成这样的张也平，两相比较，我还有什么理由再跟连长斤斤计较呢？师嫂刚说完，连长就一头汗地进了屋，把一堆纸交给了师嫂，说：“手续都办完了，中午十二点上台。我得回去了。”我正想怎么跟他打个招呼，他看都不看我就走了，倒让我自己有些失落。
我看到他的父母、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也都相继进屋了，就自己在走廊找个长椅坐下了。快到中午了，就在师兄快要被推到手术室里的时候，小金来了。
我把小金引进了病房，大师兄见了小金，眼睛亮了起来，甚至还想坐起来，被大家七手八脚地摁住了。
小金进门就说；“是不是让辽西文化局那帮混蛋气的，等我回去了就找我老爹把他们全拿下来得了！”
师兄摇了摇头，由于术前24小时未吃饭，显得比昨晚虚弱多了，抓住小金的手，只说了一句：“有你这话就够了，你这朋友我高大伟交定了。”我注意到师兄的母亲，一个个子不高的小老太太一直坐在旁边流泪，小金的话一下子让她激动起来，转身就开始对师兄的父亲发难：“你白在省里混这么多年了，人家一个朋友都这么意气，你当爹的怎么就不能找人把那个馆长、还有那个什么主任给撤了！让儿子受这么大的委屈，蒙受不白之冤你就这么无动于衷！”说着说着，还用手去推师兄的父亲。他的弟弟和妹妹也加入到了谴责的行列中，我看到那个赫赫有名的高厅长一言不发，表情木然，屋里竟然一片混乱。小金没想到自己的一句话惹出了麻烦，呆立在一旁。我知道，手术前应该让病人保持安静，但他们是师兄的家人，我能说什么呢？
我只好一个人走出了门，小金也跟着出来了。几分钟后，手术车来了，很快师兄就被推了出来，消失在墙壁和衣服的一片白色之中。

师兄的手术和预料的一样十分成功。术后不久，师兄开始接受化疗，除了脸上有些浮肿，头发少了许多，气色则一天天地好起来。
保管部主任张也平顺利出了国，讲学归来不久，保管部的工作人员竟无意间找到了“三星他拉”玉器。他们说可能是高助理粗心，带到保管部未等办理退还手续就走了，忘在了什么地方，好在保管部的人员心细，把它找到了。不管怎么说，师兄的案子结了，馆里的人也开始陆续到医院来看他。一些人还义愤填膺地谴责张也平，每到这时候，师兄总说：“不怪他，是我自己不对。”
我按着师兄的吩咐到了北京，找到了一些有关“两河”史前的英文资料。但说心里话，总是读不踏实，心里七上八下的，既惦记着师兄，也惦记着溜溜，所以，遇到一些有用的东西，我就先复印下来，再带回来慢慢阅读。反正师兄对我说过了，工地的经费绰绰有余，我只管花就是了。
这是一个多雪的冬天，大雪一场接着一场。有两次因为铁路中断，我被困在了北京，既读不下去书，又回不了东北，我就躺在房间里看电视，或者只是睡觉。
每次一回来，我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师兄。外面下着雪，他在屋里听我讲找到的资料和感想。他还告诉我，小金又来过省城两次了；赵科长真讲意气，他对医院里的事特别熟悉，一来就忙碌不停，帮着办一些手续、开药什么的。我看到师兄的脸色一次比一次好起来，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但是不知怎么，这种喜悦我没有办法让它在我的心中停住。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我一走出医院，就会陷入到另一片铺天盖地的白色之中，喜悦的感觉马上踪影全无。它让我感到，在这个冬天里，只要雪下个不停，那么到处都是医院，到处都是需要治疗的病人。
雪在下，我的心里就在往下沉。不知是大雪还是师兄得病给我带来的那种茫然无措的感觉始终抓着我的心不放。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找溜溜说话。跟他说大师兄，说大师兄的病，跟他说石棚，说考古，说发掘的事，说博物馆。听小海说，溜溜果然是个天才，别人需要半年才能学会的东西，他用不上两个月就会了，陶器修复的基本知识已经基本掌握了，剩下的不过是熟练过程而已。小海师傅不仅文物修复技术一流，而且还擅长泥塑，他的好几件作品都曾在一些展览上获过奖，要不是教育程度低，早就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了。闲暇时，小海还教上了溜溜泥塑，溜溜好像天生对泥土比较敏感，很快就迷上了它。所以，我跟溜溜说话的时候，溜溜根本就不理会我在说什么，好在我也不需要他去理会，只要他在就可以了。大部分时候，溜溜总是手里拿着一块油泥，一会儿把它做成一条惟妙惟肖的小狗，一会儿又把它捏成一只小鸟，做得满意，自己就在一边吃吃地笑上了。
腊月初那几天，趁着天气还不错，也并没有下雪的迹象，我把溜溜送了回去，我怕再晚些时候再下雪道路不通他就没法回家过春节了。顺便，我也得看看工地，再给看工地的两个人发工资。
这个冬天，辽西也少有地下了几场大雪，整个工地被覆盖在一片白色之中。不知怎么，我一看到那些白色就能想起医院，仿佛工地也和师兄一样病了，正在医院中接受治疗。
两个工人基本无事可做，在炕上摊着一付破烂不堪的象棋天天下个不停，下累了，两人就轮换着回家吃饭。那几件珍贵的陶器、玉器、陶塑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水库工地的保卫处。一切都有条不紊，我就盼着师兄早点出院了，也盼着这个多雪的冬天早点过去，盼着春天到来，盼着那条已经细成了一条绳子的大凌河早日唱起欢快的歌谣。

本来跟溜溜说好，等过了正月我去辽西接他回来。可没想到，刚过了正月十五，也就是说，我也才从老家回来不到一周，一天黄昏，他突然间出现在我的宿舍里。
他手里提着一个布口袋，进了屋，小心翼翼把口袋里一堆包着报纸的东西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当他把报纸打开时，我惊呆了：里面是10件女性塑像，模样全部是仿照溜溜自己发现的那件泥塑做成的，要不是上面刚刚杀青的火候，这些小塑像足以乱真。我知道石棚人新搬去的村子旁边有一个砖场，不过到了冬天，天寒地冻，那里就没有人了。从化泥、制作再到找大柴烧火，溜溜自己一个人怎么做成了这一切至今我也没搞明白。但我知道，他一定是费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力气做成了他的处女作品。正当我傻傻地看着这些小塑像，溜溜说：“这是给高老师的，是不是有了这些，他的病就全好了？”
我再也抑制不住了，眼泪一下子流满了脸颊，原来我跟溜溜说的话他全记在了心里。我抱住溜溜，嘴里在不停地说：“溜溜，溜溜。”
溜溜仍然不理会我，在一遍遍地欣赏着自己的作品。我说：“我明天就去买套行李，你搬到这屋跟我一起住吧。”自从王海根走了以后，他的床就一直空在那里。
溜溜则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知在哪学会了一个英语单词，一边摇头一边说：“No, No。”
可能是我把他抱得不舒服，或者是我哭的样子让他不舒服了，他猛然挣脱了我的手，指着那些雕像说：“都是给高老师的，快去啊！早去他不就早出院了吗？”
是啊，溜溜说得对，早去不就早出院了吗？我重新包好雕像，装进布袋，提起来，飞也似地出了门，坐上了一辆通往医院的公共汽车。当我把雕像放在师兄面前的时候，师兄爽朗地大笑起来，说：“我早就看出来了，这小子是个天才嘛！”


14、工地上飞来了一只会思考的乌鸦

事情并没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原来以为四月份师兄就能出院，但医生说，手术时，发现一些癌细胞向周围扩散了，虽然手术成功，但也并不彻底，还需要多做一段时间的化疗彻底痊愈了才能出院。如果治疗不彻底倒致旧病复发，那就不好收拾了。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听医生的。我说：“别着急，师兄，我们等你，你什么时候好了，我们就什么时候开工。”
可是，我们等不到师兄出院就得开工了。“五一”放假那几天，黑石水库指挥部的王处长得到消息来看大师兄了，各种各样我从来都没见过的贵重营养品堆得满床都是。王处长说：“你太见外了，病了也不说一声！我们还一直纳闷，博物馆里到底出了什么大事把两位召回去就再也不回来了。冬天你师弟去水库工地正赶上我不在，所以也没问上。你应该早告诉我们才好，总指挥还惦记着找你喝酒呢。我是代表单位来的，这些都是我们领导的一些心意。不过……”师兄说：“有什么难处就说吧，是不是着急赶进度？”
王处长说：“是，工地已经等不及了，总指挥也是这个意思。”
师兄说：“实话告诉你吧，着急也没有用了。这个工地很可能有重大发现。一旦被证实了，就不是一年两年能干完的，干完了整个遗址也得保留下来，下一步也许得需要水库工地修改图纸了。恐怕……”
不等师兄说完，王处长说：“高助理，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你什么时候干完我都不在乎，我也是给领导打工的，考古工地早一天结束晚一天结束和我个人也没什么关系。但与你们考古方面的联络归我负责，你们什么时候完成你们自己说了算，但总得有人在干，不能全摞下，那样我对单位没法交待，就是总指挥本人对上对下也不好交待。所以，能不能让你师弟先领几个人干上，哪怕装装样子也行。”
师兄说：“明白了。你们这样为我着想，那我还能有什么说的。”

工地又重新开工了。
石棚遗址刚开工时，考古队有四个队员，要是算上初科长，那就是五个，而今也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想起这些，就像做梦一样。考古队的两间半房子，仍然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像是一只有意掉了队的山羊，不肯再跟羊群一起走了。搬走的住家的废墟上，已经长出了野草，上面还开着零星的花朵，你根本就感觉不到它们是去年才搬走的，仿佛是一个世纪以前留下的遗迹。花朵在风中无可奈何地摇曳着，仿佛在向人们讲着一个又一个古老的故事，这样的故事通常都以同样的话来开头，那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我想，多少年以后，要是它们还会以这样的语气开头，那么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是不是会和我们的故事有关呢？那也许就是：“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大湖的水下有一个村庄，村庄中仅有 半栋房子，房子中住着一个考古队，考古队只有一个人，确切地说，还有一个傻子，要是把他也算上，那么就是两个人。”
谁再说溜溜是傻子我不跟他拼命才怪呢，他在师兄养病时候给送去的雕像无疑是师兄得到的最好的营养品。师兄有了这么珍贵的营养品，就是想赖在病床上不起来都不好使。如果说我以前还有点担心师兄的病，那么从溜溜的礼物送到医院之后，这种担心已经完全烟消云散了。
好吧，我就慢慢地先做上几手铲，等师兄来了我再恢复正常的进度吧。不过，师兄说，凡做事都得替别人着想，所以工地还得有个工地的样子才行，不能让王处长和总指挥替我们背黑锅。我把工人都召了回来。我接着小金的两个探方在做，只用了几个工人，我让其他人尽可量地把去年挖出的土向远处的河岸运去，为以后的清理腾出更多空间。我也并没有意地督促他们，快了慢了也就由着工人自己。我又想起了自己在庙村的那些日子，也想起了石棚1号工地后期的情景。
小金不时也来，来了就一起做几铲子，那是他的探方，他有感情。他是个精明人，并没有提出在工地常驻，我也没把话往这上说。但我们心里都知道，等师兄回来了，这探方自然就有他的份。这一天，他来了还在替师兄打抱不平，他说：“原来的市委书记调到别的市了，我老爸年初已经是书记了。文化局那帮狗东西，我早晚都得收拾他们。”
我说：“其实还真怪不得他们，师兄是被我们自己馆里人整的。”
小金还不知道师兄要出国前前后后的事，于是我把事情经过讲给他听了。但小金还在坚持他自己的想法：“虽然直接原因是馆里的事，但根上事情不还是出在市文化局那帮狗人身上吗？你想，文化局要不给省里打报告，助理能被急匆匆地召回去吗？那样，馆长就不会把出国的名额给他了。既然没有出国的事，你们那个张主任也就顺理成章地出国了，怎么也牵涉不到助理这边。没有张主任报假案，公安局能拘捕助理吗？没有公安局拘捕助理，助理能气得一病不起吗？所以，从根上来论，还是文化局那帮狗人开的头。这个帐你们不想算我算，不然，我都会替助理窝囊一辈子。”
受师兄的影响，我也想开了，想事也宽了，我说：“不怪他们，真不怪他们，其实师兄的病在挖1号遗址时就已经有了，只不过大家不知道而已。”

也许是沾上了小金的运气，他的探方又要出东西了。一个灰坑中，开始时出零星的红衣彩陶片，再往下挖，陶片的个头竟越来越大。我这边挖出了陶片，溜溜就把它拿到水边洗净，或是只是用小刷子小心掸净上面的土。下了工，溜溜每次都很小心地把装在袋子里陶片抱在胸前拿回去，晚上就摊在炕上。溜溜真是喜欢陶片，简直把陶片当成了他的私有财产，就是我也不让随便碰。他只是让我看，像分扑克牌似地飞快地把属于一个个体的都集中在一起。很快，我发现，有一件陶器就差一个口沿就能复原了。
但是，我们把这个灰坑做到了底也没能发现那个口沿。这个灰坑，有一小半压在两个探方之间的隔梁下，甚至还有一小部分压在关键柱中。我想了想——这个时候，我已经没人可商量了，所以我只能想一想，决定打掉隔梁。我发现溜溜比我还着急，挖隔梁表土的时候，他把工人支开，自己拿起铁锹就干了起来，遇到文化层时还未改用手铲，若不是我及时制止，差点把文化层破坏了。
隔梁做到了灰坑的开口层位，我也迫不及待地做了下去，仍然有大片的红彩陶片出土，但是做到了底，也没有发现属于那件几乎能复原的陶器上的陶片。
一整下午，溜溜坐在探方里，什么也不干，眼睛始终盯着剩下的关键柱不放。我想这小孩是不是又打上关键柱的主意了。我说，溜溜，你别打那个柱子的主意好不好？这么大一个坑没找到那片口沿，它就一定躲在那个小角落里不成？有这种可能，但可能不大。考古就这样，经常碰到这样的事，一个几乎完整的陶器就差那么一丁点儿复原不了，翻遍了整个遗址也找不到它。这个时候，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再说了，就是真的那片口沿躲在里面，但那是关键柱，得领队来了，也就是我师兄来了才能决定做不做它。我这个级别的人物决定不了。
大师兄不在，也没人喝酒，做完饭女房东就回家了，溜溜也早早陪着他的满炕陶片入睡了。这是个满月的晚上，大大的月亮把窗外村庄的荒凉与凄美照个清清楚楚。要是师兄在，也许我们会出去走一走，但只我自己和溜溜在，也就提不起任何兴致。睡觉前，我故意让窗帘漏出一条缝，让屋里透进一缕月光，我望着那一缕月光，想象着冬天的大雪，不知不觉地就进入了梦乡。
早晨醒来，发现溜溜醒得更早。他的姐姐早来了，正在给我俩做早饭，溜溜正在院子里鼓捣什么。我穿上衣服，来到院子，发现那件不完整的陶器已经完整了，陶器一片不少地铺在地面了。其中一半陶器都沾着湿湿的厚厚的泥土。我旋即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刚说了半句：“溜溜，你怎么……”觉得说也没有用，就几步跑到了工地。原来，溜溜趁着月色自己到了工地，从关键柱底下掏洞似地把那个灰炕干干净净地清理完了。这放在任何考古工地，都是一个违反发掘原则的大笑话，要是师兄在，他一定得大发雷霆。 不过，反正他也不在，能复原出这么一件完整无缺的陶器也值了。管他呢，也不是什么大事，白天，我再把关键柱从上往下按着原则给做了算了。至于溜溜“掏洞”的事，我不说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人知道了。
溜溜早饭也不吃，姐姐喊他就像没听见一样，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守着他的陶器一动不动，定定地看着。中午我回来的时候，发现那件陶器的陶片已经被冼净了，溜溜一见我回来，就兴奋地指着他夜里“盗掘”回来的最大的那片陶片给我看。我一看，上面是一个黑彩的人物，双手上举，两腿弯曲，就像一个跳舞的青蛙。我知道，类似的纹饰在青海、甘肃一带的同时期遗址中发现了不少，不过在红山文化中还属首次发现。我刚要用手拾起来，就被溜溜挡住了，他从来不让我随便碰“他的”东西，所以我只能也像他一样地定定地看着，心想怎么能够尽快把好消息告诉大师兄。女房东在屋里发话了：“我看到瓦片上那个人了，那就是俺们农村‘跳大神’的样子。没想到古代人也‘上神’哪！”

女房东说，村里有一个大仙，人称刘半仙。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他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突然像喝了迷混药似的发痴，甚至在地上蹦来蹦去，挥动着两只手在胡乱飞舞着，就像一只青蛙，那情形就和这瓦片上的画一样。后来，人们又发现，每当他“来神”的时候，他常常能够疯疯癫癫地说出别人的过去和未来要发生的事。人们没有办法判断对已经发生的事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但后来的事却每每应验。人们于是不再笑话他，不再说他是疯子，并且送给他一个尊称：半仙。每当这时候，人们会虔诚地聚在他的家里，向他问卜将来事情的吉凶。后来，人们从他的胡言乱语中发现，他或许还有治病的才华，于是一次有人在小孩子生病时，求他治病，他答应了下来，马上就在地上像青蛙一样蹦着跳着。从他语无伦次的话中，人们猜测着他的灵魂的去向，好像是去了一个通常人们不能去的一个空间，从魔鬼的手中夺回了孩子丢失的灵魂。当他宣布找到孩子的灵魂时，人们就到孩子的家里去看孩子，发现孩子的病果然好了。这些事情的确奇妙，但它是真的，不容你不信。
不用多说，东北农村的“跳大神”其实就是萨满教的残余，难道红山文化与萨满教有关？我知道，东北以及中国北方草原、西伯利亚的许多民族直到20世纪还保留着完整的萨满仪式。如果是这样，新石器时代的苏美尔人是不是也信萨满教呢？我一下午都在想这个问题。下工的时候，我回到了驻地，看见溜溜仍然坐在院子里一动不动地看着那堆陶片，这时我吃惊地发现陶片的旁边多了一个人物，是一只乌鸦，也和溜溜一样在定定地看着陶片。我的到来并没有吓走这只黑色的大鸟，那乌黑的羽毛在晚霞中闪着蓝光。
一连几天，只要溜溜和陶片出现在院子里，那只乌鸦就会准时地来陪着溜溜。溜溜开始修复陶器了，大鸟静静地看着溜溜忙来忙去。有时溜溜累了，他会从屋里拿出一把米喂大鸟，甚至到工地上找蚯蚓带回去给大鸟吃。这天晚上，溜溜把快要修复好的陶器往屋里拿，大鸟竟泰然自若地跟溜溜进了屋子，一看到火炕上还有许多摊开的陶片，竟毫不客气地在上面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好奇地看着陶片，甚至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是在提问题。溜溜于是也开始嘟嘟囔囔跟大鸟说话，仿佛大鸟是溜溜收的第一个徒弟。反正我是听不懂溜溜在嘀咕一些什么，但那只大鸟好像真听得懂，因为每当溜溜说话，它就在一声不响地认真地听着，有时还侧着脑袋像是在想问题。
这天小金来了，连声地说神了神了，嘴里啧啧有声。嘿，你看它歪着脑袋像是思考问题，你看他简直就是个会思考的乌鸦。我说是啊，真是神了，谁说乌鸦就不会思考，也许这种大黑鸟天生就是个思想家呢，只不过谁也听不懂它在说什么，它在想什么。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或者溜溜听得懂，他一天到晚地跟大鸟说个不停，在说什么呢？我于是就问溜溜，你跟大鸟天天在说什么？溜溜只是摇头，不知道他的摇头是表示不知道还是知道不想告诉我，反正我也习惯了，和他一起这么长时间，我问他什么一般他都摇头。小金笑了，对我说，你还真别说，兴许他真听得懂鸟语，美国不是有个电影叫《马语者》吗？有个人能听得懂马语，看来听懂鸟语或许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我求小金帮我到市图书馆借两本关于东北地区萨满教的书，小金第二天就给我带来了一本，是东北一位有名的萨满教学者的名作，书名是《萨满神话》。本来想从书里找一找有没有关于“蛙人”的信息，却发现有一大段是关于乌鸦与创世神话的传说，虽然与我的研究关系不大，但与我们驻地的这位会思考的“客人”有关，于是就兴致勃勃地读了起来。

天地初开的时候，天连着水，水连着天，天是黄的，地是白的。渐渐地，大地上有了人、鸟、鱼、虫等各种生物。但后来又发生了洪水，雨水像是从天上倒下来，一连三百三十六年昼夜不停，遍地汪洋，白浪滔天。幸存下来的人们与幸存下来的鸟兽挤在树木上，漫无目的地飘着，不知洪水何日退去，也不知有没有陆地露出水面。有一天，一只乌鸦飞了过来，嘴里衔着一枚树叶。人们知道，陆地不远了，于是跟在乌鸦的后面划动着木头，不久便找到了陆地。
这是满族传唱史诗中的一个段子，满族人相信，乌鸦是神派来拯救人类的使者，没有乌鸦，就没有今天的人类。所以他们尊崇乌鸦为神。北京故宫的院子里专门有木杆，木杆顶部设碗，盛有猪肝、猪碎肉等乌鸦爱吃的东西。看来，有许多貌似平常的风俗其实都有着古老的神话渊源。
溜溜的大鸟本身就像是一个神话。大鸟的到来给了我一种宿命的感觉，我总觉得有一些说不清的象征意味弥漫在大鸟的周围，其实也是我的周围。有时候在夜里迷迷懵懵地醒过来，我会觉得身边的一切——包括小村子的迁徙、水库的修建、水库前总指挥的遇难、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师兄的疾病、考古队的半栋房子——都有着一种神秘的神话意味。有时觉得自己站在亿万年之前的旷野上，风在唱着，植物在说着它们独特的语言，云朵在舞动着长袖，动物们深不可测，只用目光说话。这些梦境宛如一团雾气罩在我的周围，使我觉得恍如隔世。有时候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我要马上看到大鸟，只有它会把我重新带回到现在。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大鸟跟着溜溜上工地了。溜溜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大鸟就在附近转来转去。上工时，溜溜常常是一路小跑，大鸟则怡然自得地跟在他的身后走着；下工时，大鸟低飞着，我和溜溜则跟在它的身后。
工地上已经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那个王处长也多日不见踪影，我想，除了小金和师兄，也许已经没有人还记得这个早已不存在的小村庄了，也没有人还记得这个考古工地。
小金自从给我借了书，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记得他走的时候说过，又快到汛期了，我不得不假装去忙碌一阵子了。一想起他每年这个时候在为那永远也不会出现的洪水忙活着，我就忍俊不禁。他在为一种假设的事实设计着可能并为这种可能性设计着解决的方案，这本身也像一团谜。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在假设的意义之中，难道假设的意义就是真实的意义本身吗？我们从儿时开始就一遍遍地读着“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可是在成人之后却又在不停地重复着相似的故事，自己却又浑然不觉。有时候在梦中，我会忽然觉得2号工地本身就是个幻觉，是我和大师兄一起同时陷入到幻觉中了，而市博物馆的老孙和小隋当初只是没好意思揭破而已，所以才选择了退出。我有时怀疑这个遗址很可能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山包，什么都没有，那件玉龙、“四方之神”陶器、女性陶塑，还有溜溜刚修好的人物陶器都是不存在的。我总觉得有一天早晨当我来到工地的时候，发现挖过的那些遗迹全都不存在了；或者，当我某一天来到水库指挥部看我们寄存在那里的东西时，那个王处长会说，你记错了吧，你们从来也没交给我什么东西保管。
所以，我一醒来，就必须要看到大鸟，它让我感觉到我眼前的一切至少在现在还都真实地存在着。但是，我得有人和我一起去证实这些，溜溜平时总也不说话，我已经没有办法来证明自己的感觉了。我需要大师兄回来，哪怕这些真的都是幻觉，我也需要师兄和我一起去面对。

在师兄回来之前，我不想再多开探方了。所以工地上已经没有什么活儿干了。工人们自己都支撑不住了，说，放假吧，等有了活再找我们。于是我就说，放假就放假吧，正好我也该回省城看看师兄了。
宣布放假的那一天是周末，星期六，民工们邀请我晚上到村子里去玩。反正也无事可做，吃完晚饭我就跟着女房东来到了新的石棚村，要是编号的话，这也是一个“石棚2号”。新村座落在一个山坳里，翻过一道山梁，整齐划一的小村庄尽收眼底，灯火通明的景象与往日的旧村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一个民工家里，我看到了我的那些民工早就聚到了一起。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那些平日在工地上满面尘土的工人此刻全都穿戴一新，小伙子们西装革履，姑娘们挂金披银，在舞曲中开始翩翩起舞，让我疑心自己已经身处省城的一家夜总会。要不是女房东告诉我，我还真的不知道，搬到了新村之后，以考古工地民工为骨干的姑娘小伙子们每个周末都在组织舞会，考古发掘为村里年轻人的团聚无形中搭起了一个平台。现代都市的物质生活早已无孔不入地渗入到了边远的乡村之中，而我之前对此竟一无所知。几个女民工邀请我跳舞，我只是在大学时学过简单的几步，这时只能笨拙地跟她们应付着。跟民工们相比，他们更现代，更洋气，更像是大都市的人，而我却像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人。
回到驻地，溜溜在里面的屋子守着他的那些宝贝陶片睡得正香。我却全无睡意。一闭上眼，那些姑娘小伙子们跳舞的热烈景象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只是合上眼皮，任由他们跳着、旋转着、喧闹着，跳着转着，那些民工们竟变成了遗址中的陶器，我看到了陶器的舞蹈，包括那件“四方之神”，也包括那件“蛙形萨满”，还有数不清的之字纹陶器在跳着，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个小小的石棚村在远古时期其实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或许正是后红山王国的首都。在频繁的宗教仪式中，人们在跳着另一种舞蹈，巫师在跳着，国王在跳着，杨柳细腰的女祭师们在跳着，大臣们在跳着，所有都市中的平民在跳着，城墙在跳着，大地在跳着，五彩斑斓的动物们在跳着，各种飞鸟也在张开翅膀跳着。舞步越来越急，越来越眼花瞭乱，最后，陶器不见了，巫师不见了，人和动物也不见了，全部是之字纹在我的眼前起伏着，像是大海中的波涛，像是洪水时代的大水。在茫无边际的白色波浪中，我仿佛看到了一只掠过风浪低飞盘旋的神鸟乌鸦，她的嘴里衔着一枚绿色的叶子。这时我听到了大鸟说话的声音，我醒了，发现天已经亮了，才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早就睡着了。大鸟正在地面上的一堆陶片上走来走去，嘴里仍然发着那种奇怪的声音，溜溜蹲在大鸟的身边，一动不动地看着大鸟。
我忽然意识到大鸟到来的神秘含义了。她是信使，她是给我送信来的。从石棚遗址开工，各种麻烦就一直连续不断地困扰着我们。大鸟的到来就是为了要告诉我，我们的困境就要过去了，师兄马上就要出院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就要随着师兄的出院问世了。她是一只希望之鸟，她给石棚遗址考古工作站衔来了绿色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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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曲风]]

13、师兄出事了。这是一个多雪的冬天

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短短的一周中，师兄出事了，而且是大事。
当我把溜溜带到小海那里，小海未等我交待溜溜的事，就神色慌张地说：“怎么，你还不知道吗？高助理完了！”
我只觉得脑袋像被电击了一样，似乎失去了知觉。小海把他知道的大概跟我说了一遍，我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他的话。我甚至忘记了自己怎么把溜溜交给了小海，第二天才想起还没给他安排住处，好在小海当天把溜溜安排在工作间住了一宿，第二天我才按师兄原来的吩咐把他领到了旁边的一家招待所。
我骑着小海的自行车就往医院的方向蹬去，小海的话这才一句一句在我的脑子里蹦出来。

事情坏就坏在那件三星他拉的玉器上。为了准备日本研讨会的论文，在我走的当天，师兄到保管部借出了那件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的玉器，并按规定打了借条。按馆里的规定，由于研究需要，一级文物出库不能超过一天。所以，第二天，他自己画完了图，拍了照片，就按馆里的要求把玉器还给了库房。连小海都说，没有人会怀疑助理留下了那件玉器。但是，第三天，张也平主任拿着师兄的借条报了案，市公安局马上视之为要案，拘留了师兄。师兄自然拿不出玉器，于是警察又搜了他的家。我知道——不仅是我，连小海师傅、甚至全馆的人，包括张也平自己都知道，师兄一定是还了玉器却未取走借条——师兄要是想着跟他们要回借条大师兄也就不是大师兄了，他从来都是那么大大咧咧。可是，谁都明白这些，却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说话。两天后，也就是我回来的前一天，师兄的父亲找人办了保外就医。但师兄不是像一些有门子的人那样在装病，他是真病了。到了医院，他才对人说，他已经又有一个星期没大便了。检查结果当天就出来了，他得的是直肠癌中期。
骑车到医院的路上，我不知道是想哭还是想喊。我心想，也许大师兄真的完了，疾病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他是个坚强的人，也是个不屈服的人，任何事情都不会把他怎么样，谁都不会把他怎么样。但这一回不同，他是个爱面子的人，不是一般地爱面子，他把面子看得比生命都重要，警察连他的家都搜了，他还哪有面子活下去？
一周没见，师兄就像是换了个人，满面憔悴。出乎我意料的是，躺在病床上的师兄竟然显露出一幅少有的安静的神态，做过体操运动员的妻子乖巧地坐在床边。师兄见我来了张口就说我：“慌张什么！我什么事也没有，别听别人瞎说。”
师嫂搬过来一个小凳子给我坐下，说：“事情不大，也死不了人，但得动一个手术，就在明天中午。手术后得做化疗，大夫说有个半年就差不多能出院了。我公公找人全安排好了，这是省城最好的医院，我们住的也是高干病房。”说了这话，我才注意到，这屋子的确和宾馆差不多，干干净净的，就他一个人住在这里。
师兄不知想起了什么，笑了，说：“师弟，看你进门的慌张样，我就知道你是不是以为我正躺在病床上骂人呢！告诉你吧，我死不了，谁也不能气死我高大伟，要气也是我气死别人。我都是个病人了，还跟他们生什么气呢！”
我说：“就是。”话一出口，觉得这种口气怪像小金的，心里想，冲师兄和小金处得这么好，也许明天该给小金打个电话，把师兄的病情跟他说一声。
师兄说：“说实话，我一点也不怪别人，要怪只能怪我自己。你想一想看，你想要的东西并不只是你一个人想要，要是想要的人多了，这就出问题了。关于这一点，我在拘留所的第二天晚上就想开了。老张都快退了，也许这就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出国机会，可我却利用职权把他的机会生生地剥夺了，这也确实太不公平啦！换我，我也得想办法去争，去闹，去搞。再说，人家日本那边的邀请也是冲他发过来了，他不报复我一下，那他能难受一辈子。”
师兄能这么说，说实话，我的心也就放下了。来的路上，我还在想，师兄肯定想不开，不知道能被气成什么样子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调整好了。他闭上了眼睛，又侧过一些身子，免得天花板上的灯光直接照着眼睛，然后说：“那个破馆长，我再也不想当了，那是一个虚名，即使不是虚的，也不是谁都能当的。你以为我们那个馆长是白当的吗？其实没几个人能有他那两下子，你不佩服都不行。馆里表面上很平静，其实问题多的是，换个人当馆长早就乱了套，他能把博物馆维持成现在这个样子，已经不容易了，这就是本事。至于我那个副馆长职位，现在想起来，馆里肯定不止一个人在惦记着。还是那句话，什么东西惦记的人多了，就一定得出问题。有问题就让别人去出吧，我不想出了。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养病，病好了就到工地去。我没有什么可惦记的，只有那个石棚2号。那是我现在唯一惦记的，也是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肯定没有别人惦记的东西。我说我想开了，并不意味着我不着急，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关键是，我没有办法着急，我越着急，我就越回不去工地。所以我只能劝着自己，把一个月当成一天，把一年当成一个月，就权当时间放慢了脚步，就权当时间病了，再也走不快了。所以我躺在这里的医院，其实并不是在治人的，而是在治疗时间，我也是一个护士，我在帮助医生让时间早日痊愈。”
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师兄倒下了，却让他清醒而理智起来，这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这些话让我欣慰而感动，一些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师兄的这些话，眼睛里总会胀满了泪水。
师兄握住了我的手，说：“我一闭上眼就是那些探方、祭坑什么的，那夯土上密密麻麻的夯窝总在我的眼前闪来闪去。睡觉的时候，我总以为手里还拿着手铲，在一下一下地找夯窝。天天发掘的时候我没有感觉，觉得不过是一种工作而已，甚至有时候还觉得自己怎么选了这么个枯燥乏味的工作，现在躺在医院里动弹不得了，才知道蹲在探方里手里拿着手铲的感觉有多么幸福！”师兄一边说着一边上下晃动着我的手，显然是把我的手当成了手铲，依然在拿着手铲找夯窝。
“冬天快要来了。这个冬天你还和去年一样，多读点国外的东西。英语资料国内最全的地方是北京图书馆，你哪也不去，就盯到那儿吧。 我这边不用你操心，有你嫂子，还有同事，还有我的老爹老妈。他们会把我照顾得很好，你要是真的想帮我的忙，想让我早日出院，你就多读一些东西，多收集点材料，因为这是我现在最关心的事。你那天说的话你自己也许都当酒话，可我却是认真听的，这在别人听来或许就是天方夜谭，但我相信，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搞考古研究就得这样，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你已经大胆设想了，这就是个很好的开始，接下来就得小心谨慎地去求证了。”
出了医院，我的心放松了许多。我想，也许全馆的人都以为他高大伟完了，只有我知道，他没完，他好着呢！

天已经黑透了，我连晚饭都未顾得吃，马上到办公室打电话找到了小金。第二天一早，我赶到了医院，发现馆里还有一个人比我来得更早，正拿着有关手术的手续一回进一回出地跑着。那个人就是连长。
师嫂见我对连长不冷不热的，也许猜到我心里还因为“摔炉子”记恨着连长，于是趁着连长不在屋，说：“你师兄出事住了院，就馆长和两个副馆长代表博物馆来看了看。其他人谁也没来，大家都胆小怕事，你师兄毕竟不是个普通病人，他的案子还没完，属于保外。倒是这个和你干过驾的赵科长，天天过来跑前跑后的。关键时刻才看出来，你师兄在博物馆也没交下什么人，到头来就这么一个朋友。”听师嫂这么一说，我觉得也许是自己小气了，人都有长处和短处，冲着他对师兄这么卖力，我也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看人了，再说，师兄都能原谅把他害成这样的张也平，两相比较，我还有什么理由再跟连长斤斤计较呢？师嫂刚说完，连长就一头汗地进了屋，把一堆纸交给了师嫂，说：“手续都办完了，中午十二点上台。我得回去了。”我正想怎么跟他打个招呼，他看都不看我就走了，倒让我自己有些失落。
我看到他的父母、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也都相继进屋了，就自己在走廊找个长椅坐下了。快到中午了，就在师兄快要被推到手术室里的时候，小金来了。
我把小金引进了病房，大师兄见了小金，眼睛亮了起来，甚至还想坐起来，被大家七手八脚地摁住了。
小金进门就说；“是不是让辽西文化局那帮混蛋气的，等我回去了就找我老爹把他们全拿下来得了！”
师兄摇了摇头，由于术前24小时未吃饭，显得比昨晚虚弱多了，抓住小金的手，只说了一句：“有你这话就够了，你这朋友我高大伟交定了。”我注意到师兄的母亲，一个个子不高的小老太太一直坐在旁边流泪，小金的话一下子让她激动起来，转身就开始对师兄的父亲发难：“你白在省里混这么多年了，人家一个朋友都这么意气，你当爹的怎么就不能找人把那个馆长、还有那个什么主任给撤了！让儿子受这么大的委屈，蒙受不白之冤你就这么无动于衷！”说着说着，还用手去推师兄的父亲。他的弟弟和妹妹也加入到了谴责的行列中，我看到那个赫赫有名的高厅长一言不发，表情木然，屋里竟然一片混乱。小金没想到自己的一句话惹出了麻烦，呆立在一旁。我知道，手术前应该让病人保持安静，但他们是师兄的家人，我能说什么呢？
我只好一个人走出了门，小金也跟着出来了。几分钟后，手术车来了，很快师兄就被推了出来，消失在墙壁和衣服的一片白色之中。

师兄的手术和预料的一样十分成功。术后不久，师兄开始接受化疗，除了脸上有些浮肿，头发少了许多，气色则一天天地好起来。
保管部主任张也平顺利出了国，讲学归来不久，保管部的工作人员竟无意间找到了“三星他拉”玉器。他们说可能是高助理粗心，带到保管部未等办理退还手续就走了，忘在了什么地方，好在保管部的人员心细，把它找到了。不管怎么说，师兄的案子结了，馆里的人也开始陆续到医院来看他。一些人还义愤填膺地谴责张也平，每到这时候，师兄总说：“不怪他，是我自己不对。”
我按着师兄的吩咐到了北京，找到了一些有关“两河”史前的英文资料。但说心里话，总是读不踏实，心里七上八下的，既惦记着师兄，也惦记着溜溜，所以，遇到一些有用的东西，我就先复印下来，再带回来慢慢阅读。反正师兄对我说过了，工地的经费绰绰有余，我只管花就是了。
这是一个多雪的冬天，大雪一场接着一场。有两次因为铁路中断，我被困在了北京，既读不下去书，又回不了东北，我就躺在房间里看电视，或者只是睡觉。
每次一回来，我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师兄。外面下着雪，他在屋里听我讲找到的资料和感想。他还告诉我，小金又来过省城两次了；赵科长真讲意气，他对医院里的事特别熟悉，一来就忙碌不停，帮着办一些手续、开药什么的。我看到师兄的脸色一次比一次好起来，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但是不知怎么，这种喜悦我没有办法让它在我的心中停住。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我一走出医院，就会陷入到另一片铺天盖地的白色之中，喜悦的感觉马上踪影全无。它让我感到，在这个冬天里，只要雪下个不停，那么到处都是医院，到处都是需要治疗的病人。
雪在下，我的心里就在往下沉。不知是大雪还是师兄得病给我带来的那种茫然无措的感觉始终抓着我的心不放。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找溜溜说话。跟他说大师兄，说大师兄的病，跟他说石棚，说考古，说发掘的事，说博物馆。听小海说，溜溜果然是个天才，别人需要半年才能学会的东西，他用不上两个月就会了，陶器修复的基本知识已经基本掌握了，剩下的不过是熟练过程而已。小海师傅不仅文物修复技术一流，而且还擅长泥塑，他的好几件作品都曾在一些展览上获过奖，要不是教育程度低，早就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了。闲暇时，小海还教上了溜溜泥塑，溜溜好像天生对泥土比较敏感，很快就迷上了它。所以，我跟溜溜说话的时候，溜溜根本就不理会我在说什么，好在我也不需要他去理会，只要他在就可以了。大部分时候，溜溜总是手里拿着一块油泥，一会儿把它做成一条惟妙惟肖的小狗，一会儿又把它捏成一只小鸟，做得满意，自己就在一边吃吃地笑上了。
腊月初那几天，趁着天气还不错，也并没有下雪的迹象，我把溜溜送了回去，我怕再晚些时候再下雪道路不通他就没法回家过春节了。顺便，我也得看看工地，再给看工地的两个人发工资。
这个冬天，辽西也少有地下了几场大雪，整个工地被覆盖在一片白色之中。不知怎么，我一看到那些白色就能想起医院，仿佛工地也和师兄一样病了，正在医院中接受治疗。
两个工人基本无事可做，在炕上摊着一付破烂不堪的象棋天天下个不停，下累了，两人就轮换着回家吃饭。那几件珍贵的陶器、玉器、陶塑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水库工地的保卫处。一切都有条不紊，我就盼着师兄早点出院了，也盼着这个多雪的冬天早点过去，盼着春天到来，盼着那条已经细成了一条绳子的大凌河早日唱起欢快的歌谣。

本来跟溜溜说好，等过了正月我去辽西接他回来。可没想到，刚过了正月十五，也就是说，我也才从老家回来不到一周，一天黄昏，他突然间出现在我的宿舍里。
他手里提着一个布口袋，进了屋，小心翼翼把口袋里一堆包着报纸的东西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当他把报纸打开时，我惊呆了：里面是10件女性塑像，模样全部是仿照溜溜自己发现的那件泥塑做成的，要不是上面刚刚杀青的火候，这些小塑像足以乱真。我知道石棚人新搬去的村子旁边有一个砖场，不过到了冬天，天寒地冻，那里就没有人了。从化泥、制作再到找大柴烧火，溜溜自己一个人怎么做成了这一切至今我也没搞明白。但我知道，他一定是费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力气做成了他的处女作品。正当我傻傻地看着这些小塑像，溜溜说：“这是给高老师的，是不是有了这些，他的病就全好了？”
我再也抑制不住了，眼泪一下子流满了脸颊，原来我跟溜溜说的话他全记在了心里。我抱住溜溜，嘴里在不停地说：“溜溜，溜溜。”
溜溜仍然不理会我，在一遍遍地欣赏着自己的作品。我说：“我明天就去买套行李，你搬到这屋跟我一起住吧。”自从王海根走了以后，他的床就一直空在那里。
溜溜则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知在哪学会了一个英语单词，一边摇头一边说：“No, No。”
可能是我把他抱得不舒服，或者是我哭的样子让他不舒服了，他猛然挣脱了我的手，指着那些雕像说：“都是给高老师的，快去啊！早去他不就早出院了吗？”
是啊，溜溜说得对，早去不就早出院了吗？我重新包好雕像，装进布袋，提起来，飞也似地出了门，坐上了一辆通往医院的公共汽车。当我把雕像放在师兄面前的时候，师兄爽朗地大笑起来，说：“我早就看出来了，这小子是个天才嘛！”


14、工地上飞来了一只会思考的乌鸦

事情并没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原来以为四月份师兄就能出院，但医生说，手术时，发现一些癌细胞向周围扩散了，虽然手术成功，但也并不彻底，还需要多做一段时间的化疗彻底痊愈了才能出院。如果治疗不彻底倒致旧病复发，那就不好收拾了。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听医生的。我说：“别着急，师兄，我们等你，你什么时候好了，我们就什么时候开工。”
可是，我们等不到师兄出院就得开工了。“五一”放假那几天，黑石水库指挥部的王处长得到消息来看大师兄了，各种各样我从来都没见过的贵重营养品堆得满床都是。王处长说：“你太见外了，病了也不说一声！我们还一直纳闷，博物馆里到底出了什么大事把两位召回去就再也不回来了。冬天你师弟去水库工地正赶上我不在，所以也没问上。你应该早告诉我们才好，总指挥还惦记着找你喝酒呢。我是代表单位来的，这些都是我们领导的一些心意。不过……”师兄说：“有什么难处就说吧，是不是着急赶进度？”
王处长说：“是，工地已经等不及了，总指挥也是这个意思。”
师兄说：“实话告诉你吧，着急也没有用了。这个工地很可能有重大发现。一旦被证实了，就不是一年两年能干完的，干完了整个遗址也得保留下来，下一步也许得需要水库工地修改图纸了。恐怕……”
不等师兄说完，王处长说：“高助理，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你什么时候干完我都不在乎，我也是给领导打工的，考古工地早一天结束晚一天结束和我个人也没什么关系。但与你们考古方面的联络归我负责，你们什么时候完成你们自己说了算，但总得有人在干，不能全摞下，那样我对单位没法交待，就是总指挥本人对上对下也不好交待。所以，能不能让你师弟先领几个人干上，哪怕装装样子也行。”
师兄说：“明白了。你们这样为我着想，那我还能有什么说的。”

工地又重新开工了。
石棚遗址刚开工时，考古队有四个队员，要是算上初科长，那就是五个，而今也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想起这些，就像做梦一样。考古队的两间半房子，仍然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像是一只有意掉了队的山羊，不肯再跟羊群一起走了。搬走的住家的废墟上，已经长出了野草，上面还开着零星的花朵，你根本就感觉不到它们是去年才搬走的，仿佛是一个世纪以前留下的遗迹。花朵在风中无可奈何地摇曳着，仿佛在向人们讲着一个又一个古老的故事，这样的故事通常都以同样的话来开头，那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我想，多少年以后，要是它们还会以这样的语气开头，那么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是不是会和我们的故事有关呢？那也许就是：“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大湖的水下有一个村庄，村庄中仅有 半栋房子，房子中住着一个考古队，考古队只有一个人，确切地说，还有一个傻子，要是把他也算上，那么就是两个人。”
谁再说溜溜是傻子我不跟他拼命才怪呢，他在师兄养病时候给送去的雕像无疑是师兄得到的最好的营养品。师兄有了这么珍贵的营养品，就是想赖在病床上不起来都不好使。如果说我以前还有点担心师兄的病，那么从溜溜的礼物送到医院之后，这种担心已经完全烟消云散了。
好吧，我就慢慢地先做上几手铲，等师兄来了我再恢复正常的进度吧。不过，师兄说，凡做事都得替别人着想，所以工地还得有个工地的样子才行，不能让王处长和总指挥替我们背黑锅。我把工人都召了回来。我接着小金的两个探方在做，只用了几个工人，我让其他人尽可量地把去年挖出的土向远处的河岸运去，为以后的清理腾出更多空间。我也并没有意地督促他们，快了慢了也就由着工人自己。我又想起了自己在庙村的那些日子，也想起了石棚1号工地后期的情景。
小金不时也来，来了就一起做几铲子，那是他的探方，他有感情。他是个精明人，并没有提出在工地常驻，我也没把话往这上说。但我们心里都知道，等师兄回来了，这探方自然就有他的份。这一天，他来了还在替师兄打抱不平，他说：“原来的市委书记调到别的市了，我老爸年初已经是书记了。文化局那帮狗东西，我早晚都得收拾他们。”
我说：“其实还真怪不得他们，师兄是被我们自己馆里人整的。”
小金还不知道师兄要出国前前后后的事，于是我把事情经过讲给他听了。但小金还在坚持他自己的想法：“虽然直接原因是馆里的事，但根上事情不还是出在市文化局那帮狗人身上吗？你想，文化局要不给省里打报告，助理能被急匆匆地召回去吗？那样，馆长就不会把出国的名额给他了。既然没有出国的事，你们那个张主任也就顺理成章地出国了，怎么也牵涉不到助理这边。没有张主任报假案，公安局能拘捕助理吗？没有公安局拘捕助理，助理能气得一病不起吗？所以，从根上来论，还是文化局那帮狗人开的头。这个帐你们不想算我算，不然，我都会替助理窝囊一辈子。”
受师兄的影响，我也想开了，想事也宽了，我说：“不怪他们，真不怪他们，其实师兄的病在挖1号遗址时就已经有了，只不过大家不知道而已。”

也许是沾上了小金的运气，他的探方又要出东西了。一个灰坑中，开始时出零星的红衣彩陶片，再往下挖，陶片的个头竟越来越大。我这边挖出了陶片，溜溜就把它拿到水边洗净，或是只是用小刷子小心掸净上面的土。下了工，溜溜每次都很小心地把装在袋子里陶片抱在胸前拿回去，晚上就摊在炕上。溜溜真是喜欢陶片，简直把陶片当成了他的私有财产，就是我也不让随便碰。他只是让我看，像分扑克牌似地飞快地把属于一个个体的都集中在一起。很快，我发现，有一件陶器就差一个口沿就能复原了。
但是，我们把这个灰坑做到了底也没能发现那个口沿。这个灰坑，有一小半压在两个探方之间的隔梁下，甚至还有一小部分压在关键柱中。我想了想——这个时候，我已经没人可商量了，所以我只能想一想，决定打掉隔梁。我发现溜溜比我还着急，挖隔梁表土的时候，他把工人支开，自己拿起铁锹就干了起来，遇到文化层时还未改用手铲，若不是我及时制止，差点把文化层破坏了。
隔梁做到了灰坑的开口层位，我也迫不及待地做了下去，仍然有大片的红彩陶片出土，但是做到了底，也没有发现属于那件几乎能复原的陶器上的陶片。
一整下午，溜溜坐在探方里，什么也不干，眼睛始终盯着剩下的关键柱不放。我想这小孩是不是又打上关键柱的主意了。我说，溜溜，你别打那个柱子的主意好不好？这么大一个坑没找到那片口沿，它就一定躲在那个小角落里不成？有这种可能，但可能不大。考古就这样，经常碰到这样的事，一个几乎完整的陶器就差那么一丁点儿复原不了，翻遍了整个遗址也找不到它。这个时候，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再说了，就是真的那片口沿躲在里面，但那是关键柱，得领队来了，也就是我师兄来了才能决定做不做它。我这个级别的人物决定不了。
大师兄不在，也没人喝酒，做完饭女房东就回家了，溜溜也早早陪着他的满炕陶片入睡了。这是个满月的晚上，大大的月亮把窗外村庄的荒凉与凄美照个清清楚楚。要是师兄在，也许我们会出去走一走，但只我自己和溜溜在，也就提不起任何兴致。睡觉前，我故意让窗帘漏出一条缝，让屋里透进一缕月光，我望着那一缕月光，想象着冬天的大雪，不知不觉地就进入了梦乡。
早晨醒来，发现溜溜醒得更早。他的姐姐早来了，正在给我俩做早饭，溜溜正在院子里鼓捣什么。我穿上衣服，来到院子，发现那件不完整的陶器已经完整了，陶器一片不少地铺在地面了。其中一半陶器都沾着湿湿的厚厚的泥土。我旋即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刚说了半句：“溜溜，你怎么……”觉得说也没有用，就几步跑到了工地。原来，溜溜趁着月色自己到了工地，从关键柱底下掏洞似地把那个灰炕干干净净地清理完了。这放在任何考古工地，都是一个违反发掘原则的大笑话，要是师兄在，他一定得大发雷霆。 不过，反正他也不在，能复原出这么一件完整无缺的陶器也值了。管他呢，也不是什么大事，白天，我再把关键柱从上往下按着原则给做了算了。至于溜溜“掏洞”的事，我不说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人知道了。
溜溜早饭也不吃，姐姐喊他就像没听见一样，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守着他的陶器一动不动，定定地看着。中午我回来的时候，发现那件陶器的陶片已经被冼净了，溜溜一见我回来，就兴奋地指着他夜里“盗掘”回来的最大的那片陶片给我看。我一看，上面是一个黑彩的人物，双手上举，两腿弯曲，就像一个跳舞的青蛙。我知道，类似的纹饰在青海、甘肃一带的同时期遗址中发现了不少，不过在红山文化中还属首次发现。我刚要用手拾起来，就被溜溜挡住了，他从来不让我随便碰“他的”东西，所以我只能也像他一样地定定地看着，心想怎么能够尽快把好消息告诉大师兄。女房东在屋里发话了：“我看到瓦片上那个人了，那就是俺们农村‘跳大神’的样子。没想到古代人也‘上神’哪！”

女房东说，村里有一个大仙，人称刘半仙。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他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突然像喝了迷混药似的发痴，甚至在地上蹦来蹦去，挥动着两只手在胡乱飞舞着，就像一只青蛙，那情形就和这瓦片上的画一样。后来，人们又发现，每当他“来神”的时候，他常常能够疯疯癫癫地说出别人的过去和未来要发生的事。人们没有办法判断对已经发生的事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但后来的事却每每应验。人们于是不再笑话他，不再说他是疯子，并且送给他一个尊称：半仙。每当这时候，人们会虔诚地聚在他的家里，向他问卜将来事情的吉凶。后来，人们从他的胡言乱语中发现，他或许还有治病的才华，于是一次有人在小孩子生病时，求他治病，他答应了下来，马上就在地上像青蛙一样蹦着跳着。从他语无伦次的话中，人们猜测着他的灵魂的去向，好像是去了一个通常人们不能去的一个空间，从魔鬼的手中夺回了孩子丢失的灵魂。当他宣布找到孩子的灵魂时，人们就到孩子的家里去看孩子，发现孩子的病果然好了。这些事情的确奇妙，但它是真的，不容你不信。
不用多说，东北农村的“跳大神”其实就是萨满教的残余，难道红山文化与萨满教有关？我知道，东北以及中国北方草原、西伯利亚的许多民族直到20世纪还保留着完整的萨满仪式。如果是这样，新石器时代的苏美尔人是不是也信萨满教呢？我一下午都在想这个问题。下工的时候，我回到了驻地，看见溜溜仍然坐在院子里一动不动地看着那堆陶片，这时我吃惊地发现陶片的旁边多了一个人物，是一只乌鸦，也和溜溜一样在定定地看着陶片。我的到来并没有吓走这只黑色的大鸟，那乌黑的羽毛在晚霞中闪着蓝光。
一连几天，只要溜溜和陶片出现在院子里，那只乌鸦就会准时地来陪着溜溜。溜溜开始修复陶器了，大鸟静静地看着溜溜忙来忙去。有时溜溜累了，他会从屋里拿出一把米喂大鸟，甚至到工地上找蚯蚓带回去给大鸟吃。这天晚上，溜溜把快要修复好的陶器往屋里拿，大鸟竟泰然自若地跟溜溜进了屋子，一看到火炕上还有许多摊开的陶片，竟毫不客气地在上面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好奇地看着陶片，甚至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是在提问题。溜溜于是也开始嘟嘟囔囔跟大鸟说话，仿佛大鸟是溜溜收的第一个徒弟。反正我是听不懂溜溜在嘀咕一些什么，但那只大鸟好像真听得懂，因为每当溜溜说话，它就在一声不响地认真地听着，有时还侧着脑袋像是在想问题。
这天小金来了，连声地说神了神了，嘴里啧啧有声。嘿，你看它歪着脑袋像是思考问题，你看他简直就是个会思考的乌鸦。我说是啊，真是神了，谁说乌鸦就不会思考，也许这种大黑鸟天生就是个思想家呢，只不过谁也听不懂它在说什么，它在想什么。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或者溜溜听得懂，他一天到晚地跟大鸟说个不停，在说什么呢？我于是就问溜溜，你跟大鸟天天在说什么？溜溜只是摇头，不知道他的摇头是表示不知道还是知道不想告诉我，反正我也习惯了，和他一起这么长时间，我问他什么一般他都摇头。小金笑了，对我说，你还真别说，兴许他真听得懂鸟语，美国不是有个电影叫《马语者》吗？有个人能听得懂马语，看来听懂鸟语或许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我求小金帮我到市图书馆借两本关于东北地区萨满教的书，小金第二天就给我带来了一本，是东北一位有名的萨满教学者的名作，书名是《萨满神话》。本来想从书里找一找有没有关于“蛙人”的信息，却发现有一大段是关于乌鸦与创世神话的传说，虽然与我的研究关系不大，但与我们驻地的这位会思考的“客人”有关，于是就兴致勃勃地读了起来。

天地初开的时候，天连着水，水连着天，天是黄的，地是白的。渐渐地，大地上有了人、鸟、鱼、虫等各种生物。但后来又发生了洪水，雨水像是从天上倒下来，一连三百三十六年昼夜不停，遍地汪洋，白浪滔天。幸存下来的人们与幸存下来的鸟兽挤在树木上，漫无目的地飘着，不知洪水何日退去，也不知有没有陆地露出水面。有一天，一只乌鸦飞了过来，嘴里衔着一枚树叶。人们知道，陆地不远了，于是跟在乌鸦的后面划动着木头，不久便找到了陆地。
这是满族传唱史诗中的一个段子，满族人相信，乌鸦是神派来拯救人类的使者，没有乌鸦，就没有今天的人类。所以他们尊崇乌鸦为神。北京故宫的院子里专门有木杆，木杆顶部设碗，盛有猪肝、猪碎肉等乌鸦爱吃的东西。看来，有许多貌似平常的风俗其实都有着古老的神话渊源。
溜溜的大鸟本身就像是一个神话。大鸟的到来给了我一种宿命的感觉，我总觉得有一些说不清的象征意味弥漫在大鸟的周围，其实也是我的周围。有时候在夜里迷迷懵懵地醒过来，我会觉得身边的一切——包括小村子的迁徙、水库的修建、水库前总指挥的遇难、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师兄的疾病、考古队的半栋房子——都有着一种神秘的神话意味。有时觉得自己站在亿万年之前的旷野上，风在唱着，植物在说着它们独特的语言，云朵在舞动着长袖，动物们深不可测，只用目光说话。这些梦境宛如一团雾气罩在我的周围，使我觉得恍如隔世。有时候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我要马上看到大鸟，只有它会把我重新带回到现在。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大鸟跟着溜溜上工地了。溜溜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大鸟就在附近转来转去。上工时，溜溜常常是一路小跑，大鸟则怡然自得地跟在他的身后走着；下工时，大鸟低飞着，我和溜溜则跟在它的身后。
工地上已经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那个王处长也多日不见踪影，我想，除了小金和师兄，也许已经没有人还记得这个早已不存在的小村庄了，也没有人还记得这个考古工地。
小金自从给我借了书，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记得他走的时候说过，又快到汛期了，我不得不假装去忙碌一阵子了。一想起他每年这个时候在为那永远也不会出现的洪水忙活着，我就忍俊不禁。他在为一种假设的事实设计着可能并为这种可能性设计着解决的方案，这本身也像一团谜。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在假设的意义之中，难道假设的意义就是真实的意义本身吗？我们从儿时开始就一遍遍地读着“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可是在成人之后却又在不停地重复着相似的故事，自己却又浑然不觉。有时候在梦中，我会忽然觉得2号工地本身就是个幻觉，是我和大师兄一起同时陷入到幻觉中了，而市博物馆的老孙和小隋当初只是没好意思揭破而已，所以才选择了退出。我有时怀疑这个遗址很可能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山包，什么都没有，那件玉龙、“四方之神”陶器、女性陶塑，还有溜溜刚修好的人物陶器都是不存在的。我总觉得有一天早晨当我来到工地的时候，发现挖过的那些遗迹全都不存在了；或者，当我某一天来到水库指挥部看我们寄存在那里的东西时，那个王处长会说，你记错了吧，你们从来也没交给我什么东西保管。
所以，我一醒来，就必须要看到大鸟，它让我感觉到我眼前的一切至少在现在还都真实地存在着。但是，我得有人和我一起去证实这些，溜溜平时总也不说话，我已经没有办法来证明自己的感觉了。我需要大师兄回来，哪怕这些真的都是幻觉，我也需要师兄和我一起去面对。

在师兄回来之前，我不想再多开探方了。所以工地上已经没有什么活儿干了。工人们自己都支撑不住了，说，放假吧，等有了活再找我们。于是我就说，放假就放假吧，正好我也该回省城看看师兄了。
宣布放假的那一天是周末，星期六，民工们邀请我晚上到村子里去玩。反正也无事可做，吃完晚饭我就跟着女房东来到了新的石棚村，要是编号的话，这也是一个“石棚2号”。新村座落在一个山坳里，翻过一道山梁，整齐划一的小村庄尽收眼底，灯火通明的景象与往日的旧村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一个民工家里，我看到了我的那些民工早就聚到了一起。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那些平日在工地上满面尘土的工人此刻全都穿戴一新，小伙子们西装革履，姑娘们挂金披银，在舞曲中开始翩翩起舞，让我疑心自己已经身处省城的一家夜总会。要不是女房东告诉我，我还真的不知道，搬到了新村之后，以考古工地民工为骨干的姑娘小伙子们每个周末都在组织舞会，考古发掘为村里年轻人的团聚无形中搭起了一个平台。现代都市的物质生活早已无孔不入地渗入到了边远的乡村之中，而我之前对此竟一无所知。几个女民工邀请我跳舞，我只是在大学时学过简单的几步，这时只能笨拙地跟她们应付着。跟民工们相比，他们更现代，更洋气，更像是大都市的人，而我却像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人。
回到驻地，溜溜在里面的屋子守着他的那些宝贝陶片睡得正香。我却全无睡意。一闭上眼，那些姑娘小伙子们跳舞的热烈景象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只是合上眼皮，任由他们跳着、旋转着、喧闹着，跳着转着，那些民工们竟变成了遗址中的陶器，我看到了陶器的舞蹈，包括那件“四方之神”，也包括那件“蛙形萨满”，还有数不清的之字纹陶器在跳着，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个小小的石棚村在远古时期其实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或许正是后红山王国的首都。在频繁的宗教仪式中，人们在跳着另一种舞蹈，巫师在跳着，国王在跳着，杨柳细腰的女祭师们在跳着，大臣们在跳着，所有都市中的平民在跳着，城墙在跳着，大地在跳着，五彩斑斓的动物们在跳着，各种飞鸟也在张开翅膀跳着。舞步越来越急，越来越眼花瞭乱，最后，陶器不见了，巫师不见了，人和动物也不见了，全部是之字纹在我的眼前起伏着，像是大海中的波涛，像是洪水时代的大水。在茫无边际的白色波浪中，我仿佛看到了一只掠过风浪低飞盘旋的神鸟乌鸦，她的嘴里衔着一枚绿色的叶子。这时我听到了大鸟说话的声音，我醒了，发现天已经亮了，才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早就睡着了。大鸟正在地面上的一堆陶片上走来走去，嘴里仍然发着那种奇怪的声音，溜溜蹲在大鸟的身边，一动不动地看着大鸟。
我忽然意识到大鸟到来的神秘含义了。她是信使，她是给我送信来的。从石棚遗址开工，各种麻烦就一直连续不断地困扰着我们。大鸟的到来就是为了要告诉我，我们的困境就要过去了，师兄马上就要出院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就要随着师兄的出院问世了。她是一只希望之鸟，她给石棚遗址考古工作站衔来了绿色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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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曲风]

十五、我的血液仿佛翻滚的开水……

当我进入师兄病房的时候，他神清气爽，只是头发变得稀少。我看到床头柜上还摊着几张红山玉器的照片，知道他已经为下一步的工作准备上了。
我把蛙人陶器的器物绘图给师兄展开，他一拍大腿，说：“都怪我粗心，哪有考古工地不配相机的！”
师兄马上把办公室的钥匙给了我，让我第二天自己去取他的相机。我说：“不是要出院了吗？你一起带去不就行了？”
师兄说：“要是依着我，早就该到石棚了，但是医生非得让我做满这个疗程才放我走，我是干着急没办法。不过就剩下最后一个星期了，快一年都过去了，也不差这几天了。你还是先回去，继续清理清理，万一这几天有个什么重要的发现，怎么也得留下个第一手资料。工地没相机哪行！”
我一想也有道理，便把钥匙收下了。等我第二天取了相机，把钥匙还给师兄的时候，他又叮嘱我说，探方挖到了生土还不算完，有些生土是假的，做完的那些方从生土露头的地方开始，再往下做两铲，别漏下什么。尤其是那些遗迹，比如祭坑、灰坑什么的，更得再往下做一做，可别让假相给骗了。你就在工地盯着，别再回来了，我用不上一个星期就到工地。

工地一下子又变得清静起来，土台上只剩下了我和溜溜，当然还有那只大鸟。
我回来的第二天，就和溜溜按大师兄的吩咐在小金的那两个探方里往下试着再做一做。溜溜在另一个探方，我则径直奔到了那个出蛙人陶器的坑里。太阳刚刚升到半个天空上，整个工地明晃晃的。我蹲在那个土坑里，在阴影下观察着坑底的红土。
师兄说对了，是得再往下做一做，因为我发现这些坑底的红土里夹杂着不易觉察的红色颗粒，很像红烧土的颗粒。如果可以确认，那么这个坑底就真的不是生土。我跳出坑外，用师兄的“尼康”从各个角度给这个貌似平常的土坑留下了几张照片，然后就开始小心翼翼地往下做了一铲。
已经有大块的质地坚硬的红烧土了，还有几块黑色的灰痕，这些土似乎被简单地夯过。再往下一铲，红土和红烧土块已经完全消失了，代之以灰黑色的熟土。我往边上试着找坑的边缘，发现这是另外一个比上面的坑略小一点的坑。也就是说，出蛙人陶器的那个坑是后建的，整个压在了早期的这个略小的坑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些简单夯过的土不知道是早期坑的封口还是晚期坑的底。或许那个夹层身兼二职，承下启上，既做了顶又做了底，仿佛是两段历史的一个交接点。
好像要有陶片出土了，而且我感觉到并不是小块的陶片。用手铲把陶片周围的土一点点地拨开，感觉这也许是个器物的底，因为它没有弧度，但是又不大平整，或许它是一种特别的陶器？我喊来了溜溜，大鸟也跟了过来，在探方里走来走去，像个来工地验收的文物局领导。
溜溜用小刷子轻而又轻地拭着。除了上次打隔梁和“盗挖关键柱”，溜溜知道什么时候该小心。我知道他对陶器的感觉好，便迫不及待地问他：“是一种新的器型吧？”溜溜非常肯定地点了下头，竟然说了声“YES”，自从我和溜溜一起共事，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跟我点头。
“陶片”的面纱正被一点点地揭开，我忽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难道我在某个梦中见到过这种特别的陶片吗？我问着自己，只问到第三遍的时候，像闪电一样，我猛然间想起来了我在哪里见过相同的东西了。这时，我忽然间像是被电流击中，全身都起了大火，血液仿佛翻滚的开水，操他妈的！这不是在小金的宿舍里见过的“伊拉克”陶版吗？对，就是它！我从溜溜手里接过小刷子，拭了拭上面的浮土，使尽最大的力气睁着眼睛，看到了陶版上那密密麻的“楔形”文字……我再也不能抑制自己，跑出探方之外，脸冲下扑倒在大地上。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师兄！师兄！”

连着发现了两件有字陶版之后，我没有再往下挖。工地再一次停工了。说实话，我自己已经无法承受这种发现对我的冲击。
回到驻地，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是不是该给小金赶快挂个电话，可别不小心把上次见到的那两件东西给扔掉了。又一想，还是赶快跟师兄汇报，我得和师兄一起承受这样的冲击。
我把两块仍然沾满泥土还未来得及进一步清洁的陶版极其小心地锁到了资料箱里。午饭都未吃，背着相机就往十里外的火车站一路小跑地走去。
相机里装着从各个角度拍摄的陶版出土照片。
等我在省城下了火车，天已经黑透了。我把卸下的胶卷送到了冲洗社，然后就径直奔向了医院。
我原以为师兄听了我的汇报，还不得兴奋得像个孩子似地大喊大叫，还不得像猴子似地着急看照片或是看到东西。在见到他之前，我还设想着我俩抱在一起大哭大笑的情景。
可是，师兄的镇定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他用一种缓慢的却又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我等的就是这一天了。”然后一言不发，拿着笔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
写好了，他开始跟我布置任务：“不能再等了，也躲不过去了。明天上午把照片取出来，下午我跟你一起去工地。”
我说：“不是还得等几天才能出院吗？”
师兄并不理会我的问题，继续着自己的思路：“一回去，我们就抽时间到王处长那里把全部东西都取出来，找几个桌子，再买几块素一点的布料，就在考古点上搞一个简单的陈列。你琢磨一下，负责给文物局写报告，一定得强调是重大发现。等完全清理了那个坑，接下来由我来负责联络新闻部门，向全社会公布这一发现。”
师兄边说边换上了便装，说：“走，跟我回一趟家，帮我整理东西。”
我低头一看表，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师兄不困，我也毫无倦意。
出了医院，师兄终于露出了本色，一边走一边兴奋地嚷嚷：“其实应该喝酒才对，不过不急，到了工地，有的是酒，对了，把小金也叫上。最好把他灌醉让他把手里的那两件东西献出来才是。还有啊，向新闻界公布完了，师弟你还得给水库那边再做个预算，追加经费，以后的工作量大着呢，上次那点钱也就勉强够个酒钱。”
我说：“还追加呢？王处长不是说水库的资金也紧张吗？”
师兄说：“听他胡说！水库有的是钱，拿出个几十万连九牛的半根毫毛都够不上。”
师兄又开始设想去发掘的情景，说：“刚露头就发现了两片，里面不知道还窝着多少片呢？师弟你想过没有？你知道我们遇到了什么吗？石棚就是另一个‘殷墟’，‘殷墟’前的‘殷墟’啊！”
我说：“我知道，沾师兄的福气，一工作就碰上个大个的，够得上青史留名的，这一辈子没算白活！”
师兄说：“我觉得是你有福气，是师兄沾了你的光！等师兄做了馆长，说什么也得提拔你。”
我说：“又提起馆长那事了。师兄不是说再也不想当那个副馆长了吗？”
师兄说：“不是不想当了，是不想争了，是不把它看得那么重了。要是有机会，该当还得当。我当了总比哪个王八蛋当了强！再说我当了，师兄不也能关照上师弟了吗？”
我说：“其实，既不是你沾了我的福气，也不是我沾了你的福气，我俩更可能是沾上了小金的福气。你看，好东西都出在他的探方里了！”
师兄说：“可不是吗？那小兔崽子是个福星。看来回去更得请他喝酒了，更得想办法把他的东西给骗出来。”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师兄的家。他的家在三楼，已是夜半时分，我们轻手轻脚地上了楼，师兄拿出钥匙开门，可不知怎么，好像是钥匙出了问题，怎么也拧不动。旋即他反应过来了，说，你嫂子胆小，反锁上了。
于是开始敲门，开始的声音不大，怕听不见，师兄就一点点地提高着声响。但敲着敲着，我觉得师兄就有些不对劲了，最后他已经不是敲门了，简直是在砸门，整个楼道里都回荡着轰轰隆隆的响声。门仍然没有开，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师兄已是满脸通红，脖子上青筋暴起，他抬起右脚，开始要踹门了。这时，门开了，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个女人就好像知道有客人要来，所以并不是穿着睡衣，而是换上了白天的服装。
师兄已经进了屋子，我在犹豫着该不该进去，这时，里面又闪出了一个人，头也不抬从我身边擦身而过，匆匆下楼了。
那个人是连长。
师兄一只手不由分说地把我拉了进来，一脚踹上了门。我闻到房间里有一种奇怪的气息，一年之前，送王海根走的那天，我在宿舍里就闻到过相同的气息。
我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尴尬，仍旧站在师兄家的门口，听到里面的屋子里传来了师嫂的啜泣声。师兄对我说：“不要走，等我一下，马上就好。”
他进了里屋，出来时拿出了一堆衣服，又从厅里的书架上拿了几本书，然后一股脑地塞到了一个大旅行包里，一言不发，转身就往外走。我刚一出门，他就用力拉上了门，整个大楼都被震得直晃。
我没想到会出这种事，我傻傻地跟在师兄的身后，向着医院的方向往回走。
师兄的步子迈得很大，身影在路灯下忽短忽长。我急急忙忙地追上师兄，拉住了旅行包，说：“我来吧。”
师兄一闪身挣脱了我的手，忽然间转身向着我大喊起来：“你这人有毛病啊？你老跟着我干什么？谁让你跟着我了？你不在工地好好干着跑回省城干什么？你的胆子也太大了，那么重要的东西你留下一个傻子看管，一旦出了事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师兄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愤怒，路灯下我看到他的脸都走了形，变得狰狞可怕，“你赶快给我滚回工地，就现在，马上到火车站去，别他妈的老跟着我！”
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我说：“师兄，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你不是说明天让我陪你回去吗？”
师兄一听我说这话，声调就更高了起来，整个空旷的街道上仿佛响着雷声，把我的耳朵都震得发麻：“谁说用你陪了？我一个大活人用得着你陪吗？我有什么不好受的，我好得不能再好了。明天就出院了，有什么不好受的？我再说一遍，马上回工地，给我连夜滚回去！别再废话了，听到了吗？”
我和师兄一起，这还是他第一次跟我发火。这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火把我给烧傻了。我说：“听到了。”声音小得自己都听不见。
我把手伸进裤袋，拿出了取相片凭证，还未等说是什么，他就一把抢过去，放在自己的上衣袋里。扔下了最后的一句：“我明天不回去了，有点事要处理，后天你在工地等我！”一转身，几步就不见了踪影。
我呆呆地立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想到师兄提到了“东西”，心里也一下子后怕起来。也是，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就留溜溜一个人在驻地，是太大意了。真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不敢再往下想，急忙向车站赶去。

赶上了一辆凌晨三点钟的火车，是辆慢车，晃晃悠悠的，觉得从来也没这么疲惫过，整个旅途中，我趴在桌子上就再也没动地方。到了老石棚村，已经是中午了。驻地异常寂静，烈日当空，不远不近地看着考古队的半栋房子，像是要被太阳全都蒸发掉。进了屋，看到溜溜正在房子里逗弄大鸟，于是放下了悬了一路的心。打开文件箱，东西当然还在，便长长地舒了口气。
我一头扎在炕上，又开始大睡起来。连晚饭都没吃，女房东什么时候来做饭，又什么时候走了，我什么都不知道。等我醒了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该吃早饭了。
上午，我求女房东和溜溜到镇里帮忙买30尺淡蓝色素布。驻地有三张桌子，我把上面的东西全都拾掇干净了，靠墙一溜儿摆开。等他们回来，女房东帮我把素布铺到了桌子上，整个屋子顿时有了一种十分洁净的感觉。
我知道师兄是个要面子的人，他在一个地方丢了面子，我得帮他在另一个地方找回来。他已经没有别的地方了，就剩下了这么一个可怜的石棚2号。我要在师兄回来之前，搞一个小型的展台，给他一个惊喜，给他一点希望。他不是说要公布石棚的考古发现吗？他不是说还要找记者吗？我知道，虽然这只是个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展览，却足以让全省轰动，让全国轰动，让全世界的文物界轰动。这个小小的展台够他口若悬河地吹一辈子大牛了。让他把省城里的一切都忘掉吧，让他把该忘记的都忘记吧，也许对男人来说，最重要的最真实的就是事业，其他的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都是扯他娘的蛋！


十六，水库指挥部的两位处长一热一冷；溜溜说了一句完整的话；我还存在着，仅此而已

吃了午饭，我就徒步到了水库那边，准备把那边寄存的东西取回来。王处长一见我，说：“来得正好，我明天就到山东出差了。走前正琢磨着找你们呢！”
我想，大概是进度太慢了，又让这个精明的王处长给看破了。还没想好怎么找个借口搪塞，就听他继续说：“你那几件东西把我闹腾坏了。保卫处那几个小子开始倒还可以，不过时间一长，他们就吃不住劲了。知道这不是一般二般的宝贝，所以怕担责任——越是干保卫的人胆子就越小。这不，这段时间三天两头地找我，让我把东西赶快转移，也就是我，豁上了脸皮跟他们说，再等等，都是哥们，何苦这么逼我。要不是我在顶着，他们早就把东西给你们还回去了！细心想一想，也有点后怕，前两天看报纸，河南一个市的博物馆被抢了，两个保安全被杀害了。你们这么珍贵的东西应该找个更稳妥的地方才是，再放下去别把你大哥我给害了。”
看到他那装模作样的样子我就想笑，不过还是忍住了。跟这样的人打交道，时间长了，我也学会绕弯子了。我说：“王处长，这件事我可做不了主，得我师兄高助理才能定。当初也是高助理找的你，我也不清楚你们是怎么交接的，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不好交待。”
王处长面露难色，说：“我明天就要出差了，得个十天八天才能回来。这不，保卫处的人成天找我，非要我在出差前解决这事不可。要是到省城找高助理，恐怕这时间就安排不开了。他在医院，电话也不方便。这可如何是好？”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王处长这么着急，其实我就是想看看他着急时是什么样子。看够了，我才不慌不忙地说：“要不还是我帮处长想想办法吧！”
王处长好像一下子捞到了稻草，两手上来握住我的手，说：“什么办法，快说。”
我需要抓紧时间，在师兄到来之前把展台摆好，所以不想再玩了，于是说：“要么我就私下做主算了，反正师兄也没回来。我就冒一回犯错误的风险，帮处长一下，现在我就把东西拿回考古点吧。其实处长平时帮了我们不少的忙，够关照我们的了，我想师兄也不会太怪罪的。”
王处长继续攥着我的手，激动得摇来摇去：“可不是吗？老弟你这话说到正点子上了。说实话，别看我不过去，你们在那边的举动我都一清二楚。近来，管理层内已经有人在闲话了，说是你们拿着水库的钱却不正经干活。我心里明白是怎么事，高助理不出院，你们也没法加快进度。我呢，左耳朵听右耳朵出。都是给共产党打工，才不管那么多呢！这年头，多几个朋友才是真的。你今天能把文物带走，就是帮我大忙了。老弟，够意思，就冲这一点，我跟你这老弟就算没白交。出差回来后大哥好好请你进城玩一玩去。”然后，又四下看了看，尽管屋里并没别人，还是压低了声音说“一看老弟就是个老实人，是不是还没处过女朋友？”说到这里，诡秘地笑了笑，“等回来了带老弟上龙城找个好地方好好玩一玩。告诉你吧，龙城现在是什么都有！”
王处长的一番话给我说得浑身发热，我知道自己不仅仅是脸红了，大概全身都红了。我急忙叉开，说，“时间不早了，处长不是还有许多事要处理吗，我们去取文物吧。”
王处长专门派了辆小车把我和东西都送到了工地。

我把以“蛙人”、“四方之神”为代表的修复好的十几件陶器错落有致地摆在了桌子上，中间留出一个空间，十分小心地摆上了玦状玉器、陶人和有字陶版。周围还有一些空间，一边摆上几件成组的石器，另一边摆上了几件挑选出来的有纹饰的陶片。溜溜对出土的所有陶片都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一看我选的，有时就摇头，然后准确无误地从另一个陶片袋中找出一片更大的或是表现内容更丰富的具有相似纹饰的陶片，我挑选的几十片陶片，有一半都被他换掉了。大鸟也一样，仍然保持着对陶片的浓厚兴趣，每当溜溜小心地倒出一袋陶片，她就在一旁又蹦又叫，等溜溜找出一片换到桌子上，她就跳到炕上往这边定神地望着，甚至有时候还想上桌子上走几步，当然都被我和溜溜挡住了。
摆好了，就等着师兄到了。我还专门安排女房东做几样好菜，还备上了白酒。为欢迎师兄，我还让女房东在镇上买菜时专门到电话局给小金打个电话，想让他一起来喝酒，和我一起欢迎师兄的归来，更重要的是，我想让他看到陶版时大吃一惊，最好趁着喝酒，把他那两块陶版也赚来一起上展台。但女房东回来时说，金主任并不在单位，下乡抗洪去了，是别人接的，只是给了她一个号码，说是给他大哥新配了一台电话，找到他大哥就能找到他，但是他大哥的电话并没有信号，没有接通，说着就把记下来的号码给了我。我被朴实的房东大姐搞得哭笑不得，我说，那个东西叫大哥大，是新出的一种可以移动的电话，不是他大哥的电话。但天色已晚，我想，那就明天再说吧。
天已经黑了，我让溜溜早早吃了，自己一个人在等师兄。可是等溜溜已经睡熟了，师兄也没有回来。
已经是深夜了，我知道师兄今天是不能回来了，我想，可以理解，他家里出了事，不可能一天就处理完，或许明天就回来了。我没有心情吃饭，上了床就睡着了。等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隐隐约约听到溜溜在院子里哭。自从溜溜进了考古队，我还是第一次听他哭。我赶忙爬起来，出了屋子，听女房东在劝他的弟弟，没事，不就是一只鸟吗，哪天姐姐帮你抓一只又大又漂亮的，抓一只大山鸡给你。原来，溜溜的大鸟一早就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我知道，女房东并没胡说，这个地方确实盛产一种羽毛斑斓的山鸡，也时常有人捉住山鸡带回家炖肉吃。可是溜溜不干，姐姐越哄，他就哭得越厉害。我说，溜溜，别哭了，大鸟是去车站接高助理去了，等高助理回来了，大鸟就回来了。
还是我这办法好，溜溜一听我这话，马上就不哭了。我只是不知道，要是师兄傍晚来了，而大鸟还不回来我该跟溜溜怎么交待。溜溜可是把我的话当真了，午饭吃完，一个人就走了，我问，溜溜你到哪里，他根本就不理我。还是女房东了解她弟弟，说，一定是信了你的话，到火车接高助理去了。不用管他，高助理来了，他就回来了。兴许见到高助理，他就把大鸟给忘了。这孩子，我看得出来，他跟高助理亲着呢！
房东说得对。溜溜确实跟师兄很好，冬天烧制的10 个泥人就证明了这一点。要是师兄还不回来呢？不可能，我心里刚冒出这个念头，就自己给否定了。师兄说什么也该回来了，他是个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人。要不是有什么实在处理不完的事，昨天就该回来了。不过，事情再怎么大，他也不会拖过今天。
然而，我想错了，天黑透了溜溜才回来，而且是一个人。房东没走，在等她弟弟。溜溜却跟谁都不打招呼，也不吃饭，进了里面自己的屋子，放下被子就开始睡觉。女房东说，不用管他，只要他不闹人比什么都好，你自己吃吧，我回家了。我说，一起吃吧，剩下这么多，天热，放不住就都浪费了，等师兄回来了我得建议买个冰箱。女房东说，也是，三伏天了，东西吃不了就得扔。我不饿，你吃吧，等你吃完了，我把剩的带回家去。我说，好吧。其实我真实的用意就是想让房东陪我一会儿，因为说实话，我的心里不知怎么升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感。

第二天早晨，我坐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了，我决定到镇上给馆里打个电话，问问师兄到底在哪里。
电话接到了博物馆办公室，没有人接，又接到收发室，管收发的陈大爷慌慌张张地说：“快回来吧，高助理又出事了！”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并没说。我把电话又打通了，却再没有人接起来。我知道，没必要在这浪费时间了，这一切我回去也就搞清楚了。顺便，我又给小金的大哥大打了过去，和女房东说得一样，确实没有信号。
我什么都顾不得了，心里慌乱到了极点。我回到驻地就把“玉龙”、陶人和陶版用纸和棉花小心包好，放到一个包里，然后向水库指挥部那边去。我知道，我要走，也就剩下溜溜自己，那几件陶器并没什么市场价值，安全上应该没问题。不过玉器就不好办了，一旦让黑道上的文物贩子得到了消息，那就是个麻烦。东西还是再放到水库那边保管牢靠，我是前天取出来的，今天再放回去，应该没什么问题。
虽然我知道王处长可能已经出差走了，但我还是试着敲了敲他的门，没有人。我径直向保卫处处长的屋子走去。那是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昨天取文物的时候他还说他本人最喜欢考古发现了，还想哪天到石棚考古工地参观参观。人家对文物保管有功，我自然是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凭着这一点，我觉得寄存文物应该没什么问题，可当进了他的屋，说明来意后，我却知道我想错了。
胖处长一边摇头一边说，考古这边的事都得通过王处长，王处长不在，我就不能接，你就是把总指挥找来也没有用，除非总指挥自己愿意保管。
我慌了，要是我把玉器再放回驻地，留下溜溜一个人在，就是不出事也得让师兄骂死。情急之下，我想起了王处长临走时对我说的话，就灵机一动，照搬过来，说：“都是朋友，大哥帮个忙吧。你帮了我，我也忘不了大哥。大哥的家属都在省城吧，回家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吧，平日里一定很寂寞吧。等从省城回来，老弟请你到龙城找个好地方好好玩玩，也算是小弟高攀大哥交个朋友。龙城现在是什么都有。”
我想，这几句话可能开始起作用了，胖处长的脸色开始缓和，事情有了转机。他坐回到自己的转圈椅上，拿起了一支烟，我低头看见了桌子上的打火机，马上抢过去给处长点上了火。
胖处长往肚子里深吸了一口烟，也不看我，脸冲着天花板，突然站了起来，一下子变得冷若冰霜，说：“现在的年轻人是什么话都敢扔，什么事都敢做啊！你把你大哥本处长当成什么人了？你要不说这话，冲王处长的面子，还真的可能帮你，听你这么一说，说什么也没用了。我们是两路人，你走吧，我这里不欢迎你！”一边说，一边把门打开了，我一看，确实没戏了，也就只好回到了驻地。
我把这几样东西锁到了资料箱里。我对溜溜说：“我要回省城一天或两天，这些东西非常重要，我要把冬天看工地的两个工人找回来和你做伴。”溜溜一听，脑袋摇得发出了响声，嘴里说着“No”、“No”。其实是不是应该再找人，我心里也没有主意，因为找的人越多，其实就越容易引人注意。我想，那就算了，这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是个已经废弃的村庄，没有人会注意到这里。我回去也就顶多两天，应该没有问题的。
我说：“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十分重要，比我的命、你的命都重要，你明白吗？人在阵地在，你在东西在，明白吗？”
溜溜竟然十分认真地跟我点头了。看到溜溜点头不容易，这是第二次看见他点头，也是最认真的一次，我心里踏实了。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点完了头，溜溜又少见地对我说了一句完整的话：“明白，东西到哪我跟到哪！”
我说：“东西没有脚，自己走不了。你有脚，你走得了。但是在我和高助理回来之前，除了在院子里上厕所，你必须一步不能离开屋子。明白吗？”
溜溜定定地看了我一眼，意思好像是说，我又不是两岁小孩，我又不是傻子，当然明白了。我知道，溜溜其实不傻，他精明着呢，细想一下，把这种工作交给溜溜其实比交给任何人都可靠。
我急三火四地上了火车。我想不出来师兄到底又出什么事了，但我知道，他是个极要面子的人，也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也就是说为了面子他什么都干得出来。他到底干什么了，是把那个连长杀了还是把师嫂杀了，还是把他们俩人全杀了。但愿不是如此，但愿不是这样。师兄啊师兄，你可不要做傻事，你要是做了傻事，不是馆长当上当不上的事，而是你这一辈子怕是连研究都做不成了，怕是再也不能蹲在探方里拿着心爱的手铲去体味一个只有考古人才能体味到的梦想、幸福与悲伤了。

夜色已经笼罩了省城，天气变得阴沉而压抑，像是要下雨的样子。
下了火车才意识道，我不知道应该往哪里去。师兄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或者真的像上次那样被关在了拘留所里？正犹豫间，发现自己已经上了一辆通往医院的公共汽车。
下了车，我一路小跑，进了医院。病房大楼的门口有人在把守着，说是非探视时间一律不准入内，有几个人正围着守卫使劲求着，但那人仍是一脸冷漠。我扒开众人，挤了进去，一把推开守卫，沿着楼梯向上跑去，身后传来了守卫的叫骂声。
师兄病房的灯亮着，我没敲门就闯了进去，发现病床上半躺着一位老者，正在柔和的灯光下看着报纸。他抬起头，说：“我知道你是找谁的？你是找高厅长家的老大吧。高厅长我们是老朋友了，老大小时候我就见过。可惜了，可惜了！”一边说一边摇头。
我怔怔地站在原地，嗓子又咸又疼，心脏在胸腔里快要跳出来了，一句话也说不出。老者不急不忙地继续说：“本来，都要出院了。大前天早晨却不知怎么一下子恶化了，高烧、昏迷，抢救了两天两夜也没过来。昨天早晨没的。听说可能是做化疗做多了，那玩艺儿不是什么好东西，杀白血球，还容易造成血栓。高厅长的老大就是忽然发现了血栓，把主动脉全堵死了，太晚了，没救了！千分之一的几率让他赶上了，太不走运了。要是少做点就好了……”
老者还在说着，我却再也听不到什么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正慢慢地碎裂开来，变成了一团自己都看不清的粉末。我已经失去了感觉，唯一能够感受到的是，我还存在着，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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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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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我的血液仿佛翻滚的开水……

当我进入师兄病房的时候，他神清气爽，只是头发变得稀少。我看到床头柜上还摊着几张红山玉器的照片，知道他已经为下一步的工作准备上了。
我把蛙人陶器的器物绘图给师兄展开，他一拍大腿，说：“都怪我粗心，哪有考古工地不配相机的！”
师兄马上把办公室的钥匙给了我，让我第二天自己去取他的相机。我说：“不是要出院了吗？你一起带去不就行了？”
师兄说：“要是依着我，早就该到石棚了，但是医生非得让我做满这个疗程才放我走，我是干着急没办法。不过就剩下最后一个星期了，快一年都过去了，也不差这几天了。你还是先回去，继续清理清理，万一这几天有个什么重要的发现，怎么也得留下个第一手资料。工地没相机哪行！”
我一想也有道理，便把钥匙收下了。等我第二天取了相机，把钥匙还给师兄的时候，他又叮嘱我说，探方挖到了生土还不算完，有些生土是假的，做完的那些方从生土露头的地方开始，再往下做两铲，别漏下什么。尤其是那些遗迹，比如祭坑、灰坑什么的，更得再往下做一做，可别让假相给骗了。你就在工地盯着，别再回来了，我用不上一个星期就到工地。

工地一下子又变得清静起来，土台上只剩下了我和溜溜，当然还有那只大鸟。
我回来的第二天，就和溜溜按大师兄的吩咐在小金的那两个探方里往下试着再做一做。溜溜在另一个探方，我则径直奔到了那个出蛙人陶器的坑里。太阳刚刚升到半个天空上，整个工地明晃晃的。我蹲在那个土坑里，在阴影下观察着坑底的红土。
师兄说对了，是得再往下做一做，因为我发现这些坑底的红土里夹杂着不易觉察的红色颗粒，很像红烧土的颗粒。如果可以确认，那么这个坑底就真的不是生土。我跳出坑外，用师兄的“尼康”从各个角度给这个貌似平常的土坑留下了几张照片，然后就开始小心翼翼地往下做了一铲。
已经有大块的质地坚硬的红烧土了，还有几块黑色的灰痕，这些土似乎被简单地夯过。再往下一铲，红土和红烧土块已经完全消失了，代之以灰黑色的熟土。我往边上试着找坑的边缘，发现这是另外一个比上面的坑略小一点的坑。也就是说，出蛙人陶器的那个坑是后建的，整个压在了早期的这个略小的坑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些简单夯过的土不知道是早期坑的封口还是晚期坑的底。或许那个夹层身兼二职，承下启上，既做了顶又做了底，仿佛是两段历史的一个交接点。
好像要有陶片出土了，而且我感觉到并不是小块的陶片。用手铲把陶片周围的土一点点地拨开，感觉这也许是个器物的底，因为它没有弧度，但是又不大平整，或许它是一种特别的陶器？我喊来了溜溜，大鸟也跟了过来，在探方里走来走去，像个来工地验收的文物局领导。
溜溜用小刷子轻而又轻地拭着。除了上次打隔梁和“盗挖关键柱”，溜溜知道什么时候该小心。我知道他对陶器的感觉好，便迫不及待地问他：“是一种新的器型吧？”溜溜非常肯定地点了下头，竟然说了声“YES”，自从我和溜溜一起共事，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跟我点头。
“陶片”的面纱正被一点点地揭开，我忽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难道我在某个梦中见到过这种特别的陶片吗？我问着自己，只问到第三遍的时候，像闪电一样，我猛然间想起来了我在哪里见过相同的东西了。这时，我忽然间像是被电流击中，全身都起了大火，血液仿佛翻滚的开水，操他妈的！这不是在小金的宿舍里见过的“伊拉克”陶版吗？对，就是它！我从溜溜手里接过小刷子，拭了拭上面的浮土，使尽最大的力气睁着眼睛，看到了陶版上那密密麻的“楔形”文字……我再也不能抑制自己，跑出探方之外，脸冲下扑倒在大地上。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师兄！师兄！”

连着发现了两件有字陶版之后，我没有再往下挖。工地再一次停工了。说实话，我自己已经无法承受这种发现对我的冲击。
回到驻地，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是不是该给小金赶快挂个电话，可别不小心把上次见到的那两件东西给扔掉了。又一想，还是赶快跟师兄汇报，我得和师兄一起承受这样的冲击。
我把两块仍然沾满泥土还未来得及进一步清洁的陶版极其小心地锁到了资料箱里。午饭都未吃，背着相机就往十里外的火车站一路小跑地走去。
相机里装着从各个角度拍摄的陶版出土照片。
等我在省城下了火车，天已经黑透了。我把卸下的胶卷送到了冲洗社，然后就径直奔向了医院。
我原以为师兄听了我的汇报，还不得兴奋得像个孩子似地大喊大叫，还不得像猴子似地着急看照片或是看到东西。在见到他之前，我还设想着我俩抱在一起大哭大笑的情景。
可是，师兄的镇定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他用一种缓慢的却又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我等的就是这一天了。”然后一言不发，拿着笔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
写好了，他开始跟我布置任务：“不能再等了，也躲不过去了。明天上午把照片取出来，下午我跟你一起去工地。”
我说：“不是还得等几天才能出院吗？”
师兄并不理会我的问题，继续着自己的思路：“一回去，我们就抽时间到王处长那里把全部东西都取出来，找几个桌子，再买几块素一点的布料，就在考古点上搞一个简单的陈列。你琢磨一下，负责给文物局写报告，一定得强调是重大发现。等完全清理了那个坑，接下来由我来负责联络新闻部门，向全社会公布这一发现。”
师兄边说边换上了便装，说：“走，跟我回一趟家，帮我整理东西。”
我低头一看表，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师兄不困，我也毫无倦意。
出了医院，师兄终于露出了本色，一边走一边兴奋地嚷嚷：“其实应该喝酒才对，不过不急，到了工地，有的是酒，对了，把小金也叫上。最好把他灌醉让他把手里的那两件东西献出来才是。还有啊，向新闻界公布完了，师弟你还得给水库那边再做个预算，追加经费，以后的工作量大着呢，上次那点钱也就勉强够个酒钱。”
我说：“还追加呢？王处长不是说水库的资金也紧张吗？”
师兄说：“听他胡说！水库有的是钱，拿出个几十万连九牛的半根毫毛都够不上。”
师兄又开始设想去发掘的情景，说：“刚露头就发现了两片，里面不知道还窝着多少片呢？师弟你想过没有？你知道我们遇到了什么吗？石棚就是另一个‘殷墟’，‘殷墟’前的‘殷墟’啊！”
我说：“我知道，沾师兄的福气，一工作就碰上个大个的，够得上青史留名的，这一辈子没算白活！”
师兄说：“我觉得是你有福气，是师兄沾了你的光！等师兄做了馆长，说什么也得提拔你。”
我说：“又提起馆长那事了。师兄不是说再也不想当那个副馆长了吗？”
师兄说：“不是不想当了，是不想争了，是不把它看得那么重了。要是有机会，该当还得当。我当了总比哪个王八蛋当了强！再说我当了，师兄不也能关照上师弟了吗？”
我说：“其实，既不是你沾了我的福气，也不是我沾了你的福气，我俩更可能是沾上了小金的福气。你看，好东西都出在他的探方里了！”
师兄说：“可不是吗？那小兔崽子是个福星。看来回去更得请他喝酒了，更得想办法把他的东西给骗出来。”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师兄的家。他的家在三楼，已是夜半时分，我们轻手轻脚地上了楼，师兄拿出钥匙开门，可不知怎么，好像是钥匙出了问题，怎么也拧不动。旋即他反应过来了，说，你嫂子胆小，反锁上了。
于是开始敲门，开始的声音不大，怕听不见，师兄就一点点地提高着声响。但敲着敲着，我觉得师兄就有些不对劲了，最后他已经不是敲门了，简直是在砸门，整个楼道里都回荡着轰轰隆隆的响声。门仍然没有开，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师兄已是满脸通红，脖子上青筋暴起，他抬起右脚，开始要踹门了。这时，门开了，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个女人就好像知道有客人要来，所以并不是穿着睡衣，而是换上了白天的服装。
师兄已经进了屋子，我在犹豫着该不该进去，这时，里面又闪出了一个人，头也不抬从我身边擦身而过，匆匆下楼了。
那个人是连长。
师兄一只手不由分说地把我拉了进来，一脚踹上了门。我闻到房间里有一种奇怪的气息，一年之前，送王海根走的那天，我在宿舍里就闻到过相同的气息。
我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尴尬，仍旧站在师兄家的门口，听到里面的屋子里传来了师嫂的啜泣声。师兄对我说：“不要走，等我一下，马上就好。”
他进了里屋，出来时拿出了一堆衣服，又从厅里的书架上拿了几本书，然后一股脑地塞到了一个大旅行包里，一言不发，转身就往外走。我刚一出门，他就用力拉上了门，整个大楼都被震得直晃。
我没想到会出这种事，我傻傻地跟在师兄的身后，向着医院的方向往回走。
师兄的步子迈得很大，身影在路灯下忽短忽长。我急急忙忙地追上师兄，拉住了旅行包，说：“我来吧。”
师兄一闪身挣脱了我的手，忽然间转身向着我大喊起来：“你这人有毛病啊？你老跟着我干什么？谁让你跟着我了？你不在工地好好干着跑回省城干什么？你的胆子也太大了，那么重要的东西你留下一个傻子看管，一旦出了事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师兄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愤怒，路灯下我看到他的脸都走了形，变得狰狞可怕，“你赶快给我滚回工地，就现在，马上到火车站去，别他妈的老跟着我！”
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我说：“师兄，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你不是说明天让我陪你回去吗？”
师兄一听我说这话，声调就更高了起来，整个空旷的街道上仿佛响着雷声，把我的耳朵都震得发麻：“谁说用你陪了？我一个大活人用得着你陪吗？我有什么不好受的，我好得不能再好了。明天就出院了，有什么不好受的？我再说一遍，马上回工地，给我连夜滚回去！别再废话了，听到了吗？”
我和师兄一起，这还是他第一次跟我发火。这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火把我给烧傻了。我说：“听到了。”声音小得自己都听不见。
我把手伸进裤袋，拿出了取相片凭证，还未等说是什么，他就一把抢过去，放在自己的上衣袋里。扔下了最后的一句：“我明天不回去了，有点事要处理，后天你在工地等我！”一转身，几步就不见了踪影。
我呆呆地立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想到师兄提到了“东西”，心里也一下子后怕起来。也是，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就留溜溜一个人在驻地，是太大意了。真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不敢再往下想，急忙向车站赶去。

赶上了一辆凌晨三点钟的火车，是辆慢车，晃晃悠悠的，觉得从来也没这么疲惫过，整个旅途中，我趴在桌子上就再也没动地方。到了老石棚村，已经是中午了。驻地异常寂静，烈日当空，不远不近地看着考古队的半栋房子，像是要被太阳全都蒸发掉。进了屋，看到溜溜正在房子里逗弄大鸟，于是放下了悬了一路的心。打开文件箱，东西当然还在，便长长地舒了口气。
我一头扎在炕上，又开始大睡起来。连晚饭都没吃，女房东什么时候来做饭，又什么时候走了，我什么都不知道。等我醒了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该吃早饭了。
上午，我求女房东和溜溜到镇里帮忙买30尺淡蓝色素布。驻地有三张桌子，我把上面的东西全都拾掇干净了，靠墙一溜儿摆开。等他们回来，女房东帮我把素布铺到了桌子上，整个屋子顿时有了一种十分洁净的感觉。
我知道师兄是个要面子的人，他在一个地方丢了面子，我得帮他在另一个地方找回来。他已经没有别的地方了，就剩下了这么一个可怜的石棚2号。我要在师兄回来之前，搞一个小型的展台，给他一个惊喜，给他一点希望。他不是说要公布石棚的考古发现吗？他不是说还要找记者吗？我知道，虽然这只是个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展览，却足以让全省轰动，让全国轰动，让全世界的文物界轰动。这个小小的展台够他口若悬河地吹一辈子大牛了。让他把省城里的一切都忘掉吧，让他把该忘记的都忘记吧，也许对男人来说，最重要的最真实的就是事业，其他的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都是扯他娘的蛋！


十六，水库指挥部的两位处长一热一冷；溜溜说了一句完整的话；我还存在着，仅此而已

吃了午饭，我就徒步到了水库那边，准备把那边寄存的东西取回来。王处长一见我，说：“来得正好，我明天就到山东出差了。走前正琢磨着找你们呢！”
我想，大概是进度太慢了，又让这个精明的王处长给看破了。还没想好怎么找个借口搪塞，就听他继续说：“你那几件东西把我闹腾坏了。保卫处那几个小子开始倒还可以，不过时间一长，他们就吃不住劲了。知道这不是一般二般的宝贝，所以怕担责任——越是干保卫的人胆子就越小。这不，这段时间三天两头地找我，让我把东西赶快转移，也就是我，豁上了脸皮跟他们说，再等等，都是哥们，何苦这么逼我。要不是我在顶着，他们早就把东西给你们还回去了！细心想一想，也有点后怕，前两天看报纸，河南一个市的博物馆被抢了，两个保安全被杀害了。你们这么珍贵的东西应该找个更稳妥的地方才是，再放下去别把你大哥我给害了。”
看到他那装模作样的样子我就想笑，不过还是忍住了。跟这样的人打交道，时间长了，我也学会绕弯子了。我说：“王处长，这件事我可做不了主，得我师兄高助理才能定。当初也是高助理找的你，我也不清楚你们是怎么交接的，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不好交待。”
王处长面露难色，说：“我明天就要出差了，得个十天八天才能回来。这不，保卫处的人成天找我，非要我在出差前解决这事不可。要是到省城找高助理，恐怕这时间就安排不开了。他在医院，电话也不方便。这可如何是好？”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王处长这么着急，其实我就是想看看他着急时是什么样子。看够了，我才不慌不忙地说：“要不还是我帮处长想想办法吧！”
王处长好像一下子捞到了稻草，两手上来握住我的手，说：“什么办法，快说。”
我需要抓紧时间，在师兄到来之前把展台摆好，所以不想再玩了，于是说：“要么我就私下做主算了，反正师兄也没回来。我就冒一回犯错误的风险，帮处长一下，现在我就把东西拿回考古点吧。其实处长平时帮了我们不少的忙，够关照我们的了，我想师兄也不会太怪罪的。”
王处长继续攥着我的手，激动得摇来摇去：“可不是吗？老弟你这话说到正点子上了。说实话，别看我不过去，你们在那边的举动我都一清二楚。近来，管理层内已经有人在闲话了，说是你们拿着水库的钱却不正经干活。我心里明白是怎么事，高助理不出院，你们也没法加快进度。我呢，左耳朵听右耳朵出。都是给共产党打工，才不管那么多呢！这年头，多几个朋友才是真的。你今天能把文物带走，就是帮我大忙了。老弟，够意思，就冲这一点，我跟你这老弟就算没白交。出差回来后大哥好好请你进城玩一玩去。”然后，又四下看了看，尽管屋里并没别人，还是压低了声音说“一看老弟就是个老实人，是不是还没处过女朋友？”说到这里，诡秘地笑了笑，“等回来了带老弟上龙城找个好地方好好玩一玩。告诉你吧，龙城现在是什么都有！”
王处长的一番话给我说得浑身发热，我知道自己不仅仅是脸红了，大概全身都红了。我急忙叉开，说，“时间不早了，处长不是还有许多事要处理吗，我们去取文物吧。”
王处长专门派了辆小车把我和东西都送到了工地。

我把以“蛙人”、“四方之神”为代表的修复好的十几件陶器错落有致地摆在了桌子上，中间留出一个空间，十分小心地摆上了玦状玉器、陶人和有字陶版。周围还有一些空间，一边摆上几件成组的石器，另一边摆上了几件挑选出来的有纹饰的陶片。溜溜对出土的所有陶片都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一看我选的，有时就摇头，然后准确无误地从另一个陶片袋中找出一片更大的或是表现内容更丰富的具有相似纹饰的陶片，我挑选的几十片陶片，有一半都被他换掉了。大鸟也一样，仍然保持着对陶片的浓厚兴趣，每当溜溜小心地倒出一袋陶片，她就在一旁又蹦又叫，等溜溜找出一片换到桌子上，她就跳到炕上往这边定神地望着，甚至有时候还想上桌子上走几步，当然都被我和溜溜挡住了。
摆好了，就等着师兄到了。我还专门安排女房东做几样好菜，还备上了白酒。为欢迎师兄，我还让女房东在镇上买菜时专门到电话局给小金打个电话，想让他一起来喝酒，和我一起欢迎师兄的归来，更重要的是，我想让他看到陶版时大吃一惊，最好趁着喝酒，把他那两块陶版也赚来一起上展台。但女房东回来时说，金主任并不在单位，下乡抗洪去了，是别人接的，只是给了她一个号码，说是给他大哥新配了一台电话，找到他大哥就能找到他，但是他大哥的电话并没有信号，没有接通，说着就把记下来的号码给了我。我被朴实的房东大姐搞得哭笑不得，我说，那个东西叫大哥大，是新出的一种可以移动的电话，不是他大哥的电话。但天色已晚，我想，那就明天再说吧。
天已经黑了，我让溜溜早早吃了，自己一个人在等师兄。可是等溜溜已经睡熟了，师兄也没有回来。
已经是深夜了，我知道师兄今天是不能回来了，我想，可以理解，他家里出了事，不可能一天就处理完，或许明天就回来了。我没有心情吃饭，上了床就睡着了。等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隐隐约约听到溜溜在院子里哭。自从溜溜进了考古队，我还是第一次听他哭。我赶忙爬起来，出了屋子，听女房东在劝他的弟弟，没事，不就是一只鸟吗，哪天姐姐帮你抓一只又大又漂亮的，抓一只大山鸡给你。原来，溜溜的大鸟一早就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我知道，女房东并没胡说，这个地方确实盛产一种羽毛斑斓的山鸡，也时常有人捉住山鸡带回家炖肉吃。可是溜溜不干，姐姐越哄，他就哭得越厉害。我说，溜溜，别哭了，大鸟是去车站接高助理去了，等高助理回来了，大鸟就回来了。
还是我这办法好，溜溜一听我这话，马上就不哭了。我只是不知道，要是师兄傍晚来了，而大鸟还不回来我该跟溜溜怎么交待。溜溜可是把我的话当真了，午饭吃完，一个人就走了，我问，溜溜你到哪里，他根本就不理我。还是女房东了解她弟弟，说，一定是信了你的话，到火车接高助理去了。不用管他，高助理来了，他就回来了。兴许见到高助理，他就把大鸟给忘了。这孩子，我看得出来，他跟高助理亲着呢！
房东说得对。溜溜确实跟师兄很好，冬天烧制的10 个泥人就证明了这一点。要是师兄还不回来呢？不可能，我心里刚冒出这个念头，就自己给否定了。师兄说什么也该回来了，他是个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人。要不是有什么实在处理不完的事，昨天就该回来了。不过，事情再怎么大，他也不会拖过今天。
然而，我想错了，天黑透了溜溜才回来，而且是一个人。房东没走，在等她弟弟。溜溜却跟谁都不打招呼，也不吃饭，进了里面自己的屋子，放下被子就开始睡觉。女房东说，不用管他，只要他不闹人比什么都好，你自己吃吧，我回家了。我说，一起吃吧，剩下这么多，天热，放不住就都浪费了，等师兄回来了我得建议买个冰箱。女房东说，也是，三伏天了，东西吃不了就得扔。我不饿，你吃吧，等你吃完了，我把剩的带回家去。我说，好吧。其实我真实的用意就是想让房东陪我一会儿，因为说实话，我的心里不知怎么升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感。

第二天早晨，我坐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了，我决定到镇上给馆里打个电话，问问师兄到底在哪里。
电话接到了博物馆办公室，没有人接，又接到收发室，管收发的陈大爷慌慌张张地说：“快回来吧，高助理又出事了！”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并没说。我把电话又打通了，却再没有人接起来。我知道，没必要在这浪费时间了，这一切我回去也就搞清楚了。顺便，我又给小金的大哥大打了过去，和女房东说得一样，确实没有信号。
我什么都顾不得了，心里慌乱到了极点。我回到驻地就把“玉龙”、陶人和陶版用纸和棉花小心包好，放到一个包里，然后向水库指挥部那边去。我知道，我要走，也就剩下溜溜自己，那几件陶器并没什么市场价值，安全上应该没问题。不过玉器就不好办了，一旦让黑道上的文物贩子得到了消息，那就是个麻烦。东西还是再放到水库那边保管牢靠，我是前天取出来的，今天再放回去，应该没什么问题。
虽然我知道王处长可能已经出差走了，但我还是试着敲了敲他的门，没有人。我径直向保卫处处长的屋子走去。那是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昨天取文物的时候他还说他本人最喜欢考古发现了，还想哪天到石棚考古工地参观参观。人家对文物保管有功，我自然是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凭着这一点，我觉得寄存文物应该没什么问题，可当进了他的屋，说明来意后，我却知道我想错了。
胖处长一边摇头一边说，考古这边的事都得通过王处长，王处长不在，我就不能接，你就是把总指挥找来也没有用，除非总指挥自己愿意保管。
我慌了，要是我把玉器再放回驻地，留下溜溜一个人在，就是不出事也得让师兄骂死。情急之下，我想起了王处长临走时对我说的话，就灵机一动，照搬过来，说：“都是朋友，大哥帮个忙吧。你帮了我，我也忘不了大哥。大哥的家属都在省城吧，回家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吧，平日里一定很寂寞吧。等从省城回来，老弟请你到龙城找个好地方好好玩玩，也算是小弟高攀大哥交个朋友。龙城现在是什么都有。”
我想，这几句话可能开始起作用了，胖处长的脸色开始缓和，事情有了转机。他坐回到自己的转圈椅上，拿起了一支烟，我低头看见了桌子上的打火机，马上抢过去给处长点上了火。
胖处长往肚子里深吸了一口烟，也不看我，脸冲着天花板，突然站了起来，一下子变得冷若冰霜，说：“现在的年轻人是什么话都敢扔，什么事都敢做啊！你把你大哥本处长当成什么人了？你要不说这话，冲王处长的面子，还真的可能帮你，听你这么一说，说什么也没用了。我们是两路人，你走吧，我这里不欢迎你！”一边说，一边把门打开了，我一看，确实没戏了，也就只好回到了驻地。
我把这几样东西锁到了资料箱里。我对溜溜说：“我要回省城一天或两天，这些东西非常重要，我要把冬天看工地的两个工人找回来和你做伴。”溜溜一听，脑袋摇得发出了响声，嘴里说着“No”、“No”。其实是不是应该再找人，我心里也没有主意，因为找的人越多，其实就越容易引人注意。我想，那就算了，这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是个已经废弃的村庄，没有人会注意到这里。我回去也就顶多两天，应该没有问题的。
我说：“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十分重要，比我的命、你的命都重要，你明白吗？人在阵地在，你在东西在，明白吗？”
溜溜竟然十分认真地跟我点头了。看到溜溜点头不容易，这是第二次看见他点头，也是最认真的一次，我心里踏实了。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点完了头，溜溜又少见地对我说了一句完整的话：“明白，东西到哪我跟到哪！”
我说：“东西没有脚，自己走不了。你有脚，你走得了。但是在我和高助理回来之前，除了在院子里上厕所，你必须一步不能离开屋子。明白吗？”
溜溜定定地看了我一眼，意思好像是说，我又不是两岁小孩，我又不是傻子，当然明白了。我知道，溜溜其实不傻，他精明着呢，细想一下，把这种工作交给溜溜其实比交给任何人都可靠。
我急三火四地上了火车。我想不出来师兄到底又出什么事了，但我知道，他是个极要面子的人，也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也就是说为了面子他什么都干得出来。他到底干什么了，是把那个连长杀了还是把师嫂杀了，还是把他们俩人全杀了。但愿不是如此，但愿不是这样。师兄啊师兄，你可不要做傻事，你要是做了傻事，不是馆长当上当不上的事，而是你这一辈子怕是连研究都做不成了，怕是再也不能蹲在探方里拿着心爱的手铲去体味一个只有考古人才能体味到的梦想、幸福与悲伤了。

夜色已经笼罩了省城，天气变得阴沉而压抑，像是要下雨的样子。
下了火车才意识道，我不知道应该往哪里去。师兄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或者真的像上次那样被关在了拘留所里？正犹豫间，发现自己已经上了一辆通往医院的公共汽车。
下了车，我一路小跑，进了医院。病房大楼的门口有人在把守着，说是非探视时间一律不准入内，有几个人正围着守卫使劲求着，但那人仍是一脸冷漠。我扒开众人，挤了进去，一把推开守卫，沿着楼梯向上跑去，身后传来了守卫的叫骂声。
师兄病房的灯亮着，我没敲门就闯了进去，发现病床上半躺着一位老者，正在柔和的灯光下看着报纸。他抬起头，说：“我知道你是找谁的？你是找高厅长家的老大吧。高厅长我们是老朋友了，老大小时候我就见过。可惜了，可惜了！”一边说一边摇头。
我怔怔地站在原地，嗓子又咸又疼，心脏在胸腔里快要跳出来了，一句话也说不出。老者不急不忙地继续说：“本来，都要出院了。大前天早晨却不知怎么一下子恶化了，高烧、昏迷，抢救了两天两夜也没过来。昨天早晨没的。听说可能是做化疗做多了，那玩艺儿不是什么好东西，杀白血球，还容易造成血栓。高厅长的老大就是忽然发现了血栓，把主动脉全堵死了，太晚了，没救了！千分之一的几率让他赶上了，太不走运了。要是少做点就好了……”
老者还在说着，我却再也听不到什么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正慢慢地碎裂开来，变成了一团自己都看不清的粉末。我已经失去了感觉，唯一能够感受到的是，我还存在着，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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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曲风]

十七、天空用大雨为师兄送行；仿佛是又一个神话的开篇

一直做田野工作，馆里的人跟我都不是很熟。除了单身的人，没有人跟我打招呼。对了，我不是已经化作一团粉尘了吗？所以没几个人能看清我的模样。师兄的葬礼在馆里的主持下有条不紊进行着，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大家跟我不熟，跟我熟的只有师兄，可是师兄永远也不能跟我打招呼了。我只是一团粉尘，夹杂在人群中随着大流走着。我看到师兄躺在花丛中，但是面目却并不平静和安详，脸有些扭曲，甚至保留着那天晚上跟我发火时的狰狞和愤怒。嘴是半张着的，好像还想骂人。脸被拙劣的化妆师涂上了红色的油彩，搞得难看极了。也许是师兄自己难看，怨不得化妆师，也许是弥留之际痛苦之至，面部肌肉痉挛所致，要不化妆可能更是难看。我望着那层不伦不类的油彩，觉得滑稽而丑陋，并不是觉得师兄丑陋—（师兄不丑陋，他在我的心中永远率真而本色），而是觉得生命本身是丑陋的。看到这层丑陋的油彩，我明白了，师兄要了一辈子面子，一辈子靠面子活着，当一个靠面子活着的人最后连一点面子都没有了的时候，他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绝对不是意外，这是他的命运。面子是他的养分，养分没了，生命就必然枯萎。我只是不能接受的是，在他面子丧失殆尽的时候，一层红色的油彩被一个拙劣的化妆师涂到了师兄的脸上，仿佛成了他一生爱面子的注角，这不仅是一个比喻，更是一个我不能接受的讽刺。
一切仿佛是电影中的场景。师兄的弟弟和妹妹在跺着脚哭着；师兄的母亲——那个小个的老太太——则在跺着脚骂着馆长和张也平，幸亏被亲属拉住了，不然一定会冲出去打人；张也平踪影全无，馆长则泰然自若地在前面致着悼词，对师兄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师兄的父亲神态平静，跟来宾一一握手；师嫂黑纱蒙面，躲在一角耸动着瘦削的双肩在哭泣着；连长仍然在跑前跑后地忙碌着，帮助师兄办着各种手续。
灵车从医院出发的时候，天开始下雨了。雨水越来越大，葬礼结束的时候，天空仿佛是往下泼水。我只是一团粉尘，所以我没有泪水，我摸摸眼角，干干的。我用不着哭了，天空都哭了，还用得着我吗？和天空相比，我的泪水太卑微了，太不足道了，只有天空的泪水才是真实的泪水，只有天空的悲痛才是真实的悲痛。天空你哭吧，把生命的悲哀，把生命的无奈，把生命的美丽与丑陋都统统地哭出来吧。
滑稽而丑陋的事情仍然在继续。雨大路滑，葬礼之后，来给师兄送行的一个县文物管理所所长的车在大街上撞倒了一个横穿马路的行人，不过，满地血水只在一瞬间就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生命就是昙花一现，留不下什么，也带不走什么。

我回到了宿舍。几个单身从各自的屋子里拖出了电炉子开始做饭。这熟悉的一幕让我感觉到我也许刚刚从大学毕业，今天就是我刚刚报到的那一天，至于庙村、石棚、溜溜、葬礼什么的都是我恍惚间的幻觉。只是王海根已不知去处，他的床荒无人烟，这时，我意识到了，王海根已经回他的江西老家了，这一事实在提醒我，我所经历的都是真的，我已经工作两个整年了。我觉得我身体的那些粉末又在渐渐聚集，我在恢复自己的形状。当粉末重新聚齐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一种重未有过的痛楚。在这种痛楚中，我挣扎着睡着了，然后就觉得自己从高处往下落，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我的身体似乎被撕扯开了，撕扯得我痛不欲生。我醒了，四周一片黑暗，外面的雨声仍然连成一片。
我不能再在这个宿舍生活下去了。我唯一的家就是石棚的那半栋房子。我要赶回去，赶回去，溜溜还在那里，陶版还在那里。我要赶快回去，我再也不能等待了，我不是担心溜溜一个人在工地上会不会有问题——我对他放心着呢，我是在担心我自己，我要再不赶回去，就会又化成粉末，而一旦我再次化成粉末，就很难恢复形状了。我要恢复不了形状，石棚怎么办，溜溜怎么办？
我得回去，刻不容缓。
刚刚早晨五点，我就徒步走到了车站。发现售票大厅一如往日的拥挤，但售票口排队的人群却不多，这时我听见广播里正播放着紧急通告：“暴雨造成一些路段受损，正在抢修之中。南线、西南线和西线的列车暂时停运。已买票的旅客可办理退票手续，也可等待重新签发车次。未买票的旅客请等待通知。”

我疲倦地躺在长椅上，不知不觉间睡着了。恍惚间，仿佛已经睡在火车上了，我还似乎听到了广播报站的声音，心里一慌忙，坐了起来，怕自己坐过了站。揉揉眼睛，才知道仍然在候车大厅里，但奇怪的是，大厅已不再拥挤，稀落的几个人都站在北线和东线的窗口买票，我看了看墙上的大钟，已经快中午了。一个大个子女人正拿着大号的撮子撮着满地厚厚的瓜子皮，见我醒了，问我：“西线还是东线的？”我说：“西线。”她一边用力撮着瓜子皮一边用宏亮的声音说：“西线的没戏了，回旅馆等着吧，得个三天两天的。”
我回到了宿舍。我不敢醒着，一醒着就觉得要变成粉末，还是睡吧，好在我一直困乏，我睡得着。等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天又黑了，外面仍然是雨水涟涟。
我一下子想起，好像两天没吃东西了。这么一想，觉得饿了。房间里没吃的，就来到了隔壁。两位邻居说，刚吃完，正好还剩下一碗饭，还有点榨菜，对付着吃点吧。我可是真饿了，几口就把一碗饭扒到了肚子里，那种变成粉末的感觉正一点点离我远去。
我不愿回到自己的屋里，不知怎么回事，我一看到王海根的床就会想到师兄。邻居的房间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挺热闹的。6：30，正是地方新闻，其中的一位说，看看新闻吧。
广告结束，新闻开始。第一条内容提要就一下子把我从迷蒙状态中全部惊醒了：辽西市爆发五百年不遇洪灾，市委书记亲临抢险第一线，不幸因公殉职。
不会吧？市委书记，那不就是小金的父亲吗？再往下看详细内容，清晰地听到了金XX三个字。小金家出事了，我不能不管。我冒雨来到了办公室，拨上了小金的大哥大。这一回信号清晰，电话通了，却没有人接。再往他的单位打，当然也没有人接。师兄出事了，小金的家里又出事了，我觉得我再也等不下去了，我要回去和溜溜一起，我不是怕溜溜一个人孤独，其实我是怕我自己孤独，因为我分明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已然裹住了我的全身。我明白了，此刻，正是这种裹住我全身的孤独感，才让我没有重新成为粉末。
但我知道，没有车，我是插上翅膀也回不去了。我只有忍受着一种一生中再也未有过的煎熬，在数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这一夜我没回宿舍，就这么待在办公室里，等天亮了我好再打过去。田野部在夏季往往都是空着，到了上班时间也没有人来，大家都下了工地。八点一过，我就又拨通了小金的办公室，仍然没有人接，拨他的大哥大，通了，还是没有人接。我就这么不甘心地一遍遍地拨着。忽然想起，该往乡里那边拨个电话，问问石棚那边的情况。乡里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灵机一动，我又把电话拨到了水库那边。
我知道王处长出差了，可我又没有别人的电话，就只好一遍遍地打着那个号码，打到第四遍的时候，果然有人接了。我说：“我是考古队的，王处长的朋友。想问问那边下雨没有？”
那人一听说：“正好你来电话了，乡里还派人到水库这边打听你们哪。那边的电话线路已经断了，所以没法用电话跟你们联系。最大的一股山洪正好经过了老石棚村，多亏村民去年都搬迁了……”
我不想听他费话，便打断问道：“遗址怎么样？就是考古队和考古工地怎么样？”
“已经全都没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个土墩被冲得影子都看不见了。对了，还有考古队的房子也没了，听说里面还有个民工。”

我一动也不能动地瘫倒在床上，一连几天，发着高烧。不管我闭上眼还是睁开眼，眼前都是那铺天盖地的之字纹，一会儿，之字纹舞蹈着，舞着蹈着就变成了漫无边际的洪水。一会儿，大水波浪起伏，又变回到了之字纹。我仿佛在经历着一场神话的开端，上帝又要用洪水来毁灭人类了，大雨下个不停，洪水淹没了整个星球，但我看不见这个神话的结尾。人类的信心在哪里？给人类报信的乌鸦天使又在哪里？那为人类送来平安的橄榄枝在哪里？上帝的爱在哪里？原罪何日得以救赎？方舟在哪里？拯救又在哪里？
我只记得，有一天，溜溜的大鸟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十八、总之，我现在的想法和刚毕业那阵子已是完全不一样了

一个月后，馆里派我和办公室主任来到新石棚，把一万元抚恤金交到了女房东手里。女房东没有提别的要求，只是一个劲地流泪。

我对主任说，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想到工地那边看看。主任说，听说水库已经开始蓄水了，我也一起去吧。几年后蓄满了水，风景一定很美。可惜考古工地没了，不然我们发掘结束后可以在水库边上建个点，给馆里建个度假村。
我站在山坡上，仔细辩认着驻地以及2号遗址的方位。老石棚已经面目全非了，散乱的石头、乱蓬蓬的树枝、偶尔可见的小动物尸体描写出了一个劫难之后的丑陋场面，没有任何痕迹能够证明这里一年前还是个宁静的村庄。
我盼望水库的水能早一点蓄到这里，水一来，这些丑陋和肮脏的情景就会消失。

从石棚回来，我就从博物馆辞职了。不久，我在省城一家新开的文物拍卖行上了班。我学会了一些在馆里不曾学到的文物鉴定知识，还曾经到上海学了三个月拍卖，领到了一个拍卖师证。
两年之后的一个黄昏，小金在我下班时找到了我。他说，我也来省城了，早就听说你在这里。你再辞一回职，我投资，我们一起做吧。
如今，我已是东北最大的文物拍卖行的总经理了，当然，法人和董事长是小金——如今已经有人叫他老金了。我从博物馆辞职不久，田野部就独立出来，成立了一个东北田野考古与人类学研究所。后来，我又慢慢同研究所里的人恢复了来往。有时候所里开学术会议，缺乏资金，我和小金还要当一回赞助商的角色。所长是原来的田野部主任，几次邀请我重新回到所里上班，但都被我谢绝了，因为我现在的想法和刚毕业那阵子已是完全不一样了。当初以为学术圈里比较纯净，不复杂，后来却发现不是那样。做上了生意才知道，生意场上，不过是明来明去地砍价还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知比学术圈子要简单、单纯多少倍！
小金和我如今都各自成了家，也有了自己的孩子。闲下来我们俩人常在一起喝酒，也常提起师兄。每当提起师兄，他的眼泪就巴达巴达地掉到酒碗里，然后他就和着酒一口喝下。不过，不知为什么，他在我的面前却从未提过他的父亲。

（全文完）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青春岁月，并告慰大师兄的在天之灵。

2008年5月11日夜澳大利亚东部时间子时终稿于墨尔本
_________________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曲风]]

十七、天空用大雨为师兄送行；仿佛是又一个神话的开篇

一直做田野工作，馆里的人跟我都不是很熟。除了单身的人，没有人跟我打招呼。对了，我不是已经化作一团粉尘了吗？所以没几个人能看清我的模样。师兄的葬礼在馆里的主持下有条不紊进行着，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大家跟我不熟，跟我熟的只有师兄，可是师兄永远也不能跟我打招呼了。我只是一团粉尘，夹杂在人群中随着大流走着。我看到师兄躺在花丛中，但是面目却并不平静和安详，脸有些扭曲，甚至保留着那天晚上跟我发火时的狰狞和愤怒。嘴是半张着的，好像还想骂人。脸被拙劣的化妆师涂上了红色的油彩，搞得难看极了。也许是师兄自己难看，怨不得化妆师，也许是弥留之际痛苦之至，面部肌肉痉挛所致，要不化妆可能更是难看。我望着那层不伦不类的油彩，觉得滑稽而丑陋，并不是觉得师兄丑陋—（师兄不丑陋，他在我的心中永远率真而本色），而是觉得生命本身是丑陋的。看到这层丑陋的油彩，我明白了，师兄要了一辈子面子，一辈子靠面子活着，当一个靠面子活着的人最后连一点面子都没有了的时候，他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绝对不是意外，这是他的命运。面子是他的养分，养分没了，生命就必然枯萎。我只是不能接受的是，在他面子丧失殆尽的时候，一层红色的油彩被一个拙劣的化妆师涂到了师兄的脸上，仿佛成了他一生爱面子的注角，这不仅是一个比喻，更是一个我不能接受的讽刺。
一切仿佛是电影中的场景。师兄的弟弟和妹妹在跺着脚哭着；师兄的母亲——那个小个的老太太——则在跺着脚骂着馆长和张也平，幸亏被亲属拉住了，不然一定会冲出去打人；张也平踪影全无，馆长则泰然自若地在前面致着悼词，对师兄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师兄的父亲神态平静，跟来宾一一握手；师嫂黑纱蒙面，躲在一角耸动着瘦削的双肩在哭泣着；连长仍然在跑前跑后地忙碌着，帮助师兄办着各种手续。
灵车从医院出发的时候，天开始下雨了。雨水越来越大，葬礼结束的时候，天空仿佛是往下泼水。我只是一团粉尘，所以我没有泪水，我摸摸眼角，干干的。我用不着哭了，天空都哭了，还用得着我吗？和天空相比，我的泪水太卑微了，太不足道了，只有天空的泪水才是真实的泪水，只有天空的悲痛才是真实的悲痛。天空你哭吧，把生命的悲哀，把生命的无奈，把生命的美丽与丑陋都统统地哭出来吧。
滑稽而丑陋的事情仍然在继续。雨大路滑，葬礼之后，来给师兄送行的一个县文物管理所所长的车在大街上撞倒了一个横穿马路的行人，不过，满地血水只在一瞬间就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生命就是昙花一现，留不下什么，也带不走什么。

我回到了宿舍。几个单身从各自的屋子里拖出了电炉子开始做饭。这熟悉的一幕让我感觉到我也许刚刚从大学毕业，今天就是我刚刚报到的那一天，至于庙村、石棚、溜溜、葬礼什么的都是我恍惚间的幻觉。只是王海根已不知去处，他的床荒无人烟，这时，我意识到了，王海根已经回他的江西老家了，这一事实在提醒我，我所经历的都是真的，我已经工作两个整年了。我觉得我身体的那些粉末又在渐渐聚集，我在恢复自己的形状。当粉末重新聚齐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一种重未有过的痛楚。在这种痛楚中，我挣扎着睡着了，然后就觉得自己从高处往下落，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我的身体似乎被撕扯开了，撕扯得我痛不欲生。我醒了，四周一片黑暗，外面的雨声仍然连成一片。
我不能再在这个宿舍生活下去了。我唯一的家就是石棚的那半栋房子。我要赶回去，赶回去，溜溜还在那里，陶版还在那里。我要赶快回去，我再也不能等待了，我不是担心溜溜一个人在工地上会不会有问题——我对他放心着呢，我是在担心我自己，我要再不赶回去，就会又化成粉末，而一旦我再次化成粉末，就很难恢复形状了。我要恢复不了形状，石棚怎么办，溜溜怎么办？
我得回去，刻不容缓。
刚刚早晨五点，我就徒步走到了车站。发现售票大厅一如往日的拥挤，但售票口排队的人群却不多，这时我听见广播里正播放着紧急通告：“暴雨造成一些路段受损，正在抢修之中。南线、西南线和西线的列车暂时停运。已买票的旅客可办理退票手续，也可等待重新签发车次。未买票的旅客请等待通知。”

我疲倦地躺在长椅上，不知不觉间睡着了。恍惚间，仿佛已经睡在火车上了，我还似乎听到了广播报站的声音，心里一慌忙，坐了起来，怕自己坐过了站。揉揉眼睛，才知道仍然在候车大厅里，但奇怪的是，大厅已不再拥挤，稀落的几个人都站在北线和东线的窗口买票，我看了看墙上的大钟，已经快中午了。一个大个子女人正拿着大号的撮子撮着满地厚厚的瓜子皮，见我醒了，问我：“西线还是东线的？”我说：“西线。”她一边用力撮着瓜子皮一边用宏亮的声音说：“西线的没戏了，回旅馆等着吧，得个三天两天的。”
我回到了宿舍。我不敢醒着，一醒着就觉得要变成粉末，还是睡吧，好在我一直困乏，我睡得着。等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天又黑了，外面仍然是雨水涟涟。
我一下子想起，好像两天没吃东西了。这么一想，觉得饿了。房间里没吃的，就来到了隔壁。两位邻居说，刚吃完，正好还剩下一碗饭，还有点榨菜，对付着吃点吧。我可是真饿了，几口就把一碗饭扒到了肚子里，那种变成粉末的感觉正一点点离我远去。
我不愿回到自己的屋里，不知怎么回事，我一看到王海根的床就会想到师兄。邻居的房间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挺热闹的。6：30，正是地方新闻，其中的一位说，看看新闻吧。
广告结束，新闻开始。第一条内容提要就一下子把我从迷蒙状态中全部惊醒了：辽西市爆发五百年不遇洪灾，市委书记亲临抢险第一线，不幸因公殉职。
不会吧？市委书记，那不就是小金的父亲吗？再往下看详细内容，清晰地听到了金XX三个字。小金家出事了，我不能不管。我冒雨来到了办公室，拨上了小金的大哥大。这一回信号清晰，电话通了，却没有人接。再往他的单位打，当然也没有人接。师兄出事了，小金的家里又出事了，我觉得我再也等不下去了，我要回去和溜溜一起，我不是怕溜溜一个人孤独，其实我是怕我自己孤独，因为我分明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已然裹住了我的全身。我明白了，此刻，正是这种裹住我全身的孤独感，才让我没有重新成为粉末。
但我知道，没有车，我是插上翅膀也回不去了。我只有忍受着一种一生中再也未有过的煎熬，在数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这一夜我没回宿舍，就这么待在办公室里，等天亮了我好再打过去。田野部在夏季往往都是空着，到了上班时间也没有人来，大家都下了工地。八点一过，我就又拨通了小金的办公室，仍然没有人接，拨他的大哥大，通了，还是没有人接。我就这么不甘心地一遍遍地拨着。忽然想起，该往乡里那边拨个电话，问问石棚那边的情况。乡里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灵机一动，我又把电话拨到了水库那边。
我知道王处长出差了，可我又没有别人的电话，就只好一遍遍地打着那个号码，打到第四遍的时候，果然有人接了。我说：“我是考古队的，王处长的朋友。想问问那边下雨没有？”
那人一听说：“正好你来电话了，乡里还派人到水库这边打听你们哪。那边的电话线路已经断了，所以没法用电话跟你们联系。最大的一股山洪正好经过了老石棚村，多亏村民去年都搬迁了……”
我不想听他费话，便打断问道：“遗址怎么样？就是考古队和考古工地怎么样？”
“已经全都没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个土墩被冲得影子都看不见了。对了，还有考古队的房子也没了，听说里面还有个民工。”

我一动也不能动地瘫倒在床上，一连几天，发着高烧。不管我闭上眼还是睁开眼，眼前都是那铺天盖地的之字纹，一会儿，之字纹舞蹈着，舞着蹈着就变成了漫无边际的洪水。一会儿，大水波浪起伏，又变回到了之字纹。我仿佛在经历着一场神话的开端，上帝又要用洪水来毁灭人类了，大雨下个不停，洪水淹没了整个星球，但我看不见这个神话的结尾。人类的信心在哪里？给人类报信的乌鸦天使又在哪里？那为人类送来平安的橄榄枝在哪里？上帝的爱在哪里？原罪何日得以救赎？方舟在哪里？拯救又在哪里？
我只记得，有一天，溜溜的大鸟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十八、总之，我现在的想法和刚毕业那阵子已是完全不一样了

一个月后，馆里派我和办公室主任来到新石棚，把一万元抚恤金交到了女房东手里。女房东没有提别的要求，只是一个劲地流泪。

我对主任说，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想到工地那边看看。主任说，听说水库已经开始蓄水了，我也一起去吧。几年后蓄满了水，风景一定很美。可惜考古工地没了，不然我们发掘结束后可以在水库边上建个点，给馆里建个度假村。
我站在山坡上，仔细辩认着驻地以及2号遗址的方位。老石棚已经面目全非了，散乱的石头、乱蓬蓬的树枝、偶尔可见的小动物尸体描写出了一个劫难之后的丑陋场面，没有任何痕迹能够证明这里一年前还是个宁静的村庄。
我盼望水库的水能早一点蓄到这里，水一来，这些丑陋和肮脏的情景就会消失。

从石棚回来，我就从博物馆辞职了。不久，我在省城一家新开的文物拍卖行上了班。我学会了一些在馆里不曾学到的文物鉴定知识，还曾经到上海学了三个月拍卖，领到了一个拍卖师证。
两年之后的一个黄昏，小金在我下班时找到了我。他说，我也来省城了，早就听说你在这里。你再辞一回职，我投资，我们一起做吧。
如今，我已是东北最大的文物拍卖行的总经理了，当然，法人和董事长是小金——如今已经有人叫他老金了。我从博物馆辞职不久，田野部就独立出来，成立了一个东北田野考古与人类学研究所。后来，我又慢慢同研究所里的人恢复了来往。有时候所里开学术会议，缺乏资金，我和小金还要当一回赞助商的角色。所长是原来的田野部主任，几次邀请我重新回到所里上班，但都被我谢绝了，因为我现在的想法和刚毕业那阵子已是完全不一样了。当初以为学术圈里比较纯净，不复杂，后来却发现不是那样。做上了生意才知道，生意场上，不过是明来明去地砍价还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知比学术圈子要简单、单纯多少倍！
小金和我如今都各自成了家，也有了自己的孩子。闲下来我们俩人常在一起喝酒，也常提起师兄。每当提起师兄，他的眼泪就巴达巴达地掉到酒碗里，然后他就和着酒一口喝下。不过，不知为什么，他在我的面前却从未提过他的父亲。

（全文完）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青春岁月，并告慰大师兄的在天之灵。

2008年5月11日夜澳大利亚东部时间子时终稿于墨尔本
_________________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晓鸣]

一口气读完。语言很流畅，但没有作者自己的文化散文那样灵动。可能是拘泥于真人真事，故事原生态味道很浓。

用与纪念朋友，这样的写法很得体。但如果超越“纪念”的原旨来写，作为小说也许会更“好看”些。

个人看法，也许不对。

[[自己的敌人]]

一口气读完。语言很流畅，但没有作者自己的文化散文那样灵动。可能是拘泥于真人真事，故事原生态味道很浓。

用与纪念朋友，这样的写法很得体。但如果超越“纪念”的原旨来写，作为小说也许会更“好看”些。

个人看法，也许不对。

[曲风]

[[曲风]]

[酒味火狐狸]

好文章支持
_________________
狐狸就是糊涂

[[狐狸糊涂]]

好文章支持
_________________
狐狸就是糊涂

[北夜]

原汁原味, 最近少有的好东西. 谢谢曲风的作品.

[[FAFAFA]]

原汁原味, 最近少有的好东西. 谢谢曲风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