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李长空

浅谈打工诗歌的真善美爱
○李长空

“真是诗的父亲，善是诗的母亲，美是诗的恋人，爱是诗的灵魂。”这是多年前我写在《长空诗话》中的原话。关注现实，提倡真、善、美、爱和我手写我心，是中华诗歌的优良传统。诗人大多有着敏感的内心与丰富的情感，他们对待生命有一种或有或无的宿命感，对待社会又有一种先天性的责任感。作为诗人，首先要面对的是日常生活，即在现实世界中生存着；又要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即心灵中有一个理想世界。而诗人所创作的诗歌又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在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外的“第三世界”，一个心灵可以充分获得释放的世界。在这里，诗人努力追求着真、善、美、爱，抨击着假、恶、丑、仇，他们悲天悯人，建构着崇高与尊严，维系着当时社会的和谐，推进社会文明的进程和促进时代的繁荣。
然而在当代诗歌界，主流诗歌深陷“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误区，众多诗人远离了数千年来滋养诗歌的土地，忽略了传统诗学中的人文关怀与悲悯情怀，无视国计民生，对生存状态的无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却无比自得地陶醉在自娱自乐当中，无病呻吟，哗众取宠，玩所谓的纯技巧和纯语言，造势、造代、造派、造圈、造作、造谣、造秀……使当代诗歌既没能与国际接轨，又与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脱节、断裂、割断了传承关系，促其成为弃儿，没有父母及朋友，令读者望诗兴叹，最后只好弃诗而去。在这样的背景下，打工诗歌以其当前性、现实性和血性，影响着当代诗坛的走向。作为原生态的文学样式和社会责任的最后担当者，打工诗歌贴紧底层生活，忠实地、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打工诗人的现实与理想、沉重与坚韧，将苦难的际遇转化为理性的诉求，将愤懑的情绪升华为诗意的表达，成为表达愤懑、伸张正义的精神武器，不仅释放和转移了打工诗人的痛苦，也给予其他打工者心灵温暖和精神关爱，让他们看到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工诗歌是我国当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为我国源远流长的诗歌创作注入了真、善、美、爱的新鲜血液，是创建当代和谐社会的精神氧气，有着积极的文化功用。

●打工诗歌的真：真情实感，揭示诗意生活

诗贵真情，真情是诗的摇篮。清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无境界”；大文学家曹雪芹也借林黛玉之口对学习写作的“香菱”们说：“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这些都说明真情实感在诗歌写作中是多么的重要。
打工诗歌是在场的打工诗人对其生存空间和生活境遇的真实倾诉，其独特的体验感读来让人内心疼痛和震撼。如罗德远的《蚯蚓兄弟》：“蚯蚓兄弟/腰酸背痛地跋涉在我梦中打洞…透过土壤深处我分明看到/你没有了脚便试着匍匐前行/失去了手干脆用头颅去耕耘!”诗句看上去有些“土气”，而惟有真正从泥土里走出来的人，才能够如此细腻地把在异乡的生命体验感写到这个份上，让别人无法抄袭；如李明亮《做针线的打工仔》：“深夜下班归来/在小小的租房/在静寂昏黄的灯下/在冰凉的铁架床边/常常/我会拿出一只用胶纸芯做的针线盒/磨破的膝盖/我会找来一块布头/垫在破洞下/一针一线密密缝好/脱落的纽扣/一针一线紧紧钉牢/我甚至还缝了一个漂亮的大枕头/让它与我夜夜相偎//针尖从布里一下一下探出头来/而我卑微的心正被层层戳破/我知道/闪亮的盛装/从钉一粒小小的纽扣开始/而男人——这片广袤的土地/正在被我越缝越窄”，诗歌描画了一个男性打工仔在灯下缝衣服的场景和自伤自怜。“缝”、“针尖”、“布”、“男人”这些词语组合到一起是一种新鲜的体验，这种对自我打工生活体验的揭示是独到的；如李长空的《叹息和疼痛》：“不知为何，在异乡，我经常发出无缘由的叹息/还感到一种疼痛，来自心脏深处的伤口/就象一棵树，伤疤随着年轮的增加而变大”，诗人通过“充斥着喧嚣水分”的异乡土壤、培育出“不尽人意”的爱情、“没辙”的车、“红润的面颊”的枯萎、“找不到驻足的港湾”的船、“一群群无法筑巢”而“噙泪撤离”的鸟、“铁架床失眠的吱叫声”这样一幅幅打工族的苦辣辛酸、难忍与无奈、惆怅与彷徨的意象，把“异乡不是我们可以自由生长的理由”缘由较好地渲染了出来；如郁金《蚊子，请别叮我的脸》：“蚊子，我亲爱的兄弟/只有你，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外乡人”，也是由自身生存境遇而产生的切肤之痛。此外，许强的《现场招聘》、柳冬妩的《试用》、徐非的《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曾文广的《在异乡的城市生活》、黄吉文的《南方之疼》、郑小琼的《黄麻岭》，等等，都是在真情实感的基础上诗意地揭示打工生活本来面目的佳作，因在场体验而深入文学的本质。这种感受，是许多没有打工经历的诗人根本无法比拟的，他们想当然、道听途说、或是居高临下写的貌似“底层”的诗歌作品，虽然绞尽脑汁，但难得“底层”之真面貌、真感受、真精神，其表达常常是肤浅的、可疑的、缺乏生命力的，因而难以使读者被感染和感动。

●打工诗歌的善：悲天悯人，洋溢人性光辉

打工诗歌不仅具有真的元素，它还拥有善的元素。这善，是诗人的善，即诗人的良知和道义；是佛家的善，即对人间的悲悯情怀；是道家的善，即对宇宙和整个生命存在的关怀。这类诗歌的抒情主体已经完成由“小我”到“大我”的转变。如许强《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为什么我们敞开的喉咙声尽力竭发不出声音/为什么我们多少被机器吃掉四肢的兄弟姐妹/他们喉咙发出的声音喊不回脸朝背面的公道/为什么劳动法只是举着利剑的雕塑/只打雷不下雨”，这些诗句是沉重的、悲悯的，充满了一种诘问式的人文关怀；如李长空《残肢人阿三》：“他没了腿,以双手代步爬行/他爬过清晨，爬过黄昏/爬过天桥、马路、市场/在烈日下,在风雨中/他艰难地爬着、爬着……今天，他爬到了/赈灾箱前/不是为了乞讨/而是为了捐款”，主人翁阿三残肢了，就是这样在异乡艰难生存的打工者，在国家需要时，却忘不了爬到赈灾箱前去捐款，人性的光辉在大善中跃然纸上。

●打工诗歌的美：源于生活，追求艺术美感

诗歌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艺术，打工诗歌也不例外。既然是艺术, 它就离不开美, 打工诗歌也应该追求艺术的美感。
首先是思想美。表现在打工诗歌精神上, 歌颂真、善、美、爱, 鞭挞丑、恶、假、仇，从“小我”到“大我”，以“大我”关爱“小我”，敲击社会进步的靶心。如李长空《我拾到一张身份证》：“在劳务市场，我拾得/一张破损的身份证/主人姓李，男性/其它的皆模糊难辩//通过登报和贴海报/三天时间/共有十二位失主/心急如焚赶来认领//南腔北调的/都说是在找工时遗失的/它可是他们在异乡生存的/唯一财富”，诗人抓住身份证与打工崽的特殊关系，不是泛泛写。没有身份证的农民工在城市打工要吃多少苦头，诗里没写，没必要写,写出来就不是诗歌。本诗最大的亮点还不在这里，诗歌文本泛溢着浓浓人性之美，也是这首诗歌不同于其它类似打工诗歌之处。诗歌抒情主人公即讲述者，为了拾得的一张只能辩清姓氏的身份证而登报寻失主，使得诗歌有了一种可欣赏因素。而从失落招领的个象到失落招领的群象的冷静叙述,透过事物的表象, 力透纸背地反映出诗人对在后农业时期一时找不到生活的坐标的打工群体的关注、关心和关爱；
其次是音乐美。诗歌如同跳舞,较强的内外部节奏和韵律是诗歌的脉搏。如许岚《流浪南方》：“流浪南方/我放纵,我淘金,我赤裸/我流血/语言的刀子深入珠江内心/我只看见浮萍和我的衣衫/一起褴褛天际…流浪南方/灵魂很瘦,影子很胖/天空愈来愈真实/高楼阳台上的红豆/一天天金碧辉煌/案头上的句子/一会儿刮风/一会儿响雷/流浪南方/城市距心缥缥缈缈/春雪在眼前浩浩荡荡”，诗歌采用反复吟唱的形式，把诗人在异乡漂泊的情怀立体地呈现了出来。又如李长空《没有诗意的日子》：“日落日浮，如一台急速运转的机器/零件快速老化，剑失去锋芒/灰色的翅膀/落下片片创伤/谁的叹息，穿越千年的尘埃/重重地，在苍凉的空气里回荡”，内在的节奏和韵律给人迭宕起伏、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感；
再次是意境美。苏东坡在观赏王维的诗画后评价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歌是一幅画，一幅活生生的画，意象是它迷人的眼睛, 会给读者无尽的想象, 把读者带到美妙的万花筒中。如罗德远《想念父亲》：“父亲，请让我/以祖先的闪电为酒/痛饮远古的洪荒和/刻骨铭心的苦难/之后，背负您中药罐熬制的祖传月色/沿惟一的山路，走向远方”，诗歌通过“闪电”、“酒”、“洪荒”、“中药罐”、“月色”、“山路”这样一些充满感情色彩的意象，寓情于景，把诗人离乡时的情景画面展现在我们眼前；
最后是形式美。著名诗歌理论家吕进教授提出“诗体重建”，指出“‘破格’之后如何‘创格’”是“关涉到新诗的存与亡”的问题。他说：不同的艺术从来就有不同的“格”。任何门类的艺术的魅力，任何门类的艺术的精彩，正在于艺术家对自己艺术的“格”的出彩驾驭和成功“出格”。戏剧家表现战争，是不可能将战马搬上舞台的，中国传统戏剧中的人物手中的那根马鞭就魅力无穷了；美术家表现动作，是不可能像文学家那样叙事的，于是他选择和创造的“包孕性时刻”就特别让读者的视野开阔了。“格”就是艺术特征，“格”就是艺术美质，“格”是限制，“格”更是可能。吕进教授所说的“诗体”、“格”，亦即诗之体式，包括语言凝炼、自然、流畅、富于张力，文字排列给人视觉上的美感。如李长空《梦中家园》：“独自奔走在钢筋森林之中/心灵难以找到停泊的港湾/梦中家园是那长长的丝啊/丝丝缕缕扯痛游子的心弦”，对水泥钢筋城市怅然的感触, 对自由恬美精神家园深情的吟唱，就是在整齐的格律体式中完成的。又如李明亮《裸睡的民工》：“晚上可以睡觉/中午也可以小憩，真好//脱去油污和尘土/身体原来如此干净//没有任何依附/只有亲切的肌肤包裹热血//裸露，与性无关/是让汗水能够四处逃遁//一个被称作民工的男人/一张草席说出了他的所有秘密”，全诗十行,每段二行,就是采用的信天游的民歌形式。
诗歌的艺术美感从语言出发，带着个体的思想、阅历、情感、生命力、创造力，经过节奏、韵律、物象、叙述方式等诗歌形式的一路狂奔后，最终又回到语言。可见，一首诗歌的完成过程，就是一趟美的历程，完成了一首诗歌，就是实现了一座语言的雕塑。

●打工诗歌的爱：朴实深沉，抒写博大胸怀

爱是诗歌的灵魂，是生命的火焰，是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诗经》中的爱，热烈而浪漫，清新而纯净，是心与心的交流，是情与情的碰撞。从那以后，爱情诗在中国诗歌中便被吟咏不绝，其题材范围也被拓展开来，涌现出了浩若繁星的佳句，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心草，报得三春晖？”、“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歌吟母爱的、吟颂友情的、报效祖国的、思念故土的，还是为爱情而深长思索的……无一不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无一不是发自肺腑的乐曲。
打工诗歌作为打工这个特殊群体的代言人，其展现出来的爱如同打工群体一样，是悲悯的、沉重的、深沉的，也是朴实的。这里，有对底层打工者生存状况的关注和关爱：“下班铃终于响了/不堪负重的小花/拖着疲惫和困乏/来不及吃喝洗漱/就把自己/扔在铁架床上//豌豆花一样的年龄/随着流水线凋落/直到半截手指/成了破碎的梦魇/她才终于有了/暂时的假期”(李长空《厂妹小花》)，“还没有玩遍村寨/就被父母掏空书包/像白菜一样/被陌生叔叔批发//喘着粗气的日子/已经习惯被人鞭打/像浮萍一样/漂浮着不想回家”(李长空《凉山童工》)；有对子女的慈爱：“哦，我的宝贝/早就答应给你的礼物/——哦，今天终于兑现了/就在出租屋内的书桌/第二个抽屉的右角落/你常常翻找那里/今天你却忽略了”(孙海涛《儿童节》) ，“连续60个小时/搅拌混凝土的老张/换下来后顾不上睡觉/就匆匆跑来把我推醒/‘起床了!起床了!/赶紧带我去卖血点!’/老张说这话时/让我大吃一惊/半月前他才卖过血/怎么又要去卖？/‘娃儿们就要上学了……’/这个倔强的老头/说着说着声音有些哽咽/‘我们今生就这样了/娃儿们的路还长着呢! ’” (李长空《建筑工老张》)；有对故乡的深爱：“深夜的雪地里/一个来自千里之外的游子/向故乡的心脏，向出生时的茅屋/挪动渐渐发热的身体”(李明亮《凌晨两点的故乡》)，“蛙鸣，一声又一声/一声又一声，不尽的酸楚/遥远的乡村，挂满了/它们的梦”(何真宗《没有城市户口的蛙》)；有对打工群体的激励：“我们是铁骨铮铮的漂泊者/高举流浪的旗帜勇往直前/我们拒绝诱惑拥有思念/我们曾经沉沦我们又奋起/我们落寞我们曾悲壮地呼喊/我们遭受歧视但我们决不抛弃自己/青春的流水线上/我们用笔用沉甸甸的责任/构筑不朽的打工精神/通向我们幸福理想的家园”(罗德远《我们是打工者》)；有对异乡、对民族、对祖国的大爱：“纷涌来自异乡的寻梦人/寄居于城市的某个街道、工地或工厂/默默用辛勤的汗水交汇成多彩的画笔/给城市生动的画布涂抹上绚丽的色彩”(郑建伟《民工》)，“习惯在黑夜折叠灵魂/习惯在雨季消陨青春/这个卑下的山村女人/这个饱受歧辱的恶之花/面对灾厄中的祖国/攥着手中的绵薄/以饱醮腥味的回报/保持暗香”(李长空《“小姐”阿芳》)……而在汶川大地震后举国同悲的日子，打工诗人不仅仅用诗歌来表达他们的伤痛，更用行动来传递他们的爱心。2008年5月31日在东莞市樟木头镇观音山国家公园内举行的“观音山•首届中国新诗人诗歌节”开幕式上,打工诗人许强、罗德远、何真宗、李长空、蒋楠、蒋明、蓝紫、庞清明、客人、安子、徐非、阿北、林汉筠等均携带了自己的诗集、文集或自己所编辑的刊物现场义卖。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诗人还在一件印有“首届中国打工诗歌高峰论坛”的文化衫上，庄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件珍贵的文化衫当场以100元起价进行赈灾拍卖，现场反应非常热烈，最后，来自深圳的打工文学作家安子以3000元的价格拍买到了文化衫。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活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共募得款项二万余元，这更是打工诗人、作家们共同完成的一首大爱诗歌。

小结:古今中外，那些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无不是真、善、美、爱的成果者，四者必居其一。“打工诗歌”以打工者贴近底层的经验、痛感的生活、鲜活的时代气息、探索中的审美方式和从小我到大我的精神升华，给予了与打工诗人共命运、同遭际的打工群体精神宣泄和情感抚慰，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千百万打工者心灵的代言人、人格精神的形象大使。“打工诗歌”如同打工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作出的贡献一样，理应在当代诗坛占有一席之地。

——200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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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生活素材是米，小说是米饭，散文则是稀粥，而诗歌却属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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