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菱子mvp]

读懂樊洲

半年以来，我常常对着一幅装裱好的国画发呆。此画中无花、无草、无树，只有两只鸡，一雄一雌，笔法简练，技法老道。形象夸张，刚柔对比强烈，但不美，不讨好。妻说，看了害怕；女儿说乱画，不认真。唯我不言，因我确实不懂。
以读懂此画为开端，我开始读《中国画源流》、《中国画的哲理性》、《中国画欣赏》等学术著作，继而写下一段文字来记录半年之感想：“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老子.二十八章），弃其形，留其神，舍其繁，化其简，看似拙，归于朴。所谓神，即雄赳赳，雌柔 柔，赳赳与柔柔之间，体现了阳刚之气，阴柔之美。作画达至一定境界，只求神似，不求形似，神是画家的情感宣泄，是对世间的理解，是对事物抽象的诠释。去繁就简才能抓住神，拙朴之间便是真。真乃自然，自然大美。”回头看看这段文字，感觉自己多少有些进步。
从读书中，我了解到，在国画家笔下，那宣纸上的鸡绝非现实中的鸡，而是画家心中的鸡，他也是“借鸡下蛋”，这个蛋便是他对人生社会的理解和感悟。古书中称鸡为德禽，因鸡戴冠者文也，迈大步者武也，敢斗者勇，不吃独食者为仁，守夜司晨是信，这里鸡简直是君子的象征了。这样的鸡，岂能用漂亮写真来表达。所以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点儿不假。
读“懂”了这幅画，似乎觉得与画家近了些，起码有了些共同语言，这便促成了我的三次西安翠华山之行。
精神之源
翠华山距西安市中心40余公里，是秦岭终南山的精华景区之一。历史上，帝王居之，高人辈出，留下众多史料和古迹。约在春秋战国七雄争霸之际，一场山崩地裂的大地震，造化出这处人间美景。
2004年10月下旬，秋色正浓，是山中景色最丰富的季节。与我同行的朋友杨雨，本也是万里长江第一山军山的山大王，但仍被翠华山惊人魂魄的大美所震慑，旋即赋诗一首抒怀：“雾中山色若隐，一叶小舟横。垂杆钓夕阳，荡碎金菊花。石横叹神工，洞幽夸鬼斧。款款不舍去，酌酒对孤松。”
构成翠华山美的元素很多，峰、石、树、天、雾、洞、鸟、鱼，组合搭配成趣：湖以天为色，翠峰入水中。雾来均不见，日出露芳容。晨曦百鸟啼，夜谧虫啾声。百花对红柿，仿佛入仙宫。翠华山三时各异，四季不同，变化万千。现已辟为国家山崩地质公园。
我们为翠华山所感动，心想这才是人生的归宿。但我们住在闹市，山上是画家樊洲的家。以樊洲名字命名的中国画馆，锁在巨石和大树之中，半隐半现。拾阶而上，登上一座无水的石桥，一幢拙朴的汉式建筑出现在眼前，琉璃瓦檐下，是一个巨大的木门，黑色的大门中央，用浮雕刻了四个大红篆字，细细看来是“众里寻他”，黑红对比分明。门的两边，是樊洲草书的阴刻，遒劲飘逸的文字，给建筑注入了生命。古人说，文如其人。不见画家，先见其字，你可以看出什么？
自古以来，书法所具有的文化品格是高于绘画的，而书法的一点一线，也正凝结着千余年来所形成的审美意境。中国画家虽然选择树木、山石、茂林、修竹等一些自然形态，但在作画时，这种自然形态特征却必归于行、草、篆、隶等书法用笔。其根源正如蔡邕所言“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作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一个书法好的人和不会书法的人所画出的一根线条或一个点，其意味绝对不一样，而且绘画主要是诉诸于人们的视觉，而书法的线条则直接与心灵情绪有关。“所谓气韵在笔不在墨也”。
樊洲深知书法的基础作用。他所以敢先亮书法，源于书法是他的强项，他有这个自信。当今画坛鱼龙混杂，外行难辨高下，但书法难藏其拙，这也是辨别画作优劣的一个诀窍。北宋郭若虚在《论用笔得失》中指出书法三病：一板、二刻、三结，原因与结果是腕弱失圆混，心弱生圭角，字弱失流畅。以我之见，一个未经常年不懈练习书法的人，必然笔痴、心痴、字痴。所以专业画家与业余画家的差距也在书法。在说远点，当今画坛给出大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画家已经不肯花力气写书法，书法问题不解决好，画品难保，高峰难攀。
樊洲祖籍山西运城，那也是圣人关云长的家乡。其祖父是当地颇有名望的文化人，可双手使笔书写对联。那时正值晋商在中国如是中天之盛，老先生曾用重金购得一殷商钟鼎，虽然后来不知落入谁手，传至孙辈樊洲，只留下一个扼腕叹息的故事。其实樊家也只有樊洲识得此宝价值，在他眼里，商是时间，鼎是目标，扛鼎之作是他的追求，商鼎所蕴含的神秘、雄健、幽邃、大气和难以言状的聚合力，成了樊洲终生进行艺术探索的精神原动力。
在樊洲画作的题跋中，常以“龙人”自称。龙是汇集鹿、鲤、麟、牛、蟒等动物的精华于一身的文化图腾，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樊洲继承了关公为人侠义、忠诚的美德，视师为父，恭敬孝顺胜过儿女，老师走后，师母便将老师最终爱的镇宅之宝一紫龙砚送给樊洲。从龙的身上樊洲悟到：龙是集众美于一体的神物，作为一个艺术家，要超越前人，就要把古今中外的智慧成果汇集起来，方能成集大成者。
如果说前两件宝是送的，那么第三件宝则是樊洲讨来的。樊洲生平最欣赏中国画山水大家黄宾虹，老人仙逝时，樊洲刚两岁。虽与大师无缘相见，但其弟子林散之则为他题写了《多思》的条幅，这既成为他的座右铭，又是他的至爱。说起条幅还有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林散之原是江南山林中一老叟，自幼师从宾虹先生，数十年习字不缀，默默无闻。“文革”期间到澡堂洗澡，不慎跌入开水锅中，烫伤面80%以上，九死一生。此后，他写诗作画，署款半残、半残老人、聋叟。1972年，中日开始邦交活动，文化自然充当搭桥媒介。因正在“文革”中，书法萧条，日本书法界欺我无人，口出狂言，振兴书法之责，已落到日本人肩上。这时，林散之的草书《东方欲晓》寄到北京，大书法家启功见之大惊，疑为天书，连向书法作品鞠躬三次。林散之的草书，心手两忘，随笔所欲，完全是自由挥洒。极似黄庭坚的草书“笔力恍惚，出神入鬼”。同为大书法家的赵朴初见之连称：“此老功夫极深，佩服！佩服！倘能赐于墨宝，朴初不胜感激！”
根据郭沫若、启功、赵朴初的意见，1973年第1期《人民中国》书法专辑出版时，林散之的草书摆在了第一页。结果受到中日书法家的盛赞，林散之大名便不胫而走。
几年后樊洲到黄山写生，专程拜访林老。林老平易近人，热情鼓励，认真为樊洲写下一条幅，分文不取。林老的为人处事给年青的樊洲留下深刻印象，从艺先做人，其情其意使樊洲受益非浅，终生感激一尽。正是这幅“多思”的条幅，正是这位自比半残老人的坚强意志和平和心态，使樊洲后来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浮躁，看到了自己的差距，看到　了自己的目标，看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看到了艺术家不甘寂寞、大器晚成的典型。

恩师如父
中国画、中医、武术这些纯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讲究师传，大学教育只是近百年的事。古人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中国画而言，没有师傅领进门，你可能始终在门外兜圈子。艺术高峰路途漫漫，要成为一代艺术大师，师傅的言传身教、面传心授，可使你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此环节必不可少。在这方面，樊洲犹如天助，他人能从一位大师学艺已经了不起，而樊洲先后拜到四位名师，何其幸运也！这对于美术学院的学生来讲，连想也不敢想。
樊洲十三岁开始习画，经人引见，拜李西岩画家为师，李老在五十年代是长安有名画家，他以画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闻名。李老受过严格的国画训练，他也以严格的传统训练方法教导弟子。作为初学者，启蒙教学至关重要，路子走正了才能够成材。樊洲随李老习画，启蒙阶段基础打得扎实，这就比那些“无师自通”的摸索者快捷多了。
李老很喜欢这个年纪小小却十分勤奋的弟子，尽出其收藏，让樊洲临摹。两年后，李老对樊洲说：“现在你应该离开我，拜另一位画家为师的时候到了，我给你介绍一位。”那时樊洲十五岁。
经李老引荐，樊洲的第二位老师是更负盛名的叶访樵。叶老收樊洲为弟子时，已八旬高龄，当时叶老是全国最杰出的花鸟画家之一。叶老指导弟子习画，非常认真，每课必有充足的准备，每课必有具体的内容。樊洲随叶老习画六年，真可说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打基础。回忆这一段学艺历程，樊洲认为是不可跳跃的，不可缺少的过程，对他的艺术生涯好是决定性的。
樊洲的第三位老师是康师尧是长安派六画家之一。长安画派画家有一条探索艺术的共同道路，便是“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樊洲从师康师尧，是在师从叶访樵的四年后，当时樊洲只有十九岁，以后的几年，樊洲同时从师两位大师，而两位大师又风格各异。他从师叶老学到的是掌握国画艺术的基本技巧，而从师康老学到的是探索国画艺术的正确道路，后者的重要性毫不逊于前者。受康老的影响，樊洲不止于临摹，不画前人画上的东西，而是画看到的东西，取材于生活。
在三位恩师的精心指导下，樊洲全力打尽中国传统中去，对徐渭、八大、石涛、任伯年、傅抱石、程十发、郭味渠、刘继卣等大师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由此他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定格、取舍、营造、着墨、设色等，均有了一个基本的轮廓。天赋加勤奋，所作清透秀逸，与老师的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外界的赞誉，使樊洲自我感觉甚好，正是带着这种“得意”之作，去求见最后一位恩师石鲁先生。
石鲁在现代中国画坛的地位举足轻重，是一代才华横溢、极有特色和成就的大家。石鲁的画风在50至60年代形成，其代表作《转战陕北》来自生活、有浓厚的时代气息、气势磅礴。他脚踏实地在现实世界中匍匐前行，终于擒获了风沙扑面的西北黄土高原的美感，并用粗短、壮实，形的转折处多钝角的形象，在方圆之中构成了画面的浑厚感。大作一出，石破天惊，黄土画派从此确立。“文革”摧毁了石鲁的健康，使他精神一度失常。1970年前后，石鲁翻出他50年代在埃及和印度的写生作品，在牛棚里偷偷地直接在原作画面上反复加工改画，笔阵纵横，点线分布如天罗地网，彩色泼溅，出没无常，画面变得复杂而神秘，上下左右布满了斑斑字迹，天书由君猜读狂热的梵高的自画像中，彩色的笔触在滚动，渗透着血管里奔涌着的鲜血，他那无法抑止的狂热终于导致自割耳朵的终结。石鲁这一时期的创作活动是异常？是神经错乱的一种表现？是纯粹的艺术表现的童心流露？“文革”使石鲁看尽了人间丑恶，他试图从现实人间逃往艺术世界，他向往天国。在那幅《美典神》的画作中，他题道“要和美打交道，不要和丑结婚”。
石鲁不仅在中国画坛上颇负盛名，其成就更在前三位老师之上。不料想，第一次见面竟是如此尴尬，石鲁把画掷还樊洲，冷冰冰说了一句：“这不是你的画！”他原以为会听到大师的一些勉励和指点，谁想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他满脸通红，一腔委曲，一口气跑回家。当他冷静下来，反复咀嚼着大师那句辛辣的话，才意识到自己被前人技法淹没了，只会模仿，不会创新，失去自我。
这时，在长安画坛，以石鲁为代表，提倡国画创新，要求画家挖掘新题材，创造新手法；畅抒高原情、西北魂，再造具有刚阳之美的民族精神。在这股“冲浪运动”中，樊洲的艺术风格也为之一变。平心而论，他从学画开始几乎都是一帆风顺，没有大的坎坷。也只在这时，在思想深处，才掀起波澜。他随心所欲地“乱画”了一阵子。这时候他画的虽然还是一些常见的题材，如鸭塘戏水、翠鸟荷花、冬鹊寒梅等等，但在笔墨技法的处理上已脱出了前人藩篱，露出自家面目。他既画花鸟，也画人物，有时也弄弄山水。总之，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有时，似不经意，但笔下生辉，处处灵气，都深入浅出地露出自己一片心声。于是他又拿着自己“乱画”的去请教石鲁先生。这时，石鲁虽仍在重病中，但还是认真地审视了樊洲的画。在石鲁的内心中，还是喜欢这个孜孜不倦、颇有才气的小徒弟。石鲁的严厉，其实　是一种爱，严师出高徒嘛！樊洲怕这位严师，心有余悸地说他是“乱画”的，石鲁从乱中看到了小徒的认真和功力，仍一本正色地说：“乱而不乱，是你自己的”。过了师傅这一关，樊洲长抒一口气。
石鲁晚年患肺结核病重住院，樊洲一度想放弃工作陪护在大师身边，石鲁坚辞不准，说年轻人不能没有工作。石鲁弥留之际，依然顽强地与生命抗争，他心中丢不下画笔，但双腿已无力站立。樊洲频频探访，师徒俩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感念之下，老师给樊洲题赠了“落笔无古人，兴酣欺造化”十个字。其实，这也是石鲁毕生的艺感录，是他终身的艺术追求。古人常说：“点石成金”。恰恰是石鲁的两番话，使樊洲在做人上进步、做事上勤奋、艺术上渐趋成熟。
到80年代，樊洲的四位恩师先后辞世而去。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樊洲在心中默默地为老师们送终。恩师的生命有限，但艺术无限，他们把技法、基本功、艺术观和精神留给了弟子，把他们攀登艺术高峰的接力棒传给了弟子。此时此刻，大诗人屈原“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绝句，最能反映樊洲的心声，他明白今后的路要靠自己闯了。目标就是：通过道法自然，超越自我，达到落笔无古人，兴酣欺造化的艺术境界。
千面佛
1986年，樊洲调入西安中国画院，成为令人羡慕的专业画家。在国内，专业画家与业余画家有天壤之别。其差别不在于生活条件，而在于学习观摩的机会。樊洲在四位师傅那里如饥似渴地临摹和观赏了一些名家的原作，但数量毕竟有限。成为专业画家，　国家和各省的博物馆就向你敞开了大门。樊洲后来选择黄宾虹为最高目标，就是在江浙两省的博物馆欣赏了黄宾虹大量的原作。此外，画院支持和鼓励专业画家下乡采风，博采各艺术之长。一次偶然的机会，樊洲对民间艺术与中国戏剧发生了兴趣，开始收集民间艺术品，也不放过看戏的机会，逢年过节少不了下乡“采风”。他画了数十幅以民俗为题材的作品，其中《闹元宵》、《鹊桥相会》入选在日本举办的“长安四季风情画展”，《喜盈门》在美术家画廊展出并获奖，《戏曲人物》在《新观察》杂志发表。接着，他又画起古典人物来，司马迁、勾践、屈原以及李贺、杜甫等历史人物都成为他笔下的题材。
那几年里，樊洲几近疯狂地操练西画、民俗、构成、拓印等各种手法，并称为“乱搞”阶段。
樊洲学石鲁，并不是摹仿石鲁。他各个时期的作品，包括同一时期，甚至某一个阶段的作品，丝毫没有因袭、重复之感。了的每一幅作品，都有新的审美情趣，新的意境，新的手法。用别人的话说，他“一会儿画这个，一会儿画那个，老是捉摸不透”。甚至有的断言：他“很难形成风格”。但在樊洲看来，如果艺术一旦被某一种模式化的东西框住，那就可能陷入艺术的桎梏。他以毕加索为例，说明多变就是风格，风格即人。
不同凡响的作品，自有不同凡响的知音。1985年陕西省政府宾馆建总统楼选中国画作品装饰厅堂，樊洲的四张六尺花鸟画入选。总统楼落成后，曾接待了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大楼逗留几天时间，李瑞环同志每天观赏这几幅画，非常感兴趣，希望能见见作者。不久，在省政府的安排下，樊洲专程赴京去见李主席，赠送自己的佳作《雄风长留天地间》于他收藏，并为北戴河国家领导人驻地作画。
那时，樊洲是西安花鸟画的高手。有个香港人以每幅600元的价格要樊洲画牡丹，画多少收多少。发财致富不是樊洲的人生目的，他追求的是更大的人生格局。因此，画了十多幅就烦了，给钱也不画。
樊洲对画家的风格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表现自己真正感觉到的美。不必为了迎合别人的品味或是为了让别人辨识而设计某种固定的程式。很难想象一个画家几十年用一种固守的模式作画会有多少内在的真诚。
樊洲绘画艺术的特征，用他的话说，就是“大平方正”。这汲取了石鲁“寓方于圆，寓圆于方”的构图特色。从古典画论说“平”、“正”、“方”都是忌讳的。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极力造成一种视觉张力、使画面语言丰富多彩，深厚饱满。此举，据他说，来自太极图的启示。这种艺术思想，充分表现在他的作品上。比如画鹰，他不同于李苦禅。以他的画鹰佳作《屹立似鼎钟》为例；画面上两鹰若为一体，雄踞于苍崖之巅，浑厚的墨团使鹰体几成方形且上尖下宽，有金字塔感觉，似古代钟鼎一样稳重。鹰嘴变化强烈，用干线条，把鹰嘴画成三角形，强化弯勾，给人以“潜龙毋动”之感。在艺术处理上他不注重形，而主要画关系，画气势，一气呵成，气韵贯通。
又比如他的代表作《民族魂》，在许多长安画派家笔下，他们都企图通过画黄河、画黄土高原、画西部风情来表现高原的华夏文化意识，以期再振汉唐雄风。但樊洲别出心裁，却选了秦川牛这个形象。李可染画牛，贵在表现拙朴；徐悲鸿画牛，却重在写生，樊洲画秦川牛，是因为秦川牛头大、腿短，富有力度和雕塑美。为创作此画，他数进图书馆查寻资料，下乡搜集秦川牛形象，五易其稿。在其画面上，一群雄健的秦川牛扑面而来，像团团重云，又像一股冲破堤坝的洪流，大有泰山压顶之势，几乎每头牛就像一座山峰。尤在装裱上，别出心裁，打头牛一只粗大的蹄子踏出画面，给人以威逼之感。在整个立意上，充分与表现了大的气势。透过画面，反映了一种奋发图强，自强不息，冲破牢笼，解放自己，解放群体的思想，实在是长安派的一个创造！
有一个叫张渝的美术评价家说樊洲的协是简逸中的暴戾。“戾”有风暴、乖张、违反、猛烈、到达、不讲情理之意，总之与众不同。
樊洲说，一个画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的运转乃至精神的提升，完全可以在生命的不同阶段而创作出艺术风格迥异、精神内涵有别、审美情趣名殊的作品。在多种风格中展现才华，岂不是更加丰富吗？听到这种见解，我才知道，原来“千面佛”竟然就是他的艺术主张。
樊洲的乱搞阶段，是有时代背景的。80年代中期，商品经济的大潮涌来，不湿水者能有几人？一夜之间，中国画成了商品，可以换来大笔的银子，可以穿名牌、买电器、出国游、换房、换车。知名画家成了商人的道具，频频在各种庆典、宴会、会议上亮相。樊洲也不能免俗，身穿奇装异服在大小场合出尽风头。忙碌的生活后面，必然是浮躁的心态，必然宣泄在画作上。几年过去了，猛回首方知自己迷失了，就像过去淹没在别人的技法中一样。严师石鲁的形象和教诲时时浮现在樊洲的脑海里，想想老师在逆境中的不甘不屈，想想老师在弥留之际眼中的期许，樊洲如卧针毡，汗流浃背。
城市太浮躁了，诱惑太多了。浮躁和诱惑又造成内心极大的矛盾。俗与雅的选择，动与静的安排，快与慢的把握，现实与未来、商业与艺术、事业与家庭、名利与专业，都在内心高速旋转，激烈碰撞。樊洲明白，艺术生于淡泊，死于浮躁，但作为一个现实的人，要摆脱浮躁谈何容易！考虑再三，樊洲决定离开喧嚣的城市。他向单位提出到秦岭去搞社教。
90年代初，樊洲只身来到了秦岭，他的创作领域也由花鸟转向山水。
樊洲钟情山水，实在是受到他所崇拜的大师黄宾虹的影响。黄宾虹好游山水，少年时即游浙东名胜，并作纪游写生；进入成年返回家乡后，常出新安江至杭州、金华等地，饱游卧看山水，沿途写生不辍，从50至70岁的二十余年间，他更是游遍神州大地。他的一生，九上黄山，五上九华，四游岱岳西湖、富春江及维杨诸胜。他一生所积累的速写总有万件之多。黄宾虹是不断地在相同的图式上反复积淀，然后达至一个升华。这个升华不得了，好多人所以没有后来的成就，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升华。
中国禅学祖师达摩在少室山面壁九年，终于悟得证果。浮华的都市生活，更印证了凝神专一的重要和可贵。樊洲知道，艺术攀登之路，实际上就是苦行僧求道成佛之路。樊洲说“千面佛”绝非偶然，是他诵读佛经的心得体会。大乘经籍中记述佛陀有32种相80种好，据称，在释迦牟尼成佛之前，曾有过550次的转生，或为君王、婆罗门，或为神灵；此外，还曾做过12次首陀罗，10次牧人，1次石匠，雕刻工，1次舞蹈家，等等。而中国民间最尊崇的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也有28个化身，拥有千眼千手。佛陀、观世音菩萨的“神力”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用毕生精力、吃过大苦、经过大难，才获得的大悟。绘画艺术也是一样，如果不博采众长，很容易走到千人一面的死胡同中去。离开了画家的自身超越和解放，离开了画家自身的弘扬和舍弃，画家的作品还会有生命力吗？有了这种精神积累，使樊洲获得了空前的能量。
樊洲是一个为了艺术追求不要命的角色，有一股扎死寨，打硬仗的精神。1992年冬，他冒着漫天大雪钻进秦岭，宿农舍，住山洞，攀山越岭，在人际罕至的密林沟壑中几次与狗熊、野猪狭路相逢，也与深山的隐士和道人促膝交谈。从科到夏，看雪峰春树，读云舒云卷，听鸟鸣虫吟，乐不思归。六百年前有个号“大痴”的人，“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中深筱中坐，意态忽忽，人不测其为何”，此人就是居元四家之首的黄公望。要说樊洲相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并且仰慕高古，思追前贤自然是不错的，说他是为了提升人格，历炼秉性，不营世俗于胸，吞吐大荒，融万趣于神思，深入山水之核心，探寻万物之理趣当更合他的实际。
很快，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他的一批大山水就喷涌般地问世了。这批大山水，多从正面表现，大山顶天立地，充满整个画面，山泉高悬，折落有声，气势豪迈，阳刚壮观。笔墨雄强老健，浑厚苍朴。意境静穆、神圣，迫人眼目，撼人心魄。由不得使人想起一千年前被誉为“百代标程”的北方山水画派的雄风英姿。
樊洲的山水画气势恢宏，是北方的那种磅礴、崔嵬。细审之，有宋代山水画的细腻，兼有秦岭的峻峭与粗犷，不同于李可染蜀山蜀水的“层林尽染”，也不同于傅抱石“雁荡山水石为奇”的南方韵味。一幅幅作品，层峦叠嶂，云烟供养，不单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而是乾坤茫茫的广阔。在有些人看来，密不透风的构图也许少了清秀，少了“黄金分割线”，少了“S”曲线，但它是樊洲秦岭系列作品的风格，在你一幅幅欣赏时，领受到天地之苍茫，在浑厚、凝重的笔墨意象中理解造化之魅力及永恒，对人生有所禅悟。
樊洲在他创作的一幅题为《云山暮鼓》的山水画是抒发自己对终南山的情感：
爱终南，
秦岭精华终南山。
石壁嶙峋藏高士，
平台深处有道观。
云烟常供养，
典籍信手翻。
来客偶作狮子吼。
神仙亦学庄周眠。
面对群峰独忘我，
其中真趣智者自可诠。
这首诗是樊洲在秦岭山中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大山中，他渐渐忘掉了家庭，有时甚至忘掉了自我，浑浑然融入群山之中。平静的心态，反而能产生震撼的作品。
宾虹风眠
八大山人朱茸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大家，其画坛地位不可撼动。一次与某拜伏于八大画家谈艺，樊洲竟口出狂言：“八大山人固然高妙，却未能最终消‘大障’，‘烦恼障’，因而难植无上菩提因。”弄得对方一头雾水。
其实，在樊洲心中，黄宾虹、林风眠才配称为近代中国画坛真正有建树而成就了的大师。他们以其颖智超群的才华，各自用近百年的艺术实践，为中国画艺术注入了新的内容，增添了可喜可观的一页，同时也验证了两位大师人格的伟大。
黄宾虹祖籍安徽歙县，1865年生于浙江金华。1955年3月20日，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1岁。黄宾虹出生于一个世代的书香之家，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诵习诗文史籍，而对于绘画尤为酷爱。六岁时从师学画，而后刻苦自学，既师古人，兼师造化。他既悉心研究历代名家成就，更重视到大自然和现实生活中去直接观察、感受。他生前有句名言：“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修养之高，无以言境界。”
宾虹老人真是用毕生精神接通了山水之魂，达到了自由王国的佳境。他的作品已全然脱去了枢机，一切章法、全部学识修养完全融化在一片混沌苍茫、渊深浑穆、雅逸超妙、意趣无穷的天机之中。老人对金石书法有深厚的功力，这种功夫运用到作画上，更使之苍劲老辣、浑厚古朴，无一轻悄浮滑之笔。他最擅长的是用浓淡不同的墨彩、反复勾画点染，而呈现层次极为丰富、意境无限深邃的景象；初看时似苍茫一片，而越看越觉意趣深隽，玩味不尽。大师就是大师。
1900年11月22日，林风眠出生于广东省梅县一个世代雕刻墓碑的石匠家庭。其父林雨农通文墨，能绘画，是儿子的启蒙老师。林风眠从旧学转入新学，从小即表现出绘画天赋，受过严格的传统绘画训练。后受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兄弟的影响，萌发出国留学的念头。1920年到法国，从师雕刻家、美术教育家杨西斯院长。后进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素描和油画人体，师从写实主义大师柯罗蒙教授。杨西斯院长的一席话点醒了他：“你是一个中国人，你们中国人的艺术是多么宝贵和优秀啊！你怎么不好好学习呢？去吧！走出学院大门，到东方博物馆、陶瓷博物馆去，到那富饶的宝藏去挖掘吧！”同时告诫他：“你要做一个画家，就不能光学绘画，美术中的雕塑、陶瓷、木刻、工艺，什么都应该学习；要像蜜蜂一样，从各种花朵中吸取精华，才能酿出甜蜜来。”
林风眠终生感激良师的指点。他吃透了东西方艺术的共通规律，他咀嚼着西方现代绘画的形式美，用传统绘画的气韵生动来消化他。因此，他作的画是抒情诗，蕴藏着深远的意境。他用中西结合的艺术形式，在作品中表现了东方诗意、东方情调，尤其表现了东方儿童的天真与梦境。林风眠作品中对人生意义彻悟之后的率真平淡、意趣悠远，是那样的令人心旷神怡。任何在常人眼里平淡无奇的景物从他笔端都能流露出略带哀怨而慈祥宽容的无限深情。林老的精神远离了尘世的喧闹、愚昧，冥冥中融入了宇宙万能的造化之神的灵气。
然而，大师总是孤独的，难懂的，甚至被人误解。说起两位大师，樊洲显得十分羞愧。
二十年前，以我二十年学画实践的功力，尚不能读懂黄宾虹、林风眠。狂妄的认为黄宾虹“千篇一律”，林风眠“境界太小”，更何况中国画艺术的浅尝者。近年，我常年在秦岭深山独行体验，热衷于道释经典的研究学习，心灵得到净化、升华，名利之心淡泊了，再来观赏黄宾虹的作品，突然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天地；笔力外柔内刚（太极拳中的“绵里裹铁”），彩墨浑然（大智若愚，非眉清目秀的奶油小生），山石、树木、房屋，皆随意点染，千变万化，妙趣天成。若无高深之体会以及百炼之技法无以达此境。
现代中国画坛，人海云云。颖智实学、超乎常人者不乏其人；心躁气浮，聪明弄巧者比比皆是。艺术风格纷呈颇显繁荣多彩。然而能身处时代浪潮，把握中国文化的“大动脉”在“大道”上徜徉如黄宾虹、林风眠者，又有几人？
樊洲曾在黄宾虹先生晚年的相貌（照片）前静思默对，他内心解读了什么？我不得而知。然而，当我在人同美术出版社1983年编辑出版的《黄宾虹山水册》中，第一次看到黄老的黑白照片，内心还是受到了震撼。这张照片可能摄于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那时气象万千，从微笑中可以看到老人内心的喜悦和无忧。从扮相和穿戴上看，老人中那个时代旧式文人的典型形象：头戴一顶手织的无沿毛线帽，老式水晶圆镜在高耸的鼻尖之上，下颌留着纯白的山羊胡子，长长短短，随意漂浮，上身是一件黑色对襟棉袄。若说相貌特征，一对扇风耳，高且挺的鼻子，宽阔的前额，以及那圆镜后面深不见底的双眸。我在猜想，如果我与樊洲看到的是同一张照片，他看到了什么？是老人自信、稳重、深邃的目光中流露的朗朗乾坤？是伟岸、笃诚、超逸的大师气质中蕴藏着的自然界的千变万化？还是微翘的山羊胡子中倔强和洒脱？或是大师不动声色而在内心奔腾的长河云海？两人默默相对，不用一言，不发一语。静谧无声，但内心江河奔涌，群山起伏，乱云翻滚，此乃神交，此乃艺流，常人难以名状。后来我问樊洲，他说，在大师那脱尽了“霸气”的平和的脸上，他读到了自尊、伟岸、笃诚、专致、真率、超逸以及某种难以名状的殉难者的忘我精神。这是大师必备的精神。
独行侠
西安乃13朝古都。中国历史上政治最开放、经济最发达、科技最先进、军事最强大、文化最繁荣的几个朝代大都产生在这里。秦川沃土，皇风贵气，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一代文人骚客。西安出石鲁绝非偶然。
西安自古乃藏龙卧虎之地。1977年，“文革”刚刚结束，三个在全国鲜为人知的画家何海霞、方济众、王子武，应邀到人民大会堂作画。何海霞的山水大气磅礴，方济众的田园山水妩媚动人，王子武的人物栩栩如生。犹如石破天惊，一举震撼京城画坛。
王子武是樊洲最敬佩的老大哥。在西安他们相住甚近，骑车只要10分钟。他们相识于1974年。樊洲回忆说，那时王子武还是西安新风公园的美工，一家四口挤在九平方米的陋室里，画案挤占了屋里的所有空间。来人只能在外面叙谈。王子武作画废寝忘食，家里的事一概不问。来人也只谈书画，不接闲言。一次，王子武对樊洲说，我看齐白石的这一笔不是当时画的，因为气息不对。蒋兆和是中国人物画的一具里程碑，王子武在绘画语言上更上一层楼。樊洲由衷地说，如果说谁做到发徐悲鸿提倡的“至广大尽精微”，我看王子武做到了。
王子武1936年生于长安，1963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大二的暑假，他把家里唯一值钱的妻子的手表卖了，到北京走访蒋兆和、吴镜汀、李可染、吴光宇等在画家。在他出名的前夜，即1976年，他在一幅自画像上题诗到：“惨淡经营愧无能，枉费衣食哭无声。画不出奇画到死，不负此生了此生。”
王子武在谈艺录中说：“一个真正的画家，不仅要有深厚的传统功力与表现技巧，更应具备诗人气质、思想家的素养、创新的胆识与才情。”当然，还有一个高尚的人品。王子武背后从不说人，当面评画也只有三句话：这画有意思！这画有点意思！这画有它的意思！1983年，王子武到深圳定居，西安画界70多人不约而同地到车站送行，不仅源于他的作品，更源于他的人品。“这样的盛况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有了！”樊洲感叹道。
王子武到了深圳就隐居起来。1996年，樊洲到深圳办画展，王子武破例出席，并带着深圳荣宝斋的经理赏画购画。他站在一幅题为《智者仙境》的山水画前说：“这画有意思！”在王子武的眼里，智者的仙境就是隐居在画室。他曾写道：“我以清净为乐，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为座右铭。很难想象一个心猿意马、手忙脚乱的人能将事情办好。绘画亦然。所以人们一直称书画为寂寞之道有其道理，能耐得住寂寞者感情自会纯真，而艺术之感人正在情真意切。”
如果说王子武是个隐居者，那么樊洲是个独行者。一个人，在路上。这个意象，或许就蕴涵着一种宗教。
绘画就是樊洲的宗教，这条路再长、再难、再苦，都是他的选择、他的自愿。“落笔无古人，兴酣欺造化”，就是他心中的佛。四位恩师走后，樊洲犹如一个独行侠，在从艺的道路上左冲右突，不停探索，不断前进。经过25年的磨练和修造行，他已经站在更高的阶梯上看山看水、画山画水。樊洲与山、与水渐渐融为一体，不再分彼此，不再争高低。樊洲的画越来越抽象，越来越简约，也越来越被常人看不懂。关于取舍，樊洲曾讲过一个笑话：一个自认为万事皆已放下的修行者用钵在河边饮水，同时看到一只狗直接用嘴在喝水，修行者大为感叹，顺手将钵扔进河里，双手一背轻松自在地走了。樊洲说，对于绘画的初学者用加法是对的，但对于在绘画上行走了几十年的大家，他们今后成就的高低，就看谁减法用得好。用好了，从一幅画中就能看出禅味、哲学味。这便是佛学、道家万法归一的境界。
说起这个“侠”字，与樊洲打太极拳有关。我曾在山上看过樊洲演练过太极拳。起式之后，平时木讷寡言、和颜悦色的他，仿佛变成了一个凶猛的人。第一套拳柔多刚少，绷、捋、挤、按、采、列、肘、靠，一招一式中，以柔迎刚，以柔化刚，行云流水，连绵不断；第二路拳刚多柔少，动作坚刚迅速，紧凑协调，刚中藏柔，刚柔相济，互为表里，一气呵成。20年如一日坚持下来，樊洲不仅功法大进，而且心法大增。
我在西安有幸见到樊洲的师傅刘茂林先生。他大樊洲两岁，10岁习武，是陈式太极拳第18代传人陈照奎的弟子。1986年以陕西第一名的身份参加全国比赛获第三名，现经常游走于北京、广东、福建、湖南教拳。我向他请教太极拳与书画的关系，刘大师是性情中人。快人快语，他说，太有关系了！太极拳与书法、绘画尽管表面形式不同，但原理是一致的，内涵是相通的。我看樊洲写字、绘画，站在旁边激动不已，那一笔一划之间，阴阳开合，动静虚实，内外上下，刚柔相济，都是太极拳的原理。他与樊洲谈绘画、书法、太极拳，往往谈上一天半宿，也毫无困意。
樊洲悟性很高，凡事用心钻研，在书法和绘画中应用了太极拳的原理，使他的节奏、螺旋、顺逆、弹抖、快慢上获得了太极拳的能量，这非一般画家、书法家所能比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刘茂林大师眼里，樊洲作画习字，就像他在演练太极功夫，有从无来，笔随气起，笔意相融，在忘我无我中跳舞，在有意无意中挥洒，线条环环相扣，通篇气韵相连，抑扬顿挫，行云流水，细如发丝，大气磅礴，难怪大师坐卧不安、赞不绝口、激动不已哩！
高山流水，曲高和寡，既是社会现象，也是艺术规律。大师就是大师，也许生前无人喝彩，但艺术作品绝不会昙花一现。流行美术、音乐、服装可谓五彩缤纷，层出不穷，但总是以其短暂的生命这代价的。流行的艺术往往是以外向为主旨，以“特色”取悦于人，解读后内涵的浅显裸露无遗，自然缺乏长久的生命力。我们在欣赏交响乐时，会明显感到乐曲中那浑厚、博大的文化内涵、精神容量以及乐器共鸣所产生的撼人的和声效果。真正的中国画用品，应是能使读者从中感受到无限的文化底蕴，以及渊深宽广的精神内涵。除此之外，作品解读后，又能从笔墨交融的绘画语言中，感受到无限的意趣。
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樊洲，画风又有了规模性的突变，一方面在材料上大胆革新，除了用国画颜料外，大胆用进口丙烯、水彩及广告色。在手法上他不仅吸取古典文人画的精华，也大胆吸收民俗、剪纸、皮影、壁挂等民间艺术的营养；同时大胆吸取从后印象派到毕加索乃至达利、米罗等西方现代派的手法；一种手法是大胆把自然中的物象如房屋、山峦、云雾、树石，分解、切割、拼接，把现代构成和五光十色的万花筒般意象，以色彩多姿艳丽斑斓取胜。另一种是把牛羊、雄鹰、狮虎、猫狗等动物极大变形，用有功力的线条和水墨以现代构成的章法结合展示一种水墨创作的新思维。这两种交相呼应的迥然不同风格的展示，体现了樊洲在八五新潮之后对艺术风格突变的思考。樊洲信奉毕加索的艺术宗旨：那就是不断变化中追求丰富的多样性，既不重复古人，又不重复今人，更不重复自己，他是在艺术创造中追求最大的自由。
自古画界我是非。文人相轻，画界尤胜。在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画界，对于樊洲的存在，有人赞他、捧他，也有人贬他、踩他。樊洲是如何看待这些事的呢？他说，一个人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为了做事业而不是为了做是非。做人、做事要讲认真，千万不要认真对待是非。是是非非，是中有非，非是有是，谁能理得清楚？既然理不清，又何必要理？一个陷入是非的人，又如何认真地做学问？
这使我想到了国学大师张中行。张生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因为他曾于《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相恋相爱，又相分手，因此，有好事者说他是保守、僵化、传统的余永泽，不革命者，就应是革命的对象。大家都这样说，报纸也这样说，好像是真的。张中行选择了沉默，深通佛理的他，知道无辨止谤的道理。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知道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与生活中的人物不是一回事，正像《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西游记》中的唐僧与原形风马牛不相及。既然知道，又何必认真？何必对号入座？张中行从不为自己辩解，他认为一个学者、一个读书人，最本分的事情就是读书和思考。结果，张中行走的时候很坦然、很平静，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却留下了406万字的作品。身后人们赞他、敬他，是因为他作品中的中国立场、中国身份、中国精神。正如老子所言，上善若水，水趋下而不争，谁能与之争？
对樊洲来讲，最好有办法就是躲在大山里，没有电视，不看报纸，绘画、太极拳、读书是他的三件宝。中国禅宗讲空灵，空生灵，灵是道法自然与天地沟通，这样的作品，摆脱了现实的功利，拂去了惦的尘埃，化浮躁为宁静，化复杂为单一，化有为无，化我为空，笔下的山川草木、鱼虫花鸟、皆显神来之笔。樊洲近期的山水作品更加抽象、更加单纯、更加提炼。他作画开始重视内在的气质，“山水乃图自然之胜，非剽窃其形；不写万物之貌，乃传其内涵之神”。樊洲常驻秦岭，力求与自然融为一体。因此，无论是巍峨山峦，抑或村野小景、流水飞瀑，多似信笔写来，随意点染，而却磅礴之气，意境深远，意趣天成。看樊洲的画，自有一种浑厚深挚的气韵，大自然在他笔下，开始展现其无穷奥秘，给人以高尚隽永的艺术享受。
2002年，也就是樊洲初进秦岭后的第十年，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的樊洲中国画馆终南山艺术创作基地终于在西安翠华山国家地质公园中落成。西安文联主席贾平凹来了，买走樊洲的画，作为出访美国的礼物。平凹与樊洲一样，沉静，木讷，勤奋，敦厚，专一，对事业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这是大师必备的素质。平凹上了翠华山，樊洲到了商洛，二人心照不宣，互汲营养。
樊洲以山为家，远离尘嚣，避开红尘，深居简出，终日作画自乐，陶醉其间，愉悦而轻松，落迹于宣纸，尤如天唱。平凹羡慕不已。
平凹是人，樊洲也是人。人的一生都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做人，一是做事。做事又分两种境界：一种人为现实做事，一种人为未来做事。经商、弄权、逐名，即做现在的事，佛教、艺术、文学、哲学即做未来的事。青史留名的人，都是生在凡俗中，又超越凡俗为未来做事的人。如中国的玄奘、鉴真、王阳明、曹雪芹，外国的托尔斯泰、凡高、毕加索等，都是为过来做事，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也许是一生清贫或穷困潦倒、终生寂寞，不为现世理解，因为他们是超越时代的人。这种人不识时务，因此不能成俊杰；这种人不达练，现实文章写不好；这种人孤傲、清高，甚至狂放，令人敬而远之、背后笑之，但青史留名的大家往往出自其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笔者非算命先生，现在就能预测樊洲未来在画坛的地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樊洲是为未来做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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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樊洲

半年以来，我常常对着一幅装裱好的国画发呆。此画中无花、无草、无树，只有两只鸡，一雄一雌，笔法简练，技法老道。形象夸张，刚柔对比强烈，但不美，不讨好。妻说，看了害怕；女儿说乱画，不认真。唯我不言，因我确实不懂。
以读懂此画为开端，我开始读《中国画源流》、《中国画的哲理性》、《中国画欣赏》等学术著作，继而写下一段文字来记录半年之感想：“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老子.二十八章），弃其形，留其神，舍其繁，化其简，看似拙，归于朴。所谓神，即雄赳赳，雌柔 柔，赳赳与柔柔之间，体现了阳刚之气，阴柔之美。作画达至一定境界，只求神似，不求形似，神是画家的情感宣泄，是对世间的理解，是对事物抽象的诠释。去繁就简才能抓住神，拙朴之间便是真。真乃自然，自然大美。”回头看看这段文字，感觉自己多少有些进步。
从读书中，我了解到，在国画家笔下，那宣纸上的鸡绝非现实中的鸡，而是画家心中的鸡，他也是“借鸡下蛋”，这个蛋便是他对人生社会的理解和感悟。古书中称鸡为德禽，因鸡戴冠者文也，迈大步者武也，敢斗者勇，不吃独食者为仁，守夜司晨是信，这里鸡简直是君子的象征了。这样的鸡，岂能用漂亮写真来表达。所以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点儿不假。
读“懂”了这幅画，似乎觉得与画家近了些，起码有了些共同语言，这便促成了我的三次西安翠华山之行。
精神之源
翠华山距西安市中心40余公里，是秦岭终南山的精华景区之一。历史上，帝王居之，高人辈出，留下众多史料和古迹。约在春秋战国七雄争霸之际，一场山崩地裂的大地震，造化出这处人间美景。
2004年10月下旬，秋色正浓，是山中景色最丰富的季节。与我同行的朋友杨雨，本也是万里长江第一山军山的山大王，但仍被翠华山惊人魂魄的大美所震慑，旋即赋诗一首抒怀：“雾中山色若隐，一叶小舟横。垂杆钓夕阳，荡碎金菊花。石横叹神工，洞幽夸鬼斧。款款不舍去，酌酒对孤松。”
构成翠华山美的元素很多，峰、石、树、天、雾、洞、鸟、鱼，组合搭配成趣：湖以天为色，翠峰入水中。雾来均不见，日出露芳容。晨曦百鸟啼，夜谧虫啾声。百花对红柿，仿佛入仙宫。翠华山三时各异，四季不同，变化万千。现已辟为国家山崩地质公园。
我们为翠华山所感动，心想这才是人生的归宿。但我们住在闹市，山上是画家樊洲的家。以樊洲名字命名的中国画馆，锁在巨石和大树之中，半隐半现。拾阶而上，登上一座无水的石桥，一幢拙朴的汉式建筑出现在眼前，琉璃瓦檐下，是一个巨大的木门，黑色的大门中央，用浮雕刻了四个大红篆字，细细看来是“众里寻他”，黑红对比分明。门的两边，是樊洲草书的阴刻，遒劲飘逸的文字，给建筑注入了生命。古人说，文如其人。不见画家，先见其字，你可以看出什么？
自古以来，书法所具有的文化品格是高于绘画的，而书法的一点一线，也正凝结着千余年来所形成的审美意境。中国画家虽然选择树木、山石、茂林、修竹等一些自然形态，但在作画时，这种自然形态特征却必归于行、草、篆、隶等书法用笔。其根源正如蔡邕所言“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作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一个书法好的人和不会书法的人所画出的一根线条或一个点，其意味绝对不一样，而且绘画主要是诉诸于人们的视觉，而书法的线条则直接与心灵情绪有关。“所谓气韵在笔不在墨也”。
樊洲深知书法的基础作用。他所以敢先亮书法，源于书法是他的强项，他有这个自信。当今画坛鱼龙混杂，外行难辨高下，但书法难藏其拙，这也是辨别画作优劣的一个诀窍。北宋郭若虚在《论用笔得失》中指出书法三病：一板、二刻、三结，原因与结果是腕弱失圆混，心弱生圭角，字弱失流畅。以我之见，一个未经常年不懈练习书法的人，必然笔痴、心痴、字痴。所以专业画家与业余画家的差距也在书法。在说远点，当今画坛给出大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画家已经不肯花力气写书法，书法问题不解决好，画品难保，高峰难攀。
樊洲祖籍山西运城，那也是圣人关云长的家乡。其祖父是当地颇有名望的文化人，可双手使笔书写对联。那时正值晋商在中国如是中天之盛，老先生曾用重金购得一殷商钟鼎，虽然后来不知落入谁手，传至孙辈樊洲，只留下一个扼腕叹息的故事。其实樊家也只有樊洲识得此宝价值，在他眼里，商是时间，鼎是目标，扛鼎之作是他的追求，商鼎所蕴含的神秘、雄健、幽邃、大气和难以言状的聚合力，成了樊洲终生进行艺术探索的精神原动力。
在樊洲画作的题跋中，常以“龙人”自称。龙是汇集鹿、鲤、麟、牛、蟒等动物的精华于一身的文化图腾，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樊洲继承了关公为人侠义、忠诚的美德，视师为父，恭敬孝顺胜过儿女，老师走后，师母便将老师最终爱的镇宅之宝一紫龙砚送给樊洲。从龙的身上樊洲悟到：龙是集众美于一体的神物，作为一个艺术家，要超越前人，就要把古今中外的智慧成果汇集起来，方能成集大成者。
如果说前两件宝是送的，那么第三件宝则是樊洲讨来的。樊洲生平最欣赏中国画山水大家黄宾虹，老人仙逝时，樊洲刚两岁。虽与大师无缘相见，但其弟子林散之则为他题写了《多思》的条幅，这既成为他的座右铭，又是他的至爱。说起条幅还有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林散之原是江南山林中一老叟，自幼师从宾虹先生，数十年习字不缀，默默无闻。“文革”期间到澡堂洗澡，不慎跌入开水锅中，烫伤面80%以上，九死一生。此后，他写诗作画，署款半残、半残老人、聋叟。1972年，中日开始邦交活动，文化自然充当搭桥媒介。因正在“文革”中，书法萧条，日本书法界欺我无人，口出狂言，振兴书法之责，已落到日本人肩上。这时，林散之的草书《东方欲晓》寄到北京，大书法家启功见之大惊，疑为天书，连向书法作品鞠躬三次。林散之的草书，心手两忘，随笔所欲，完全是自由挥洒。极似黄庭坚的草书“笔力恍惚，出神入鬼”。同为大书法家的赵朴初见之连称：“此老功夫极深，佩服！佩服！倘能赐于墨宝，朴初不胜感激！”
根据郭沫若、启功、赵朴初的意见，1973年第1期《人民中国》书法专辑出版时，林散之的草书摆在了第一页。结果受到中日书法家的盛赞，林散之大名便不胫而走。
几年后樊洲到黄山写生，专程拜访林老。林老平易近人，热情鼓励，认真为樊洲写下一条幅，分文不取。林老的为人处事给年青的樊洲留下深刻印象，从艺先做人，其情其意使樊洲受益非浅，终生感激一尽。正是这幅“多思”的条幅，正是这位自比半残老人的坚强意志和平和心态，使樊洲后来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浮躁，看到了自己的差距，看到　了自己的目标，看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看到了艺术家不甘寂寞、大器晚成的典型。

恩师如父
中国画、中医、武术这些纯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讲究师传，大学教育只是近百年的事。古人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中国画而言，没有师傅领进门，你可能始终在门外兜圈子。艺术高峰路途漫漫，要成为一代艺术大师，师傅的言传身教、面传心授，可使你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此环节必不可少。在这方面，樊洲犹如天助，他人能从一位大师学艺已经了不起，而樊洲先后拜到四位名师，何其幸运也！这对于美术学院的学生来讲，连想也不敢想。
樊洲十三岁开始习画，经人引见，拜李西岩画家为师，李老在五十年代是长安有名画家，他以画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闻名。李老受过严格的国画训练，他也以严格的传统训练方法教导弟子。作为初学者，启蒙教学至关重要，路子走正了才能够成材。樊洲随李老习画，启蒙阶段基础打得扎实，这就比那些“无师自通”的摸索者快捷多了。
李老很喜欢这个年纪小小却十分勤奋的弟子，尽出其收藏，让樊洲临摹。两年后，李老对樊洲说：“现在你应该离开我，拜另一位画家为师的时候到了，我给你介绍一位。”那时樊洲十五岁。
经李老引荐，樊洲的第二位老师是更负盛名的叶访樵。叶老收樊洲为弟子时，已八旬高龄，当时叶老是全国最杰出的花鸟画家之一。叶老指导弟子习画，非常认真，每课必有充足的准备，每课必有具体的内容。樊洲随叶老习画六年，真可说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打基础。回忆这一段学艺历程，樊洲认为是不可跳跃的，不可缺少的过程，对他的艺术生涯好是决定性的。
樊洲的第三位老师是康师尧是长安派六画家之一。长安画派画家有一条探索艺术的共同道路，便是“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樊洲从师康师尧，是在师从叶访樵的四年后，当时樊洲只有十九岁，以后的几年，樊洲同时从师两位大师，而两位大师又风格各异。他从师叶老学到的是掌握国画艺术的基本技巧，而从师康老学到的是探索国画艺术的正确道路，后者的重要性毫不逊于前者。受康老的影响，樊洲不止于临摹，不画前人画上的东西，而是画看到的东西，取材于生活。
在三位恩师的精心指导下，樊洲全力打尽中国传统中去，对徐渭、八大、石涛、任伯年、傅抱石、程十发、郭味渠、刘继卣等大师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由此他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定格、取舍、营造、着墨、设色等，均有了一个基本的轮廓。天赋加勤奋，所作清透秀逸，与老师的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外界的赞誉，使樊洲自我感觉甚好，正是带着这种“得意”之作，去求见最后一位恩师石鲁先生。
石鲁在现代中国画坛的地位举足轻重，是一代才华横溢、极有特色和成就的大家。石鲁的画风在50至60年代形成，其代表作《转战陕北》来自生活、有浓厚的时代气息、气势磅礴。他脚踏实地在现实世界中匍匐前行，终于擒获了风沙扑面的西北黄土高原的美感，并用粗短、壮实，形的转折处多钝角的形象，在方圆之中构成了画面的浑厚感。大作一出，石破天惊，黄土画派从此确立。“文革”摧毁了石鲁的健康，使他精神一度失常。1970年前后，石鲁翻出他50年代在埃及和印度的写生作品，在牛棚里偷偷地直接在原作画面上反复加工改画，笔阵纵横，点线分布如天罗地网，彩色泼溅，出没无常，画面变得复杂而神秘，上下左右布满了斑斑字迹，天书由君猜读狂热的梵高的自画像中，彩色的笔触在滚动，渗透着血管里奔涌着的鲜血，他那无法抑止的狂热终于导致自割耳朵的终结。石鲁这一时期的创作活动是异常？是神经错乱的一种表现？是纯粹的艺术表现的童心流露？“文革”使石鲁看尽了人间丑恶，他试图从现实人间逃往艺术世界，他向往天国。在那幅《美典神》的画作中，他题道“要和美打交道，不要和丑结婚”。
石鲁不仅在中国画坛上颇负盛名，其成就更在前三位老师之上。不料想，第一次见面竟是如此尴尬，石鲁把画掷还樊洲，冷冰冰说了一句：“这不是你的画！”他原以为会听到大师的一些勉励和指点，谁想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他满脸通红，一腔委曲，一口气跑回家。当他冷静下来，反复咀嚼着大师那句辛辣的话，才意识到自己被前人技法淹没了，只会模仿，不会创新，失去自我。
这时，在长安画坛，以石鲁为代表，提倡国画创新，要求画家挖掘新题材，创造新手法；畅抒高原情、西北魂，再造具有刚阳之美的民族精神。在这股“冲浪运动”中，樊洲的艺术风格也为之一变。平心而论，他从学画开始几乎都是一帆风顺，没有大的坎坷。也只在这时，在思想深处，才掀起波澜。他随心所欲地“乱画”了一阵子。这时候他画的虽然还是一些常见的题材，如鸭塘戏水、翠鸟荷花、冬鹊寒梅等等，但在笔墨技法的处理上已脱出了前人藩篱，露出自家面目。他既画花鸟，也画人物，有时也弄弄山水。总之，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有时，似不经意，但笔下生辉，处处灵气，都深入浅出地露出自己一片心声。于是他又拿着自己“乱画”的去请教石鲁先生。这时，石鲁虽仍在重病中，但还是认真地审视了樊洲的画。在石鲁的内心中，还是喜欢这个孜孜不倦、颇有才气的小徒弟。石鲁的严厉，其实　是一种爱，严师出高徒嘛！樊洲怕这位严师，心有余悸地说他是“乱画”的，石鲁从乱中看到了小徒的认真和功力，仍一本正色地说：“乱而不乱，是你自己的”。过了师傅这一关，樊洲长抒一口气。
石鲁晚年患肺结核病重住院，樊洲一度想放弃工作陪护在大师身边，石鲁坚辞不准，说年轻人不能没有工作。石鲁弥留之际，依然顽强地与生命抗争，他心中丢不下画笔，但双腿已无力站立。樊洲频频探访，师徒俩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感念之下，老师给樊洲题赠了“落笔无古人，兴酣欺造化”十个字。其实，这也是石鲁毕生的艺感录，是他终身的艺术追求。古人常说：“点石成金”。恰恰是石鲁的两番话，使樊洲在做人上进步、做事上勤奋、艺术上渐趋成熟。
到80年代，樊洲的四位恩师先后辞世而去。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樊洲在心中默默地为老师们送终。恩师的生命有限，但艺术无限，他们把技法、基本功、艺术观和精神留给了弟子，把他们攀登艺术高峰的接力棒传给了弟子。此时此刻，大诗人屈原“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绝句，最能反映樊洲的心声，他明白今后的路要靠自己闯了。目标就是：通过道法自然，超越自我，达到落笔无古人，兴酣欺造化的艺术境界。
千面佛
1986年，樊洲调入西安中国画院，成为令人羡慕的专业画家。在国内，专业画家与业余画家有天壤之别。其差别不在于生活条件，而在于学习观摩的机会。樊洲在四位师傅那里如饥似渴地临摹和观赏了一些名家的原作，但数量毕竟有限。成为专业画家，　国家和各省的博物馆就向你敞开了大门。樊洲后来选择黄宾虹为最高目标，就是在江浙两省的博物馆欣赏了黄宾虹大量的原作。此外，画院支持和鼓励专业画家下乡采风，博采各艺术之长。一次偶然的机会，樊洲对民间艺术与中国戏剧发生了兴趣，开始收集民间艺术品，也不放过看戏的机会，逢年过节少不了下乡“采风”。他画了数十幅以民俗为题材的作品，其中《闹元宵》、《鹊桥相会》入选在日本举办的“长安四季风情画展”，《喜盈门》在美术家画廊展出并获奖，《戏曲人物》在《新观察》杂志发表。接着，他又画起古典人物来，司马迁、勾践、屈原以及李贺、杜甫等历史人物都成为他笔下的题材。
那几年里，樊洲几近疯狂地操练西画、民俗、构成、拓印等各种手法，并称为“乱搞”阶段。
樊洲学石鲁，并不是摹仿石鲁。他各个时期的作品，包括同一时期，甚至某一个阶段的作品，丝毫没有因袭、重复之感。了的每一幅作品，都有新的审美情趣，新的意境，新的手法。用别人的话说，他“一会儿画这个，一会儿画那个，老是捉摸不透”。甚至有的断言：他“很难形成风格”。但在樊洲看来，如果艺术一旦被某一种模式化的东西框住，那就可能陷入艺术的桎梏。他以毕加索为例，说明多变就是风格，风格即人。
不同凡响的作品，自有不同凡响的知音。1985年陕西省政府宾馆建总统楼选中国画作品装饰厅堂，樊洲的四张六尺花鸟画入选。总统楼落成后，曾接待了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大楼逗留几天时间，李瑞环同志每天观赏这几幅画，非常感兴趣，希望能见见作者。不久，在省政府的安排下，樊洲专程赴京去见李主席，赠送自己的佳作《雄风长留天地间》于他收藏，并为北戴河国家领导人驻地作画。
那时，樊洲是西安花鸟画的高手。有个香港人以每幅600元的价格要樊洲画牡丹，画多少收多少。发财致富不是樊洲的人生目的，他追求的是更大的人生格局。因此，画了十多幅就烦了，给钱也不画。
樊洲对画家的风格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表现自己真正感觉到的美。不必为了迎合别人的品味或是为了让别人辨识而设计某种固定的程式。很难想象一个画家几十年用一种固守的模式作画会有多少内在的真诚。
樊洲绘画艺术的特征，用他的话说，就是“大平方正”。这汲取了石鲁“寓方于圆，寓圆于方”的构图特色。从古典画论说“平”、“正”、“方”都是忌讳的。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极力造成一种视觉张力、使画面语言丰富多彩，深厚饱满。此举，据他说，来自太极图的启示。这种艺术思想，充分表现在他的作品上。比如画鹰，他不同于李苦禅。以他的画鹰佳作《屹立似鼎钟》为例；画面上两鹰若为一体，雄踞于苍崖之巅，浑厚的墨团使鹰体几成方形且上尖下宽，有金字塔感觉，似古代钟鼎一样稳重。鹰嘴变化强烈，用干线条，把鹰嘴画成三角形，强化弯勾，给人以“潜龙毋动”之感。在艺术处理上他不注重形，而主要画关系，画气势，一气呵成，气韵贯通。
又比如他的代表作《民族魂》，在许多长安画派家笔下，他们都企图通过画黄河、画黄土高原、画西部风情来表现高原的华夏文化意识，以期再振汉唐雄风。但樊洲别出心裁，却选了秦川牛这个形象。李可染画牛，贵在表现拙朴；徐悲鸿画牛，却重在写生，樊洲画秦川牛，是因为秦川牛头大、腿短，富有力度和雕塑美。为创作此画，他数进图书馆查寻资料，下乡搜集秦川牛形象，五易其稿。在其画面上，一群雄健的秦川牛扑面而来，像团团重云，又像一股冲破堤坝的洪流，大有泰山压顶之势，几乎每头牛就像一座山峰。尤在装裱上，别出心裁，打头牛一只粗大的蹄子踏出画面，给人以威逼之感。在整个立意上，充分与表现了大的气势。透过画面，反映了一种奋发图强，自强不息，冲破牢笼，解放自己，解放群体的思想，实在是长安派的一个创造！
有一个叫张渝的美术评价家说樊洲的协是简逸中的暴戾。“戾”有风暴、乖张、违反、猛烈、到达、不讲情理之意，总之与众不同。
樊洲说，一个画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的运转乃至精神的提升，完全可以在生命的不同阶段而创作出艺术风格迥异、精神内涵有别、审美情趣名殊的作品。在多种风格中展现才华，岂不是更加丰富吗？听到这种见解，我才知道，原来“千面佛”竟然就是他的艺术主张。
樊洲的乱搞阶段，是有时代背景的。80年代中期，商品经济的大潮涌来，不湿水者能有几人？一夜之间，中国画成了商品，可以换来大笔的银子，可以穿名牌、买电器、出国游、换房、换车。知名画家成了商人的道具，频频在各种庆典、宴会、会议上亮相。樊洲也不能免俗，身穿奇装异服在大小场合出尽风头。忙碌的生活后面，必然是浮躁的心态，必然宣泄在画作上。几年过去了，猛回首方知自己迷失了，就像过去淹没在别人的技法中一样。严师石鲁的形象和教诲时时浮现在樊洲的脑海里，想想老师在逆境中的不甘不屈，想想老师在弥留之际眼中的期许，樊洲如卧针毡，汗流浃背。
城市太浮躁了，诱惑太多了。浮躁和诱惑又造成内心极大的矛盾。俗与雅的选择，动与静的安排，快与慢的把握，现实与未来、商业与艺术、事业与家庭、名利与专业，都在内心高速旋转，激烈碰撞。樊洲明白，艺术生于淡泊，死于浮躁，但作为一个现实的人，要摆脱浮躁谈何容易！考虑再三，樊洲决定离开喧嚣的城市。他向单位提出到秦岭去搞社教。
90年代初，樊洲只身来到了秦岭，他的创作领域也由花鸟转向山水。
樊洲钟情山水，实在是受到他所崇拜的大师黄宾虹的影响。黄宾虹好游山水，少年时即游浙东名胜，并作纪游写生；进入成年返回家乡后，常出新安江至杭州、金华等地，饱游卧看山水，沿途写生不辍，从50至70岁的二十余年间，他更是游遍神州大地。他的一生，九上黄山，五上九华，四游岱岳西湖、富春江及维杨诸胜。他一生所积累的速写总有万件之多。黄宾虹是不断地在相同的图式上反复积淀，然后达至一个升华。这个升华不得了，好多人所以没有后来的成就，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升华。
中国禅学祖师达摩在少室山面壁九年，终于悟得证果。浮华的都市生活，更印证了凝神专一的重要和可贵。樊洲知道，艺术攀登之路，实际上就是苦行僧求道成佛之路。樊洲说“千面佛”绝非偶然，是他诵读佛经的心得体会。大乘经籍中记述佛陀有32种相80种好，据称，在释迦牟尼成佛之前，曾有过550次的转生，或为君王、婆罗门，或为神灵；此外，还曾做过12次首陀罗，10次牧人，1次石匠，雕刻工，1次舞蹈家，等等。而中国民间最尊崇的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也有28个化身，拥有千眼千手。佛陀、观世音菩萨的“神力”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用毕生精力、吃过大苦、经过大难，才获得的大悟。绘画艺术也是一样，如果不博采众长，很容易走到千人一面的死胡同中去。离开了画家的自身超越和解放，离开了画家自身的弘扬和舍弃，画家的作品还会有生命力吗？有了这种精神积累，使樊洲获得了空前的能量。
樊洲是一个为了艺术追求不要命的角色，有一股扎死寨，打硬仗的精神。1992年冬，他冒着漫天大雪钻进秦岭，宿农舍，住山洞，攀山越岭，在人际罕至的密林沟壑中几次与狗熊、野猪狭路相逢，也与深山的隐士和道人促膝交谈。从科到夏，看雪峰春树，读云舒云卷，听鸟鸣虫吟，乐不思归。六百年前有个号“大痴”的人，“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中深筱中坐，意态忽忽，人不测其为何”，此人就是居元四家之首的黄公望。要说樊洲相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并且仰慕高古，思追前贤自然是不错的，说他是为了提升人格，历炼秉性，不营世俗于胸，吞吐大荒，融万趣于神思，深入山水之核心，探寻万物之理趣当更合他的实际。
很快，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他的一批大山水就喷涌般地问世了。这批大山水，多从正面表现，大山顶天立地，充满整个画面，山泉高悬，折落有声，气势豪迈，阳刚壮观。笔墨雄强老健，浑厚苍朴。意境静穆、神圣，迫人眼目，撼人心魄。由不得使人想起一千年前被誉为“百代标程”的北方山水画派的雄风英姿。
樊洲的山水画气势恢宏，是北方的那种磅礴、崔嵬。细审之，有宋代山水画的细腻，兼有秦岭的峻峭与粗犷，不同于李可染蜀山蜀水的“层林尽染”，也不同于傅抱石“雁荡山水石为奇”的南方韵味。一幅幅作品，层峦叠嶂，云烟供养，不单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而是乾坤茫茫的广阔。在有些人看来，密不透风的构图也许少了清秀，少了“黄金分割线”，少了“S”曲线，但它是樊洲秦岭系列作品的风格，在你一幅幅欣赏时，领受到天地之苍茫，在浑厚、凝重的笔墨意象中理解造化之魅力及永恒，对人生有所禅悟。
樊洲在他创作的一幅题为《云山暮鼓》的山水画是抒发自己对终南山的情感：
爱终南，
秦岭精华终南山。
石壁嶙峋藏高士，
平台深处有道观。
云烟常供养，
典籍信手翻。
来客偶作狮子吼。
神仙亦学庄周眠。
面对群峰独忘我，
其中真趣智者自可诠。
这首诗是樊洲在秦岭山中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大山中，他渐渐忘掉了家庭，有时甚至忘掉了自我，浑浑然融入群山之中。平静的心态，反而能产生震撼的作品。
宾虹风眠
八大山人朱茸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大家，其画坛地位不可撼动。一次与某拜伏于八大画家谈艺，樊洲竟口出狂言：“八大山人固然高妙，却未能最终消‘大障’，‘烦恼障’，因而难植无上菩提因。”弄得对方一头雾水。
其实，在樊洲心中，黄宾虹、林风眠才配称为近代中国画坛真正有建树而成就了的大师。他们以其颖智超群的才华，各自用近百年的艺术实践，为中国画艺术注入了新的内容，增添了可喜可观的一页，同时也验证了两位大师人格的伟大。
黄宾虹祖籍安徽歙县，1865年生于浙江金华。1955年3月20日，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1岁。黄宾虹出生于一个世代的书香之家，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诵习诗文史籍，而对于绘画尤为酷爱。六岁时从师学画，而后刻苦自学，既师古人，兼师造化。他既悉心研究历代名家成就，更重视到大自然和现实生活中去直接观察、感受。他生前有句名言：“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修养之高，无以言境界。”
宾虹老人真是用毕生精神接通了山水之魂，达到了自由王国的佳境。他的作品已全然脱去了枢机，一切章法、全部学识修养完全融化在一片混沌苍茫、渊深浑穆、雅逸超妙、意趣无穷的天机之中。老人对金石书法有深厚的功力，这种功夫运用到作画上，更使之苍劲老辣、浑厚古朴，无一轻悄浮滑之笔。他最擅长的是用浓淡不同的墨彩、反复勾画点染，而呈现层次极为丰富、意境无限深邃的景象；初看时似苍茫一片，而越看越觉意趣深隽，玩味不尽。大师就是大师。
1900年11月22日，林风眠出生于广东省梅县一个世代雕刻墓碑的石匠家庭。其父林雨农通文墨，能绘画，是儿子的启蒙老师。林风眠从旧学转入新学，从小即表现出绘画天赋，受过严格的传统绘画训练。后受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兄弟的影响，萌发出国留学的念头。1920年到法国，从师雕刻家、美术教育家杨西斯院长。后进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素描和油画人体，师从写实主义大师柯罗蒙教授。杨西斯院长的一席话点醒了他：“你是一个中国人，你们中国人的艺术是多么宝贵和优秀啊！你怎么不好好学习呢？去吧！走出学院大门，到东方博物馆、陶瓷博物馆去，到那富饶的宝藏去挖掘吧！”同时告诫他：“你要做一个画家，就不能光学绘画，美术中的雕塑、陶瓷、木刻、工艺，什么都应该学习；要像蜜蜂一样，从各种花朵中吸取精华，才能酿出甜蜜来。”
林风眠终生感激良师的指点。他吃透了东西方艺术的共通规律，他咀嚼着西方现代绘画的形式美，用传统绘画的气韵生动来消化他。因此，他作的画是抒情诗，蕴藏着深远的意境。他用中西结合的艺术形式，在作品中表现了东方诗意、东方情调，尤其表现了东方儿童的天真与梦境。林风眠作品中对人生意义彻悟之后的率真平淡、意趣悠远，是那样的令人心旷神怡。任何在常人眼里平淡无奇的景物从他笔端都能流露出略带哀怨而慈祥宽容的无限深情。林老的精神远离了尘世的喧闹、愚昧，冥冥中融入了宇宙万能的造化之神的灵气。
然而，大师总是孤独的，难懂的，甚至被人误解。说起两位大师，樊洲显得十分羞愧。
二十年前，以我二十年学画实践的功力，尚不能读懂黄宾虹、林风眠。狂妄的认为黄宾虹“千篇一律”，林风眠“境界太小”，更何况中国画艺术的浅尝者。近年，我常年在秦岭深山独行体验，热衷于道释经典的研究学习，心灵得到净化、升华，名利之心淡泊了，再来观赏黄宾虹的作品，突然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天地；笔力外柔内刚（太极拳中的“绵里裹铁”），彩墨浑然（大智若愚，非眉清目秀的奶油小生），山石、树木、房屋，皆随意点染，千变万化，妙趣天成。若无高深之体会以及百炼之技法无以达此境。
现代中国画坛，人海云云。颖智实学、超乎常人者不乏其人；心躁气浮，聪明弄巧者比比皆是。艺术风格纷呈颇显繁荣多彩。然而能身处时代浪潮，把握中国文化的“大动脉”在“大道”上徜徉如黄宾虹、林风眠者，又有几人？
樊洲曾在黄宾虹先生晚年的相貌（照片）前静思默对，他内心解读了什么？我不得而知。然而，当我在人同美术出版社1983年编辑出版的《黄宾虹山水册》中，第一次看到黄老的黑白照片，内心还是受到了震撼。这张照片可能摄于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那时气象万千，从微笑中可以看到老人内心的喜悦和无忧。从扮相和穿戴上看，老人中那个时代旧式文人的典型形象：头戴一顶手织的无沿毛线帽，老式水晶圆镜在高耸的鼻尖之上，下颌留着纯白的山羊胡子，长长短短，随意漂浮，上身是一件黑色对襟棉袄。若说相貌特征，一对扇风耳，高且挺的鼻子，宽阔的前额，以及那圆镜后面深不见底的双眸。我在猜想，如果我与樊洲看到的是同一张照片，他看到了什么？是老人自信、稳重、深邃的目光中流露的朗朗乾坤？是伟岸、笃诚、超逸的大师气质中蕴藏着的自然界的千变万化？还是微翘的山羊胡子中倔强和洒脱？或是大师不动声色而在内心奔腾的长河云海？两人默默相对，不用一言，不发一语。静谧无声，但内心江河奔涌，群山起伏，乱云翻滚，此乃神交，此乃艺流，常人难以名状。后来我问樊洲，他说，在大师那脱尽了“霸气”的平和的脸上，他读到了自尊、伟岸、笃诚、专致、真率、超逸以及某种难以名状的殉难者的忘我精神。这是大师必备的精神。
独行侠
西安乃13朝古都。中国历史上政治最开放、经济最发达、科技最先进、军事最强大、文化最繁荣的几个朝代大都产生在这里。秦川沃土，皇风贵气，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一代文人骚客。西安出石鲁绝非偶然。
西安自古乃藏龙卧虎之地。1977年，“文革”刚刚结束，三个在全国鲜为人知的画家何海霞、方济众、王子武，应邀到人民大会堂作画。何海霞的山水大气磅礴，方济众的田园山水妩媚动人，王子武的人物栩栩如生。犹如石破天惊，一举震撼京城画坛。
王子武是樊洲最敬佩的老大哥。在西安他们相住甚近，骑车只要10分钟。他们相识于1974年。樊洲回忆说，那时王子武还是西安新风公园的美工，一家四口挤在九平方米的陋室里，画案挤占了屋里的所有空间。来人只能在外面叙谈。王子武作画废寝忘食，家里的事一概不问。来人也只谈书画，不接闲言。一次，王子武对樊洲说，我看齐白石的这一笔不是当时画的，因为气息不对。蒋兆和是中国人物画的一具里程碑，王子武在绘画语言上更上一层楼。樊洲由衷地说，如果说谁做到发徐悲鸿提倡的“至广大尽精微”，我看王子武做到了。
王子武1936年生于长安，1963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大二的暑假，他把家里唯一值钱的妻子的手表卖了，到北京走访蒋兆和、吴镜汀、李可染、吴光宇等在画家。在他出名的前夜，即1976年，他在一幅自画像上题诗到：“惨淡经营愧无能，枉费衣食哭无声。画不出奇画到死，不负此生了此生。”
王子武在谈艺录中说：“一个真正的画家，不仅要有深厚的传统功力与表现技巧，更应具备诗人气质、思想家的素养、创新的胆识与才情。”当然，还有一个高尚的人品。王子武背后从不说人，当面评画也只有三句话：这画有意思！这画有点意思！这画有它的意思！1983年，王子武到深圳定居，西安画界70多人不约而同地到车站送行，不仅源于他的作品，更源于他的人品。“这样的盛况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有了！”樊洲感叹道。
王子武到了深圳就隐居起来。1996年，樊洲到深圳办画展，王子武破例出席，并带着深圳荣宝斋的经理赏画购画。他站在一幅题为《智者仙境》的山水画前说：“这画有意思！”在王子武的眼里，智者的仙境就是隐居在画室。他曾写道：“我以清净为乐，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为座右铭。很难想象一个心猿意马、手忙脚乱的人能将事情办好。绘画亦然。所以人们一直称书画为寂寞之道有其道理，能耐得住寂寞者感情自会纯真，而艺术之感人正在情真意切。”
如果说王子武是个隐居者，那么樊洲是个独行者。一个人，在路上。这个意象，或许就蕴涵着一种宗教。
绘画就是樊洲的宗教，这条路再长、再难、再苦，都是他的选择、他的自愿。“落笔无古人，兴酣欺造化”，就是他心中的佛。四位恩师走后，樊洲犹如一个独行侠，在从艺的道路上左冲右突，不停探索，不断前进。经过25年的磨练和修造行，他已经站在更高的阶梯上看山看水、画山画水。樊洲与山、与水渐渐融为一体，不再分彼此，不再争高低。樊洲的画越来越抽象，越来越简约，也越来越被常人看不懂。关于取舍，樊洲曾讲过一个笑话：一个自认为万事皆已放下的修行者用钵在河边饮水，同时看到一只狗直接用嘴在喝水，修行者大为感叹，顺手将钵扔进河里，双手一背轻松自在地走了。樊洲说，对于绘画的初学者用加法是对的，但对于在绘画上行走了几十年的大家，他们今后成就的高低，就看谁减法用得好。用好了，从一幅画中就能看出禅味、哲学味。这便是佛学、道家万法归一的境界。
说起这个“侠”字，与樊洲打太极拳有关。我曾在山上看过樊洲演练过太极拳。起式之后，平时木讷寡言、和颜悦色的他，仿佛变成了一个凶猛的人。第一套拳柔多刚少，绷、捋、挤、按、采、列、肘、靠，一招一式中，以柔迎刚，以柔化刚，行云流水，连绵不断；第二路拳刚多柔少，动作坚刚迅速，紧凑协调，刚中藏柔，刚柔相济，互为表里，一气呵成。20年如一日坚持下来，樊洲不仅功法大进，而且心法大增。
我在西安有幸见到樊洲的师傅刘茂林先生。他大樊洲两岁，10岁习武，是陈式太极拳第18代传人陈照奎的弟子。1986年以陕西第一名的身份参加全国比赛获第三名，现经常游走于北京、广东、福建、湖南教拳。我向他请教太极拳与书画的关系，刘大师是性情中人。快人快语，他说，太有关系了！太极拳与书法、绘画尽管表面形式不同，但原理是一致的，内涵是相通的。我看樊洲写字、绘画，站在旁边激动不已，那一笔一划之间，阴阳开合，动静虚实，内外上下，刚柔相济，都是太极拳的原理。他与樊洲谈绘画、书法、太极拳，往往谈上一天半宿，也毫无困意。
樊洲悟性很高，凡事用心钻研，在书法和绘画中应用了太极拳的原理，使他的节奏、螺旋、顺逆、弹抖、快慢上获得了太极拳的能量，这非一般画家、书法家所能比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刘茂林大师眼里，樊洲作画习字，就像他在演练太极功夫，有从无来，笔随气起，笔意相融，在忘我无我中跳舞，在有意无意中挥洒，线条环环相扣，通篇气韵相连，抑扬顿挫，行云流水，细如发丝，大气磅礴，难怪大师坐卧不安、赞不绝口、激动不已哩！
高山流水，曲高和寡，既是社会现象，也是艺术规律。大师就是大师，也许生前无人喝彩，但艺术作品绝不会昙花一现。流行美术、音乐、服装可谓五彩缤纷，层出不穷，但总是以其短暂的生命这代价的。流行的艺术往往是以外向为主旨，以“特色”取悦于人，解读后内涵的浅显裸露无遗，自然缺乏长久的生命力。我们在欣赏交响乐时，会明显感到乐曲中那浑厚、博大的文化内涵、精神容量以及乐器共鸣所产生的撼人的和声效果。真正的中国画用品，应是能使读者从中感受到无限的文化底蕴，以及渊深宽广的精神内涵。除此之外，作品解读后，又能从笔墨交融的绘画语言中，感受到无限的意趣。
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樊洲，画风又有了规模性的突变，一方面在材料上大胆革新，除了用国画颜料外，大胆用进口丙烯、水彩及广告色。在手法上他不仅吸取古典文人画的精华，也大胆吸收民俗、剪纸、皮影、壁挂等民间艺术的营养；同时大胆吸取从后印象派到毕加索乃至达利、米罗等西方现代派的手法；一种手法是大胆把自然中的物象如房屋、山峦、云雾、树石，分解、切割、拼接，把现代构成和五光十色的万花筒般意象，以色彩多姿艳丽斑斓取胜。另一种是把牛羊、雄鹰、狮虎、猫狗等动物极大变形，用有功力的线条和水墨以现代构成的章法结合展示一种水墨创作的新思维。这两种交相呼应的迥然不同风格的展示，体现了樊洲在八五新潮之后对艺术风格突变的思考。樊洲信奉毕加索的艺术宗旨：那就是不断变化中追求丰富的多样性，既不重复古人，又不重复今人，更不重复自己，他是在艺术创造中追求最大的自由。
自古画界我是非。文人相轻，画界尤胜。在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画界，对于樊洲的存在，有人赞他、捧他，也有人贬他、踩他。樊洲是如何看待这些事的呢？他说，一个人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为了做事业而不是为了做是非。做人、做事要讲认真，千万不要认真对待是非。是是非非，是中有非，非是有是，谁能理得清楚？既然理不清，又何必要理？一个陷入是非的人，又如何认真地做学问？
这使我想到了国学大师张中行。张生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因为他曾于《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相恋相爱，又相分手，因此，有好事者说他是保守、僵化、传统的余永泽，不革命者，就应是革命的对象。大家都这样说，报纸也这样说，好像是真的。张中行选择了沉默，深通佛理的他，知道无辨止谤的道理。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知道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与生活中的人物不是一回事，正像《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西游记》中的唐僧与原形风马牛不相及。既然知道，又何必认真？何必对号入座？张中行从不为自己辩解，他认为一个学者、一个读书人，最本分的事情就是读书和思考。结果，张中行走的时候很坦然、很平静，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却留下了406万字的作品。身后人们赞他、敬他，是因为他作品中的中国立场、中国身份、中国精神。正如老子所言，上善若水，水趋下而不争，谁能与之争？
对樊洲来讲，最好有办法就是躲在大山里，没有电视，不看报纸，绘画、太极拳、读书是他的三件宝。中国禅宗讲空灵，空生灵，灵是道法自然与天地沟通，这样的作品，摆脱了现实的功利，拂去了惦的尘埃，化浮躁为宁静，化复杂为单一，化有为无，化我为空，笔下的山川草木、鱼虫花鸟、皆显神来之笔。樊洲近期的山水作品更加抽象、更加单纯、更加提炼。他作画开始重视内在的气质，“山水乃图自然之胜，非剽窃其形；不写万物之貌，乃传其内涵之神”。樊洲常驻秦岭，力求与自然融为一体。因此，无论是巍峨山峦，抑或村野小景、流水飞瀑，多似信笔写来，随意点染，而却磅礴之气，意境深远，意趣天成。看樊洲的画，自有一种浑厚深挚的气韵，大自然在他笔下，开始展现其无穷奥秘，给人以高尚隽永的艺术享受。
2002年，也就是樊洲初进秦岭后的第十年，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的樊洲中国画馆终南山艺术创作基地终于在西安翠华山国家地质公园中落成。西安文联主席贾平凹来了，买走樊洲的画，作为出访美国的礼物。平凹与樊洲一样，沉静，木讷，勤奋，敦厚，专一，对事业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这是大师必备的素质。平凹上了翠华山，樊洲到了商洛，二人心照不宣，互汲营养。
樊洲以山为家，远离尘嚣，避开红尘，深居简出，终日作画自乐，陶醉其间，愉悦而轻松，落迹于宣纸，尤如天唱。平凹羡慕不已。
平凹是人，樊洲也是人。人的一生都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做人，一是做事。做事又分两种境界：一种人为现实做事，一种人为未来做事。经商、弄权、逐名，即做现在的事，佛教、艺术、文学、哲学即做未来的事。青史留名的人，都是生在凡俗中，又超越凡俗为未来做事的人。如中国的玄奘、鉴真、王阳明、曹雪芹，外国的托尔斯泰、凡高、毕加索等，都是为过来做事，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也许是一生清贫或穷困潦倒、终生寂寞，不为现世理解，因为他们是超越时代的人。这种人不识时务，因此不能成俊杰；这种人不达练，现实文章写不好；这种人孤傲、清高，甚至狂放，令人敬而远之、背后笑之，但青史留名的大家往往出自其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笔者非算命先生，现在就能预测樊洲未来在画坛的地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樊洲是为未来做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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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哲学和诗歌书 走思想和正确路

[西席]

菱子妹妹：
您的帖子，字儿太多，我都没耐性读完。
您“常常对着一幅装裱好的国画发呆”；我则是“无端对着一幅看不见的国画发愁”
以上笑谈，希望不会冒犯您。

这里是“有声有色”，发表“声色”的地方。希望您帖些樊洲先生的画作。

[[习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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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帖子，字儿太多，我都没耐性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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