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老山]

（原创）我为岳母挂纸

江华人把清明扫墓叫做“挂纸”。
岳母大人的坟墓在远隔千里之外的瑶乡——江华码市。我和老伴带着香烛钱纸、米酒，在这雨纷纷的季节来到墓葬地。按照老习俗，作揖扣头后，还得把滴上雄鸡血的钱纸挂在映山红的树枝上，然后将树枝插在坟头，大概是这个缘故吧，江华人把扫墓叫做挂纸。
岳母在我心中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听码市的老人说，她双亲早亡，从宁远讨饭来到码市，被好心的吴家收养做童养媳。29岁那年，丈夫去世，留下了仅五岁和三岁的两个女儿。阿嬷劝她改嫁，由于她聪明能干，来提亲的人也不少，但她没有答应，一直守着寡，怕成立新家后，婆家人对她的两个女儿另眼相看。于是她开始了含辛茹苦的生活，起早摸黑，靠做豆腐、打鞋底度日。总算把两个女儿盘大，一个读了大学，一个上了高中。
她顶天立地的自信和操守贞洁的自爱赢得了码市人的敬仰。
六十年代，我和她的大女儿成了家，两人都分配在远离老家的一个贫困山区工作。因为都是大学生，自然是下乡锻炼的日子多。特别是我，一下乡就是七八年，很少回来。多亏了我的岳母，在家里打理我的几个小孩。 我每次从乡下回来，她都会弄点好吃的，比如杀个鸭子或者称两斤肉，全家人一起打个牙祭，我也就趁势喝杯小酒，但是由于嘴巴多，每当我把酒喝完的时候，桌上就只有残羹剩菜了，岳母看在眼里，边吃饭边叮嘱着孩子们：“留点给爸爸吃！”但是，这话一点也不灵验，因为实在是“僧多粥少”啊！后来，她拿出了杀手锏，上菜时总是扣留几块精品，等到我吃饭了，再端了出来。不过孩子们并没有意见，因为她也痛爱每个孩子。
我的岳母，没有上过学，是个地地道道的文盲，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时识了几个字，能背不少的语录，还能唱唱革命歌曲。不过由于文化低，歌曲唱得有些乱套。比如她唱《红灯记》时，就把“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唱成了“种什么的葫芦，装什么的药。”晚上睡觉时还要教和她睡在一起的孩子唱上几遍。我们听了自然是暗暗地发笑。
文化大革命中，她却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人。
那文革的红色浪潮涌上来，不知要使多少人卷入海洋。有的人被淹死了，有的人被浪卷走后，又被第二个浪潮推上了沙滩，不过已被呛得半死半活。还有的人，运气好，站在那安全地带，手舞足蹈的狂笑，或者是神气十足的指点。这一切都要看你的命好不好了。
我的命是不好的。一是成分高，工商业兼地主；二是大学生，臭知识份子，三是我太幼稚，不懂人情世故。至今我要自省的还是第三条。六十年代初期，我被安排在县委宣传部工作，那时全机关的干部都在一个饭堂吃饭。有一次，一位同志用餐时高谈什么“阶级斗争”之类的话题，说什么“时时有阶级斗争，处处有阶级斗争”，我听了却不是个滋味，对他说：“应该是时时有矛盾，处处有矛盾，而不是时时有阶级斗争，处处有阶级斗争”。他却反驳说“什么是矛盾，矛盾就是阶级斗争。”我说：“请问你，现在不少农民，因为买不到化肥和农药，意见很大，常常围在供销社吵闹，你说，这是阶级斗争吗？”“如果是阶级斗争，那么在这场斗争中，哪一方是无产阶级，哪一方又是资产阶级？”
……
在争论中，不少人你一嘴我一舌地插话，还有的人在旁打着吆喝助兴，倒是很热闹。
这一场毫不经意的争论，我万万没有想到在一九六四年的社教运动中，却有人用大字报批判我“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还有一次，县委书记要上党课，安排我为他写讲稿，我在讲稿中引用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著作中的一些话，这个讲稿后来入了档，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出麻烦了。那个县委书记因为在党课中讲过“不要唯成分论，要重在表现”“毛主席是富农出身，却是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赫鲁晓夫是工人出身，却是个修正主义者”之类的话而被揪斗，因为“污蔑”毛主席是“富农出身”，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最后为此还坐了几年牢。而我呢？过去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前科，又在县委档案馆中找到了我鼓吹刘少奇的证据，自然我也被扣上了“黑秀才”“地主狗崽子”“刘少奇的孝子贤孙”之类的帽子，被打入了“黑五类分子连”接受管制。这时，连常在我家吃过我岳母做的饭的好朋友也“反水”了，为此，岳母气愤不已，于是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斗争。
“刘XX是地主狗崽子！”
“我老刘是地主狗崽子，你就是反革命狗崽子。”
“我老子是裁缝。”
“你老子是裁缝，可你岳父是国民党的伪连长，你不就是反革命狗崽子！”
“你这个家伙，你整你的同志，你整你的好朋友，你伤天害理，雷公都要打死你！”
…………
最近，我读黄永玉先生的书才知道那场文化大革命是个“混帐的年代”，现在回想起那场争斗是可笑的。在那个混帐年代，不管是哪个，都在讲混帐话，那混帐话从上面讲起，一直讲到下面。“左派”讲，“右派”也讲，“红五类”讲，“黑五类”也讲。不过我岳母的那番“混帐话”是被“左派”逼出来的。在那个红海洋的年代，讲出那番被逼出的“混帐话”，是了不起的，因为她毕竟和其他的混帐话不同，其他的混帐话，是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潮流的，你越讲混帐话便越是“左派”，而我岳母的那番“混帐话”却是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潮流的，在那个年代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我记得有一位女干部讲过“刘少奇不坏，林彪算什么”，因在批斗中始终不肯认罪而被定成死罪，用五花大绑拉到了卡车上执行枪决，当她她高呼“冤枉！”时却被脖子上的套索一紧，再要喊下去就喊不出来了，这就是“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潮流”的下场；还有一位五十岁左右的银行职员，因为在闲谈中讲过毛主席曾经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和我一样也被送进了“分子连”，批斗时，他嘴巴硬，说“我没有造谣，这是事实，那时是国共和作。”结果被“坐飞机”，坐飞机是痛苦的，就是把两手向腰后反过去，然后将手往上吊，不死也要伤筋断骨。在那个“混帐的年代”，你只能顺着他们，而我岳母却与他们唱着对台戏，好不凶险！至今，我敬佩着她老人家的那种大无畏的打鬼造反精神。
一九六八年我们实在挺不过去了，因为我的夫人也在干校接受再教育，两人都无法照顾家，只好把岳母和不满一岁的老二送回到一千多里外的码市老家，那时只有汽车，要翻过雪峰山，中途要住宿，要转几次车，还要带那么多的东西，谁去送？我们俩都去是批不准的，这付重担只有由我这个男子汉来承担了，出乎意料的是上面批准了我的报告，但是只许去四天。后来听说，我刚出发，队部就派人来追，说又不同意我走了，本来吗，我这个在“分子连”受管制的人又怎么会有这等自由的待遇呢！不过，我的运气还不错，汽车早已上路，再追也追不上了。几经周转后到了东安，大人累得精疲力尽，小孩也生病了，发着高烧，但是假期快要过了，我不能再往前送了，把他两送上了车，我和岳母都含着泪告别了。我伤心的是眼巴巴地看着她孤身带着一个生病的孩子上路，而我却无法帮她；她所伤心的是我回到“分子连”后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唉！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经过几年的甄别，我们“分子连”的人，分批地得到“解放”，我也没有例外，这时岳母和我的几个小孩，才得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
心地善良、不辞劳苦，岳母就是这样的人。她除了挂欠我们，还要挂欠老家的第二个女儿，哪边有困难就往哪边奔，在临终前的三十年中，常是这样。一九八九年，老家打来电话，说是那边要人帮忙照顾生意和小孩，一听她就心慌了，第二天便要走，那时她已年过古稀，我们实在担心，怎么也劝不倒。这一去再也没有回到我们的身边了。
算起来，我岳母已经去世17年了，但是她那用鲜明的个性和高尚的人格所铸就的音容，在我的记忆中是那么的清晰，今后永远也不会消失。
岳母大人，今天，我给你挂纸了！我带了十亿价值的金元卷在你坟前烧化，您再也不会愁着没钱用了，您会多买几只鸭子给我们全家打牙祭的，您也用不着在孩子们的碗里掏几块精品给我下酒了……
您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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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我为岳母挂纸

江华人把清明扫墓叫做“挂纸”。
岳母大人的坟墓在远隔千里之外的瑶乡——江华码市。我和老伴带着香烛钱纸、米酒，在这雨纷纷的季节来到墓葬地。按照老习俗，作揖扣头后，还得把滴上雄鸡血的钱纸挂在映山红的树枝上，然后将树枝插在坟头，大概是这个缘故吧，江华人把扫墓叫做挂纸。
岳母在我心中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听码市的老人说，她双亲早亡，从宁远讨饭来到码市，被好心的吴家收养做童养媳。29岁那年，丈夫去世，留下了仅五岁和三岁的两个女儿。阿嬷劝她改嫁，由于她聪明能干，来提亲的人也不少，但她没有答应，一直守着寡，怕成立新家后，婆家人对她的两个女儿另眼相看。于是她开始了含辛茹苦的生活，起早摸黑，靠做豆腐、打鞋底度日。总算把两个女儿盘大，一个读了大学，一个上了高中。
她顶天立地的自信和操守贞洁的自爱赢得了码市人的敬仰。
六十年代，我和她的大女儿成了家，两人都分配在远离老家的一个贫困山区工作。因为都是大学生，自然是下乡锻炼的日子多。特别是我，一下乡就是七八年，很少回来。多亏了我的岳母，在家里打理我的几个小孩。 我每次从乡下回来，她都会弄点好吃的，比如杀个鸭子或者称两斤肉，全家人一起打个牙祭，我也就趁势喝杯小酒，但是由于嘴巴多，每当我把酒喝完的时候，桌上就只有残羹剩菜了，岳母看在眼里，边吃饭边叮嘱着孩子们：“留点给爸爸吃！”但是，这话一点也不灵验，因为实在是“僧多粥少”啊！后来，她拿出了杀手锏，上菜时总是扣留几块精品，等到我吃饭了，再端了出来。不过孩子们并没有意见，因为她也痛爱每个孩子。
我的岳母，没有上过学，是个地地道道的文盲，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时识了几个字，能背不少的语录，还能唱唱革命歌曲。不过由于文化低，歌曲唱得有些乱套。比如她唱《红灯记》时，就把“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唱成了“种什么的葫芦，装什么的药。”晚上睡觉时还要教和她睡在一起的孩子唱上几遍。我们听了自然是暗暗地发笑。
文化大革命中，她却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人。
那文革的红色浪潮涌上来，不知要使多少人卷入海洋。有的人被淹死了，有的人被浪卷走后，又被第二个浪潮推上了沙滩，不过已被呛得半死半活。还有的人，运气好，站在那安全地带，手舞足蹈的狂笑，或者是神气十足的指点。这一切都要看你的命好不好了。
我的命是不好的。一是成分高，工商业兼地主；二是大学生，臭知识份子，三是我太幼稚，不懂人情世故。至今我要自省的还是第三条。六十年代初期，我被安排在县委宣传部工作，那时全机关的干部都在一个饭堂吃饭。有一次，一位同志用餐时高谈什么“阶级斗争”之类的话题，说什么“时时有阶级斗争，处处有阶级斗争”，我听了却不是个滋味，对他说：“应该是时时有矛盾，处处有矛盾，而不是时时有阶级斗争，处处有阶级斗争”。他却反驳说“什么是矛盾，矛盾就是阶级斗争。”我说：“请问你，现在不少农民，因为买不到化肥和农药，意见很大，常常围在供销社吵闹，你说，这是阶级斗争吗？”“如果是阶级斗争，那么在这场斗争中，哪一方是无产阶级，哪一方又是资产阶级？”
……
在争论中，不少人你一嘴我一舌地插话，还有的人在旁打着吆喝助兴，倒是很热闹。
这一场毫不经意的争论，我万万没有想到在一九六四年的社教运动中，却有人用大字报批判我“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还有一次，县委书记要上党课，安排我为他写讲稿，我在讲稿中引用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著作中的一些话，这个讲稿后来入了档，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出麻烦了。那个县委书记因为在党课中讲过“不要唯成分论，要重在表现”“毛主席是富农出身，却是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赫鲁晓夫是工人出身，却是个修正主义者”之类的话而被揪斗，因为“污蔑”毛主席是“富农出身”，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最后为此还坐了几年牢。而我呢？过去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前科，又在县委档案馆中找到了我鼓吹刘少奇的证据，自然我也被扣上了“黑秀才”“地主狗崽子”“刘少奇的孝子贤孙”之类的帽子，被打入了“黑五类分子连”接受管制。这时，连常在我家吃过我岳母做的饭的好朋友也“反水”了，为此，岳母气愤不已，于是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斗争。
“刘XX是地主狗崽子！”
“我老刘是地主狗崽子，你就是反革命狗崽子。”
“我老子是裁缝。”
“你老子是裁缝，可你岳父是国民党的伪连长，你不就是反革命狗崽子！”
“你这个家伙，你整你的同志，你整你的好朋友，你伤天害理，雷公都要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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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读黄永玉先生的书才知道那场文化大革命是个“混帐的年代”，现在回想起那场争斗是可笑的。在那个混帐年代，不管是哪个，都在讲混帐话，那混帐话从上面讲起，一直讲到下面。“左派”讲，“右派”也讲，“红五类”讲，“黑五类”也讲。不过我岳母的那番“混帐话”是被“左派”逼出来的。在那个红海洋的年代，讲出那番被逼出的“混帐话”，是了不起的，因为她毕竟和其他的混帐话不同，其他的混帐话，是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潮流的，你越讲混帐话便越是“左派”，而我岳母的那番“混帐话”却是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潮流的，在那个年代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我记得有一位女干部讲过“刘少奇不坏，林彪算什么”，因在批斗中始终不肯认罪而被定成死罪，用五花大绑拉到了卡车上执行枪决，当她她高呼“冤枉！”时却被脖子上的套索一紧，再要喊下去就喊不出来了，这就是“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潮流”的下场；还有一位五十岁左右的银行职员，因为在闲谈中讲过毛主席曾经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和我一样也被送进了“分子连”，批斗时，他嘴巴硬，说“我没有造谣，这是事实，那时是国共和作。”结果被“坐飞机”，坐飞机是痛苦的，就是把两手向腰后反过去，然后将手往上吊，不死也要伤筋断骨。在那个“混帐的年代”，你只能顺着他们，而我岳母却与他们唱着对台戏，好不凶险！至今，我敬佩着她老人家的那种大无畏的打鬼造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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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的甄别，我们“分子连”的人，分批地得到“解放”，我也没有例外，这时岳母和我的几个小孩，才得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
心地善良、不辞劳苦，岳母就是这样的人。她除了挂欠我们，还要挂欠老家的第二个女儿，哪边有困难就往哪边奔，在临终前的三十年中，常是这样。一九八九年，老家打来电话，说是那边要人帮忙照顾生意和小孩，一听她就心慌了，第二天便要走，那时她已年过古稀，我们实在担心，怎么也劝不倒。这一去再也没有回到我们的身边了。
算起来，我岳母已经去世17年了，但是她那用鲜明的个性和高尚的人格所铸就的音容，在我的记忆中是那么的清晰，今后永远也不会消失。
岳母大人，今天，我给你挂纸了！我带了十亿价值的金元卷在你坟前烧化，您再也不会愁着没钱用了，您会多买几只鸭子给我们全家打牙祭的，您也用不着在孩子们的碗里掏几块精品给我下酒了……
您安息吧！

[晓鸣]

亲情经历过磨难，尤其感人。

[[自己的敌人]]

亲情经历过磨难，尤其感人。

[北夜]

问好老山.

[[FAFAFA]]

问好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