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严家威]

关于“诗歌榜”的几点说明
　　何言宏

　　这两年来，我们先后推出的“2006年中国诗歌排行榜”和“2007年中国诗歌排行榜”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这些反响中的某些方面，为我们所始料未及。特别是一些人对榜单内容的误解、盲视、有意无意的扭曲以及那些情绪化的反应，既让我们遗憾与震惊，也使得我进一步感到诗歌环境尤其是诗歌批评环境的恶劣。“诗生活”网站将对这两个年度“诗歌榜”的所有当事人和其他人士进行较为全面的深度访谈，对于中国诗歌来说，我很希望这将是一个建设性的行动，更希望它能够取得极具价值的积极成果。正因如此，我想对“诗歌榜”等有关情况作出一些必要的说明。
　　1．我一直以为，“诗歌榜”只是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这一“评榜”的方式在目前中国的文学界并不鲜见，而且它与文学选本、文学评奖和文字性的批评等其他形式的文学批评一样，都各有着自己的优长与局限；
　　2．希望人们全面地理解“诗歌榜”。就这两个年度的“诗歌榜”所产生的社会反响来看，很多人都只将目光非常片面地集中在“庸诗榜”上，造成了对“诗歌榜”的极大扭曲。在我看来，讨论问题的基本前提，就是要对有关情况作出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对很多仅仅局限于“庸诗榜”的争论不愿回应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实际上，“庸诗榜”不过只是“诗歌榜”的一个方面而已，绝对不应该以偏概全；
3．“庸诗榜”的设立是对比较著名或比较重要的诗人的批评与提醒，也是对有关“官办刊物”的必要监督。这是因为，前者的诗作无疑会对后来者有着一定的示范性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中国诗歌的审美底线。而“官办刊物”依靠纳税人的血汗并且拥有“刊号”这一在中国有着特别意义的稀缺资源，无疑应该有必要的监督。正因如此，今年的“庸诗榜”所主要针对的，便是这两个方面；
　　4．我们设立“诗性人物榜”的基本目的，既是要倡导中国诗歌的广阔关怀，也是复苏和培育我们这个民族诗性精神的具体实践——当然，其效如何，另当别论！我个人以为，当下中国的诗歌创作问题多多，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缺少了广阔深厚的人间关怀和诗人所应具有的精神承担。另一个方面，我们的民族精神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功利性”的一面病态膨胀，“诗性”的一面几近沦丧，亟待我们不遗余力地以种种方式培育与复苏，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作为一个具体的文学门类的诗歌。人们应该注意到，这两个年度的“诗性人物榜”都主要选择了三类人物：一是具有全球性的巨大影响的“世界性人物”；二是大众文化界的“公众人物”；三是中国社会的“底层人物”。缘何如此？其用心，肯定不是一些人所片面与简单误解的“炒作”！人们也不应该忽略，2006年度“诗性人物榜”的基本主题是“悲悯”，意在倡导和呼唤那种超越了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宗教、阶级、阶层甚至性别的“悲悯情怀”。为了帮助和提醒人们关注和理解该榜的基本主题，今年我们特意加上了“革命的诗性”这样的字眼，以对主题进一步突出；
　　5．“诗歌贡献榜”的设立是为了突出和强调那些对诗歌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和报刊等，我们认为，他们的贡献也应该是诗歌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诗歌史应该牢记住他们；
　　6．欢迎人们对我们的“诗歌榜”提出批评，但希望批评应该是理性的和讨论的方式，而不应该是情绪性的谩骂。而且我们希望，对我们的批评起码应该建立在对我们“诗歌榜”的整个榜单包括其中阐述性文字全面了解的基础上，而不应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挑战文坛潜规则
　　——诗歌榜发起人之一黄梵访谈录

　　金燕

　　访谈时间：2007年2月上旬
　　访谈方式：电话访谈

　　金燕：去年年底你们做了一个诗歌评选，一共列了7个榜，其中，庸诗榜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一些叫好声，也有很多业内人士对此提出质疑，最主要的质疑是“谁有资格来定义诗歌的好坏？” 还有就是有人认为这是恶搞，对他的严肃性提出质疑，还有人认为这是自我炒做，我想请你谈谈你对这种疑问的看法。

　　黄梵：关于资格问题，现在一提评委，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老专家老学者，也就是所谓德高望重的那些。而现在所谓德高望重的诗歌批评家，往往都是当时顶力支持朦胧诗的那一批人，这些人有个问题，就是他们与诗歌现场已经脱节了。他们对朦胧诗是有资格的，因为当年他们认识上的觉醒，是伴随着那一代诗歌的崛起。一代诗人的成长总是伴随着一代学者批评的成长。但是当第三代诗歌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后，这些学者就没有跟上。以至于有的学者提出这样的看法，就是他已经看不懂九十年代以后的诗歌了，这个看不懂不是因为诗歌没有发展，而是批评家跟不上了。

　　金燕：那么能不能让那些跟诗歌现场有接触的著名诗人来评呢？
　　黄梵：让诗人来评，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诗人都是成圈子的，所以由诗人组成的评选团体，不能免除掉相互的利害关系，而且基本上是以一种趣味来作为衡量标准。这样评选的结果便是，他们圈子里具有这种趣味的人轮流获奖。他们的局限就在于他不能超越各种圈子，这种评选最后往往变成了江湖气很重的东西。所以你要说这种评选具有公正性的话，也是非常可疑的。

　　金燕：你不也是一个诗人吗？那么你们的评选团体又有什么不同？
　　黄梵：我们这个评委团体有个特点，就是这些专家学者都跟诗歌现场保持着密切接触，都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而且个人出于热爱已受到不少年的诗歌训练。同时，他们在诗坛基本上保持了独立性，没有陷到诗坛的人际关系中。还有就是，这些学者的趣味非常多样化。你观察好诗榜就会发现，各种趣味的诗都被选进来了。被选中的诗，不再像过去的那些榜，不再是单一趣味的洪流，这就超越了各种小圈子。所以这个榜是多元趣味的榜，跟过去那些单一趣味的榜完全不一样，不存在党同伐异的现象。我和另一个评委马铃薯兄弟虽然都是诗人，但我们的作品不参与任何评选，为了做到公正，我们把这层利益关系斩断了。可以说，这个评选具有相当的客观性，而且是一次超越各种圈子和人际纠缠的努力。

　　金燕：那么你们的评选标准是什么呢？
　　黄梵：说到标准，我的确看到了一些“勇敢”的人，他们在谈论标准时，总是把两个基本的概念弄混。诗人为了不使自己的诗作速死，便把自己的写作标准，与服务于整体的批评标准混淆起来。说到个人的写作标准，几乎每个时代都可以万计，但不管这些标准有多大胆，绝大多数存活的时间，不会比作者长。即使李白或聂鲁达这样的大师，他们个人的写作标准也不会完整的存活。比如，现在评判他们诗歌的优劣，并不会以李白或聂鲁达的个人标准。相反，个人标准存活的关键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批评标准吸纳。说到吸纳，这就涉及个人标准合理与否的问题。当我们想到，李白的声誉到宋代才被确立，想到每出现一个聂鲁达，同时就有千万个“聂鲁达”的写作已经无效。我们就能看清，个人写作标准是否合理，根本不是不证自明的。所以，与其把大师某些作品的永生，归结为个人标准的挺拔，不如说是由于批评标准的功劳。而批评标准不会是某一个人的写作标准，受它折磨的，是古往今来的一堆作品，因为它试图去理解和评判的，不是某个人的诗或某一首诗，而是所有的诗。据我所知，在诗的标准方面，德国诗人和批评家做过极具启发性的探究，在这里我就不复述了。所以，一个诗人或批评家若想对文学整体发话，他必须也只能采取批评标准。凡以个人的写作标准反击批评标准的人，或以个人的写作标准对文学整体发话的人，都是无知的表现。而批评标准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强调超越性，所谓超越，不能说只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效，在某种意义上，作品要具有古往今来诗歌的一些共通性，比如说能否触及存在、语言是否具有耐性等等这些方面。只有这种诗歌才是具有超越性。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原创性。

　　金燕：每一首诗歌不都是原创的吗
　　黄梵：不一定。很多诗歌不具有原创性，有的诗是对西方诗歌的模仿或者民歌体的的表面模仿。所谓原创性，是他指提供的表现方式及所表达的内容、精神具有强烈的独特性，有趣的是这种独特性往往与时代联系在一起。可能过了这个时代，这种独特表达就很难重现了。这是他跟时代最相关的部分。但你要是只强调这个原创性，可能他就会局限于这个时代，过了这个时代他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还要强调超越性。好的作品要同时具备这两种品性。两种品性究竟应该怎样平衡，便造成每个评委的标准不同。这样我们就提供了一个标准的公开市场，让大家的标准互相碰撞，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我们这个评选还是有示范意义的。

　　金燕：以前从来没有庸诗榜一说，都是评好的，你们怎么想到列这个评选项目呢？有人说这是在炒做，你能谈谈你的真实想法吗？
　　黄梵：其实这个想法不是去年才产生的。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文坛已经形成一种说假话的风气，就是说，很多批评家说你这个作品好，其实跟你的作品本身没有关系，而跟你这个人有关系。这样以来就变成一个潜规则，由于某种利益的需要，大家都说好。如果你说不好，就成了别有用心。这样的潜规则会把中国文学引向一个死胡同。那些大量的文学后来者，他们是需要引导的，需要好的作品引导，需要好的文学批评引导，如果他们跟在这样的文学批评后面，他怎么能去辨别文学方向呢？因为在批评家那里每个作品都是好的，每个方向都是好的。那么，是不是喊得声音大的那个就更好一点？喊得声音小一点的就更差一点？但实际上好的声音的高低，都是跟利益有关系。我们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批评家或诗人，应该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怎么改变呢？你如果观察目前中国文坛，会发现这么一个现象，要么说好话，要么就是一种情绪化的批评，就是漫骂，人身攻击。也就是说，很理性的批评文章很少，几乎没有。所以目前的文学环境就是一个好话的文学环境，加上一个情绪化的漫骂的环境。我们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理性的说好的环境和理性的说不好的环境。这样一个环境对于投身到文学中来的人是最有帮助的。那么我们就把好诗评出来，也把庸诗评出来，放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上，大家是不是认同，可以就这个进行讨论。

　　金燕：那么你们评选庸诗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黄梵：我们在用词上之所以没有用“差诗”或者“坏诗”，就是因为我们只是想给人们一个提醒或警示，而不想一棍子打死。入选庸诗榜的不过是说他趣味不高。诗歌相对来说是一个高拔一点的东西，而现在我们看到有些诗歌的趣味有点低，有点六朝诗歌的媚俗感。所以我们把趣味不高作为庸诗的标准。所谓趣味不高是指两个方面，一是在写作的内容上过于庸俗，还有一个是在写作形式上。诗歌有诗歌的形式、有语言的尊严，在节奏和分行上是非常讲究的，而我们看到一些所谓诗歌已经滑到了散文的边缘。所以我们的庸诗榜是想给一个提醒或警示，那就是：这种写作倾向再往下发展就是一个死胡同！这一类诗歌的写作请到此为止！还有一类诗歌，他花了几十行绕来绕去象迷宫一样终于绕出一点点诗意来，这个语言的代价太大，几乎是以散文的代价来猎取诗歌。实际上诗歌的语言应该是最经济的语言，最不铺张浪费的语言。一个优秀诗人花一两行就可以解决的事，你偏花几十行才能解决，我们且不谈才能问题，光语言一项就太奢侈了。诗歌在文学里，是语言最经济最高效的一个体裁。所以遇上这种语言铺张浪费的现象，我们当然会给它一个警示。

　　金燕：有人批评你们的评选，说选的不是一个具体的诗，而是某一个诗人，这是怎么回事？
　　黄梵：那可能是误会了，因为有个别的诗是组诗。我们针对具体诗歌，不针对具体的人。我们不是“优秀诗人榜”。比如《蓝蓝的诗》不是指蓝蓝的所有诗，是她发表这组诗时用的标题，榜上还标出了这组诗发表的出处，应该说一目了然，不应该成为问题。

　　金燕：你们除了庸诗榜还有一个最差诗选的评选，有专家很气愤地表示，《与世同在》，是建国以来最好的诗，但收录这个作品的选集却被评为最差诗选，这是怎么一回事？
　　黄梵：哦，柯岩主编的一个诗歌集被评为最差诗选。这个评选结果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结果，不是说没有争论的。从总体来看，柯岩跟诗歌现场脱节，这是最大的问题。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所以他在编诗选的时候对他的同代人是照顾比较多的。如果你想编一本真正的好诗选的话，你不能脱离诗歌发展现场。你越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诗人，就越是要对整个这一段历史负责任，对不对？这几年编的比较好的诗选，我认为相对来说还是年度诗选，因为这些编者一直扎根在诗歌现场中间。比如说王光明的花城社年选，臧棣的北大年选，张清华的春风文艺社年选，宗仁发的辽人社年选，韩作荣的长江文艺社年选……等等，至少这些年选反映了诗歌的某种现状，跟诗歌的发展是同步的，而柯岩编的诗选在某种程度上与诗歌发展的真实历史有脱节。

　　金燕：你们还评选出最差的诗刊榜，你自己是写诗的，你不怕这样会得罪人吗？这不是在封死自己的路吗？
　　黄梵：说实话，我跟马铃薯兄弟不适合参加这个评委团体，因为在诗坛里认识的人比较多，这样做很容易得罪人，但我们确实想扎扎实实做一件事，确实想改变中国文坛的风气。这种风气不改变，诗歌的复兴就可能半途而废。现在诗歌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但这种风气不改，很快就会把诗歌导入一个死胡同，所以我们很痛心。美国有一个电影奖项叫“金酸梅奖”，评选当年最差的影片，却有很多导演演员高高兴兴地去领奖。因为一部影片不行不代表你整个创作不行，不代表你就不再会有进展。但我们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我现在说你这首诗不好，好象就是在说你从来都不好，将来也不可能好，其实不是这样的。这种思维对我们的文学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当然想改变这种历史主义思维方式，可能也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这个榜出来以后的反面意见，都是在用历史主义的思维在说话，好象我们是在否定入选诗人的一切，其实我们只针对一首诗说一点意见而已。如果我们私下里说你这首诗写得一般，他不会感觉到什么，但一旦拿到公众面前就有问题了。

　　金燕：是面子问题。
　　黄梵：是的，目前中国诗人的确存在一个角色祛魅的问题，不少人缺少平常心，面子里有太多由文学史误导的想象。国外一些对立阵营的政客，论战时表现出的君子风度，的确让我意识到文明的重要。联想到台湾的政坛也沦为一片恶骂，以及大陆被批评者的各种表现，足以说明我们尚处在一个精神野蛮的时代，文革的遗毒还在我们的血液中不知不觉地流淌，作为诗人去建立文明的责任，还远远没有被唤醒。如果我们愿意静下心来考察，就会发现，我们对已有文明的破坏不是太少，而是已经太多。自由的魅力恰恰不在破坏，不在嘶声力竭的辱骂，在于用理性而不是用情绪克服愚钝。所以，对批评的反应和态度，在宏观上其实也衡量着整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如果文坛靠不能批评的面子来维持的话，如果没有真正真实的批评声音出现，那么怎样孕育出一代新的诗人？怎样孕育出一代新的批评家？怎样推动新一代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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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歌榜”的几点说明
　　何言宏

　　这两年来，我们先后推出的“2006年中国诗歌排行榜”和“2007年中国诗歌排行榜”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这些反响中的某些方面，为我们所始料未及。特别是一些人对榜单内容的误解、盲视、有意无意的扭曲以及那些情绪化的反应，既让我们遗憾与震惊，也使得我进一步感到诗歌环境尤其是诗歌批评环境的恶劣。“诗生活”网站将对这两个年度“诗歌榜”的所有当事人和其他人士进行较为全面的深度访谈，对于中国诗歌来说，我很希望这将是一个建设性的行动，更希望它能够取得极具价值的积极成果。正因如此，我想对“诗歌榜”等有关情况作出一些必要的说明。
　　1．我一直以为，“诗歌榜”只是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这一“评榜”的方式在目前中国的文学界并不鲜见，而且它与文学选本、文学评奖和文字性的批评等其他形式的文学批评一样，都各有着自己的优长与局限；
　　2．希望人们全面地理解“诗歌榜”。就这两个年度的“诗歌榜”所产生的社会反响来看，很多人都只将目光非常片面地集中在“庸诗榜”上，造成了对“诗歌榜”的极大扭曲。在我看来，讨论问题的基本前提，就是要对有关情况作出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对很多仅仅局限于“庸诗榜”的争论不愿回应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实际上，“庸诗榜”不过只是“诗歌榜”的一个方面而已，绝对不应该以偏概全；
3．“庸诗榜”的设立是对比较著名或比较重要的诗人的批评与提醒，也是对有关“官办刊物”的必要监督。这是因为，前者的诗作无疑会对后来者有着一定的示范性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中国诗歌的审美底线。而“官办刊物”依靠纳税人的血汗并且拥有“刊号”这一在中国有着特别意义的稀缺资源，无疑应该有必要的监督。正因如此，今年的“庸诗榜”所主要针对的，便是这两个方面；
　　4．我们设立“诗性人物榜”的基本目的，既是要倡导中国诗歌的广阔关怀，也是复苏和培育我们这个民族诗性精神的具体实践——当然，其效如何，另当别论！我个人以为，当下中国的诗歌创作问题多多，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缺少了广阔深厚的人间关怀和诗人所应具有的精神承担。另一个方面，我们的民族精神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功利性”的一面病态膨胀，“诗性”的一面几近沦丧，亟待我们不遗余力地以种种方式培育与复苏，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作为一个具体的文学门类的诗歌。人们应该注意到，这两个年度的“诗性人物榜”都主要选择了三类人物：一是具有全球性的巨大影响的“世界性人物”；二是大众文化界的“公众人物”；三是中国社会的“底层人物”。缘何如此？其用心，肯定不是一些人所片面与简单误解的“炒作”！人们也不应该忽略，2006年度“诗性人物榜”的基本主题是“悲悯”，意在倡导和呼唤那种超越了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宗教、阶级、阶层甚至性别的“悲悯情怀”。为了帮助和提醒人们关注和理解该榜的基本主题，今年我们特意加上了“革命的诗性”这样的字眼，以对主题进一步突出；
　　5．“诗歌贡献榜”的设立是为了突出和强调那些对诗歌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和报刊等，我们认为，他们的贡献也应该是诗歌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诗歌史应该牢记住他们；
　　6．欢迎人们对我们的“诗歌榜”提出批评，但希望批评应该是理性的和讨论的方式，而不应该是情绪性的谩骂。而且我们希望，对我们的批评起码应该建立在对我们“诗歌榜”的整个榜单包括其中阐述性文字全面了解的基础上，而不应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挑战文坛潜规则
　　——诗歌榜发起人之一黄梵访谈录

　　金燕

　　访谈时间：2007年2月上旬
　　访谈方式：电话访谈

　　金燕：去年年底你们做了一个诗歌评选，一共列了7个榜，其中，庸诗榜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一些叫好声，也有很多业内人士对此提出质疑，最主要的质疑是“谁有资格来定义诗歌的好坏？” 还有就是有人认为这是恶搞，对他的严肃性提出质疑，还有人认为这是自我炒做，我想请你谈谈你对这种疑问的看法。

　　黄梵：关于资格问题，现在一提评委，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老专家老学者，也就是所谓德高望重的那些。而现在所谓德高望重的诗歌批评家，往往都是当时顶力支持朦胧诗的那一批人，这些人有个问题，就是他们与诗歌现场已经脱节了。他们对朦胧诗是有资格的，因为当年他们认识上的觉醒，是伴随着那一代诗歌的崛起。一代诗人的成长总是伴随着一代学者批评的成长。但是当第三代诗歌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后，这些学者就没有跟上。以至于有的学者提出这样的看法，就是他已经看不懂九十年代以后的诗歌了，这个看不懂不是因为诗歌没有发展，而是批评家跟不上了。

　　金燕：那么能不能让那些跟诗歌现场有接触的著名诗人来评呢？
　　黄梵：让诗人来评，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诗人都是成圈子的，所以由诗人组成的评选团体，不能免除掉相互的利害关系，而且基本上是以一种趣味来作为衡量标准。这样评选的结果便是，他们圈子里具有这种趣味的人轮流获奖。他们的局限就在于他不能超越各种圈子，这种评选最后往往变成了江湖气很重的东西。所以你要说这种评选具有公正性的话，也是非常可疑的。

　　金燕：你不也是一个诗人吗？那么你们的评选团体又有什么不同？
　　黄梵：我们这个评委团体有个特点，就是这些专家学者都跟诗歌现场保持着密切接触，都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而且个人出于热爱已受到不少年的诗歌训练。同时，他们在诗坛基本上保持了独立性，没有陷到诗坛的人际关系中。还有就是，这些学者的趣味非常多样化。你观察好诗榜就会发现，各种趣味的诗都被选进来了。被选中的诗，不再像过去的那些榜，不再是单一趣味的洪流，这就超越了各种小圈子。所以这个榜是多元趣味的榜，跟过去那些单一趣味的榜完全不一样，不存在党同伐异的现象。我和另一个评委马铃薯兄弟虽然都是诗人，但我们的作品不参与任何评选，为了做到公正，我们把这层利益关系斩断了。可以说，这个评选具有相当的客观性，而且是一次超越各种圈子和人际纠缠的努力。

　　金燕：那么你们的评选标准是什么呢？
　　黄梵：说到标准，我的确看到了一些“勇敢”的人，他们在谈论标准时，总是把两个基本的概念弄混。诗人为了不使自己的诗作速死，便把自己的写作标准，与服务于整体的批评标准混淆起来。说到个人的写作标准，几乎每个时代都可以万计，但不管这些标准有多大胆，绝大多数存活的时间，不会比作者长。即使李白或聂鲁达这样的大师，他们个人的写作标准也不会完整的存活。比如，现在评判他们诗歌的优劣，并不会以李白或聂鲁达的个人标准。相反，个人标准存活的关键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批评标准吸纳。说到吸纳，这就涉及个人标准合理与否的问题。当我们想到，李白的声誉到宋代才被确立，想到每出现一个聂鲁达，同时就有千万个“聂鲁达”的写作已经无效。我们就能看清，个人写作标准是否合理，根本不是不证自明的。所以，与其把大师某些作品的永生，归结为个人标准的挺拔，不如说是由于批评标准的功劳。而批评标准不会是某一个人的写作标准，受它折磨的，是古往今来的一堆作品，因为它试图去理解和评判的，不是某个人的诗或某一首诗，而是所有的诗。据我所知，在诗的标准方面，德国诗人和批评家做过极具启发性的探究，在这里我就不复述了。所以，一个诗人或批评家若想对文学整体发话，他必须也只能采取批评标准。凡以个人的写作标准反击批评标准的人，或以个人的写作标准对文学整体发话的人，都是无知的表现。而批评标准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强调超越性，所谓超越，不能说只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效，在某种意义上，作品要具有古往今来诗歌的一些共通性，比如说能否触及存在、语言是否具有耐性等等这些方面。只有这种诗歌才是具有超越性。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原创性。

　　金燕：每一首诗歌不都是原创的吗
　　黄梵：不一定。很多诗歌不具有原创性，有的诗是对西方诗歌的模仿或者民歌体的的表面模仿。所谓原创性，是他指提供的表现方式及所表达的内容、精神具有强烈的独特性，有趣的是这种独特性往往与时代联系在一起。可能过了这个时代，这种独特表达就很难重现了。这是他跟时代最相关的部分。但你要是只强调这个原创性，可能他就会局限于这个时代，过了这个时代他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还要强调超越性。好的作品要同时具备这两种品性。两种品性究竟应该怎样平衡，便造成每个评委的标准不同。这样我们就提供了一个标准的公开市场，让大家的标准互相碰撞，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我们这个评选还是有示范意义的。

　　金燕：以前从来没有庸诗榜一说，都是评好的，你们怎么想到列这个评选项目呢？有人说这是在炒做，你能谈谈你的真实想法吗？
　　黄梵：其实这个想法不是去年才产生的。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文坛已经形成一种说假话的风气，就是说，很多批评家说你这个作品好，其实跟你的作品本身没有关系，而跟你这个人有关系。这样以来就变成一个潜规则，由于某种利益的需要，大家都说好。如果你说不好，就成了别有用心。这样的潜规则会把中国文学引向一个死胡同。那些大量的文学后来者，他们是需要引导的，需要好的作品引导，需要好的文学批评引导，如果他们跟在这样的文学批评后面，他怎么能去辨别文学方向呢？因为在批评家那里每个作品都是好的，每个方向都是好的。那么，是不是喊得声音大的那个就更好一点？喊得声音小一点的就更差一点？但实际上好的声音的高低，都是跟利益有关系。我们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批评家或诗人，应该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怎么改变呢？你如果观察目前中国文坛，会发现这么一个现象，要么说好话，要么就是一种情绪化的批评，就是漫骂，人身攻击。也就是说，很理性的批评文章很少，几乎没有。所以目前的文学环境就是一个好话的文学环境，加上一个情绪化的漫骂的环境。我们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理性的说好的环境和理性的说不好的环境。这样一个环境对于投身到文学中来的人是最有帮助的。那么我们就把好诗评出来，也把庸诗评出来，放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上，大家是不是认同，可以就这个进行讨论。

　　金燕：那么你们评选庸诗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黄梵：我们在用词上之所以没有用“差诗”或者“坏诗”，就是因为我们只是想给人们一个提醒或警示，而不想一棍子打死。入选庸诗榜的不过是说他趣味不高。诗歌相对来说是一个高拔一点的东西，而现在我们看到有些诗歌的趣味有点低，有点六朝诗歌的媚俗感。所以我们把趣味不高作为庸诗的标准。所谓趣味不高是指两个方面，一是在写作的内容上过于庸俗，还有一个是在写作形式上。诗歌有诗歌的形式、有语言的尊严，在节奏和分行上是非常讲究的，而我们看到一些所谓诗歌已经滑到了散文的边缘。所以我们的庸诗榜是想给一个提醒或警示，那就是：这种写作倾向再往下发展就是一个死胡同！这一类诗歌的写作请到此为止！还有一类诗歌，他花了几十行绕来绕去象迷宫一样终于绕出一点点诗意来，这个语言的代价太大，几乎是以散文的代价来猎取诗歌。实际上诗歌的语言应该是最经济的语言，最不铺张浪费的语言。一个优秀诗人花一两行就可以解决的事，你偏花几十行才能解决，我们且不谈才能问题，光语言一项就太奢侈了。诗歌在文学里，是语言最经济最高效的一个体裁。所以遇上这种语言铺张浪费的现象，我们当然会给它一个警示。

　　金燕：有人批评你们的评选，说选的不是一个具体的诗，而是某一个诗人，这是怎么回事？
　　黄梵：那可能是误会了，因为有个别的诗是组诗。我们针对具体诗歌，不针对具体的人。我们不是“优秀诗人榜”。比如《蓝蓝的诗》不是指蓝蓝的所有诗，是她发表这组诗时用的标题，榜上还标出了这组诗发表的出处，应该说一目了然，不应该成为问题。

　　金燕：你们除了庸诗榜还有一个最差诗选的评选，有专家很气愤地表示，《与世同在》，是建国以来最好的诗，但收录这个作品的选集却被评为最差诗选，这是怎么一回事？
　　黄梵：哦，柯岩主编的一个诗歌集被评为最差诗选。这个评选结果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结果，不是说没有争论的。从总体来看，柯岩跟诗歌现场脱节，这是最大的问题。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所以他在编诗选的时候对他的同代人是照顾比较多的。如果你想编一本真正的好诗选的话，你不能脱离诗歌发展现场。你越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诗人，就越是要对整个这一段历史负责任，对不对？这几年编的比较好的诗选，我认为相对来说还是年度诗选，因为这些编者一直扎根在诗歌现场中间。比如说王光明的花城社年选，臧棣的北大年选，张清华的春风文艺社年选，宗仁发的辽人社年选，韩作荣的长江文艺社年选……等等，至少这些年选反映了诗歌的某种现状，跟诗歌的发展是同步的，而柯岩编的诗选在某种程度上与诗歌发展的真实历史有脱节。

　　金燕：你们还评选出最差的诗刊榜，你自己是写诗的，你不怕这样会得罪人吗？这不是在封死自己的路吗？
　　黄梵：说实话，我跟马铃薯兄弟不适合参加这个评委团体，因为在诗坛里认识的人比较多，这样做很容易得罪人，但我们确实想扎扎实实做一件事，确实想改变中国文坛的风气。这种风气不改变，诗歌的复兴就可能半途而废。现在诗歌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但这种风气不改，很快就会把诗歌导入一个死胡同，所以我们很痛心。美国有一个电影奖项叫“金酸梅奖”，评选当年最差的影片，却有很多导演演员高高兴兴地去领奖。因为一部影片不行不代表你整个创作不行，不代表你就不再会有进展。但我们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我现在说你这首诗不好，好象就是在说你从来都不好，将来也不可能好，其实不是这样的。这种思维对我们的文学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当然想改变这种历史主义思维方式，可能也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这个榜出来以后的反面意见，都是在用历史主义的思维在说话，好象我们是在否定入选诗人的一切，其实我们只针对一首诗说一点意见而已。如果我们私下里说你这首诗写得一般，他不会感觉到什么，但一旦拿到公众面前就有问题了。

　　金燕：是面子问题。
　　黄梵：是的，目前中国诗人的确存在一个角色祛魅的问题，不少人缺少平常心，面子里有太多由文学史误导的想象。国外一些对立阵营的政客，论战时表现出的君子风度，的确让我意识到文明的重要。联想到台湾的政坛也沦为一片恶骂，以及大陆被批评者的各种表现，足以说明我们尚处在一个精神野蛮的时代，文革的遗毒还在我们的血液中不知不觉地流淌，作为诗人去建立文明的责任，还远远没有被唤醒。如果我们愿意静下心来考察，就会发现，我们对已有文明的破坏不是太少，而是已经太多。自由的魅力恰恰不在破坏，不在嘶声力竭的辱骂，在于用理性而不是用情绪克服愚钝。所以，对批评的反应和态度，在宏观上其实也衡量着整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如果文坛靠不能批评的面子来维持的话，如果没有真正真实的批评声音出现，那么怎样孕育出一代新的诗人？怎样孕育出一代新的批评家？怎样推动新一代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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