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林婉]

十二

二舅带了和我同岁的大儿子去了台湾，扔下了二儿子。到台湾后又生了一子一女后，夫妻早逝，台湾的二子一女由堂舅照管。因为台湾和大陆不通邮，这些都是堂舅1962年环球旅游到伦敦来信告知的。
八十年代中后期堂舅和亲戚们取得了联系。他为二舅争取到的抚恤金在二舅的孩子们成年后交给了他们，留在大陆的老二那份三万美元寄给了他。亲戚们每人也都收到一个金戒指，只有妈妈特殊，除爸爸妈妈外，我们七个孩子每人都有一个金戒指，别家的孩子都没有。妈妈没有说她和堂舅有什麽特殊关系。台湾还没开放探亲，堂舅到香港与亲戚们会面，只有妈妈没去。
阿莉在广州，长辈们到香港经过广州时她都见了，她了解到可能是堂舅去投奔蒋经国时妈妈资助过他。当时也是出国潮兴起之时，阿莉的丈夫看到堂舅对我们的眷顾，要阿莉求妈妈请堂舅为他做出国担保，妈妈的回答是：“他做梦去吧!”
台湾开放探亲，二舅的两个儿子来了，他们一个是海员，一个是当代骆驼祥子--出租车司机娶了出租车公司老板的女儿，都属于社会下层。堂舅的子女都是高学历，全在美国、加拿大。二舅的两个儿子对照顾过他们的堂伯(二舅、堂舅都是比妈妈大四岁)都有怨气。
公司要派我出国，我快四十二岁了，不愿去，妻子坚持要我去。办手续需要邀请函，堂舅让他的女儿从她所在的公司发了函。我办的大学做访问学者，制了装(国家出钱做出国的服装，以免出国人员穿着太寒酸)，到市外办办手续时才知道搞错了，项目是到企业去的。外办建议先到美国，让领事馆更改很容易，国内不好改。
我给美国的表妹去信，请她再发一年的工作邀请以通过签证。她来信说，原说只要发一封信即可，怎麽又提要求呢？有责备的含义。我分析她认为我要借助她往美国跑，当时国内这种事不少，这伤了我的自尊。同时我也了解到美国企业要发一年的工作邀请，也不是个简单的事。
公司要我再重新联系。因为项目是计算机模拟铸造凝固过程，我不看好，通知人事处放弃。堂舅也来信问进展怎样，我不好说他女儿不愿意，没给他回信。堂舅又问妈妈，我告诉了妈妈，不知妈妈是否告诉了他。
因为我要出国，女儿又送到了爷爷奶奶身边。放弃出国后，我参加部里组织的考查团去了一趟欧州，回来后去萍乡接回了女儿。
小时候我的印象中，妈妈很健康，夏天身上凉、冬天身上热，爸爸瘦弱(但小时见爸爸做了29个引体向上，我上大学体育测验时只能做15个)，还总是吃药。到七十多岁，爸爸却显得比妈妈健康，爸爸动作轻捷，妈妈有些驼背了，动作也比爸爸迟缓。我问爸爸年轻时为什麽总是吃药，他说是神经衰弱，吃的药按现在的分类属于保健品。
妈妈下巴下面有些肿，不很明显，不红不痛。不在甲状腺的位置，没有炎症反应。医院看不出是什麽病，因为没有哪里难受，找中医科开点方子煎了吃。中医这方面就是耽误人。西医查不出来，老老实实就是查不出来，你另请高明。中医云里雾里的一套说法，是不是那麽回事，别人谁也不明白，也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明白，他就能给你开药方治病。你去看看现今满街的广告，癌症、糖尿病，中医都能治!
爸爸七十一岁退休了，不肯去为私营企业当会计。解放后他当国营贸易公司(也就是后来的商业局)会计股长以来，萍乡的会计多是他的学生。他说，现今私营企业会计没有不做假帐的，再说，他和妈妈都有退休金，他不愿趟这种浑水。
爸爸在整理他写的文章，看来是想搞个集子。他对我抱怨，早年妈妈也没告诉他就把他的许多杂志卖了废纸，有的文章找不到了(这不是小事一桩吗？阿玲送人也没问过他!不过对此妈妈也有她的道理，我住了两个月的院，爸爸也没去过医院)。他列了一张发表在辽宁的会计杂志上的文章，让我到省、市、辽宁大学图书馆查到后复印给他。小时候我知道，有个房间堆放他订的旧杂志。我看了他留下的杂志，有全国性的，也有各省的，有一年12期的，也有一年24期的。这麽多年，家里那麽穷，他一个月二十多元生活费中，他要留出过年的钱、挤出补贴叔叔家的钱、还要花钱订这麽多杂志。
爸爸给我看他发表的会计文章，谈谈看法。在我这个外行看来，什麽借贷记帐法，什麽增减记帐法，都是玩文字游戏，没有什麽实质意义。我当然不能这麽说，我对许多发表文章的人的动机有不好看法，但爸爸不同，他是认真的对待自己的工作。我只能以文论文的敷衍，至于会计工作在什麽什麽等中的作用之类，则以从没研究过推脱。爸爸没有其它任何爱好，只喜好这一“口”，日子过得寡淡无味(这是别人的看法，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我更不如他，不但没有其它任何爱好，连他喜好的这一“口”也没有，刚过六十岁，日子就过得寡淡无味(这不但是别人的看法，我自己感觉更是这样)了。
回去后我查了图书馆，爸爸要的那些期杂志没找到，省级的会计刊物，有多少图书馆会保留？爸爸的集子肯定是编不起来。这也好，集起来了，有谁肯给出版？哪怕你有钱自己印，有谁会买？恐怕白送人也没人要看，像赵本山、宋丹丹的小品中，宋丹丹写的《月子》一样。
爸爸倒是真的编了一本书，他一人编的，作者两人，他排第二。第一作者是局长，他需要它升高级会计师。爸爸拿了四千多稿费，谁给钱出版、印刷，怎麽发行，这些都与他无关了。
爸爸那里还有一册“名人录”，里面有他的名字。我们单位林中成、严志武、皮定国也都进了“名人录”，他们是从自己参加的课题里拿几百块钱登的，爸爸只能自己掏钱。当时到处都能看到这种“名人录”，其实我明白，这些“名人录”是编印者捞钱的，只有交钱的这些“名人”人手一册，别的地方是找不到踪影的。林中成、严志武、皮定国把它放在办公桌上，别人还能翻看一下，爸爸放在家里不知有什麽用。
女儿已经上初中了，爷爷奶奶的生活情况也能说出一些了。她说阿兰姑妈下班做晚饭时，姑父干活插不上手，站在厨房门口陪着说话。爷爷奶奶成天也没话。爷爷早上在阳台做操，白天两次散步，奶奶买菜，打扫，做早、午饭，洗三人的衣服(用洗衣机)。爷爷还和她说自己的会计文章，她听不懂。
阿华和儿子来是做客，阿华的妻子不来(大概是对阿华与岳父母绝交的礼尚往来吧)。阿华的儿子得过乙型肝炎，阿兰怕传染自己的女儿，采取的隔离行为，阿华觉得过分。阿华认为儿子不在发病期，过分的隔离行为伤害儿子的自尊，为此兄妹闹得不愉快。爸爸对家里事向来是视而不见，妈妈也从不介入，但她还是用行动说了话：她没打过疫苗，孙子的剩饭，她吃。
阿华的婚姻生活与小毛的婚姻生活一样，说起来都有戏剧性。我这次来，阿华与妻子正在闹离婚，对此爸爸同样是视而不见，妈妈也不介入，我无从劝解。前妻是科长，局里的公章在她那里，自己开的离婚证明信，阿华在社会保险局当普通职员，他的离婚证明信是托人偷盖的章，他们还住在一套房子里，外人不知道他们离婚了。
离婚后他们不再打架了，妈妈去世后，爸爸还住到他们一起。阿华心脏动手术，前妻陪他到上海护理。分居两处后，阿兰给介绍了她学校一位比阿华小13岁的女工，同居了，前妻找到女工要求她放弃阿华遭拒绝。前妻提为局长，与在南昌工作的同学结婚。阿华与女工同居一段后，觉得不合适又离开了。前妻把自己的同学介绍给阿华。
阿华现在的妻子的女儿、前妻现在的丈夫的女儿都比他们的儿子大些，都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大概因为儿子的关系吧，他(她)除和现在的妻子(丈夫)在一张床睡觉外，他与前妻俩还等于一家，家事只是在他俩之间商量。儿子毕业到深圳工作，前妻掏50万、阿华掏10万为儿子买房，房子还记在阿华名下。这事编一编可以可以写小说，可惜我没这个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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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二舅带了和我同岁的大儿子去了台湾，扔下了二儿子。到台湾后又生了一子一女后，夫妻早逝，台湾的二子一女由堂舅照管。因为台湾和大陆不通邮，这些都是堂舅1962年环球旅游到伦敦来信告知的。
八十年代中后期堂舅和亲戚们取得了联系。他为二舅争取到的抚恤金在二舅的孩子们成年后交给了他们，留在大陆的老二那份三万美元寄给了他。亲戚们每人也都收到一个金戒指，只有妈妈特殊，除爸爸妈妈外，我们七个孩子每人都有一个金戒指，别家的孩子都没有。妈妈没有说她和堂舅有什麽特殊关系。台湾还没开放探亲，堂舅到香港与亲戚们会面，只有妈妈没去。
阿莉在广州，长辈们到香港经过广州时她都见了，她了解到可能是堂舅去投奔蒋经国时妈妈资助过他。当时也是出国潮兴起之时，阿莉的丈夫看到堂舅对我们的眷顾，要阿莉求妈妈请堂舅为他做出国担保，妈妈的回答是：“他做梦去吧!”
台湾开放探亲，二舅的两个儿子来了，他们一个是海员，一个是当代骆驼祥子--出租车司机娶了出租车公司老板的女儿，都属于社会下层。堂舅的子女都是高学历，全在美国、加拿大。二舅的两个儿子对照顾过他们的堂伯(二舅、堂舅都是比妈妈大四岁)都有怨气。
公司要派我出国，我快四十二岁了，不愿去，妻子坚持要我去。办手续需要邀请函，堂舅让他的女儿从她所在的公司发了函。我办的大学做访问学者，制了装(国家出钱做出国的服装，以免出国人员穿着太寒酸)，到市外办办手续时才知道搞错了，项目是到企业去的。外办建议先到美国，让领事馆更改很容易，国内不好改。
我给美国的表妹去信，请她再发一年的工作邀请以通过签证。她来信说，原说只要发一封信即可，怎麽又提要求呢？有责备的含义。我分析她认为我要借助她往美国跑，当时国内这种事不少，这伤了我的自尊。同时我也了解到美国企业要发一年的工作邀请，也不是个简单的事。
公司要我再重新联系。因为项目是计算机模拟铸造凝固过程，我不看好，通知人事处放弃。堂舅也来信问进展怎样，我不好说他女儿不愿意，没给他回信。堂舅又问妈妈，我告诉了妈妈，不知妈妈是否告诉了他。
因为我要出国，女儿又送到了爷爷奶奶身边。放弃出国后，我参加部里组织的考查团去了一趟欧州，回来后去萍乡接回了女儿。
小时候我的印象中，妈妈很健康，夏天身上凉、冬天身上热，爸爸瘦弱(但小时见爸爸做了29个引体向上，我上大学体育测验时只能做15个)，还总是吃药。到七十多岁，爸爸却显得比妈妈健康，爸爸动作轻捷，妈妈有些驼背了，动作也比爸爸迟缓。我问爸爸年轻时为什麽总是吃药，他说是神经衰弱，吃的药按现在的分类属于保健品。
妈妈下巴下面有些肿，不很明显，不红不痛。不在甲状腺的位置，没有炎症反应。医院看不出是什麽病，因为没有哪里难受，找中医科开点方子煎了吃。中医这方面就是耽误人。西医查不出来，老老实实就是查不出来，你另请高明。中医云里雾里的一套说法，是不是那麽回事，别人谁也不明白，也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明白，他就能给你开药方治病。你去看看现今满街的广告，癌症、糖尿病，中医都能治!
爸爸七十一岁退休了，不肯去为私营企业当会计。解放后他当国营贸易公司(也就是后来的商业局)会计股长以来，萍乡的会计多是他的学生。他说，现今私营企业会计没有不做假帐的，再说，他和妈妈都有退休金，他不愿趟这种浑水。
爸爸在整理他写的文章，看来是想搞个集子。他对我抱怨，早年妈妈也没告诉他就把他的许多杂志卖了废纸，有的文章找不到了(这不是小事一桩吗？阿玲送人也没问过他!不过对此妈妈也有她的道理，我住了两个月的院，爸爸也没去过医院)。他列了一张发表在辽宁的会计杂志上的文章，让我到省、市、辽宁大学图书馆查到后复印给他。小时候我知道，有个房间堆放他订的旧杂志。我看了他留下的杂志，有全国性的，也有各省的，有一年12期的，也有一年24期的。这麽多年，家里那麽穷，他一个月二十多元生活费中，他要留出过年的钱、挤出补贴叔叔家的钱、还要花钱订这麽多杂志。
爸爸给我看他发表的会计文章，谈谈看法。在我这个外行看来，什麽借贷记帐法，什麽增减记帐法，都是玩文字游戏，没有什麽实质意义。我当然不能这麽说，我对许多发表文章的人的动机有不好看法，但爸爸不同，他是认真的对待自己的工作。我只能以文论文的敷衍，至于会计工作在什麽什麽等中的作用之类，则以从没研究过推脱。爸爸没有其它任何爱好，只喜好这一“口”，日子过得寡淡无味(这是别人的看法，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我更不如他，不但没有其它任何爱好，连他喜好的这一“口”也没有，刚过六十岁，日子就过得寡淡无味(这不但是别人的看法，我自己感觉更是这样)了。
回去后我查了图书馆，爸爸要的那些期杂志没找到，省级的会计刊物，有多少图书馆会保留？爸爸的集子肯定是编不起来。这也好，集起来了，有谁肯给出版？哪怕你有钱自己印，有谁会买？恐怕白送人也没人要看，像赵本山、宋丹丹的小品中，宋丹丹写的《月子》一样。
爸爸倒是真的编了一本书，他一人编的，作者两人，他排第二。第一作者是局长，他需要它升高级会计师。爸爸拿了四千多稿费，谁给钱出版、印刷，怎麽发行，这些都与他无关了。
爸爸那里还有一册“名人录”，里面有他的名字。我们单位林中成、严志武、皮定国也都进了“名人录”，他们是从自己参加的课题里拿几百块钱登的，爸爸只能自己掏钱。当时到处都能看到这种“名人录”，其实我明白，这些“名人录”是编印者捞钱的，只有交钱的这些“名人”人手一册，别的地方是找不到踪影的。林中成、严志武、皮定国把它放在办公桌上，别人还能翻看一下，爸爸放在家里不知有什麽用。
女儿已经上初中了，爷爷奶奶的生活情况也能说出一些了。她说阿兰姑妈下班做晚饭时，姑父干活插不上手，站在厨房门口陪着说话。爷爷奶奶成天也没话。爷爷早上在阳台做操，白天两次散步，奶奶买菜，打扫，做早、午饭，洗三人的衣服(用洗衣机)。爷爷还和她说自己的会计文章，她听不懂。
阿华和儿子来是做客，阿华的妻子不来(大概是对阿华与岳父母绝交的礼尚往来吧)。阿华的儿子得过乙型肝炎，阿兰怕传染自己的女儿，采取的隔离行为，阿华觉得过分。阿华认为儿子不在发病期，过分的隔离行为伤害儿子的自尊，为此兄妹闹得不愉快。爸爸对家里事向来是视而不见，妈妈也从不介入，但她还是用行动说了话：她没打过疫苗，孙子的剩饭，她吃。
阿华的婚姻生活与小毛的婚姻生活一样，说起来都有戏剧性。我这次来，阿华与妻子正在闹离婚，对此爸爸同样是视而不见，妈妈也不介入，我无从劝解。前妻是科长，局里的公章在她那里，自己开的离婚证明信，阿华在社会保险局当普通职员，他的离婚证明信是托人偷盖的章，他们还住在一套房子里，外人不知道他们离婚了。
离婚后他们不再打架了，妈妈去世后，爸爸还住到他们一起。阿华心脏动手术，前妻陪他到上海护理。分居两处后，阿兰给介绍了她学校一位比阿华小13岁的女工，同居了，前妻找到女工要求她放弃阿华遭拒绝。前妻提为局长，与在南昌工作的同学结婚。阿华与女工同居一段后，觉得不合适又离开了。前妻把自己的同学介绍给阿华。
阿华现在的妻子的女儿、前妻现在的丈夫的女儿都比他们的儿子大些，都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大概因为儿子的关系吧，他(她)除和现在的妻子(丈夫)在一张床睡觉外，他与前妻俩还等于一家，家事只是在他俩之间商量。儿子毕业到深圳工作，前妻掏50万、阿华掏10万为儿子买房，房子还记在阿华名下。这事编一编可以可以写小说，可惜我没这个本事。

[林婉]

十三

1994年中得知妈妈病重，我赶回了萍乡。就是下巴的肿，萍乡人民医院怀疑是癌，三舅和阿莉陪妈妈到了武汉和广州的大医院，他们都因为妈妈年龄大，不愿为她开刀。回来后病情加重，住进了矿务局医院。我和小毛来了，三个儿子护理了一个月，病情缓解，我们回去了。
接近年底，妈妈病危，七个子女都来了。阿玲最远，来得最晚。阿玲是妈妈心里的最痛，妈妈盼望她的心情非常急切，害怕见不到她了。阿玲赶到了。阿玲送养后，母女第二次见面，前一次是阿玲结婚，阿玲抱着病床上的妈妈痛哭。
七个子女轮流护理妈妈，阿玉的丈夫也来了，他是希望我帮他说服阿玉而来的。他家的房多年前翻建扩大了，大姐、大哥、他和三弟都有份。当年当司机的他经济条件最好，翻建的钱几乎都是他出的，三层木楼的底层是他的。要动迁了，阿华跑来找南昌的朋友，把底层改登为门市房。动迁时分给他一间门面，可以给以后的生活一份保障。
现在他成了四家中最穷的了。大姐夫大学教师倒一般，大姐了不得了，是他家的大富翁：医院管药品采购的。三弟也不赖，夹一块军队汽车牌子跑广州，夹着牌子去，挂到一台国外产的轿车上开回来(查走私的关卡不查军队的车)，开一趟就挣不少。大哥是他同一单位的干部，本来他虽比不上大哥，也可以免强过日子。他的头头拉出来搞改革，自己作老板(钱是公家的)，胡作，垮了，欠了银行五千万。欠钱的是大爷，老板不怕。他给老板开小车，眼看就饭碗不保。
他没爸了，他妈比妈妈大一岁，是个极自私的老太太，伺候她还要挨她骂。老太太如跟老大过，老大媳妇就离婚。老三媳妇和她对骂，急了还动手。她吃定了阿玉，阿玉能忍，虽讨厌她，但表现得孝顺。一旦动迁阿玉没住房，老太太就得跟别人，全家人都来做工作，要阿玉放弃门市房。阿玉不答应，丈夫顶不住压力，又说不动阿玉，来请我出面说服阿玉。我表示不行，决不能让步，老太太让阿玉照顾可以，大家想办法，门市房不放弃。后来阿玉住在老三分的动迁房里照顾老太太。阿玉儿子上大学，多亏有了这间门市房的租金收入。
这是后话了，后来老太太早没了，阿玉丈夫借住单位的房动迁，阿玉求助于我，我给了她十万。阿玉的丈夫要求买一套大房，阿玉说儿子上了大学走了，不同意，花五万买一套五十多平米的房，要还我五万。阿兰告诉我，阿华住得太高，为爸爸上下楼方便，看中一套二楼的房，缺钱，我就让阿玉将五万给了阿华。阿玉儿子后来对我说，他家宽裕时，大姑、大伯、三叔沾他家光。他家困难了，谁也不沾他家的边。
妈妈住院多日，房子里灰尘积了至少一毫米厚。说给别人听肯定没人相信，办公桌前的椅子只有爸爸坐的部分没灰，办公桌上只有半圆形的看书写字的部分范围内没灰，大家收拾了两天。爸爸陪护不了，没轮到在医院陪护的人在家照顾他。
三舅一直陪伴妈妈，他比妈妈大两岁，七十七了，非常健康，看起来比小他十几岁的舅妈还年轻，没事时给我讲了不少姥爷和他们兄妹们以往的事。七八个儿女轮流照顾妈妈，大多还是从外地赶来，医院还很少见。
面对可能到来的死亡，妈妈开始还表现有些恐惧。三舅是医师，不纬忌说死字，不说“别担心”、“能治好”那套话。开导妈妈：人总是要死的，七十五岁了，就是马上死也不短寿了。孩子们都挺好，也都挺孝顺，医院的人都说这麽多年也没见这麽多儿女来照顾有病的老人。妈妈释然了，平静地对待病痛和可能到来的死亡。
妈妈吞咽困难，不能正常进食，只能吃两样东西：黑芝麻糊和香蕉。天天吃、顿顿吃，要是我都会吃得恶心。很多病人都会提出各种要求，甚至会刁难家人。妈妈从来没有任何一次表现出不爱吃，没有提过一次调调味道的要求，很平静、甚至是很品尝地吃下去，我喂着，泪往肚里流。
人民医院大夫认为自己以前的判断不错，妈妈得的是癌症。他提出做一次CT检查，如果没有发生肺部转移，他愿意给动手术。阿华虽然从小锻练(当时没有心脏病)，还是我身板大力量强些，只有我能抱动妈妈。CT检查，癌已经发生肺部转移，手术已无意义。大夫说，妈妈还能支撑三、四个月。我们安排了一个单人病房，雇一个专人护理，外地的都回去了。三舅也走了。
我们走的第二天，妈妈拔掉了自己的吊针，拒绝吃任何药物，拒绝进食。阿华、阿兰怎麽央求也不行，三天妈妈就去世了，那时我还没回到东北，阿玲还没回到乌鲁木齐，我们在北京停留了两天。妈妈是不愿因为她病情发展，把我们再召回到萍乡。
五个弟弟妹妹决定，七个子女共同出钱，在南昌花一万二千元(那时是很高的价格)在刚开始有的第一个高级墓园买块墓地安置妈妈的骨灰。按规矩，墓穴留了一个空位，墓碑上也刻了爸爸的名字，只是没涂色。这事弟妹们没征求爸爸的意见，因为如果他提出要葬回老家南京乡下就麻烦了，谁去为妈妈扫墓呀？
每年，阿玉和丈夫都去给妈妈扫墓。我去过一次，墓园里的墓排列很整齐，有人管理打扫，不知他们由谁给工资。当然，没人管理打扫，谁还会再去买他的墓？婆婆和阿玉的奶妈的墓在附近山上，因为没有路，草很深，找起来难些，阿玉和丈夫每次也会去给她们烧纸钱。
妈妈，我想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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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1994年中得知妈妈病重，我赶回了萍乡。就是下巴的肿，萍乡人民医院怀疑是癌，三舅和阿莉陪妈妈到了武汉和广州的大医院，他们都因为妈妈年龄大，不愿为她开刀。回来后病情加重，住进了矿务局医院。我和小毛来了，三个儿子护理了一个月，病情缓解，我们回去了。
接近年底，妈妈病危，七个子女都来了。阿玲最远，来得最晚。阿玲是妈妈心里的最痛，妈妈盼望她的心情非常急切，害怕见不到她了。阿玲赶到了。阿玲送养后，母女第二次见面，前一次是阿玲结婚，阿玲抱着病床上的妈妈痛哭。
七个子女轮流护理妈妈，阿玉的丈夫也来了，他是希望我帮他说服阿玉而来的。他家的房多年前翻建扩大了，大姐、大哥、他和三弟都有份。当年当司机的他经济条件最好，翻建的钱几乎都是他出的，三层木楼的底层是他的。要动迁了，阿华跑来找南昌的朋友，把底层改登为门市房。动迁时分给他一间门面，可以给以后的生活一份保障。
现在他成了四家中最穷的了。大姐夫大学教师倒一般，大姐了不得了，是他家的大富翁：医院管药品采购的。三弟也不赖，夹一块军队汽车牌子跑广州，夹着牌子去，挂到一台国外产的轿车上开回来(查走私的关卡不查军队的车)，开一趟就挣不少。大哥是他同一单位的干部，本来他虽比不上大哥，也可以免强过日子。他的头头拉出来搞改革，自己作老板(钱是公家的)，胡作，垮了，欠了银行五千万。欠钱的是大爷，老板不怕。他给老板开小车，眼看就饭碗不保。
他没爸了，他妈比妈妈大一岁，是个极自私的老太太，伺候她还要挨她骂。老太太如跟老大过，老大媳妇就离婚。老三媳妇和她对骂，急了还动手。她吃定了阿玉，阿玉能忍，虽讨厌她，但表现得孝顺。一旦动迁阿玉没住房，老太太就得跟别人，全家人都来做工作，要阿玉放弃门市房。阿玉不答应，丈夫顶不住压力，又说不动阿玉，来请我出面说服阿玉。我表示不行，决不能让步，老太太让阿玉照顾可以，大家想办法，门市房不放弃。后来阿玉住在老三分的动迁房里照顾老太太。阿玉儿子上大学，多亏有了这间门市房的租金收入。
这是后话了，后来老太太早没了，阿玉丈夫借住单位的房动迁，阿玉求助于我，我给了她十万。阿玉的丈夫要求买一套大房，阿玉说儿子上了大学走了，不同意，花五万买一套五十多平米的房，要还我五万。阿兰告诉我，阿华住得太高，为爸爸上下楼方便，看中一套二楼的房，缺钱，我就让阿玉将五万给了阿华。阿玉儿子后来对我说，他家宽裕时，大姑、大伯、三叔沾他家光。他家困难了，谁也不沾他家的边。
妈妈住院多日，房子里灰尘积了至少一毫米厚。说给别人听肯定没人相信，办公桌前的椅子只有爸爸坐的部分没灰，办公桌上只有半圆形的看书写字的部分范围内没灰，大家收拾了两天。爸爸陪护不了，没轮到在医院陪护的人在家照顾他。
三舅一直陪伴妈妈，他比妈妈大两岁，七十七了，非常健康，看起来比小他十几岁的舅妈还年轻，没事时给我讲了不少姥爷和他们兄妹们以往的事。七八个儿女轮流照顾妈妈，大多还是从外地赶来，医院还很少见。
面对可能到来的死亡，妈妈开始还表现有些恐惧。三舅是医师，不纬忌说死字，不说“别担心”、“能治好”那套话。开导妈妈：人总是要死的，七十五岁了，就是马上死也不短寿了。孩子们都挺好，也都挺孝顺，医院的人都说这麽多年也没见这麽多儿女来照顾有病的老人。妈妈释然了，平静地对待病痛和可能到来的死亡。
妈妈吞咽困难，不能正常进食，只能吃两样东西：黑芝麻糊和香蕉。天天吃、顿顿吃，要是我都会吃得恶心。很多病人都会提出各种要求，甚至会刁难家人。妈妈从来没有任何一次表现出不爱吃，没有提过一次调调味道的要求，很平静、甚至是很品尝地吃下去，我喂着，泪往肚里流。
人民医院大夫认为自己以前的判断不错，妈妈得的是癌症。他提出做一次CT检查，如果没有发生肺部转移，他愿意给动手术。阿华虽然从小锻练(当时没有心脏病)，还是我身板大力量强些，只有我能抱动妈妈。CT检查，癌已经发生肺部转移，手术已无意义。大夫说，妈妈还能支撑三、四个月。我们安排了一个单人病房，雇一个专人护理，外地的都回去了。三舅也走了。
我们走的第二天，妈妈拔掉了自己的吊针，拒绝吃任何药物，拒绝进食。阿华、阿兰怎麽央求也不行，三天妈妈就去世了，那时我还没回到东北，阿玲还没回到乌鲁木齐，我们在北京停留了两天。妈妈是不愿因为她病情发展，把我们再召回到萍乡。
五个弟弟妹妹决定，七个子女共同出钱，在南昌花一万二千元(那时是很高的价格)在刚开始有的第一个高级墓园买块墓地安置妈妈的骨灰。按规矩，墓穴留了一个空位，墓碑上也刻了爸爸的名字，只是没涂色。这事弟妹们没征求爸爸的意见，因为如果他提出要葬回老家南京乡下就麻烦了，谁去为妈妈扫墓呀？
每年，阿玉和丈夫都去给妈妈扫墓。我去过一次，墓园里的墓排列很整齐，有人管理打扫，不知他们由谁给工资。当然，没人管理打扫，谁还会再去买他的墓？婆婆和阿玉的奶妈的墓在附近山上，因为没有路，草很深，找起来难些，阿玉和丈夫每次也会去给她们烧纸钱。
妈妈，我想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