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钟磊0502]

《蒲团上冥思》


一、把握新诗的脉络

在1917年这个光辉的年月里，在《新青年》上隆重推出胡适的8首白话诗，中国新诗自此诞生了。其后，刘半农、沈尹默、陈独秀﹑李大钊、俞平伯、朱自清等人举笔为旗，推波助澜，使得中国新诗渐渐壮大。但是，代表中国新诗初创期的诗人是郭沫若。是郭沫若的《女神》使中国新诗走向了自由。
20年代后期象征派兴起。代表人物戴望舒，他的诗歌却走进了幻觉和暗示，并未走向未来的宏阔和深邃。30年代出现了现代派，不过卞之琳、何其芳等诗人并未留下多少真正的现代风范和现代风景。同样，九叶诗派强调外在现实与内在现实的统一。强调现代化和戏剧性，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穆旦。但是穆旦没有抵达纯熟的内心语感。像是一些翻译的诗歌。紧接着是湖畔诗人，并未深入诗的内核，纯情玲珑有余，丰厚深远不足。中国新诗人艾青、田间、臧克家的出现，为中国新诗增添了不少的色彩。可是，他们的诗歌贴近大地，却远离天空——缺乏对高处的仰望。
抗战期间的诗歌，大多沦为了革命的工具。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中国新诗开始走上政治路线，迷失十几年。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的诗歌。经过天安门诗抄的阵痛，朦胧诗横空出世。朦胧诗宣扬自我，彰显个性，代表人物北岛、顾城、多多等赋予了新诗以鲜活的生命力。在中国新诗的美学内涵上贡献之大。今天的诗歌依旧在艰苦卓绝的跋涉中。
这是中国新诗的大体脉络，从中看到中国新诗近百年，历经无数风雨。但是中国新诗并没有使中国诗歌感到成熟和骄傲，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仍然在探寻着未知世界。



二、敬畏智慧的诗神

要得到智慧，关键在于敬畏诗神。惟有敬畏诗神，聆听且遵行诗神的思想和戒律，才能成为真正有智慧的诗人。这是诗人一贯为之的行为。如《新旧约全书》创世纪中所写：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的确是这样，神看见我们，知道谁是诗人的第六日。
以《荷马史诗》为例。一部《荷马史诗》告诉人们多少东西：战争、英雄、神话、传说、破坏、重建、人类、希望……它之所以被称为人类童年时代的大百科全书，具有永恒的魅力，原因是在里面渗透出丰厚的智慧。正是《巴里斯的判决》，《波西顿的决定》，《幸运之雷》，《风神之乡》，《食人岛》，《吃莲花的人》……把我们带入一种高远境界。因此就有人说，如果没有《荷马史诗》，就不能有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享誉世界的文学巨匠。因为《荷马史诗》的影响是潜在的，深远的。
由此可见，如果不是敬畏心中智慧的诗神，没有聆听和遵行诗神的思想，西方国家的诗人是不会完成那么多的惊世之作。但是在西方诗人中，在荷尔德林看来，诗歌就是哲学的一种展开方式，一种特殊的思想存在方式。诗歌与思想、感觉、经验、情绪、意念、印象有关，而中国的绝大多数诗人停留在感觉、经验、情绪、意念和印象上写作，忽略了思想的元素，导致诗歌文本不能超拔。
其实在西方诗歌世界，还有希伯来诗歌，希伯来诗歌注重思想的对称和思想的力量，散发着思想的光芒。因此，犹太文学举足轻重，而希伯来智慧一般是以诗歌的形式写就的。



三、入心的观察和书写

中外诗写者对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的观察，有自己的侧面，面对诗神每个人都会发现精彩的部分，如果有人能够入心书写，将是超凡脱俗的。
如：艾略特的《荒原》、里尔克的《杜依诺哀歌》、《时辰祈祷书》，埃利蒂斯的《英雄挽歌》、帕斯的《太阳石》、《风自指南针所有的罗经点而来》、庞德的《比萨诗章》、叶芝的《在本布尔山下》、济慈的《伊莎贝拉》、《圣亚尼节前夜》、瓦雷里的《海滨墓园》、奥登的《野兽的地址》、希尼的《挖掘》、金斯堡的《嚎叫》等，都是发现宇宙、自然、人类社会活动的某一个侧面，使诗性迸发，这些诗歌无疑是很有思想的诗歌。没有入心的思想，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的诗歌来。再看看叶芝的《幻象》、帕斯的《双重火焰》、博尔赫斯的《末日审判始终在进行着》等，自然也是如此。他们的诗歌写作揭示一个真理：诗人绷紧一根异常的思想神经，完全能够成就卓越的诗歌。
在19世纪的俄国，丘特切夫诗人半生空寂。仅留下三百多首短诗，但内涵却极为丰富，更有深刻的思想。诗人费特读过丘特切夫的诗集由衷地说：这小小的一本诗集，在分量上却胜过许多卷文集。这完全与丘特切夫长期沉醉于对历史、哲学、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迷恋和研究有关。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说：丘特切夫的诗既有鲜明的思想，又有生动的形象，是俄国一流的诗才，是俄国文学中不多见的光辉现象。之后，托尔斯泰对丘特切夫的诗歌万分称颂，托尔斯泰这样说：简直被他那创作天才的巨大能量搞得目瞪口呆。没有丘特切夫，我就不能生存。
我在这里再说多说一句话，在日常生活中诗人入心的书写，这是诗歌存在惟一的方式。只有心融入自然之心，诗歌才能超凡脱俗。我在这里说的入心，不是圣琼·佩斯说的诗人是先知和先驱的那一种。



四、以生命写诗

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宣言：未来主义诗人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这里，我之所以呼唤以生命写诗，原因是：我不忍心再让诗歌落魄而去。
在长达数千年的世界诗史中，值得注意的是德语诗人保罗·策兰。保罗·策兰的诗歌不仅吸引了诗歌作者的研究，也引起了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关注。保罗·策兰是犹太血统的诗人，曾在1938年在法国学医，诗歌受到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影响。因为在1942年父母亲死于二战纳粹集中营，写下名篇《死亡赋格》。1945年保罗·策兰在布加勒斯特从事阅稿和翻译工作。1947年冒险偷渡到维也纳，之后前往巴黎，数年后获得在法国定居及从事德语教学的许可。1970年保罗·策兰跳塞纳河自尽。在保罗·策兰一生的诗歌创作中，自《死亡赋格》后发生裂变，原有的音乐性和抗议性消失，完美的形式也发生破碎，诗歌词语和诗节浓缩，趋于隐喻或密码的写作，成为密码性的诗人。保罗·策兰之所以如此，原因是拒绝诗歌对生命的浅薄阐述。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值得关注的是昌耀诗人。昌耀本名王昌耀，1936年生于湖南省常德市，1950年入伍，1951年赴朝作战。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多部。昌耀诗人把生命当作最大现实来看待。他说：我觉得我们生命的整个过程已经贯穿在跟命运做斗争这样一个自始至终的过程。昌耀诗人写诗意味着跟黑暗的命运斗争，撕开命运的黑暗，凸显出心灵的苦痛。昌耀诗人在本土诗人群中，是独具诗歌深度和力度的。昌耀诗人把自身的解放，寄托在某些近于神祗般的力量之上。其实，昌耀并非为历史而历史，他的心在高原，在现代生活。昌耀生活在那儿，有一种无始无终的大寂寞，一种感知高原之上的高贵感伤。其诗雄浑、奥秘、狂放、高远、诡异、深致，适时的且大面积的在生命中暴露出来，变成寓言，这种生命状态成就了昌耀，也毁灭了昌耀。
荷尔德林说过：每个人都只是以其出生地为家。我想这个出生地，显然是指身体的出生地，可是诗人仅仅拥有身体的出生地是不够的，只有在精神上有一个在时空里飞翔的籍贯，才能回归到生命的家园。



五、使自己的诗在场

我本不想重复提起近似的话题。敬畏智慧的诗神、入心的观察和书写、以生命写诗足以说明这个观点。但是，现代诗歌的重复书写使我不得不重新认识现代诗人和现代诗歌。我之所以在蒲团上冥思一下，原因是呼唤现代诗歌。
诗人的内在思想，和哲学思想、艺术思想、美学思想有关。只有深入观察和书写，才能找到诗歌的心灵和感动。因此，布罗茨基说：艺术，尤其是文学，尤其是诗歌，之所以非凡，之所以有别于生活，正是因为它憎恶重复。近年来，我对西方的哲学极端感兴趣，挖掘叔本华和尼采的现代思想，因为，如果现代诗人没有看到现代哲学和现代思想，就不会写出纯粹的诗歌和伟大的诗歌。而中国诗人，大多数排斥现代哲学和现代思想，抱残守缺。我之所以强调使自己的诗歌在场，就是使现代诗人以自由的思想冲破旧的思想樊笼，走上诗意的深邃和高远，避免贻误后人，遗毒天下。
卡瓦菲斯是希腊现代诗人,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少年时代曾在英国住过七年，除多次出国旅行和治病外，他一直生活在亚历山大。卡瓦菲斯是最难能可贵的诗人，一辈子沉寂于诗坛之外，从而显示出平凡的高贵和世俗间的忠直。卡瓦菲斯的肉体和灵魂存在于诗歌之外，不拘泥于诗，在肉体消灭后，恰恰反证出人性和真理的胜利。卡瓦菲斯的诗歌，是一种特殊的骄傲与伤感、光荣与耻辱并存的感受。卡瓦菲斯自称是历史诗人，这的确与诗人渴望还原历史的雄心有关。
分析卡瓦菲斯的作品，卡瓦菲斯关注的并非是历史本身，而是深潜在历史的细节里。甚至缩微到一个点，或者说关心历史中的个人，以及个人生涯的某一个特殊的生活片断，佚事或者趣闻。通过对历史的考古式修复与挖掘，在历史残砖与断瓦的缝隙中书写诗意。正是这一点，他区别于伟大的荷马，从而体现出一个现代诗人的价值。
相比之下，中国诗歌自从1917年那个光辉的年月起，至今能够光耀世界和诗歌大地的中国诗人空若无人，也许有那么几人，其诗歌思想是那么单薄。而今，一些名不副实的中国诗人纷纷争夺话语权，真的应当面壁反思了。如若不安心写诗，再重复中国诗人和中国诗歌失败的老路，是多么令人嗟叹！

[[钟磊]]

《蒲团上冥思》


一、把握新诗的脉络

在1917年这个光辉的年月里，在《新青年》上隆重推出胡适的8首白话诗，中国新诗自此诞生了。其后，刘半农、沈尹默、陈独秀﹑李大钊、俞平伯、朱自清等人举笔为旗，推波助澜，使得中国新诗渐渐壮大。但是，代表中国新诗初创期的诗人是郭沫若。是郭沫若的《女神》使中国新诗走向了自由。
20年代后期象征派兴起。代表人物戴望舒，他的诗歌却走进了幻觉和暗示，并未走向未来的宏阔和深邃。30年代出现了现代派，不过卞之琳、何其芳等诗人并未留下多少真正的现代风范和现代风景。同样，九叶诗派强调外在现实与内在现实的统一。强调现代化和戏剧性，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穆旦。但是穆旦没有抵达纯熟的内心语感。像是一些翻译的诗歌。紧接着是湖畔诗人，并未深入诗的内核，纯情玲珑有余，丰厚深远不足。中国新诗人艾青、田间、臧克家的出现，为中国新诗增添了不少的色彩。可是，他们的诗歌贴近大地，却远离天空——缺乏对高处的仰望。
抗战期间的诗歌，大多沦为了革命的工具。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中国新诗开始走上政治路线，迷失十几年。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的诗歌。经过天安门诗抄的阵痛，朦胧诗横空出世。朦胧诗宣扬自我，彰显个性，代表人物北岛、顾城、多多等赋予了新诗以鲜活的生命力。在中国新诗的美学内涵上贡献之大。今天的诗歌依旧在艰苦卓绝的跋涉中。
这是中国新诗的大体脉络，从中看到中国新诗近百年，历经无数风雨。但是中国新诗并没有使中国诗歌感到成熟和骄傲，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仍然在探寻着未知世界。



二、敬畏智慧的诗神

要得到智慧，关键在于敬畏诗神。惟有敬畏诗神，聆听且遵行诗神的思想和戒律，才能成为真正有智慧的诗人。这是诗人一贯为之的行为。如《新旧约全书》创世纪中所写：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的确是这样，神看见我们，知道谁是诗人的第六日。
以《荷马史诗》为例。一部《荷马史诗》告诉人们多少东西：战争、英雄、神话、传说、破坏、重建、人类、希望……它之所以被称为人类童年时代的大百科全书，具有永恒的魅力，原因是在里面渗透出丰厚的智慧。正是《巴里斯的判决》，《波西顿的决定》，《幸运之雷》，《风神之乡》，《食人岛》，《吃莲花的人》……把我们带入一种高远境界。因此就有人说，如果没有《荷马史诗》，就不能有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享誉世界的文学巨匠。因为《荷马史诗》的影响是潜在的，深远的。
由此可见，如果不是敬畏心中智慧的诗神，没有聆听和遵行诗神的思想，西方国家的诗人是不会完成那么多的惊世之作。但是在西方诗人中，在荷尔德林看来，诗歌就是哲学的一种展开方式，一种特殊的思想存在方式。诗歌与思想、感觉、经验、情绪、意念、印象有关，而中国的绝大多数诗人停留在感觉、经验、情绪、意念和印象上写作，忽略了思想的元素，导致诗歌文本不能超拔。
其实在西方诗歌世界，还有希伯来诗歌，希伯来诗歌注重思想的对称和思想的力量，散发着思想的光芒。因此，犹太文学举足轻重，而希伯来智慧一般是以诗歌的形式写就的。



三、入心的观察和书写

中外诗写者对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的观察，有自己的侧面，面对诗神每个人都会发现精彩的部分，如果有人能够入心书写，将是超凡脱俗的。
如：艾略特的《荒原》、里尔克的《杜依诺哀歌》、《时辰祈祷书》，埃利蒂斯的《英雄挽歌》、帕斯的《太阳石》、《风自指南针所有的罗经点而来》、庞德的《比萨诗章》、叶芝的《在本布尔山下》、济慈的《伊莎贝拉》、《圣亚尼节前夜》、瓦雷里的《海滨墓园》、奥登的《野兽的地址》、希尼的《挖掘》、金斯堡的《嚎叫》等，都是发现宇宙、自然、人类社会活动的某一个侧面，使诗性迸发，这些诗歌无疑是很有思想的诗歌。没有入心的思想，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的诗歌来。再看看叶芝的《幻象》、帕斯的《双重火焰》、博尔赫斯的《末日审判始终在进行着》等，自然也是如此。他们的诗歌写作揭示一个真理：诗人绷紧一根异常的思想神经，完全能够成就卓越的诗歌。
在19世纪的俄国，丘特切夫诗人半生空寂。仅留下三百多首短诗，但内涵却极为丰富，更有深刻的思想。诗人费特读过丘特切夫的诗集由衷地说：这小小的一本诗集，在分量上却胜过许多卷文集。这完全与丘特切夫长期沉醉于对历史、哲学、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迷恋和研究有关。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说：丘特切夫的诗既有鲜明的思想，又有生动的形象，是俄国一流的诗才，是俄国文学中不多见的光辉现象。之后，托尔斯泰对丘特切夫的诗歌万分称颂，托尔斯泰这样说：简直被他那创作天才的巨大能量搞得目瞪口呆。没有丘特切夫，我就不能生存。
我在这里再说多说一句话，在日常生活中诗人入心的书写，这是诗歌存在惟一的方式。只有心融入自然之心，诗歌才能超凡脱俗。我在这里说的入心，不是圣琼·佩斯说的诗人是先知和先驱的那一种。



四、以生命写诗

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宣言：未来主义诗人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这里，我之所以呼唤以生命写诗，原因是：我不忍心再让诗歌落魄而去。
在长达数千年的世界诗史中，值得注意的是德语诗人保罗·策兰。保罗·策兰的诗歌不仅吸引了诗歌作者的研究，也引起了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关注。保罗·策兰是犹太血统的诗人，曾在1938年在法国学医，诗歌受到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影响。因为在1942年父母亲死于二战纳粹集中营，写下名篇《死亡赋格》。1945年保罗·策兰在布加勒斯特从事阅稿和翻译工作。1947年冒险偷渡到维也纳，之后前往巴黎，数年后获得在法国定居及从事德语教学的许可。1970年保罗·策兰跳塞纳河自尽。在保罗·策兰一生的诗歌创作中，自《死亡赋格》后发生裂变，原有的音乐性和抗议性消失，完美的形式也发生破碎，诗歌词语和诗节浓缩，趋于隐喻或密码的写作，成为密码性的诗人。保罗·策兰之所以如此，原因是拒绝诗歌对生命的浅薄阐述。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值得关注的是昌耀诗人。昌耀本名王昌耀，1936年生于湖南省常德市，1950年入伍，1951年赴朝作战。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多部。昌耀诗人把生命当作最大现实来看待。他说：我觉得我们生命的整个过程已经贯穿在跟命运做斗争这样一个自始至终的过程。昌耀诗人写诗意味着跟黑暗的命运斗争，撕开命运的黑暗，凸显出心灵的苦痛。昌耀诗人在本土诗人群中，是独具诗歌深度和力度的。昌耀诗人把自身的解放，寄托在某些近于神祗般的力量之上。其实，昌耀并非为历史而历史，他的心在高原，在现代生活。昌耀生活在那儿，有一种无始无终的大寂寞，一种感知高原之上的高贵感伤。其诗雄浑、奥秘、狂放、高远、诡异、深致，适时的且大面积的在生命中暴露出来，变成寓言，这种生命状态成就了昌耀，也毁灭了昌耀。
荷尔德林说过：每个人都只是以其出生地为家。我想这个出生地，显然是指身体的出生地，可是诗人仅仅拥有身体的出生地是不够的，只有在精神上有一个在时空里飞翔的籍贯，才能回归到生命的家园。



五、使自己的诗在场

我本不想重复提起近似的话题。敬畏智慧的诗神、入心的观察和书写、以生命写诗足以说明这个观点。但是，现代诗歌的重复书写使我不得不重新认识现代诗人和现代诗歌。我之所以在蒲团上冥思一下，原因是呼唤现代诗歌。
诗人的内在思想，和哲学思想、艺术思想、美学思想有关。只有深入观察和书写，才能找到诗歌的心灵和感动。因此，布罗茨基说：艺术，尤其是文学，尤其是诗歌，之所以非凡，之所以有别于生活，正是因为它憎恶重复。近年来，我对西方的哲学极端感兴趣，挖掘叔本华和尼采的现代思想，因为，如果现代诗人没有看到现代哲学和现代思想，就不会写出纯粹的诗歌和伟大的诗歌。而中国诗人，大多数排斥现代哲学和现代思想，抱残守缺。我之所以强调使自己的诗歌在场，就是使现代诗人以自由的思想冲破旧的思想樊笼，走上诗意的深邃和高远，避免贻误后人，遗毒天下。
卡瓦菲斯是希腊现代诗人,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少年时代曾在英国住过七年，除多次出国旅行和治病外，他一直生活在亚历山大。卡瓦菲斯是最难能可贵的诗人，一辈子沉寂于诗坛之外，从而显示出平凡的高贵和世俗间的忠直。卡瓦菲斯的肉体和灵魂存在于诗歌之外，不拘泥于诗，在肉体消灭后，恰恰反证出人性和真理的胜利。卡瓦菲斯的诗歌，是一种特殊的骄傲与伤感、光荣与耻辱并存的感受。卡瓦菲斯自称是历史诗人，这的确与诗人渴望还原历史的雄心有关。
分析卡瓦菲斯的作品，卡瓦菲斯关注的并非是历史本身，而是深潜在历史的细节里。甚至缩微到一个点，或者说关心历史中的个人，以及个人生涯的某一个特殊的生活片断，佚事或者趣闻。通过对历史的考古式修复与挖掘，在历史残砖与断瓦的缝隙中书写诗意。正是这一点，他区别于伟大的荷马，从而体现出一个现代诗人的价值。
相比之下，中国诗歌自从1917年那个光辉的年月起，至今能够光耀世界和诗歌大地的中国诗人空若无人，也许有那么几人，其诗歌思想是那么单薄。而今，一些名不副实的中国诗人纷纷争夺话语权，真的应当面壁反思了。如若不安心写诗，再重复中国诗人和中国诗歌失败的老路，是多么令人嗟叹！

[晓鸣]

这么多实例，可以借鉴。

[[自己的敌人]]

这么多实例，可以借鉴。

[杯中冲浪]

收获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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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神的烛光读书

[[北方狼]]

收获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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