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何兆龙]

15.14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18.2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18.8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论语》中关于柳下惠的记载有如上三处，我把它们放在一起讲。

首先，柳下惠并不姓柳，他姓展，名获，字禽。要按古代的姓氏制度，其实“展”也只是“氏”，他真正的姓，应该是周朝的国姓“姬”，也就是说，柳下惠的祖先是周朝的王室成员。鲁国的开国之祖为周公姬旦，传到第十二任鲁孝公姬称时，他有一个儿子叫公子展，公子展有个孙子叫无骇，无骇就以“展”为自己这一支的“氏”。展获就是展无骇的后人。展获怎么又成了柳下惠呢？有人说他食邑柳下，谥曰惠；也有人说他家有大柳树，因号柳下惠。这样一来，柳下惠又成了柳姓的祖先，秦朝统一天下后，柳下惠的后人迁到了河东(今山西永济)，河东从此成为柳姓的郡望，柳宗元就被称为柳河东，还有苏轼的“河东狮子吼”，也是因为陈季常的妻子姓柳。

作为国家大臣，除了亲理政事，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选贤任能。臧文仲是鲁国的权臣，他明明知道柳下惠之贤，却不重用他，所以孔子指责他为“窃位者”，占着茅坑不拉屎。其实怎么才叫重用呢？柳下惠官至士师，按说也是个中层干部。可能是因为孔子说过柳下惠没被重用过，所以现代人解释“士师”时，都说是个“管刑狱的小官”。可是与此相矛盾的是，我们在介绍柳下惠的时候，第一句话总是说“鲁大夫柳下惠”，那时候的官制，为卿、大夫、士以下。既然是大夫，那就不是个小官了。按照《周礼/秋官司寇》的记载，国家司法部门的最高管理层为“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师下大夫四人。”要按现在的官位来比，起码也是个司局级。

柳下惠在“士师”的位置上，曾经三次被起用，又三次被废黜(三黜)。于是有人就对他说，这样多没面子，你干吗不换个地方呢？柳下惠说，直道事人，走到哪里都得挨人踢；枉道事人，在哪里都吃得开，我又何必离开父母之邦。从这里可以看出，柳下惠官场不得意，跟他性子耿直又不愿同流合污有关。

《论语》把柳下惠列为逸民，也就是隐士，名副其实不？我看未必。一再遭人废黜，迫不得已才离开，飘逸的成分少，逃逸的成分多。

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君的大儿子和三儿子，国君喜欢老三，想传位于他；国君死后，叔齐又坚持让大哥继位。伯夷说，这是父命啊，于是就离家出走了；叔齐不愿意占有本属于大哥的天下，也出走了，结果让老二捡了个便宜。兄弟俩听说西伯姬昌那里好养老，于是投奔过去。他们赶到的时候，姬昌已经死了，他儿子周武王正准备起兵造商纣王的反，于是这两个保皇党拦马死谏，未果，一气之下，跑上了首阳山，发誓不食周粟。你说这两个人算逸民吗？我看也不能算，这分明是赌气嘛。如果武王答应他们不伐纣，他们还会躲到山里去吗？显然不会嘛。

不过，伯夷叔齐还算有骨气。我把我的志向告诉你了，你不听，我就走人，绝不委曲求全，所以孔子说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呢，直则直也，却不够硬气，别人不用他的主张，还把他的官也免了，老柳却不能象伯夷叔齐那样扬长而去，饿死不回头，还要等着人家再贬再用。不过，柳下惠和少连虽“降志辱身”，但却不同流合污，尚能洁身自好，言语合乎伦常，做事三思而后行。

虞仲的故事，和伯夷叔齐差不多。周族的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泰伯、虞仲(也叫仲雍)、季历。古公亶父喜欢季历的儿子姬昌(周文王)，想通过传位季历，进而传位姬昌。泰伯和虞仲为了实现父亲的心愿，就跑到了吴地，成为吴国始祖。江苏常熟市有一座虞山，山上有一座仲雍墓，这虞山之名，就是来自虞仲。我大学时的女朋友是常熟碧溪人，那时上她家玩，曾到过仲雍墓，墓前有一副对联：道中清权垂百世，行侔夷惠表千秋。如果不读论语，这副对联的意思是很难弄清楚的。这里的“清权”，就是“身中清，废中权”的缩略。隐居江湖，一身清，这个好解释；“废中权”则比较费劲，目前还没有看到令我满意的解释。我的理解：泰伯虞仲废了自己的继承权，以成全父亲的心愿，这本身就是符合权宜之道的。下联里的“夷惠”，就是指夷逸，柳下惠。仲雍墓里有一座清权祠，是新修的，不是古迹，我想这大概是受了韩国首尔清权祠的启发。中国文化对韩国文化的影响，从首尔的这座清权祠就可见一斑，绝非你把汉城改成首尔就能抹杀掉的。

以上说到的这些人，都是逸民、隐士，做事都是凭自己的真性情，而非以天下为已任。在孔子眼里，他们都是走极端的人。孔子尊重他们的人格，却不敢与他们苟同。孔子没有那么绝对，他是“无可无不可”。什么时候可，什么时候不可，因时而定，所以说孔子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孟子/万章下》有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这“四圣”之说，还是蛮有道理的。伯夷是一味忠君，不管这个君是好君还是坏君，也不管起来革命的是不是正义之师，反正我就是忠于旧主，武王不听他劝，他就跑到山上不下来，够清高，名副其实的“清圣”。 柳下惠降志辱身，却不同流合污，典型的“和而不同”，故为“和圣”。而孔子呢，凡事“义”字为先，义者宜也，宜就做，不宜就不做。像伯夷阻武王伐纣，这事换了孔子就不会阻止，因为纣王昏庸无道。对坏皇帝也忠，那就是愚忠。柳下惠呢，只是管好自己，你是好皇帝我也给你这么干，你是坏皇帝我也给你这么干。《孟子/万章下》说他“不羞污君”，给坏君干活也不觉得羞愧。一个愚忠，一个没羞，都缺乏那么点正义感。孔子是天下有道则显，无道则隐，无可无不可，是为“时圣”。

当然，柳下惠名满天下，不是因为他是和圣，而是因为他能“坐怀不乱”。

首先声明，“坐怀不乱”的境界我达不到，也不想达到。一个大男人，怀里坐着个活蹦乱跳的女人却无动于衷，那能叫男人吗？一个鲜活的女人，坐在一个男人的怀里，这个男人竟然毫无反应，那这女人做的多失败！

还好，姓柳的不都这样，柳永就不错嘛，他那才真叫“坐怀不乱”，有女人坐怀，一点也不乱，一步一步，有条不紊的来。

柳下惠在九泉之下估计也觉得很冤，谁他妈坐怀不乱，我坐怀必乱。该死的栽脏者，让后人都怀疑我老柳不是男人，我要阳萎，今天能有那么多姓柳的?
老柳的愤怒可以理解，“坐怀不乱"绝对是栽脏。

咱们从源头来追溯。

查《辞海》、《辞源》，都说坐怀不乱源于《荀子/大略》，来看看相关段落:子夏家贫，衣若悬鹑。人曰:“子何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

鹌鹑的羽毛，一短二少三乱，可谓羽不遮体，杂乱无章，是鸟中的叫化子。子夏穿得破破烂烂，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做官啊，可以吃香喝辣穿亮的。他说，柳下惠与守后门的人穿的一样破，别人不也见怪不怪？

一般而言，前门是门面，守前门的门卫要穿好点，守后门的就用不着了。子夏的意思很明显，君子忧道不忧贫。

这里没有提到女人，更没有坐怀，只有一个容易引起误会的词：“同衣”， 但它的意思并不是指两个人同穿一件衣服，而是指穿“同样的衣服”。可见，这个源头有水分。

那后门者是什么时候变成女人的呢?

这就要说到西汉初年毛亨为《诗经/小雅/巷伯》作的一个注，在这个注里，毛亨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鲁人有男子独处于室，邻之嫠妇又独处于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托之。男子闭户而不纳。妇人自牖与之言曰：“子何为不纳我乎？”男子曰：“吾闻之也，男女不六十不间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纳子。”妇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妪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

这里的妪，是以体相温的意思，不逮门就是没找到家，柳下惠以体相温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子，“坐怀不乱”有了雏形了。不过这里的“不乱”不是柳下惠不乱，而是国人不称其乱。

《孔子家语/好生》也有一段类似记载，但《家语》成书要比《毛诗故训传》晚，故不提。

真正把坐怀不乱四个字都说全的，是元朝的胡炳文，他在《纯正蒙求》一书中说:“鲁柳下惠，姓展名禽，远行夜宿都门外。时大寒，忽有女子来托宿，下惠恐其冻死，乃坐之于怀，以衣覆之，至晓不为乱。”

比胡炳文稍晚的陶宗仪，在其《南村辍耕录/卷四/不乱附妄》中，把这个故事又讲了一遍：“柳下惠夜宿郭门，有女子来同宿，恐其冻死，坐之于怀，至晓不乱。”

柳下惠美女在怀，自己不乱，国人也不称其乱，为啥？因为他是为了救人。既然怕她冻死，那云雨一番又何妨？岂不热度更高，更冻不死了。

不管这坐怀不乱是真还是假，反正有点太高大全，不真实。明朝焦竑《玉堂丛语》卷一中记载了一则“曹鼎不可”的故事，就比较入情入理，全文如下：曹鼎为泰和典史，因捕盗，获一女子，甚美，目之心动。辄以片纸书‘曹鼎不可’四字火之，已复书，火之。如是者数十次，终夕竟不及乱。

曹鼎后来在明英宗朝做到宰辅。他在泰和当派出所长的时候，抓到一名女犯，美得让他心动。怎么办？不能执法犯法啊，情急之下，只好用纸一遍遍写“曹鼎不可”，写完就烧，烧了又写，反复几十次，一直煎熬到天亮。一夜竟然也没有乱。

两人都没乱，但曹鼎就比柳下惠可信多了，也可爱多了，他想乱，但觉得不可乱，最后的不乱，是权衡的结果，官欲最终战胜了情欲，这才是一个正常男人的正常选择。

[[南音]]

15.14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18.2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18.8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论语》中关于柳下惠的记载有如上三处，我把它们放在一起讲。

首先，柳下惠并不姓柳，他姓展，名获，字禽。要按古代的姓氏制度，其实“展”也只是“氏”，他真正的姓，应该是周朝的国姓“姬”，也就是说，柳下惠的祖先是周朝的王室成员。鲁国的开国之祖为周公姬旦，传到第十二任鲁孝公姬称时，他有一个儿子叫公子展，公子展有个孙子叫无骇，无骇就以“展”为自己这一支的“氏”。展获就是展无骇的后人。展获怎么又成了柳下惠呢？有人说他食邑柳下，谥曰惠；也有人说他家有大柳树，因号柳下惠。这样一来，柳下惠又成了柳姓的祖先，秦朝统一天下后，柳下惠的后人迁到了河东(今山西永济)，河东从此成为柳姓的郡望，柳宗元就被称为柳河东，还有苏轼的“河东狮子吼”，也是因为陈季常的妻子姓柳。

作为国家大臣，除了亲理政事，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选贤任能。臧文仲是鲁国的权臣，他明明知道柳下惠之贤，却不重用他，所以孔子指责他为“窃位者”，占着茅坑不拉屎。其实怎么才叫重用呢？柳下惠官至士师，按说也是个中层干部。可能是因为孔子说过柳下惠没被重用过，所以现代人解释“士师”时，都说是个“管刑狱的小官”。可是与此相矛盾的是，我们在介绍柳下惠的时候，第一句话总是说“鲁大夫柳下惠”，那时候的官制，为卿、大夫、士以下。既然是大夫，那就不是个小官了。按照《周礼/秋官司寇》的记载，国家司法部门的最高管理层为“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师下大夫四人。”要按现在的官位来比，起码也是个司局级。

柳下惠在“士师”的位置上，曾经三次被起用，又三次被废黜(三黜)。于是有人就对他说，这样多没面子，你干吗不换个地方呢？柳下惠说，直道事人，走到哪里都得挨人踢；枉道事人，在哪里都吃得开，我又何必离开父母之邦。从这里可以看出，柳下惠官场不得意，跟他性子耿直又不愿同流合污有关。

《论语》把柳下惠列为逸民，也就是隐士，名副其实不？我看未必。一再遭人废黜，迫不得已才离开，飘逸的成分少，逃逸的成分多。

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君的大儿子和三儿子，国君喜欢老三，想传位于他；国君死后，叔齐又坚持让大哥继位。伯夷说，这是父命啊，于是就离家出走了；叔齐不愿意占有本属于大哥的天下，也出走了，结果让老二捡了个便宜。兄弟俩听说西伯姬昌那里好养老，于是投奔过去。他们赶到的时候，姬昌已经死了，他儿子周武王正准备起兵造商纣王的反，于是这两个保皇党拦马死谏，未果，一气之下，跑上了首阳山，发誓不食周粟。你说这两个人算逸民吗？我看也不能算，这分明是赌气嘛。如果武王答应他们不伐纣，他们还会躲到山里去吗？显然不会嘛。

不过，伯夷叔齐还算有骨气。我把我的志向告诉你了，你不听，我就走人，绝不委曲求全，所以孔子说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呢，直则直也，却不够硬气，别人不用他的主张，还把他的官也免了，老柳却不能象伯夷叔齐那样扬长而去，饿死不回头，还要等着人家再贬再用。不过，柳下惠和少连虽“降志辱身”，但却不同流合污，尚能洁身自好，言语合乎伦常，做事三思而后行。

虞仲的故事，和伯夷叔齐差不多。周族的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泰伯、虞仲(也叫仲雍)、季历。古公亶父喜欢季历的儿子姬昌(周文王)，想通过传位季历，进而传位姬昌。泰伯和虞仲为了实现父亲的心愿，就跑到了吴地，成为吴国始祖。江苏常熟市有一座虞山，山上有一座仲雍墓，这虞山之名，就是来自虞仲。我大学时的女朋友是常熟碧溪人，那时上她家玩，曾到过仲雍墓，墓前有一副对联：道中清权垂百世，行侔夷惠表千秋。如果不读论语，这副对联的意思是很难弄清楚的。这里的“清权”，就是“身中清，废中权”的缩略。隐居江湖，一身清，这个好解释；“废中权”则比较费劲，目前还没有看到令我满意的解释。我的理解：泰伯虞仲废了自己的继承权，以成全父亲的心愿，这本身就是符合权宜之道的。下联里的“夷惠”，就是指夷逸，柳下惠。仲雍墓里有一座清权祠，是新修的，不是古迹，我想这大概是受了韩国首尔清权祠的启发。中国文化对韩国文化的影响，从首尔的这座清权祠就可见一斑，绝非你把汉城改成首尔就能抹杀掉的。

以上说到的这些人，都是逸民、隐士，做事都是凭自己的真性情，而非以天下为已任。在孔子眼里，他们都是走极端的人。孔子尊重他们的人格，却不敢与他们苟同。孔子没有那么绝对，他是“无可无不可”。什么时候可，什么时候不可，因时而定，所以说孔子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孟子/万章下》有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这“四圣”之说，还是蛮有道理的。伯夷是一味忠君，不管这个君是好君还是坏君，也不管起来革命的是不是正义之师，反正我就是忠于旧主，武王不听他劝，他就跑到山上不下来，够清高，名副其实的“清圣”。 柳下惠降志辱身，却不同流合污，典型的“和而不同”，故为“和圣”。而孔子呢，凡事“义”字为先，义者宜也，宜就做，不宜就不做。像伯夷阻武王伐纣，这事换了孔子就不会阻止，因为纣王昏庸无道。对坏皇帝也忠，那就是愚忠。柳下惠呢，只是管好自己，你是好皇帝我也给你这么干，你是坏皇帝我也给你这么干。《孟子/万章下》说他“不羞污君”，给坏君干活也不觉得羞愧。一个愚忠，一个没羞，都缺乏那么点正义感。孔子是天下有道则显，无道则隐，无可无不可，是为“时圣”。

当然，柳下惠名满天下，不是因为他是和圣，而是因为他能“坐怀不乱”。

首先声明，“坐怀不乱”的境界我达不到，也不想达到。一个大男人，怀里坐着个活蹦乱跳的女人却无动于衷，那能叫男人吗？一个鲜活的女人，坐在一个男人的怀里，这个男人竟然毫无反应，那这女人做的多失败！

还好，姓柳的不都这样，柳永就不错嘛，他那才真叫“坐怀不乱”，有女人坐怀，一点也不乱，一步一步，有条不紊的来。

柳下惠在九泉之下估计也觉得很冤，谁他妈坐怀不乱，我坐怀必乱。该死的栽脏者，让后人都怀疑我老柳不是男人，我要阳萎，今天能有那么多姓柳的?
老柳的愤怒可以理解，“坐怀不乱"绝对是栽脏。

咱们从源头来追溯。

查《辞海》、《辞源》，都说坐怀不乱源于《荀子/大略》，来看看相关段落:子夏家贫，衣若悬鹑。人曰:“子何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

鹌鹑的羽毛，一短二少三乱，可谓羽不遮体，杂乱无章，是鸟中的叫化子。子夏穿得破破烂烂，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做官啊，可以吃香喝辣穿亮的。他说，柳下惠与守后门的人穿的一样破，别人不也见怪不怪？

一般而言，前门是门面，守前门的门卫要穿好点，守后门的就用不着了。子夏的意思很明显，君子忧道不忧贫。

这里没有提到女人，更没有坐怀，只有一个容易引起误会的词：“同衣”， 但它的意思并不是指两个人同穿一件衣服，而是指穿“同样的衣服”。可见，这个源头有水分。

那后门者是什么时候变成女人的呢?

这就要说到西汉初年毛亨为《诗经/小雅/巷伯》作的一个注，在这个注里，毛亨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鲁人有男子独处于室，邻之嫠妇又独处于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托之。男子闭户而不纳。妇人自牖与之言曰：“子何为不纳我乎？”男子曰：“吾闻之也，男女不六十不间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纳子。”妇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妪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

这里的妪，是以体相温的意思，不逮门就是没找到家，柳下惠以体相温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子，“坐怀不乱”有了雏形了。不过这里的“不乱”不是柳下惠不乱，而是国人不称其乱。

《孔子家语/好生》也有一段类似记载，但《家语》成书要比《毛诗故训传》晚，故不提。

真正把坐怀不乱四个字都说全的，是元朝的胡炳文，他在《纯正蒙求》一书中说:“鲁柳下惠，姓展名禽，远行夜宿都门外。时大寒，忽有女子来托宿，下惠恐其冻死，乃坐之于怀，以衣覆之，至晓不为乱。”

比胡炳文稍晚的陶宗仪，在其《南村辍耕录/卷四/不乱附妄》中，把这个故事又讲了一遍：“柳下惠夜宿郭门，有女子来同宿，恐其冻死，坐之于怀，至晓不乱。”

柳下惠美女在怀，自己不乱，国人也不称其乱，为啥？因为他是为了救人。既然怕她冻死，那云雨一番又何妨？岂不热度更高，更冻不死了。

不管这坐怀不乱是真还是假，反正有点太高大全，不真实。明朝焦竑《玉堂丛语》卷一中记载了一则“曹鼎不可”的故事，就比较入情入理，全文如下：曹鼎为泰和典史，因捕盗，获一女子，甚美，目之心动。辄以片纸书‘曹鼎不可’四字火之，已复书，火之。如是者数十次，终夕竟不及乱。

曹鼎后来在明英宗朝做到宰辅。他在泰和当派出所长的时候，抓到一名女犯，美得让他心动。怎么办？不能执法犯法啊，情急之下，只好用纸一遍遍写“曹鼎不可”，写完就烧，烧了又写，反复几十次，一直煎熬到天亮。一夜竟然也没有乱。

两人都没乱，但曹鼎就比柳下惠可信多了，也可爱多了，他想乱，但觉得不可乱，最后的不乱，是权衡的结果，官欲最终战胜了情欲，这才是一个正常男人的正常选择。

[肖今]

抢了个沙发了!!

谁也不知道这个不逮之女是美是丑是少是老，可否合柳下惠之胃口。
在不合口之下，完全有可能做活雷锋
_________________
░░破茧成蝶 眼泪，从此不咸░░

NO FOREVER , ONLY LONGER！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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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鸣]

学问做到极限，则“好色而不淫”。老何的文章就是“好色而不淫”的典范。

[[自己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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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龙]

学问做到极限,应该是想好色就好色,想淫就淫,好色而不淫,跟坐怀不乱一个级别啊

[[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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