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南柯舟]

文人郭沫若 (转贴山西作家五台山杂志总编辑彭图作品)


1970年代的报纸上，康生和郭沫若是经常露面的两个人，我眼拙，总把照片上的康生认成郭沫若，把郭沫若认成康生（好象两人都是人大副委员长），因此常遭人奚落。不料这年轻时的印象竟无论如何挥之不去，倒常常把他们作形似外的比较。以后随着接触到的这两人解秘材料越来越多，便愈益深刻了这印象——这两人不但形似，似乎形似之外还有许多神似。康生之为现代李林甫，口蜜腹剑地害人，这是为国人所共知而不齿的。郭沫若是个文人，没有康生那样大的权势，所以在坏的程度上离康生还是差了一截，他的害人也仅局限于文坛。郭沫若的口蜜已为世人所共知，他的腹剑却因中国人为贤者尊者讳的原因而鲜有人道及。

郭沫若是个浪漫气质的诗人，一本《女神》因其在白话诗上开创性的功绩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郭沫同时也是个热衷功名热衷政治事业的人。这从他北伐时任北伐军领中将衔的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抗战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解放后的任职情况就可看出。这人有极高的天分，文字上却漫无节制，有时甚至到了信口雌黄的地步，三年前他激烈地说：浪漫主义文学是“最尊重自由，最尊重个性的文学”，三年后的1926年他他却说：“浪漫主义文学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而要“彻底反对”，在那篇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中，他说鲁迅是“封建余孽”，是“法西斯蒂”，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后来在他纪念鲁迅的文章中却又称鲁迅为“民族的杰作”“不灭的光辉”。还有他在文革期间出的那本《李白与杜甫》，因毛泽东喜欢唐朝“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他便尊李抑杜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所以鲁迅在论到创造社时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作流氓”。在郭沫若“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中，他所尊奉的完全是政治家翻手为云覆手雨的手段：他可以反抗家庭包办的婚姻扔下四川家中的妻子在日本娶了日本妻子，而这家中的妻子为他守了一辈子。当机会又来时，他又可以扔下为他背叛父母与他同甘共苦为他生儿育女十几年的日本妻子，一回国就娶了另一个妻子，解放后当那日本妻子漂洋过海来与他相聚时，他却不敢相认，让妻子儿女在一个陌生的海滨城市里自谋生路。他要投身政治，作他的英雄，这些个体的人都应该为他作出牺牲。

郭沫若这人是很爱记仇的，谁与我争，我必报复。他所以赠给鲁迅那样多恶谥，把鲁迅说得十恶不赦，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原因有二，一是创造社与鲁迅的语丝社有过过节；一是鲁迅当时是实际上的文坛领袖。郭沫若要当文坛霸主，不打倒鲁迅是不行的。所以在1928年以他为首的创造社发起的那场“文学革命运动”便开始了对鲁迅的“围剿”。这场“围剿”是很有些戏剧性的。1928年一月由从日本回来新进创造社的后起健将冯乃超首先发难，在这年一月上海出版的《文化批判》上，冯乃超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在这篇文章中冯乃超举了五位作家——叶圣陶、鲁迅、郁达夫、张资平、郭沫若，对前四位他一一进行批判，认为他们都是“落伍者”，代表着“非革命的倾向”，只有郭沫若，他认为“我们若要寻一个实有反抗精神的作家，就是郭沫若。”革命文学的领袖自然是非郭沫若莫属了。要郭沫若当霸主，就得除掉鲁迅（“不除鲁迅，中国文坛便不会有新的飞跃”孙郁语），所以他们联合“太阳社”，紧锣密鼓对鲁迅展开了围剿，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钱杏村、叶灵凤、彭康等等老小伙计一齐上阵：《死去了的阿Q时代》《死去了的鲁迅》《“除掉”鲁迅的“除掉”》《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光从这些文章题目，就可看出他们对鲁迅急欲除掉的心情，成仿吾说鲁迅是“唐·吉诃德”，“暴露了自己的朦胧与无知，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叶灵凤画了一幅讽刺鲁迅的漫画，在说明中写道：“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以往的成绩，躲在酒缸后面，挥着他的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李初梨说鲁迅是在“老态龙钟的乱舞”，“唐鲁迅呀，这不是一个巨人，是一架风车”“战战兢兢的恐怖病者”；钱杏村说：“我们不仅认定阿Q时代的死去，鲁迅……是不是他自己也已死去，也是迎刃而解的问题”；潘梓年则说鲁迅“适足表现出老头子的确不行罢了”，彭康更说：“如果坐着不动，或者将生命除掉，那也就此了事”……从酒量、度量到盼着这“老头子死去”“将生命除掉”。小伙计们竭尽了全力，郭沫若犹嫌不足，于是从日本发回了那篇化名为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要给鲁迅彻底定性，彻底将鲁迅从“革命文学”队伍里清除，好由他来稳坐文坛霸主的交椅。在这场围剿中富有戏剧性的是郭沫若在1928年1月写了他发起这场运动的《英雄树》等几篇文章后，便于2月东渡日本，开始了十年的流亡生涯，1928年8月发表的那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用的是杜荃的化名，对于这篇文章他至死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就好象围剿鲁迅他一直是置身度外的。其实不然，在这篇文章的“发端”中他说“最近友人寄了一期四卷十九期的《语丝》给我。”这篇文章的副题是《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鲁迅文章发在5月7日，他在6月1日就写成了这篇文章；1930年他写的《眼中钉》是反驳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的，鲁迅的文章发表在1930年《萌芽月刊》第二期，他在1930年5月《拓荒者》四、五期合刊上发表《眼中钉》，他说鲁迅的文章是L兄从国内寄给他的，从他接到刊物到他写出文章至多不会超过一个月。可见他一直和国内创造社联系紧密，对论战了如指掌，此其一；其二，他在这两篇文章中一开始所引述批判的重点都是有关创造社的，俨然的以前后期创造社掌门人自居，而事实上，郭沫若虽然到了日本，后期创造社却仍然一直是在他领导之下。1931年8月在鲁迅发表了《上海文艺之一瞥》之后，他更按捺不住，写了一篇长长的《创造十年》进行反弹，在这篇文章的“发端”中，他写道“早就有些朋友要我把他（创造社）自成立以来的经过追记出来，我也有那样的心事……要费点功夫来记录出我所知道的创造社，或者更适切地是以创造社为中心的我自己的十年间的生活。”这就是说，不管前期后期创造社，朋友们认为我是领袖，我自己也当仁不让，只有我才能做这追记。那么，后期创造社的一切，郭沫若是置身度外的吗？国内对于鲁迅的围剿，早在1930年左联成立后已经结束，冯乃超等后期创造社的成员都已进了左联，表面上也都承认了鲁迅的地位，郭沫若仍然写出了上述两篇文章，而且在《创造十年》中酸意十足地高呼口号：“拥护我们的文坛总司令鲁迅先生”，对于自己没能当上“文坛总司令”耿耿于怀。文学史家说这篇《创造十年》“成为二十年代那场革命文学论战的尾声”，是有些意思的，始于郭终于郭，虽然郭沫若是否一直指挥着这场对鲁迅的围剿文学史家们言辞闪烁，但仅就他以上的几篇文章看来，他处于指挥地位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事实是1936年鲁迅去世后，1937年郭沫若回国果然坐上了文坛领袖的交椅，而且是官方的第三厅厅长。身在局外曾被鲁迅抨击过的“第三种人”沈从文在《鲁迅的战斗》一文结尾时将鲁迅与郭沫若捎带着比较了一下：“鲁迅并不得到多数，也不大注意去怎样获得，这一点是他可爱的地方，是中国型的作人的美处。这典型的姿态，到鲁迅或者是最后的一位了。因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长成的年轻人，如郭沫若如……在生存态度下，是种下了深的顽固的、争斗的力的种子，贪的、进取，不量力的争夺，空的虚声的呐喊，不知遮掩的战斗，造谣、说谎，种种在昔时为“无赖”而在今日为“长德”的各样行为，使世故与年轻人无缘，鲁迅先生的战略，或者是不会再见于中国了。”尽管沈从文以一种揶揄的态度写这篇文章，他对鲁迅的“战斗”深不以为然，但他对鲁迅的为人却不得不做出肯定的理解，鲁迅“不从小利害处打算”，他“并不得到多数，也不大注意去怎样获得”，作为对比的郭沫若怎样呢？他对郭沫若的肯定只是他的“英雄主义的雄强自信”和他“吸收新思潮而不伤食”的对变动着的时代的把握。在同一本书（《沐沐集》）中，沈从文还写下了另一篇《论郭沫若》的文章，他认为郭沫若是个诗人，写小说“郭沫若没有这个本事，他长处不是这样的。他沉默的努力，永不放弃那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发展他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他全盘否定了郭沫若文学上除诗以外的创作：“这里有人可以用空虚或空洞，用作批评郭著的一切”，“创作是失败了”。即使诗，他也只肯定郭沫若的热烈情绪和华丽词藻。他认为郭沫若的“笔奔放到不能节制”而“不能节制的结果是废话”，“他那文章适宜于一篇檄文，一个宣言，一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 沈从文就因为他对郭沫若这种放言无忌的评论，十几年后他付出了代价，收获了一颗难以下咽的苦果，几至殒命。

郭沫雄强自信，自视甚高，他连鲁迅的小说都不屑一顾，一再声明“鲁迅的文章我很少拜读”，《呐喊》也只睡在草地上“读了三分之一的光景”，“以后的著作便差不多连书名都不清楚了”。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容得别人对他的轻视，何况，他所争的是文坛领袖的地位。沈从文这篇文章一出来，他便在那篇《创造十年》中，顺手给了一击：“记的国内一位大小说家宣言过我是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的：因为我的笔太直，不曲，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曲。是的，这层我自己是很承认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说，那我实在是不配做小说家。据说小说是‘寒带’，那吗只适宜于Es kimo那样的小人去住，我也就敬谢不敏。”你说我不配做小说，你就是个“小人”。你是小人，我是君子，君子报仇十八年不晚。 1948 年，当国内战争的形势已成定局，蒋介石政权即将覆亡前夕，郭沫若在香港写了一篇文章叫《斥反动文艺》，文章中划出红、黄、蓝、白、黑五种“反动文艺”，其中点了三个人的名：“桃红色的沈从文，蓝色的朱光潜，黑色的萧乾”，首当其冲的就是沈从文，他说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悲剧，把全中国的爱国学生斥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他这最后一句尤其恶毒，当时，沈从文正在北大当教授，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大“被他斥为……”的爱国学生们将郭沫若这篇文章抄成大字报贴到沈从文门上，整个北大都贴满沈从文的大字报。给沈从文心理造成巨大压力，逼得沈从文自杀未死，神经兮兮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全国文代会召开自然不会有沈从文，结果连北大教授也当不成，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 沈从文是宿怨，朱光潜是现仇。朱光潜也对郭沫若的创作不以为然：就在1948年1月朱光潜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现代中国文学》，在这篇纵论现代中国文学的文章里，他谈诗提到七八个人的名字，唯独没有郭沫若，谈小说提到五六个人的名字，也没有郭沫若。谈戏剧倒是提到郭沫若了，却说：“郭沫若写了几部历史剧，场面很热闹，有很生动的片断，可惜就整部看，在技巧上破绽甚多”沈从文至少还承认郭沫若是个诗人，朱光潜竟连郭沫若响誉文坛，引为骄傲的历史剧都不以为然，郭沫若岂能容忍？在《斥反动文艺》里，郭沫若是这样谈朱光潜的：“抱歉得很，关于这位教授的著作，在十天以前，我实在一个字也没有读过。为了要写这篇文章，朋友们才替我找了两本《文学杂志》来，我得已拜读了他的一篇《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二卷二期）”对这个人的文章一个字也没有读过，就将他划进“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反动文艺”里，这是先定罪，再找证据，是美国核查伊拉克武器的武断霸道。这显然是郭沫若式的假话——当他要对这人表示不屑时，他往往要说对这人的“文章我很少拜读”，现在是“一个字也没有读过”，这已经不仅是不屑，简直是愤怒了。现在让我们来分析郭沫若这段话，这里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如上所说是郭沫若欲盖弥彰的假话，他欲盖的是朱光潜那篇《现代中国文学》，他要说“这个人的文章我很少拜读”则人就会怀疑他读过朱光潜这篇文章，就可能被认为挟嫌报复，也表现不出他的愤怒，所以，他说“一个字也没读过”。但雄强自信的郭沫若岂能示弱于人？他说一个字也没读过，是欺世之言，这是对广大世人说的，但他又要让朱光潜和朱光潜一类的人知道他的愤怒在哪里，所以朋友找来的是登过朱光潜《现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杂志》，而且是两本。因为朋友拿来的是两本《文学杂志》，朋友要让郭沫若做参考，不可能不把载有《现代中国文学》这样重要文章的《文学杂志》给郭沫若，而且朱光潜这篇文章发表在1月1日出版的二卷八期，郭沫若这篇文章脱稿是2月8日，二卷八期显然是最近的一期，刚出版的当然比早出版的好找，朋友能不把这最近一期找来吗？这就谈到第二种可能：郭沫若十天前确实没有读过朱光潜一个字，定朱光潜为反动文艺的是团体，郭沫若为了写文章找证据才让朋友找来两本《文学杂志》，如前推论，郭沫若也不可能没看过这篇文章，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郭沫若看了这篇文章才决定将朱光潜的作品定为反动文艺的。他为什么要点萧乾的名？原来萧乾对郭沫若的创作也不屑一顾，且对他颇有微词，原因出在他1946年在《大公报》发表的一篇《中国文艺往哪里走》上。在这篇文章中，萧乾讲过这样一段话：“每逢人类走上集团主义，必有头目招募喽罗，因而必起偶像崇拜作用，此在政治，已误了大事，在文坛这现象尤其不可……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习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宴，尤令人感到暮气……纪念五四，我们应革除文坛上的元首主义……”这显然是指1942年抗战文艺界在重庆为郭沫若庆贺50大寿，称郭沫若为郭老，是鲁迅之后的旗手的事。郭沫若焉能不恼？接着，他还又讲到：“谁能举出过去两个来可以与《阿Q正传》，《子夜》，《差半车麦秸》，《华威先生》伦比的一部作品呢？”这里又没提郭沫若引为自豪的历史剧。对萧乾，郭沫若是这样说的：“《大公报》的萧乾，这是标准的买办型。自命所代表的是‘贵族的芝兰’，其实何尝是芝兰，又何尝是贵族！舶来品中的阿芙蓉，帝国主义者的康伯度而已。”“《大公报》的萧乾也起了这种麻醉读者的作用，对于这种黑色的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对萧乾简直是恨之入骨了。这时的他已做稳了文坛领袖，到香港就是受命为筹组全国性文艺家组织的工作做准备，本应以他的威望和地位最大限度地统战一切文化人，让他们投入到革命的阵营中来，如他所说：“假如有昨天的敌人，一旦幡然改悟，要为人民服务而参加革命的阵营，我们今天立地可以成为朋友。”但他却以公谋私，将一些与他有睚眦之怨的人划为反动。给他们的往后带来无尽的灾难。郭沫若是中国文艺界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他一直耿耿于二三十年代创造社和鲁迅的宿怨，解放以后，文艺界历次运动，反胡风，反丁玲、冯雪峰，凡与鲁迅走得近的人或被打成反革命或被打成右派，虽说心狠手辣的周扬一直冲在前面，但他所起作用正如康生之于中央文革小组一样。反胡风中，他写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一文，说：“多年来，胡风在文艺领域内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并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小集团。解放前，在他的全部文艺活动中，他的主要锋芒总是针对着那时候共产党的和党外的进步文艺家。解放后，他和他的小集团的大部仍坚持他们一贯的错误的观点立场，顽强地和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抗。”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定了性。1966年，在人大常委会上发言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说，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他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如此彻底地否定自己，真如沈从文所说，“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至于人品人格之类他是顾及不到也不屑去顾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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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可能是一种唯一生活在世间的生命与精神密切交流的暗夜中的幽灵，它是存在活生生的生命的文学体裁，它的眼睛能看到你我的灵魂，并游走在你我精神、魂魄、肉体的四周。 真正的真善美是敢于裸露的，放眼苍穹看去星空，那才是真爱、真善、真美。——南柯舟

[[南柯舟]]

文人郭沫若 (转贴山西作家五台山杂志总编辑彭图作品)


1970年代的报纸上，康生和郭沫若是经常露面的两个人，我眼拙，总把照片上的康生认成郭沫若，把郭沫若认成康生（好象两人都是人大副委员长），因此常遭人奚落。不料这年轻时的印象竟无论如何挥之不去，倒常常把他们作形似外的比较。以后随着接触到的这两人解秘材料越来越多，便愈益深刻了这印象——这两人不但形似，似乎形似之外还有许多神似。康生之为现代李林甫，口蜜腹剑地害人，这是为国人所共知而不齿的。郭沫若是个文人，没有康生那样大的权势，所以在坏的程度上离康生还是差了一截，他的害人也仅局限于文坛。郭沫若的口蜜已为世人所共知，他的腹剑却因中国人为贤者尊者讳的原因而鲜有人道及。

郭沫若是个浪漫气质的诗人，一本《女神》因其在白话诗上开创性的功绩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郭沫同时也是个热衷功名热衷政治事业的人。这从他北伐时任北伐军领中将衔的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抗战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解放后的任职情况就可看出。这人有极高的天分，文字上却漫无节制，有时甚至到了信口雌黄的地步，三年前他激烈地说：浪漫主义文学是“最尊重自由，最尊重个性的文学”，三年后的1926年他他却说：“浪漫主义文学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而要“彻底反对”，在那篇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中，他说鲁迅是“封建余孽”，是“法西斯蒂”，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后来在他纪念鲁迅的文章中却又称鲁迅为“民族的杰作”“不灭的光辉”。还有他在文革期间出的那本《李白与杜甫》，因毛泽东喜欢唐朝“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他便尊李抑杜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所以鲁迅在论到创造社时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作流氓”。在郭沫若“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中，他所尊奉的完全是政治家翻手为云覆手雨的手段：他可以反抗家庭包办的婚姻扔下四川家中的妻子在日本娶了日本妻子，而这家中的妻子为他守了一辈子。当机会又来时，他又可以扔下为他背叛父母与他同甘共苦为他生儿育女十几年的日本妻子，一回国就娶了另一个妻子，解放后当那日本妻子漂洋过海来与他相聚时，他却不敢相认，让妻子儿女在一个陌生的海滨城市里自谋生路。他要投身政治，作他的英雄，这些个体的人都应该为他作出牺牲。

郭沫若这人是很爱记仇的，谁与我争，我必报复。他所以赠给鲁迅那样多恶谥，把鲁迅说得十恶不赦，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原因有二，一是创造社与鲁迅的语丝社有过过节；一是鲁迅当时是实际上的文坛领袖。郭沫若要当文坛霸主，不打倒鲁迅是不行的。所以在1928年以他为首的创造社发起的那场“文学革命运动”便开始了对鲁迅的“围剿”。这场“围剿”是很有些戏剧性的。1928年一月由从日本回来新进创造社的后起健将冯乃超首先发难，在这年一月上海出版的《文化批判》上，冯乃超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在这篇文章中冯乃超举了五位作家——叶圣陶、鲁迅、郁达夫、张资平、郭沫若，对前四位他一一进行批判，认为他们都是“落伍者”，代表着“非革命的倾向”，只有郭沫若，他认为“我们若要寻一个实有反抗精神的作家，就是郭沫若。”革命文学的领袖自然是非郭沫若莫属了。要郭沫若当霸主，就得除掉鲁迅（“不除鲁迅，中国文坛便不会有新的飞跃”孙郁语），所以他们联合“太阳社”，紧锣密鼓对鲁迅展开了围剿，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钱杏村、叶灵凤、彭康等等老小伙计一齐上阵：《死去了的阿Q时代》《死去了的鲁迅》《“除掉”鲁迅的“除掉”》《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光从这些文章题目，就可看出他们对鲁迅急欲除掉的心情，成仿吾说鲁迅是“唐·吉诃德”，“暴露了自己的朦胧与无知，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叶灵凤画了一幅讽刺鲁迅的漫画，在说明中写道：“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以往的成绩，躲在酒缸后面，挥着他的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李初梨说鲁迅是在“老态龙钟的乱舞”，“唐鲁迅呀，这不是一个巨人，是一架风车”“战战兢兢的恐怖病者”；钱杏村说：“我们不仅认定阿Q时代的死去，鲁迅……是不是他自己也已死去，也是迎刃而解的问题”；潘梓年则说鲁迅“适足表现出老头子的确不行罢了”，彭康更说：“如果坐着不动，或者将生命除掉，那也就此了事”……从酒量、度量到盼着这“老头子死去”“将生命除掉”。小伙计们竭尽了全力，郭沫若犹嫌不足，于是从日本发回了那篇化名为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要给鲁迅彻底定性，彻底将鲁迅从“革命文学”队伍里清除，好由他来稳坐文坛霸主的交椅。在这场围剿中富有戏剧性的是郭沫若在1928年1月写了他发起这场运动的《英雄树》等几篇文章后，便于2月东渡日本，开始了十年的流亡生涯，1928年8月发表的那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用的是杜荃的化名，对于这篇文章他至死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就好象围剿鲁迅他一直是置身度外的。其实不然，在这篇文章的“发端”中他说“最近友人寄了一期四卷十九期的《语丝》给我。”这篇文章的副题是《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鲁迅文章发在5月7日，他在6月1日就写成了这篇文章；1930年他写的《眼中钉》是反驳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的，鲁迅的文章发表在1930年《萌芽月刊》第二期，他在1930年5月《拓荒者》四、五期合刊上发表《眼中钉》，他说鲁迅的文章是L兄从国内寄给他的，从他接到刊物到他写出文章至多不会超过一个月。可见他一直和国内创造社联系紧密，对论战了如指掌，此其一；其二，他在这两篇文章中一开始所引述批判的重点都是有关创造社的，俨然的以前后期创造社掌门人自居，而事实上，郭沫若虽然到了日本，后期创造社却仍然一直是在他领导之下。1931年8月在鲁迅发表了《上海文艺之一瞥》之后，他更按捺不住，写了一篇长长的《创造十年》进行反弹，在这篇文章的“发端”中，他写道“早就有些朋友要我把他（创造社）自成立以来的经过追记出来，我也有那样的心事……要费点功夫来记录出我所知道的创造社，或者更适切地是以创造社为中心的我自己的十年间的生活。”这就是说，不管前期后期创造社，朋友们认为我是领袖，我自己也当仁不让，只有我才能做这追记。那么，后期创造社的一切，郭沫若是置身度外的吗？国内对于鲁迅的围剿，早在1930年左联成立后已经结束，冯乃超等后期创造社的成员都已进了左联，表面上也都承认了鲁迅的地位，郭沫若仍然写出了上述两篇文章，而且在《创造十年》中酸意十足地高呼口号：“拥护我们的文坛总司令鲁迅先生”，对于自己没能当上“文坛总司令”耿耿于怀。文学史家说这篇《创造十年》“成为二十年代那场革命文学论战的尾声”，是有些意思的，始于郭终于郭，虽然郭沫若是否一直指挥着这场对鲁迅的围剿文学史家们言辞闪烁，但仅就他以上的几篇文章看来，他处于指挥地位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事实是1936年鲁迅去世后，1937年郭沫若回国果然坐上了文坛领袖的交椅，而且是官方的第三厅厅长。身在局外曾被鲁迅抨击过的“第三种人”沈从文在《鲁迅的战斗》一文结尾时将鲁迅与郭沫若捎带着比较了一下：“鲁迅并不得到多数，也不大注意去怎样获得，这一点是他可爱的地方，是中国型的作人的美处。这典型的姿态，到鲁迅或者是最后的一位了。因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长成的年轻人，如郭沫若如……在生存态度下，是种下了深的顽固的、争斗的力的种子，贪的、进取，不量力的争夺，空的虚声的呐喊，不知遮掩的战斗，造谣、说谎，种种在昔时为“无赖”而在今日为“长德”的各样行为，使世故与年轻人无缘，鲁迅先生的战略，或者是不会再见于中国了。”尽管沈从文以一种揶揄的态度写这篇文章，他对鲁迅的“战斗”深不以为然，但他对鲁迅的为人却不得不做出肯定的理解，鲁迅“不从小利害处打算”，他“并不得到多数，也不大注意去怎样获得”，作为对比的郭沫若怎样呢？他对郭沫若的肯定只是他的“英雄主义的雄强自信”和他“吸收新思潮而不伤食”的对变动着的时代的把握。在同一本书（《沐沐集》）中，沈从文还写下了另一篇《论郭沫若》的文章，他认为郭沫若是个诗人，写小说“郭沫若没有这个本事，他长处不是这样的。他沉默的努力，永不放弃那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发展他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他全盘否定了郭沫若文学上除诗以外的创作：“这里有人可以用空虚或空洞，用作批评郭著的一切”，“创作是失败了”。即使诗，他也只肯定郭沫若的热烈情绪和华丽词藻。他认为郭沫若的“笔奔放到不能节制”而“不能节制的结果是废话”，“他那文章适宜于一篇檄文，一个宣言，一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 沈从文就因为他对郭沫若这种放言无忌的评论，十几年后他付出了代价，收获了一颗难以下咽的苦果，几至殒命。

郭沫雄强自信，自视甚高，他连鲁迅的小说都不屑一顾，一再声明“鲁迅的文章我很少拜读”，《呐喊》也只睡在草地上“读了三分之一的光景”，“以后的著作便差不多连书名都不清楚了”。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容得别人对他的轻视，何况，他所争的是文坛领袖的地位。沈从文这篇文章一出来，他便在那篇《创造十年》中，顺手给了一击：“记的国内一位大小说家宣言过我是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的：因为我的笔太直，不曲，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曲。是的，这层我自己是很承认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说，那我实在是不配做小说家。据说小说是‘寒带’，那吗只适宜于Es kimo那样的小人去住，我也就敬谢不敏。”你说我不配做小说，你就是个“小人”。你是小人，我是君子，君子报仇十八年不晚。 1948 年，当国内战争的形势已成定局，蒋介石政权即将覆亡前夕，郭沫若在香港写了一篇文章叫《斥反动文艺》，文章中划出红、黄、蓝、白、黑五种“反动文艺”，其中点了三个人的名：“桃红色的沈从文，蓝色的朱光潜，黑色的萧乾”，首当其冲的就是沈从文，他说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悲剧，把全中国的爱国学生斥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他这最后一句尤其恶毒，当时，沈从文正在北大当教授，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大“被他斥为……”的爱国学生们将郭沫若这篇文章抄成大字报贴到沈从文门上，整个北大都贴满沈从文的大字报。给沈从文心理造成巨大压力，逼得沈从文自杀未死，神经兮兮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全国文代会召开自然不会有沈从文，结果连北大教授也当不成，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 沈从文是宿怨，朱光潜是现仇。朱光潜也对郭沫若的创作不以为然：就在1948年1月朱光潜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现代中国文学》，在这篇纵论现代中国文学的文章里，他谈诗提到七八个人的名字，唯独没有郭沫若，谈小说提到五六个人的名字，也没有郭沫若。谈戏剧倒是提到郭沫若了，却说：“郭沫若写了几部历史剧，场面很热闹，有很生动的片断，可惜就整部看，在技巧上破绽甚多”沈从文至少还承认郭沫若是个诗人，朱光潜竟连郭沫若响誉文坛，引为骄傲的历史剧都不以为然，郭沫若岂能容忍？在《斥反动文艺》里，郭沫若是这样谈朱光潜的：“抱歉得很，关于这位教授的著作，在十天以前，我实在一个字也没有读过。为了要写这篇文章，朋友们才替我找了两本《文学杂志》来，我得已拜读了他的一篇《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二卷二期）”对这个人的文章一个字也没有读过，就将他划进“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反动文艺”里，这是先定罪，再找证据，是美国核查伊拉克武器的武断霸道。这显然是郭沫若式的假话——当他要对这人表示不屑时，他往往要说对这人的“文章我很少拜读”，现在是“一个字也没有读过”，这已经不仅是不屑，简直是愤怒了。现在让我们来分析郭沫若这段话，这里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如上所说是郭沫若欲盖弥彰的假话，他欲盖的是朱光潜那篇《现代中国文学》，他要说“这个人的文章我很少拜读”则人就会怀疑他读过朱光潜这篇文章，就可能被认为挟嫌报复，也表现不出他的愤怒，所以，他说“一个字也没读过”。但雄强自信的郭沫若岂能示弱于人？他说一个字也没读过，是欺世之言，这是对广大世人说的，但他又要让朱光潜和朱光潜一类的人知道他的愤怒在哪里，所以朋友找来的是登过朱光潜《现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杂志》，而且是两本。因为朋友拿来的是两本《文学杂志》，朋友要让郭沫若做参考，不可能不把载有《现代中国文学》这样重要文章的《文学杂志》给郭沫若，而且朱光潜这篇文章发表在1月1日出版的二卷八期，郭沫若这篇文章脱稿是2月8日，二卷八期显然是最近的一期，刚出版的当然比早出版的好找，朋友能不把这最近一期找来吗？这就谈到第二种可能：郭沫若十天前确实没有读过朱光潜一个字，定朱光潜为反动文艺的是团体，郭沫若为了写文章找证据才让朋友找来两本《文学杂志》，如前推论，郭沫若也不可能没看过这篇文章，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郭沫若看了这篇文章才决定将朱光潜的作品定为反动文艺的。他为什么要点萧乾的名？原来萧乾对郭沫若的创作也不屑一顾，且对他颇有微词，原因出在他1946年在《大公报》发表的一篇《中国文艺往哪里走》上。在这篇文章中，萧乾讲过这样一段话：“每逢人类走上集团主义，必有头目招募喽罗，因而必起偶像崇拜作用，此在政治，已误了大事，在文坛这现象尤其不可……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习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宴，尤令人感到暮气……纪念五四，我们应革除文坛上的元首主义……”这显然是指1942年抗战文艺界在重庆为郭沫若庆贺50大寿，称郭沫若为郭老，是鲁迅之后的旗手的事。郭沫若焉能不恼？接着，他还又讲到：“谁能举出过去两个来可以与《阿Q正传》，《子夜》，《差半车麦秸》，《华威先生》伦比的一部作品呢？”这里又没提郭沫若引为自豪的历史剧。对萧乾，郭沫若是这样说的：“《大公报》的萧乾，这是标准的买办型。自命所代表的是‘贵族的芝兰’，其实何尝是芝兰，又何尝是贵族！舶来品中的阿芙蓉，帝国主义者的康伯度而已。”“《大公报》的萧乾也起了这种麻醉读者的作用，对于这种黑色的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对萧乾简直是恨之入骨了。这时的他已做稳了文坛领袖，到香港就是受命为筹组全国性文艺家组织的工作做准备，本应以他的威望和地位最大限度地统战一切文化人，让他们投入到革命的阵营中来，如他所说：“假如有昨天的敌人，一旦幡然改悟，要为人民服务而参加革命的阵营，我们今天立地可以成为朋友。”但他却以公谋私，将一些与他有睚眦之怨的人划为反动。给他们的往后带来无尽的灾难。郭沫若是中国文艺界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他一直耿耿于二三十年代创造社和鲁迅的宿怨，解放以后，文艺界历次运动，反胡风，反丁玲、冯雪峰，凡与鲁迅走得近的人或被打成反革命或被打成右派，虽说心狠手辣的周扬一直冲在前面，但他所起作用正如康生之于中央文革小组一样。反胡风中，他写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一文，说：“多年来，胡风在文艺领域内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并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小集团。解放前，在他的全部文艺活动中，他的主要锋芒总是针对着那时候共产党的和党外的进步文艺家。解放后，他和他的小集团的大部仍坚持他们一贯的错误的观点立场，顽强地和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抗。”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定了性。1966年，在人大常委会上发言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说，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他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如此彻底地否定自己，真如沈从文所说，“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至于人品人格之类他是顾及不到也不屑去顾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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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可能是一种唯一生活在世间的生命与精神密切交流的暗夜中的幽灵，它是存在活生生的生命的文学体裁，它的眼睛能看到你我的灵魂，并游走在你我精神、魂魄、肉体的四周。 真正的真善美是敢于裸露的，放眼苍穹看去星空，那才是真爱、真善、真美。——南柯舟

[南柯舟]

佳作，拜读后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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