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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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回忆 - 文章来源：杨学涛博客

听到王小波都逝世十周年了，我感到非常惊讶——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得让人恐怖。对于一个死去的人，十年或许不是很长的时间，但对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来说，十年的流逝真的很让人紧张。

我记得1997年4月11日，他去世的当天，曾有记者打电话来采访我。当时，一方面我很悲伤，另一方面，也觉得并不反常。我首先的反应就是，他的早逝跟他无节制的抽烟可能有莫大关系。

我和王小波的相识

我跟王小波认识，说起来非常巧合。1984年8月29日，我离开北京去美国匹兹堡大学念书。到匹兹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房子。

匹兹堡大学所在的小镇还有好几所大学，学生很多，租房的价位很高。幸好出国之前有人对我说，我所在的工作单位——社科院马列所有个同事叫李银河，正好也在匹兹堡，说她在那里已有一年了，可以让她帮我找房子。

虽然同在一个研究所，但是我并不认识李银河，只是互相之间听说过名字。后来，李银河给我找了个小阁楼。我的小房子是326号，她住的是318号，彼此隔得很近。

不久后，李银河请我去她家吃饭，一推开门，我就看到一个又高又黑的人。李银河介绍说：“这是我爱人，叫王小波。”吃饭的时候，王小波问我是几号来的，又问我是从哪里来，我说我是多少号从北京来的。他一听，立即问：“唉嘿，你是坐哪个航班？”我告诉他我搭乘的航班班次。 ——原来，我们是同一天坐同一架飞机去的美国。

王小波很健谈，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有点阴阳怪气，像讲相声，语言的描述能力很强。吃饭的时候，他一边说，一边就是不停地抽烟。而李银河则很清瘦，看上去就像个女才子。她不太讲话，老是在房间里跑来跑去的。出国之前，李银河的一个朋友曾跟我描述过她，让我一开始就觉得她是个才女，还以为她一定是言词飞扬的人，结果却发现她是一个言词很收敛的人。

就是在异国他乡，我认识了王小波。

用人尿腌鸭蛋

在我呆在匹兹堡大学的那段时间里，由于是邻居，所以我们是早不见晚见。匹兹堡的房子一般只有两层，最上面就是最便宜的小阁楼。小阁楼里除了我，还住着上海去的小汤。在我们住之前，原先是一个学作曲的湖南人谭盾住在那里。他在匹兹堡呆了不到一年，就去了耶鲁大学。等到我后来去了哈佛，大家都传开了，说那个小阁楼的风水很好。

有时我也把王小波夫妇请到我们住的楼上来，一来二往，大家都熟了。在这帮留学生中，王小波比我们大，他不允许我们喊他“小波”，于是我们就喊他“老波”、“王老波”。

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是喝喝啤酒，啃啃鸡腿——因为鸡腿很便宜，美国人不吃这种含胆固醇很高的食物。

除了啃鸡腿外，我们还吃鸡内脏。小汤在餐馆里打工，美国人不怎么吃鸡肝什么的，他每次下班就带回来，我们吃得很开心。后来带回来的太多了，我们还把它腌起来。

美国人也不喜欢吃鸭蛋，因为很腥。我们住所旁边的公园里有很多野鸭，有时下了上百个蛋都没人要。我们捡回来，吃不完后，就想办法把它们腌起来。王小波是用盐水把鸭蛋泡起来，这样味道并不好。我灵机一动，想起我们安徽农村腌鸭蛋的经验：用牛拉的尿拌黄土来腌，吃起来会特别香。在匹兹堡这个钢铁之城，黄土不好找，牛尿就更不好找了。我后来又想了个办法——自己尿尿。这样腌出来的效果还不错。我们送给王小波去吃，他问我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告诉他是怎么回事，他一听就破口大骂，以为我们是在耍弄他。我说我们自己也吃啊，他才稍稍息怒。

王小波曾经抽过大烟

从经济状况来讲，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我算是比较富裕的了。我去的时候，是拿的匹兹堡大学最高奖学金——校长奖学金，不仅学费全免，而且每个月还有八百多美元的生活费，但是王小波就不同了，他是以陪读的身份来美国的。别人都是丈夫先出去，妻子去陪读，他是反过来了，所以我们常常拿这个找他寻开心，挖苦他，说他是“随军家属”。

我曾问过王小波，为何烟瘾会那么大。他说当年下放云南，生活很苦，也很想家，更不知道以后自己有没有前途，所以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在那种情况下，他跟着当地的少数民族农民，抽过不少大烟。他的烟瘾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的。他说现在一天抽两包，是因为美国的烟比较清淡，抽得不过瘾。

我那时还不知道他在写小说，有次去看他的时候，发现门窗都关得死死的，一开门，从门里透出来的烟味就把我呛得倒退三步。

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总是骂骂咧咧的，骂美国佬。他外语非常不好，我当时也是非常之差，那也是我最痛苦的一年。我在班上，因为语言不好，经常被美国的同学嘲弄，所以对于他的处境，我深有同感。另外，他去打工，帮人洗盘子，还没两天，就不干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了，他不吭声。后来李银河告诉了我实情：老板说他懒，他就把老板炒了。他那时刚从国内出去，对资本家很仇恨，适应不了美国的劳资关系。

我非常佩服李银河。那时她既要读博士，又要做助教，还要到餐馆打工。在美国读博士是非常累的，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从她那时的情况来说，真可谓是贤惠，而王小波则像个大爷。后来，当我在美国《世界日报》上看到，他得了台湾《联合报》文学大奖时，才知道他在写小说。

“哪个碰我哪个死”

1985年，我离开匹兹堡大学，要转学去哈佛。对于我要放弃在匹兹堡高额的奖学金和便宜的生活，去往物价高昂的波士顿，王小波颇不以为然。他说，你除非是想留在美国，不然不需要拿一个好文凭。你回到中国，谁又管你是哈佛毕业的还是匹兹堡毕业的呢？他要我实惠一点，好好考虑清楚。

我还是决定去哈佛。走的时候，李银河、王小波好好地请我吃了一顿，饭桌上还出现了牛肉，那比起鸡腿来可是要贵很多。我把在匹兹堡喝酒后留下的七八十个酒瓶子都留给了他们，以做纪念。我想，这些酒瓶子可能早被他们扔了。

王小波是个讲义气的人，他坚持要送我去匹兹堡的汽车站。之前不久，他买了辆旧车，那是一辆老式的双排座福特，又长又大，而且有棱角，像个坦克。他的驾车技术很差，我不敢让他送。王小波说：“没事，老子这辆车，哪个敢碰我，哪个碰我哪个死。”他跟小汤一起送我，一路上慢悠悠地走了几十分钟，中间还熄了一次火。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回国后惟一一次通电话

1993年，我出国十年后第一次回国到北京，我给王小波打电话。我对他喊：“喂，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请我再说一遍。我对着电话那头大喊了一声“老波！”他“哈”了一声，说：“听说你小子找到资本主义世界最有钱的教职了？！”

我1992年从哈佛毕业，从美国回到香港科技大学教书。在那时，香港科技大学的薪水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了。王小波要我请客，我答应了，但后来我回安徽老家去了，酒也没有喝成——那也是我从美国回来后惟一一次跟他通过电话。

「丁学良口述，黄惊涛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原载名牌杂志社《mangazine.精英》（广州），2007年第5期」

丁学良，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是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现为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全球化、发展与腐败、华人社会的互动、大学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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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是，我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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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王小波都逝世十周年了，我感到非常惊讶——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得让人恐怖。对于一个死去的人，十年或许不是很长的时间，但对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来说，十年的流逝真的很让人紧张。

我记得1997年4月11日，他去世的当天，曾有记者打电话来采访我。当时，一方面我很悲伤，另一方面，也觉得并不反常。我首先的反应就是，他的早逝跟他无节制的抽烟可能有莫大关系。

我和王小波的相识

我跟王小波认识，说起来非常巧合。1984年8月29日，我离开北京去美国匹兹堡大学念书。到匹兹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房子。

匹兹堡大学所在的小镇还有好几所大学，学生很多，租房的价位很高。幸好出国之前有人对我说，我所在的工作单位——社科院马列所有个同事叫李银河，正好也在匹兹堡，说她在那里已有一年了，可以让她帮我找房子。

虽然同在一个研究所，但是我并不认识李银河，只是互相之间听说过名字。后来，李银河给我找了个小阁楼。我的小房子是326号，她住的是318号，彼此隔得很近。

不久后，李银河请我去她家吃饭，一推开门，我就看到一个又高又黑的人。李银河介绍说：“这是我爱人，叫王小波。”吃饭的时候，王小波问我是几号来的，又问我是从哪里来，我说我是多少号从北京来的。他一听，立即问：“唉嘿，你是坐哪个航班？”我告诉他我搭乘的航班班次。 ——原来，我们是同一天坐同一架飞机去的美国。

王小波很健谈，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有点阴阳怪气，像讲相声，语言的描述能力很强。吃饭的时候，他一边说，一边就是不停地抽烟。而李银河则很清瘦，看上去就像个女才子。她不太讲话，老是在房间里跑来跑去的。出国之前，李银河的一个朋友曾跟我描述过她，让我一开始就觉得她是个才女，还以为她一定是言词飞扬的人，结果却发现她是一个言词很收敛的人。

就是在异国他乡，我认识了王小波。

用人尿腌鸭蛋

在我呆在匹兹堡大学的那段时间里，由于是邻居，所以我们是早不见晚见。匹兹堡的房子一般只有两层，最上面就是最便宜的小阁楼。小阁楼里除了我，还住着上海去的小汤。在我们住之前，原先是一个学作曲的湖南人谭盾住在那里。他在匹兹堡呆了不到一年，就去了耶鲁大学。等到我后来去了哈佛，大家都传开了，说那个小阁楼的风水很好。

有时我也把王小波夫妇请到我们住的楼上来，一来二往，大家都熟了。在这帮留学生中，王小波比我们大，他不允许我们喊他“小波”，于是我们就喊他“老波”、“王老波”。

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是喝喝啤酒，啃啃鸡腿——因为鸡腿很便宜，美国人不吃这种含胆固醇很高的食物。

除了啃鸡腿外，我们还吃鸡内脏。小汤在餐馆里打工，美国人不怎么吃鸡肝什么的，他每次下班就带回来，我们吃得很开心。后来带回来的太多了，我们还把它腌起来。

美国人也不喜欢吃鸭蛋，因为很腥。我们住所旁边的公园里有很多野鸭，有时下了上百个蛋都没人要。我们捡回来，吃不完后，就想办法把它们腌起来。王小波是用盐水把鸭蛋泡起来，这样味道并不好。我灵机一动，想起我们安徽农村腌鸭蛋的经验：用牛拉的尿拌黄土来腌，吃起来会特别香。在匹兹堡这个钢铁之城，黄土不好找，牛尿就更不好找了。我后来又想了个办法——自己尿尿。这样腌出来的效果还不错。我们送给王小波去吃，他问我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告诉他是怎么回事，他一听就破口大骂，以为我们是在耍弄他。我说我们自己也吃啊，他才稍稍息怒。

王小波曾经抽过大烟

从经济状况来讲，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我算是比较富裕的了。我去的时候，是拿的匹兹堡大学最高奖学金——校长奖学金，不仅学费全免，而且每个月还有八百多美元的生活费，但是王小波就不同了，他是以陪读的身份来美国的。别人都是丈夫先出去，妻子去陪读，他是反过来了，所以我们常常拿这个找他寻开心，挖苦他，说他是“随军家属”。

我曾问过王小波，为何烟瘾会那么大。他说当年下放云南，生活很苦，也很想家，更不知道以后自己有没有前途，所以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在那种情况下，他跟着当地的少数民族农民，抽过不少大烟。他的烟瘾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的。他说现在一天抽两包，是因为美国的烟比较清淡，抽得不过瘾。

我那时还不知道他在写小说，有次去看他的时候，发现门窗都关得死死的，一开门，从门里透出来的烟味就把我呛得倒退三步。

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总是骂骂咧咧的，骂美国佬。他外语非常不好，我当时也是非常之差，那也是我最痛苦的一年。我在班上，因为语言不好，经常被美国的同学嘲弄，所以对于他的处境，我深有同感。另外，他去打工，帮人洗盘子，还没两天，就不干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了，他不吭声。后来李银河告诉了我实情：老板说他懒，他就把老板炒了。他那时刚从国内出去，对资本家很仇恨，适应不了美国的劳资关系。

我非常佩服李银河。那时她既要读博士，又要做助教，还要到餐馆打工。在美国读博士是非常累的，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从她那时的情况来说，真可谓是贤惠，而王小波则像个大爷。后来，当我在美国《世界日报》上看到，他得了台湾《联合报》文学大奖时，才知道他在写小说。

“哪个碰我哪个死”

1985年，我离开匹兹堡大学，要转学去哈佛。对于我要放弃在匹兹堡高额的奖学金和便宜的生活，去往物价高昂的波士顿，王小波颇不以为然。他说，你除非是想留在美国，不然不需要拿一个好文凭。你回到中国，谁又管你是哈佛毕业的还是匹兹堡毕业的呢？他要我实惠一点，好好考虑清楚。

我还是决定去哈佛。走的时候，李银河、王小波好好地请我吃了一顿，饭桌上还出现了牛肉，那比起鸡腿来可是要贵很多。我把在匹兹堡喝酒后留下的七八十个酒瓶子都留给了他们，以做纪念。我想，这些酒瓶子可能早被他们扔了。

王小波是个讲义气的人，他坚持要送我去匹兹堡的汽车站。之前不久，他买了辆旧车，那是一辆老式的双排座福特，又长又大，而且有棱角，像个坦克。他的驾车技术很差，我不敢让他送。王小波说：“没事，老子这辆车，哪个敢碰我，哪个碰我哪个死。”他跟小汤一起送我，一路上慢悠悠地走了几十分钟，中间还熄了一次火。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回国后惟一一次通电话

1993年，我出国十年后第一次回国到北京，我给王小波打电话。我对他喊：“喂，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请我再说一遍。我对着电话那头大喊了一声“老波！”他“哈”了一声，说：“听说你小子找到资本主义世界最有钱的教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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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口述，黄惊涛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原载名牌杂志社《mangazine.精英》（广州），2007年第5期」

丁学良，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是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现为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全球化、发展与腐败、华人社会的互动、大学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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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柯舟]

李银河非常传统贤惠，当今研究的是最超前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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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可能是一种唯一生活在世间的生命与精神密切交流的暗夜中的幽灵，它是存在活生生的生命的文学体裁，它的眼睛能看到你我的灵魂，并游走在你我精神、魂魄、肉体的四周。 真正的真善美是敢于裸露的，放眼苍穹看去星空，那才是真爱、真善、真美。——南柯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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