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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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茹嫣》中的思想：
前苏联伟大作家索尔仁尼琴借着自己小说中的人物之口说出了一句传遍了全世界的话：“伟大作家是‘第二政府’”（《地狱第一层》）。他是对的。依据这一点，我们去观看作家们，所有不敢创建“第二政府”的人，他们或写小说，或写诗歌或写剧本，即使写出了很漂亮的东西，也只是个“小作家”，好象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伟大作家”不同，他们要建立“第二政府”，这样的行为无非是说他们要搞自己的一套，是不吃第一政府那一套的，因此，有时候免不了要和政府冲突，这就顺便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任何政权喜欢伟大作家，它只爱小作家”的原因。

我在读《茹嫣》时，没有说胡发云是一个伟大作家，但是，我至少承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他创作的《茹嫣》不仅仅是记录了一段历史，而是这段被书写着的历史在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和社会科学家们都没有厘清的情况下，他使用文学的方式却给“整理”出来了，因此，读者们就会在他写的这一部历史中发现已经干瘪到极点的中国社会思想之火花竟然发出了灿烂的光芒。如果我们没有说错的话，《茹嫣》一书写的那一代人物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代，对这样的一代人物的创作，他表现出来了任何人也不能够与之对比的创作才能，走到了中国文学目前所能够走到的那种境界，并且拓宽了它，使中国文学的创作水平不再居世界之末流了。因此，在反复读了这一本后，我对中国文学的明天充满了信心，我顺着书中的一句话：“中国不是没有思想家”（卫老师）的意思，说出了另一句话：“中国不是没有作家！”

章怡和女士对《茹嫣》做了这样的评价：“六朝无文，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亦无文，惟胡发云《如焉》而已。”我是一个文学的门外汉，因此不敢对上述评论妄发议论，但是我认为起码有一点章女士是看准了，即《茹嫣》在中国文学史有可能和古时的陶渊明一样地占据一个时代、代表一个时代。在陶渊明时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国家，所以这“第二政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建立在陶渊明隐居的农村，现在中国已经摆脱了纯粹的农业时代，所以这“第二政府”就建立在大城市了。

《茹嫣》是一本言情小说，但是就在它之中，我们却发现了一种思想，如果说我们不结合中国目前思想届、学术界、文化界的现状去看，那种它之中的思想价值也许被我抬高了，可是，你只要以“结合”，你就会发现那些本应该由职业思想家或者社会科学家提出来的思想，却被《茹嫣》中的人物们提出了，从而使的文学价值的覆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情况就和《红楼梦》出世时有点一样，18世纪中国社会不发达的那种“真实”，却被曹雪琴——一个住在京郊偏僻处，过着绳床瓦灶生活的不得时的作家所揭示，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学富五车的学者们却为“康乾盛世”而鼓吹。这里，一个文学所表现的思想价值无论任何是不可能轻易地在现时就兑现，而在现时与未来之间，它架起了一座桥梁。《茹嫣》有自己的思想，《茹嫣》小说中的那种人也都有自己的思想，值得佩服的是所有这些思想都不是第一政府分配的，而实在是对思想分配制的一种破坏；我需要强调的是，不仅仅是“破坏”（思想的“破坏”在我们中国是走了许多极端的行为），重要的是它建设性地提出了思想的有关问题。这样以来。读者们虽然不象阅读政治学论文那种地领悟其中的思想，但是，思想理解的框架却已经搭建好了，而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的思想也给展现出来了。

2、关于“青马”：

作者在书中公开承认：他要写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而“青马”（“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简称，与这一简称相关的还是出现了“青毛”）就是此一环境中的主干人物。一部中国小说，描写了80年代初这样一群人物，是一种敢撞政治高压线的行为，没有几分勇气是不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作为一个作家光有勇气，没有足够的文学写作才能以驾驭自己的题材也是枉然。好的文学作品，就需要这两种东西的结合。

作者在《茹嫣》中，没有更多地纠缠对“青马”一词的学术性解释，这不能不看成是一种文学的智慧，谁都知道文学作品不比政治的或者社会科学的作品，它是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来叙述事情的，是“故事”性质的，因此，当“故事”的梗概在已经为大众所了解时，她要求的是“故事”情节的展开，在开展中《茹嫣》一书的几个重要人物都有着与“青马”的联系。而“青马”——就是指那些在中国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之外寻找马克思主义的帮助一群中国青年们。如果说这些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就着不同背景的话，那么，一是他们大都是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青少年人，亲身经历了反叛的运动，并且在反叛中超越了毛泽东所定的标准，变成了“年轻异端分子”；二他们要绕过官方自己去寻找马克思主义，因此就不吃官方马克思主义那一套；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真理，只是被官方给歪曲了，所以是一个要求真理回归的运动，是在政治冷却后的青年人一种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剧烈骚动。按照书的线索分析，茹嫣在儿子在出国前，没有和“青马”线上的人有过任何的瓜葛，但是，在儿子出国后，她成了网民，和“青马”中的核心人物达摩给交上朋友了，于是这个在40岁以前“一直是一个不太关心政治和理论的人”，却参加了在卫老师家（当年 “青马”们聚会的）的家庭沙龙，并且成了一个铁杆人物，一直到卫老师死和小说结束。

“七十年代开始之后，短短的几年，中国社会在暧昧、动荡、扑朔迷离中，发生许多戏剧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只有那种浪漫主义大师才能编撰得出来，常常让观者看得目瞪口呆。”就在这样的时间中，走出来了一伙“青马”式的人物：达摩、毛子、何其业、刘苏和小咏。“达摩他们为自己的这个小团体起了一个代号：QM——‘青年马克思’的汉语拼音缩写，言谈中就说‘青马’。这让他们感到兴奋，也感到亲切。”当然，我们若是站在批评的角度看，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中国留下的一个没有被剪断的尾巴，而书中的只要人物都是尾巴上的人，就连茹嫣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年龄小，没有参加“打派仗”，在家“读古诗词”的人，也在性格深处好象留下了印记的，要不然，她在“非典时期”的那种表现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事实上她被别人看成的是要搞网上的文化大革命。关于这一点，作者明确告诉人们：“有一种东西在茹嫣身上躁动，那是许多人在1966，1976那些个年头早已躁动过也早已归于平息的东西”。如果说作者在这里，要在茹嫣身上寻找出历史的意义，而这种历史意义又往往被现实生活的人所歪曲的话，那么作者就不是奉命写作的人，正是这个一点，才是作家个变成了鹤立鸡群式的人物了。

如果说在这里，我们对于《茹嫣》中的人物要做一个历史的分析的话，那么，他们最初是文化大革命运动走出来的人，然后变成了“年轻异端分子”，再变成了“青马”团体中的人，再最后随着“青马”的“五马分尸”，他们也各自东西的了，就扯了这一段中国历史的最难理清楚的线头，于是，中国社会在40多年的时间中那种大的“政治生态环境”就被作者和盘托出了。因此，无论怎么说，这种地地道道的大手笔，不是别人可以轻易模仿的。就这一条线索去分析书中的思想，人们就不会迷失方向了。在这里，如果我们要理解作者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件的理解，那么书中的一个“房子”的比喻是需要我们认真推敲的。把一个民族的在历史中的建筑比做为盖房子，再经历了另一个建设时期的情况下，批评原先房子建筑的问题，就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了。在书中，作者借卫老师之口，批评了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在所有的房门上都打上叉叉，一旦有些人不再愿意被打上叉叉，这种难堪就出来了。”认真地分析这一段文字，就可以发现作者已经跨过了“伤痕文学”的那种否定式历史观的门槛，把中国文学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文学是一个很好的批评工具，在《茹嫣》中作者充分地使用了，对1966年、1976年的政治运动进行了公开地充分的批评。但是我认为很值得一说的是，作为批评，在他的手里具有工具用途，好象是一只在水中打捞水草的笆斗，目的是在打捞到水草的时候，寻找出被水草缠绕的珍珠，而不是要把水搅混。

3、卫老师：一生都在经历痛苦的思想家：

胡发云在创作卫老师这个人物时，有没有一个生活中的原型人物，我不得而知，但是，我读了《茹嫣》后，感觉到在我个人的真实生活里的确有一个和卫老师一模一样的人，只是他不是在全国出了名的人。在全国名人范围内我又联想到了在70年代中叶就已经去世的顾准，我以为书中的卫老师的原型好象就是他。顾先生虽然有非常伟大的思想，但是他的思想却只能在非常狭小的圈子里转，而影响不了中国思想界，其所以是这样，就在于他思想彻底地和权力脱了节，是一个孱弱的思想家的思想。就这样的事情，我们好象又通过卫老师联想到了李卓吾、王船山、魏源、龚自珍这样的人物，在30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思想家老是脱不掉政治的束缚，坐学术的冷板凳之现象就有一种深刻的寓意了。因此，《茹嫣》一书触动的不只是中国现代思想的神经，而是触动了近代思想的神经。

卫老师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在50年代的批判运动中，青年的他在出了几天风头后，就一下子给栽到了，以至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游街，在平反冤案时期，他和全国这一类人一样地获得了工作和住房，但是好景不长，“到了清污，反自由化，卫老师再一次成为异端”，最死在了“非典时期”。可以说他的一生既是痛苦的化身，又是思想的化身。他因思想而获得了痛苦，在痛苦中又历练了思想——如果说这一切都象征性的有一种结局的话，那就是他“大彻大悟”，把苦难作为了思想的历程。正因为他是这样整理自己的思想和思考苦难的，因此，他才在思想上跳出了个人感受的那种小圈子，而仅仅地在为民族思想。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完全知道民族不需要他这样的思想家，可是，他好象是奉了一条命令，执意地思想着……。在他死后，我们终于明白了，向他下达了此 “命令”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的思想。因此当他身边那些“青马”产生了“寻找思想上的失踪者”的计划时，他们之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看见真正的“失踪者”就是立在他们当中的卫老师。

如果说在我们中国，思想之“酒”只有受到痛苦的“压榨”才可以流出来的话，那么，痛苦与思想的联系就了诡谲的性质，就此去理解卫老师的孙女所说出的下述的话，你就会茅塞顿开的：“我很小就感觉到，我们家有一种诡秘的气氛，似乎背后有什么东西，有我没有察觉到的隐秘。许多事情，找不到来龙去脉，你想弄清楚它，这就和哲学有关了吧？”思想惧怕痛苦，这是人之常识，但是违反此常识的却是思想却必须在痛苦中展开自己的衣服，而缝制思想衣服的却又是痛苦的丝线。这样，政治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压迫，就在哲学的渠道中流出来了，变成了伟大的思想。在书中，卫老师在说到思想的时候，往往采用一种哲学的语言，也是为情势所迫的，没有办法的事情。把这看成是卫老师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生态环境”中的一种无奈，何尝不可？但是于无奈之境地提出思想上的发问，就又在久违了的中国传统文学源头吸取力量了。因此，你若是用读屈原《天问》的方式去读卫老师的下述发问，你就会为这个民族的生死痛苦的悠久历史所浸淫，你就理解了中国。

其实，卫老师是从1955年开始走上了倒霉的人生之路的，但是，他说：“我感谢五五年，它无意间挽救了一个懦弱无知的文化人，让他歪歪倒倒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付出数十年代价，作了一次本该极为正常的选择，真是旷古未有的一种荒唐。”可见，卫老师是在自己所走的那一条路上看待中国的问题的，因此，并不抱怨痛苦，也不把自己老是用痛苦的衣服包裹着，他是一个完全放得开的人，他以自己在痛苦中获得的思想来研究问题，因此，当他发现他挚爱着的民族没有与他一样的收获时，他就这样地发问：“我们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洁净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是一点都没有，干干净净啊。其他国家有，包括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都有，它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作家艺术家们留下的自己的声音，永远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声音，诗歌，音乐，小说，雕塑，戏剧……我曾想过，我自己在那样的苦难中，为什么不会写下贝加尔湖这样的诗与歌，让我多年之后来吟唱它呢？我们那样多的作家艺术家，又有谁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写下过自己的苦难，人民的苦难，让人们今天一唱起它，便能够深切地记住我们苦难的历史，而不至于太过轻浮地遗忘呢？这一切，是比苦难本身更苦难的一件事。他们的记忆，是用自己的血写在大地上的；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口上的。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这就说，同样都经历了苦难，其他民族在苦难中给发达起来了，而我们的民族好象和嘴嚼着苦难时期草根的人一样，却没有唾掉它，让草根永远在嘴边打转——这就是我们的“一种双重的悲剧”。

《茹嫣》一书不是用传统的方法，把卫老师塑造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就从性格这一方面来看，卫老师是一个在痛苦和无奈中走了出来的乐观主义者，这应该是人物的主线索，但是作者把卫老师的死安排在“非典时期”那是寓意深刻的，他在没有染上 “非典”时，却被当成为了“非典患者”隔离起来，在后来真的变成“非典”患者时，却又被宣布正常死亡。也正因为这样，他的遗书才令人寻味：“不是的时候，他们说是，是的时候，他们又会说不是。”“他们”是谁——这是读者们的发问，按着这样发问，你去解读一个一生追求真理欲整合民族思想的老人，连他死亡的信息都被歪曲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4、达摩：草根思想家：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过如果我们用中国流行的现实主义去批评《茹嫣》，那么使茹嫣这样的一个女人参加到达摩的圈子，并且在政治上和思想都和达摩交为知己，那显然是不好的，但是《茹嫣》一书的茹嫣和达摩，是一个网上的人物，别的不说，就说名字，“达摩”和“茹嫣”都是网名，他们俩又都是在网上认识的，所以若不是网络 ——这个现代化的怪物造就了人，“如果没有空巢论坛的偶遇”，达摩和茹嫣“即便在一条街上，一辈子也很难相遇，便是相遇，也不相识。”可见，即便要说《茹嫣》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那么至少现实主义前面应该加上个“网络化”字样，就象人们在上一个世纪中叶给拉丁美洲现实主义文学前面加上“魔幻”二字一样。

达摩是一个思想家，他带着一种非常厚重的思想，但是他却没有被摆在位置上，和毛子相比，他是一个业余型的草根思想家。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他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以至于在一个公司谋得了一个家电维修工的工作，但是对于这一份工作，他没有任何的鄙夷，也没有任何的不满，仿佛是当年“为人民服务”那种一套在他身上的再现，干得却很得劲，以至于茹嫣在他干活中都发现了美。他没有学历，而有知识，没有当过正式的老师，却在职业大学讲“三论”，如果说在“青马”的那伙人物群中，他是走到底没有变质的唯一的人，那么，他就是思想上和理论上追求没有停止的人了。他不光是一个思想家，他也有政治上的才能，在对他熟习的人的评价中，他“当个市长都有多余的”，但是，他连市长的边也没有沾上啊！他保持政治上的一份清白，内心也时常起一点波澜。社会没有给他施展才能的机会——这一点他非常清楚。往下分析，在性质上，他可能是一位民主的人。他也许在等待着机会，他看不贯政治上的歪门邪道，先与别人而看到了一种政治的新前途。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持重的——所有这些都看在了他的忘年之交的卫老师眼里，被卫老师说成“海根（达摩）那种定力”。

小说是要写人物的，因此如果说人物本身就是一个特定的历史中人的话，那么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就和小说家不一样就很自然。在历史学家那里，历史是顺顺当当的存在物，它把一切的人和事情都可以摆平，可是，在小说家的笔下，历史是不公平的，它好象和一个糊涂的老人一样地肯犯偏心眼病，它常常把最不称职的人推到了最高的位置，而把那些最有才干、最能够担负大任的人却当成了下脚料。《茹嫣》一书就是这样写的，按理应该把达摩放到梁晋生的位置上，若不然，放在毛子的位置上也可以啊！但是，他偏偏就是一个政治和思想上的“失踪者”，在这里，“青马”们的要“寻找” 的人，也是达摩啊！

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作家，本身就对历史有着一种自己的洞见，因此，在他们的笔下历史就不是一个意义了，对于同一段历史，参与的人的感受当然也就不一样的了，胡发云在写作《茹嫣》时，就是这样。他虽然写的这一代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但是在写作上已经把“伤痕文学”的那种老套子给完全地扔掉了，甚至可以说连一点影子都看不到了。因着出身、年龄等因素，《茹嫣》中的这一群人物：五个“青马”、茹嫣、梁晋生、江晓力等都不是受害者，因此，除了卫老师一个，文化大革命没有伤害到他们，这样以来文，化大革命与普通人的命运——一个目前在中国社会科学家、政治学者和大学教授的著作里不可能提出来的问题被作家给写了出来。在达摩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好象是一场幽默的喜剧，关于他家的那一副楹联的故事就是如此，特录如下：

达摩父亲工作的茶叶店，店名叫“陶陶斋”，是一家百年老店，古色古香的，大门两侧有一对木刻楹联，褐底绿字。一边是：琴里知闻唯渌水，一边是：茶中故旧是蒙山。店名和楹联据说都出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父亲说，这些都是很有讲究的呀!什么讲究，他也没说明白过。字是清代一位名士写的，所以落款上有道光多少年的字样。



　　文革初期的一天，突然得知革命小将们沿街一路横扫而来，远远已经听得嘁哩咣当的打砸声拆卸声，接着就有浓浓的烟火在街那头升腾起来。店里几个与店铺共存数十年的老职工情急之下，赶忙去拿了大红纸，写上一副对联，将那百年楹联严严实实地蒙上，一边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一边是：五洲震荡风雷激。那块牌匾则贴上：毛主席万岁!还抬出一大桶好茶水，一旁竖上一块标语牌：革命小将辛苦了!请喝一杯革命茶!店里一干职工都站到门口，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侥幸躲过一劫。深夜，几个老职工偷偷潜来，费尽气力将楹联和牌匾拆下，用油纸包裹好，放到仓库货架上，当作货架的底板，一放十多年，差不多给忘了。到了改革开放新时代，说要恢复老店名的文件下来，才记起当初这一壮举，可惜当时的几位当事人，除了达摩的父亲，其他全都谢世。
作者用一个喜剧的方式去解读对当时发生在“7亿”中国普通人社会中的政治运动，是属于“第二政府”的做法，这种做法和第一政府要求“魔化”“文革”的指令是冲突的，他有权利对于他书中的人物的文化大革命一个意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这个一点，作者拒绝了“利益的诱惑”，
他写了他自己的一套。于是，我们对于书中的“毛子不是坏人”这一句话的解释就可以解读出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不是坏人”的意思了。一部文学作品不再是为少数人安身立命之工具，这其中就孕育了中国社会极其宝贵的民主精神与民主思想！

5、关于毛子发疯一事之探讨：

《茹嫣》中的“五位”“青马”，“最终修成正果的，好像只有毛子一个，到了社科院哲学所马哲室，当了研究员，先研究马列经典，近年他又热衷于社会学。”他在单位分到了大居室的房子，又娶了个有文化的妻子，“正研，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津贴，还获过一些社科类的奖项。与某大学联招博士生之后，还弄了个博导”，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可惜好景不长，在一个作者没有说明的时间上他突然“疯”了（鉴于篇幅的关系，我不可能引证书中的细节，还望读者们自己去看），值得强调的是，他的“疯病”在没有说明治疗的情况下又给自愈了——这些情况好象表明是作者有意识地在隐瞒什么？如果你是一个仔细的读者的话，就会看出来其中的奥妙的。

在《茹嫣》中，作者写了1955年的政治，也写了1966年、1976年的政治，也写了“清污”的 1979年政治，也写了“非典时期”（2003年）的政治，却惟独一句话都没有提1989年的事情，书中，甚至连“89年”一词都没有出现，这就使我想起了政治的高压线的问题，作者是要撞它的，但是这高压线如果分段的话，那么，某一段是绝对不可以撞的，有一个理由：人命关天啊！有了这样的看法后，我作为读者对于毛子的病用批评的方式去发掘之，看一看能否取得一点东西也只能碰运气的了。话一说回来了，作者若是要写一些隐蔽的东西，他不能完全地打哑谜，所以只是透了一点点风：“入春以来，毛子一直很活跃，到北京都去了两次，风云一时。”

1989年春天，全国发生了学生界和知识界要求民主的政治运动，其声势之浩大、规模之宏大和发展之迅速只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运动才可以与之比拟，其影响是整个民族的，因此，《茹嫣》中的那种许多人物与其说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倒不如说是经历了“89”运动的人，书中的主要人物没有一个不是文化型的，但是，“第二政府”要能够立起来而不立即“垮台”，就得讲求个“技术”，而文学恰恰又是人类各种技术中的最特别的一种。于是，我就做这样的一种设想：在毛子工作的那个社科所内，也理所当然地发生了知识分子为声援学生运动而产生的抗议当局的行为，在这种行为中，毛子头脑发热，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这是读者们用想象的方式可以复原的事情。那时，我在陕西省，省发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上街抗，义愤填膺地怒斥邓小平、李鹏的事件我是记忆忧新，毛子可能就是这些当事人中的一位，“到北京都去了两次，”的话中有话。达摩因为是工人，不在知识分子的队伍里，所以没有参加抗议运动是符合中国那时的社会“真实”情况的，因此，在政府用前所未有的 “恐怖手段”镇压了运动，并且用刚刚在中国城乡普及的在电视传播实况时，全国便陷入了“大规模的社会恐惧”之中了，问题还不止于此，要害在于这种镇压发生之前百分之百地超出了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的预料，人被迫疯、吓疯、气疯、急疯、装疯……等等可能都是有的，反正人是“疯”了……。在毛子“疯”时，达摩参与了救治。

原来毛子是在“89”运动被残酷镇压后给弄“疯”了，于此相关的是，在他“疯”后，人就变形了，好象变化成为“坏人”，以至于作者要用“毛子不是坏人”的话救场。论述至此，如果要对毛子做一个小结的话，那岂不是说，他在不可能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个时间上，他成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而在具有了可以当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并且也处在了一种有利位置上时，却成了一位尸位素餐者，属着他的大名的书摆在书店里卖，被他亲密战友达摩看到后买了去，读着，读着，达摩感觉到“恶心”，硬着头皮读完后“骂道，毛子啊毛子，你这狗日的何至于此呢？”

其实，“达摩知道，毛子是恐惧。恐惧本是不该嘲笑的。但是恐惧之后，变成那样，就让人难受



了，那是一种比恐惧更可怕的东西。”

6、论恐惧对思想的消解：

《茹嫣》写了人的恐惧，不同人的恐惧和不同时间中的恐惧。如果说这样的写法有一个很值得褒奖的地方，那就是他在写50-60年代的恐惧时，写出了连带着希望的恐惧，因此，即使已经在恐惧中将要丧失生命的人，都没有丧失希望，他们不为自己的死亡辩护，是希望中的东西转移了他们的视线，因此即使希望中的东西是异常渺茫的，它作为一种与恐惧异质的东西总是存在的。因此虽然我们不能够说这种恐惧是一种宗教性质的恐惧，但是它的确衍生出来了一种宗教的意义，由此去分析卫老师的第一任夫人自杀时“在铁路边留了一张纸条，说自己死有余辜”并且一再强调她的“孩子们无比热爱毛主席，无比热爱党”的情节，你会想到宗教的。

同样的情况，在卫老师自己的叙述中也有着这样的话：“我记得从前就对你们说过，一直到我后来被抓进去，我依然真诚地相信这个政权，真诚地相信他们的理论，真诚地相信我自己是有罪的。尽管我委屈，我惶恐，我痛不欲生，但是我还没有往最深处怀疑过什么，更没有怀疑过我自己做过的那些自认为是革命的事是否有需要审视的地方。”分析这样的话，人类命运这东西自古是一个宗教的话题，而在中国20世纪初的革命中，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人移植进入中国后，它才变成了一个政治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若是放到政治运动这去，谁能够吃准它呢？宗教解放人和奴役人的两种性质都被作者给抓住了。

论述至此如果我们就打住了，那么我们是没有读懂《茹嫣》的，《茹嫣》一书的价值，不在于它仅仅写了上述的恐惧，而且以中国画的方式刻画了一场全民、全国性质的恐惧，这样的恐惧是每一个人看得见的，其恐惧气氛几乎要把每一个人都窒息而死。在字面上，我们看见的是“非典恐惧”，但是在精神上你还能够这样的看问题吗？因此你如果具有批评的眼光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表现“非典恐惧”之方法实质上阴错阳差地表现那一场到今天也不允许谈论的那年“入春”的恐惧。不用作者交待，我们都知道那时社会上禁止讨论恐惧，但是“达摩写过一篇文章《恐惧的力量》，其中说，恐惧常常比灭杀更有力量。灭杀只能消灭异端的肉体，恐惧可以改换他的灵魂，让一个最不羁的反叛者，成为驯良的奴隶，并以此作为其他同类的标本。尤其可怕的是，恐惧是长在自己内心的，别人无法帮你将它割除。”除此而外，作者又点明，“十多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你主要是一个用心的读者，你就会发现这本书在写作方法上是如何成功地借鉴了《红楼梦》的那种“瞒天过海”法的方法，把一个谁也不允许写的历史大恐惧事件给写了出来！

说到恐惧，卫老师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恐惧，恐惧……一个民族，苦不怕，难不怕，饥不怕，寒不怕，如果人人心中都有某种莫名的恐惧，才是最可怕的。便是今天，吃好了，穿暖了，那心中的恐惧却远远没有消失掉。穷有穷的恐惧，富有富的恐惧，贱民有贱民的恐惧，权贵有权贵的恐惧，写文章的有写文章的恐惧，连读文章的，也有读文章的恐惧”。就这一层意思去看，“非典的恐惧”很快地就过去了，中国人的生活很快地也恢复了正常，但是到《茹嫣》这一书发表之后，我们去品味书中的话：“连读文章的，也有读文章的恐惧”——难道是无的放矢吗？

思想是脆弱的，一个人自己不经意的一次咳嗽，一个隔壁的杂音，一场自然界的风，都可以把思想惊走，因此，在赤裸裸的杀戮面前思想能不逃跑吗？真理是怕杀的，历史上许多许多的真理都是在杀戮中给消失掉了，所留下来的真理只是真理这个大冰山的一小角，现在我们往往把那种一小角放大看成了整个的冰山。关于这一点，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早就教导我们：“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这其实是一个乐观的错误，人们相继加以复述，直至成为滥调，实则一切经验都反证其不然”，他举基督教的例子说：基督教其所以在罗马帝国没有“被消灭净尽，它之所以能够传布并占得优势，乃因多次破坏都只是间接发生的，仅仅持续一个短的时间，其间则隔有很长的几乎未经阻扰的宣传时隙。由此可见，若谓真理只因为是真理便具有固有的力量，能够抵抗错误，能够面临监狱和炮烙而挺战优胜，乃是一种空洞无根的情操”（密尔《论自由》）。《茹嫣》没有为那“空洞无根的情操”再做一个脚注，它只说，真理不能够住在“恐惧”的“巢”里。

结论：《茹嫣》中的人有思想的，可是茹嫣生活中的社会却只允许人拥有徒有外表的思想，久而久之，人的思想的“巢”也就空了，思想的“小鸟”，因恐惧给惊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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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是，我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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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茹嫣》中的思想：
前苏联伟大作家索尔仁尼琴借着自己小说中的人物之口说出了一句传遍了全世界的话：“伟大作家是‘第二政府’”（《地狱第一层》）。他是对的。依据这一点，我们去观看作家们，所有不敢创建“第二政府”的人，他们或写小说，或写诗歌或写剧本，即使写出了很漂亮的东西，也只是个“小作家”，好象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伟大作家”不同，他们要建立“第二政府”，这样的行为无非是说他们要搞自己的一套，是不吃第一政府那一套的，因此，有时候免不了要和政府冲突，这就顺便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任何政权喜欢伟大作家，它只爱小作家”的原因。

我在读《茹嫣》时，没有说胡发云是一个伟大作家，但是，我至少承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他创作的《茹嫣》不仅仅是记录了一段历史，而是这段被书写着的历史在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和社会科学家们都没有厘清的情况下，他使用文学的方式却给“整理”出来了，因此，读者们就会在他写的这一部历史中发现已经干瘪到极点的中国社会思想之火花竟然发出了灿烂的光芒。如果我们没有说错的话，《茹嫣》一书写的那一代人物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代，对这样的一代人物的创作，他表现出来了任何人也不能够与之对比的创作才能，走到了中国文学目前所能够走到的那种境界，并且拓宽了它，使中国文学的创作水平不再居世界之末流了。因此，在反复读了这一本后，我对中国文学的明天充满了信心，我顺着书中的一句话：“中国不是没有思想家”（卫老师）的意思，说出了另一句话：“中国不是没有作家！”

章怡和女士对《茹嫣》做了这样的评价：“六朝无文，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亦无文，惟胡发云《如焉》而已。”我是一个文学的门外汉，因此不敢对上述评论妄发议论，但是我认为起码有一点章女士是看准了，即《茹嫣》在中国文学史有可能和古时的陶渊明一样地占据一个时代、代表一个时代。在陶渊明时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国家，所以这“第二政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建立在陶渊明隐居的农村，现在中国已经摆脱了纯粹的农业时代，所以这“第二政府”就建立在大城市了。

《茹嫣》是一本言情小说，但是就在它之中，我们却发现了一种思想，如果说我们不结合中国目前思想届、学术界、文化界的现状去看，那种它之中的思想价值也许被我抬高了，可是，你只要以“结合”，你就会发现那些本应该由职业思想家或者社会科学家提出来的思想，却被《茹嫣》中的人物们提出了，从而使的文学价值的覆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情况就和《红楼梦》出世时有点一样，18世纪中国社会不发达的那种“真实”，却被曹雪琴——一个住在京郊偏僻处，过着绳床瓦灶生活的不得时的作家所揭示，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学富五车的学者们却为“康乾盛世”而鼓吹。这里，一个文学所表现的思想价值无论任何是不可能轻易地在现时就兑现，而在现时与未来之间，它架起了一座桥梁。《茹嫣》有自己的思想，《茹嫣》小说中的那种人也都有自己的思想，值得佩服的是所有这些思想都不是第一政府分配的，而实在是对思想分配制的一种破坏；我需要强调的是，不仅仅是“破坏”（思想的“破坏”在我们中国是走了许多极端的行为），重要的是它建设性地提出了思想的有关问题。这样以来。读者们虽然不象阅读政治学论文那种地领悟其中的思想，但是，思想理解的框架却已经搭建好了，而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的思想也给展现出来了。

2、关于“青马”：

作者在书中公开承认：他要写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而“青马”（“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简称，与这一简称相关的还是出现了“青毛”）就是此一环境中的主干人物。一部中国小说，描写了80年代初这样一群人物，是一种敢撞政治高压线的行为，没有几分勇气是不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作为一个作家光有勇气，没有足够的文学写作才能以驾驭自己的题材也是枉然。好的文学作品，就需要这两种东西的结合。

作者在《茹嫣》中，没有更多地纠缠对“青马”一词的学术性解释，这不能不看成是一种文学的智慧，谁都知道文学作品不比政治的或者社会科学的作品，它是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来叙述事情的，是“故事”性质的，因此，当“故事”的梗概在已经为大众所了解时，她要求的是“故事”情节的展开，在开展中《茹嫣》一书的几个重要人物都有着与“青马”的联系。而“青马”——就是指那些在中国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之外寻找马克思主义的帮助一群中国青年们。如果说这些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就着不同背景的话，那么，一是他们大都是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青少年人，亲身经历了反叛的运动，并且在反叛中超越了毛泽东所定的标准，变成了“年轻异端分子”；二他们要绕过官方自己去寻找马克思主义，因此就不吃官方马克思主义那一套；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真理，只是被官方给歪曲了，所以是一个要求真理回归的运动，是在政治冷却后的青年人一种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剧烈骚动。按照书的线索分析，茹嫣在儿子在出国前，没有和“青马”线上的人有过任何的瓜葛，但是，在儿子出国后，她成了网民，和“青马”中的核心人物达摩给交上朋友了，于是这个在40岁以前“一直是一个不太关心政治和理论的人”，却参加了在卫老师家（当年 “青马”们聚会的）的家庭沙龙，并且成了一个铁杆人物，一直到卫老师死和小说结束。

“七十年代开始之后，短短的几年，中国社会在暧昧、动荡、扑朔迷离中，发生许多戏剧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只有那种浪漫主义大师才能编撰得出来，常常让观者看得目瞪口呆。”就在这样的时间中，走出来了一伙“青马”式的人物：达摩、毛子、何其业、刘苏和小咏。“达摩他们为自己的这个小团体起了一个代号：QM——‘青年马克思’的汉语拼音缩写，言谈中就说‘青马’。这让他们感到兴奋，也感到亲切。”当然，我们若是站在批评的角度看，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中国留下的一个没有被剪断的尾巴，而书中的只要人物都是尾巴上的人，就连茹嫣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年龄小，没有参加“打派仗”，在家“读古诗词”的人，也在性格深处好象留下了印记的，要不然，她在“非典时期”的那种表现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事实上她被别人看成的是要搞网上的文化大革命。关于这一点，作者明确告诉人们：“有一种东西在茹嫣身上躁动，那是许多人在1966，1976那些个年头早已躁动过也早已归于平息的东西”。如果说作者在这里，要在茹嫣身上寻找出历史的意义，而这种历史意义又往往被现实生活的人所歪曲的话，那么作者就不是奉命写作的人，正是这个一点，才是作家个变成了鹤立鸡群式的人物了。

如果说在这里，我们对于《茹嫣》中的人物要做一个历史的分析的话，那么，他们最初是文化大革命运动走出来的人，然后变成了“年轻异端分子”，再变成了“青马”团体中的人，再最后随着“青马”的“五马分尸”，他们也各自东西的了，就扯了这一段中国历史的最难理清楚的线头，于是，中国社会在40多年的时间中那种大的“政治生态环境”就被作者和盘托出了。因此，无论怎么说，这种地地道道的大手笔，不是别人可以轻易模仿的。就这一条线索去分析书中的思想，人们就不会迷失方向了。在这里，如果我们要理解作者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件的理解，那么书中的一个“房子”的比喻是需要我们认真推敲的。把一个民族的在历史中的建筑比做为盖房子，再经历了另一个建设时期的情况下，批评原先房子建筑的问题，就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了。在书中，作者借卫老师之口，批评了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在所有的房门上都打上叉叉，一旦有些人不再愿意被打上叉叉，这种难堪就出来了。”认真地分析这一段文字，就可以发现作者已经跨过了“伤痕文学”的那种否定式历史观的门槛，把中国文学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文学是一个很好的批评工具，在《茹嫣》中作者充分地使用了，对1966年、1976年的政治运动进行了公开地充分的批评。但是我认为很值得一说的是，作为批评，在他的手里具有工具用途，好象是一只在水中打捞水草的笆斗，目的是在打捞到水草的时候，寻找出被水草缠绕的珍珠，而不是要把水搅混。

3、卫老师：一生都在经历痛苦的思想家：

胡发云在创作卫老师这个人物时，有没有一个生活中的原型人物，我不得而知，但是，我读了《茹嫣》后，感觉到在我个人的真实生活里的确有一个和卫老师一模一样的人，只是他不是在全国出了名的人。在全国名人范围内我又联想到了在70年代中叶就已经去世的顾准，我以为书中的卫老师的原型好象就是他。顾先生虽然有非常伟大的思想，但是他的思想却只能在非常狭小的圈子里转，而影响不了中国思想界，其所以是这样，就在于他思想彻底地和权力脱了节，是一个孱弱的思想家的思想。就这样的事情，我们好象又通过卫老师联想到了李卓吾、王船山、魏源、龚自珍这样的人物，在30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思想家老是脱不掉政治的束缚，坐学术的冷板凳之现象就有一种深刻的寓意了。因此，《茹嫣》一书触动的不只是中国现代思想的神经，而是触动了近代思想的神经。

卫老师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在50年代的批判运动中，青年的他在出了几天风头后，就一下子给栽到了，以至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游街，在平反冤案时期，他和全国这一类人一样地获得了工作和住房，但是好景不长，“到了清污，反自由化，卫老师再一次成为异端”，最死在了“非典时期”。可以说他的一生既是痛苦的化身，又是思想的化身。他因思想而获得了痛苦，在痛苦中又历练了思想——如果说这一切都象征性的有一种结局的话，那就是他“大彻大悟”，把苦难作为了思想的历程。正因为他是这样整理自己的思想和思考苦难的，因此，他才在思想上跳出了个人感受的那种小圈子，而仅仅地在为民族思想。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完全知道民族不需要他这样的思想家，可是，他好象是奉了一条命令，执意地思想着……。在他死后，我们终于明白了，向他下达了此 “命令”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的思想。因此当他身边那些“青马”产生了“寻找思想上的失踪者”的计划时，他们之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看见真正的“失踪者”就是立在他们当中的卫老师。

如果说在我们中国，思想之“酒”只有受到痛苦的“压榨”才可以流出来的话，那么，痛苦与思想的联系就了诡谲的性质，就此去理解卫老师的孙女所说出的下述的话，你就会茅塞顿开的：“我很小就感觉到，我们家有一种诡秘的气氛，似乎背后有什么东西，有我没有察觉到的隐秘。许多事情，找不到来龙去脉，你想弄清楚它，这就和哲学有关了吧？”思想惧怕痛苦，这是人之常识，但是违反此常识的却是思想却必须在痛苦中展开自己的衣服，而缝制思想衣服的却又是痛苦的丝线。这样，政治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压迫，就在哲学的渠道中流出来了，变成了伟大的思想。在书中，卫老师在说到思想的时候，往往采用一种哲学的语言，也是为情势所迫的，没有办法的事情。把这看成是卫老师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生态环境”中的一种无奈，何尝不可？但是于无奈之境地提出思想上的发问，就又在久违了的中国传统文学源头吸取力量了。因此，你若是用读屈原《天问》的方式去读卫老师的下述发问，你就会为这个民族的生死痛苦的悠久历史所浸淫，你就理解了中国。

其实，卫老师是从1955年开始走上了倒霉的人生之路的，但是，他说：“我感谢五五年，它无意间挽救了一个懦弱无知的文化人，让他歪歪倒倒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付出数十年代价，作了一次本该极为正常的选择，真是旷古未有的一种荒唐。”可见，卫老师是在自己所走的那一条路上看待中国的问题的，因此，并不抱怨痛苦，也不把自己老是用痛苦的衣服包裹着，他是一个完全放得开的人，他以自己在痛苦中获得的思想来研究问题，因此，当他发现他挚爱着的民族没有与他一样的收获时，他就这样地发问：“我们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洁净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是一点都没有，干干净净啊。其他国家有，包括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都有，它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作家艺术家们留下的自己的声音，永远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声音，诗歌，音乐，小说，雕塑，戏剧……我曾想过，我自己在那样的苦难中，为什么不会写下贝加尔湖这样的诗与歌，让我多年之后来吟唱它呢？我们那样多的作家艺术家，又有谁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写下过自己的苦难，人民的苦难，让人们今天一唱起它，便能够深切地记住我们苦难的历史，而不至于太过轻浮地遗忘呢？这一切，是比苦难本身更苦难的一件事。他们的记忆，是用自己的血写在大地上的；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口上的。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这就说，同样都经历了苦难，其他民族在苦难中给发达起来了，而我们的民族好象和嘴嚼着苦难时期草根的人一样，却没有唾掉它，让草根永远在嘴边打转——这就是我们的“一种双重的悲剧”。

《茹嫣》一书不是用传统的方法，把卫老师塑造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就从性格这一方面来看，卫老师是一个在痛苦和无奈中走了出来的乐观主义者，这应该是人物的主线索，但是作者把卫老师的死安排在“非典时期”那是寓意深刻的，他在没有染上 “非典”时，却被当成为了“非典患者”隔离起来，在后来真的变成“非典”患者时，却又被宣布正常死亡。也正因为这样，他的遗书才令人寻味：“不是的时候，他们说是，是的时候，他们又会说不是。”“他们”是谁——这是读者们的发问，按着这样发问，你去解读一个一生追求真理欲整合民族思想的老人，连他死亡的信息都被歪曲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4、达摩：草根思想家：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过如果我们用中国流行的现实主义去批评《茹嫣》，那么使茹嫣这样的一个女人参加到达摩的圈子，并且在政治上和思想都和达摩交为知己，那显然是不好的，但是《茹嫣》一书的茹嫣和达摩，是一个网上的人物，别的不说，就说名字，“达摩”和“茹嫣”都是网名，他们俩又都是在网上认识的，所以若不是网络 ——这个现代化的怪物造就了人，“如果没有空巢论坛的偶遇”，达摩和茹嫣“即便在一条街上，一辈子也很难相遇，便是相遇，也不相识。”可见，即便要说《茹嫣》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那么至少现实主义前面应该加上个“网络化”字样，就象人们在上一个世纪中叶给拉丁美洲现实主义文学前面加上“魔幻”二字一样。

达摩是一个思想家，他带着一种非常厚重的思想，但是他却没有被摆在位置上，和毛子相比，他是一个业余型的草根思想家。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他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以至于在一个公司谋得了一个家电维修工的工作，但是对于这一份工作，他没有任何的鄙夷，也没有任何的不满，仿佛是当年“为人民服务”那种一套在他身上的再现，干得却很得劲，以至于茹嫣在他干活中都发现了美。他没有学历，而有知识，没有当过正式的老师，却在职业大学讲“三论”，如果说在“青马”的那伙人物群中，他是走到底没有变质的唯一的人，那么，他就是思想上和理论上追求没有停止的人了。他不光是一个思想家，他也有政治上的才能，在对他熟习的人的评价中，他“当个市长都有多余的”，但是，他连市长的边也没有沾上啊！他保持政治上的一份清白，内心也时常起一点波澜。社会没有给他施展才能的机会——这一点他非常清楚。往下分析，在性质上，他可能是一位民主的人。他也许在等待着机会，他看不贯政治上的歪门邪道，先与别人而看到了一种政治的新前途。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持重的——所有这些都看在了他的忘年之交的卫老师眼里，被卫老师说成“海根（达摩）那种定力”。

小说是要写人物的，因此如果说人物本身就是一个特定的历史中人的话，那么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就和小说家不一样就很自然。在历史学家那里，历史是顺顺当当的存在物，它把一切的人和事情都可以摆平，可是，在小说家的笔下，历史是不公平的，它好象和一个糊涂的老人一样地肯犯偏心眼病，它常常把最不称职的人推到了最高的位置，而把那些最有才干、最能够担负大任的人却当成了下脚料。《茹嫣》一书就是这样写的，按理应该把达摩放到梁晋生的位置上，若不然，放在毛子的位置上也可以啊！但是，他偏偏就是一个政治和思想上的“失踪者”，在这里，“青马”们的要“寻找” 的人，也是达摩啊！

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作家，本身就对历史有着一种自己的洞见，因此，在他们的笔下历史就不是一个意义了，对于同一段历史，参与的人的感受当然也就不一样的了，胡发云在写作《茹嫣》时，就是这样。他虽然写的这一代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但是在写作上已经把“伤痕文学”的那种老套子给完全地扔掉了，甚至可以说连一点影子都看不到了。因着出身、年龄等因素，《茹嫣》中的这一群人物：五个“青马”、茹嫣、梁晋生、江晓力等都不是受害者，因此，除了卫老师一个，文化大革命没有伤害到他们，这样以来文，化大革命与普通人的命运——一个目前在中国社会科学家、政治学者和大学教授的著作里不可能提出来的问题被作家给写了出来。在达摩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好象是一场幽默的喜剧，关于他家的那一副楹联的故事就是如此，特录如下：

达摩父亲工作的茶叶店，店名叫“陶陶斋”，是一家百年老店，古色古香的，大门两侧有一对木刻楹联，褐底绿字。一边是：琴里知闻唯渌水，一边是：茶中故旧是蒙山。店名和楹联据说都出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父亲说，这些都是很有讲究的呀!什么讲究，他也没说明白过。字是清代一位名士写的，所以落款上有道光多少年的字样。



　　文革初期的一天，突然得知革命小将们沿街一路横扫而来，远远已经听得嘁哩咣当的打砸声拆卸声，接着就有浓浓的烟火在街那头升腾起来。店里几个与店铺共存数十年的老职工情急之下，赶忙去拿了大红纸，写上一副对联，将那百年楹联严严实实地蒙上，一边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一边是：五洲震荡风雷激。那块牌匾则贴上：毛主席万岁!还抬出一大桶好茶水，一旁竖上一块标语牌：革命小将辛苦了!请喝一杯革命茶!店里一干职工都站到门口，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侥幸躲过一劫。深夜，几个老职工偷偷潜来，费尽气力将楹联和牌匾拆下，用油纸包裹好，放到仓库货架上，当作货架的底板，一放十多年，差不多给忘了。到了改革开放新时代，说要恢复老店名的文件下来，才记起当初这一壮举，可惜当时的几位当事人，除了达摩的父亲，其他全都谢世。
作者用一个喜剧的方式去解读对当时发生在“7亿”中国普通人社会中的政治运动，是属于“第二政府”的做法，这种做法和第一政府要求“魔化”“文革”的指令是冲突的，他有权利对于他书中的人物的文化大革命一个意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这个一点，作者拒绝了“利益的诱惑”，
他写了他自己的一套。于是，我们对于书中的“毛子不是坏人”这一句话的解释就可以解读出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不是坏人”的意思了。一部文学作品不再是为少数人安身立命之工具，这其中就孕育了中国社会极其宝贵的民主精神与民主思想！

5、关于毛子发疯一事之探讨：

《茹嫣》中的“五位”“青马”，“最终修成正果的，好像只有毛子一个，到了社科院哲学所马哲室，当了研究员，先研究马列经典，近年他又热衷于社会学。”他在单位分到了大居室的房子，又娶了个有文化的妻子，“正研，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津贴，还获过一些社科类的奖项。与某大学联招博士生之后，还弄了个博导”，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可惜好景不长，在一个作者没有说明的时间上他突然“疯”了（鉴于篇幅的关系，我不可能引证书中的细节，还望读者们自己去看），值得强调的是，他的“疯病”在没有说明治疗的情况下又给自愈了——这些情况好象表明是作者有意识地在隐瞒什么？如果你是一个仔细的读者的话，就会看出来其中的奥妙的。

在《茹嫣》中，作者写了1955年的政治，也写了1966年、1976年的政治，也写了“清污”的 1979年政治，也写了“非典时期”（2003年）的政治，却惟独一句话都没有提1989年的事情，书中，甚至连“89年”一词都没有出现，这就使我想起了政治的高压线的问题，作者是要撞它的，但是这高压线如果分段的话，那么，某一段是绝对不可以撞的，有一个理由：人命关天啊！有了这样的看法后，我作为读者对于毛子的病用批评的方式去发掘之，看一看能否取得一点东西也只能碰运气的了。话一说回来了，作者若是要写一些隐蔽的东西，他不能完全地打哑谜，所以只是透了一点点风：“入春以来，毛子一直很活跃，到北京都去了两次，风云一时。”

1989年春天，全国发生了学生界和知识界要求民主的政治运动，其声势之浩大、规模之宏大和发展之迅速只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运动才可以与之比拟，其影响是整个民族的，因此，《茹嫣》中的那种许多人物与其说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倒不如说是经历了“89”运动的人，书中的主要人物没有一个不是文化型的，但是，“第二政府”要能够立起来而不立即“垮台”，就得讲求个“技术”，而文学恰恰又是人类各种技术中的最特别的一种。于是，我就做这样的一种设想：在毛子工作的那个社科所内，也理所当然地发生了知识分子为声援学生运动而产生的抗议当局的行为，在这种行为中，毛子头脑发热，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这是读者们用想象的方式可以复原的事情。那时，我在陕西省，省发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上街抗，义愤填膺地怒斥邓小平、李鹏的事件我是记忆忧新，毛子可能就是这些当事人中的一位，“到北京都去了两次，”的话中有话。达摩因为是工人，不在知识分子的队伍里，所以没有参加抗议运动是符合中国那时的社会“真实”情况的，因此，在政府用前所未有的 “恐怖手段”镇压了运动，并且用刚刚在中国城乡普及的在电视传播实况时，全国便陷入了“大规模的社会恐惧”之中了，问题还不止于此，要害在于这种镇压发生之前百分之百地超出了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的预料，人被迫疯、吓疯、气疯、急疯、装疯……等等可能都是有的，反正人是“疯”了……。在毛子“疯”时，达摩参与了救治。

原来毛子是在“89”运动被残酷镇压后给弄“疯”了，于此相关的是，在他“疯”后，人就变形了，好象变化成为“坏人”，以至于作者要用“毛子不是坏人”的话救场。论述至此，如果要对毛子做一个小结的话，那岂不是说，他在不可能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个时间上，他成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而在具有了可以当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并且也处在了一种有利位置上时，却成了一位尸位素餐者，属着他的大名的书摆在书店里卖，被他亲密战友达摩看到后买了去，读着，读着，达摩感觉到“恶心”，硬着头皮读完后“骂道，毛子啊毛子，你这狗日的何至于此呢？”

其实，“达摩知道，毛子是恐惧。恐惧本是不该嘲笑的。但是恐惧之后，变成那样，就让人难受



了，那是一种比恐惧更可怕的东西。”

6、论恐惧对思想的消解：

《茹嫣》写了人的恐惧，不同人的恐惧和不同时间中的恐惧。如果说这样的写法有一个很值得褒奖的地方，那就是他在写50-60年代的恐惧时，写出了连带着希望的恐惧，因此，即使已经在恐惧中将要丧失生命的人，都没有丧失希望，他们不为自己的死亡辩护，是希望中的东西转移了他们的视线，因此即使希望中的东西是异常渺茫的，它作为一种与恐惧异质的东西总是存在的。因此虽然我们不能够说这种恐惧是一种宗教性质的恐惧，但是它的确衍生出来了一种宗教的意义，由此去分析卫老师的第一任夫人自杀时“在铁路边留了一张纸条，说自己死有余辜”并且一再强调她的“孩子们无比热爱毛主席，无比热爱党”的情节，你会想到宗教的。

同样的情况，在卫老师自己的叙述中也有着这样的话：“我记得从前就对你们说过，一直到我后来被抓进去，我依然真诚地相信这个政权，真诚地相信他们的理论，真诚地相信我自己是有罪的。尽管我委屈，我惶恐，我痛不欲生，但是我还没有往最深处怀疑过什么，更没有怀疑过我自己做过的那些自认为是革命的事是否有需要审视的地方。”分析这样的话，人类命运这东西自古是一个宗教的话题，而在中国20世纪初的革命中，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人移植进入中国后，它才变成了一个政治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若是放到政治运动这去，谁能够吃准它呢？宗教解放人和奴役人的两种性质都被作者给抓住了。

论述至此如果我们就打住了，那么我们是没有读懂《茹嫣》的，《茹嫣》一书的价值，不在于它仅仅写了上述的恐惧，而且以中国画的方式刻画了一场全民、全国性质的恐惧，这样的恐惧是每一个人看得见的，其恐惧气氛几乎要把每一个人都窒息而死。在字面上，我们看见的是“非典恐惧”，但是在精神上你还能够这样的看问题吗？因此你如果具有批评的眼光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表现“非典恐惧”之方法实质上阴错阳差地表现那一场到今天也不允许谈论的那年“入春”的恐惧。不用作者交待，我们都知道那时社会上禁止讨论恐惧，但是“达摩写过一篇文章《恐惧的力量》，其中说，恐惧常常比灭杀更有力量。灭杀只能消灭异端的肉体，恐惧可以改换他的灵魂，让一个最不羁的反叛者，成为驯良的奴隶，并以此作为其他同类的标本。尤其可怕的是，恐惧是长在自己内心的，别人无法帮你将它割除。”除此而外，作者又点明，“十多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你主要是一个用心的读者，你就会发现这本书在写作方法上是如何成功地借鉴了《红楼梦》的那种“瞒天过海”法的方法，把一个谁也不允许写的历史大恐惧事件给写了出来！

说到恐惧，卫老师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恐惧，恐惧……一个民族，苦不怕，难不怕，饥不怕，寒不怕，如果人人心中都有某种莫名的恐惧，才是最可怕的。便是今天，吃好了，穿暖了，那心中的恐惧却远远没有消失掉。穷有穷的恐惧，富有富的恐惧，贱民有贱民的恐惧，权贵有权贵的恐惧，写文章的有写文章的恐惧，连读文章的，也有读文章的恐惧”。就这一层意思去看，“非典的恐惧”很快地就过去了，中国人的生活很快地也恢复了正常，但是到《茹嫣》这一书发表之后，我们去品味书中的话：“连读文章的，也有读文章的恐惧”——难道是无的放矢吗？

思想是脆弱的，一个人自己不经意的一次咳嗽，一个隔壁的杂音，一场自然界的风，都可以把思想惊走，因此，在赤裸裸的杀戮面前思想能不逃跑吗？真理是怕杀的，历史上许多许多的真理都是在杀戮中给消失掉了，所留下来的真理只是真理这个大冰山的一小角，现在我们往往把那种一小角放大看成了整个的冰山。关于这一点，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早就教导我们：“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这其实是一个乐观的错误，人们相继加以复述，直至成为滥调，实则一切经验都反证其不然”，他举基督教的例子说：基督教其所以在罗马帝国没有“被消灭净尽，它之所以能够传布并占得优势，乃因多次破坏都只是间接发生的，仅仅持续一个短的时间，其间则隔有很长的几乎未经阻扰的宣传时隙。由此可见，若谓真理只因为是真理便具有固有的力量，能够抵抗错误，能够面临监狱和炮烙而挺战优胜，乃是一种空洞无根的情操”（密尔《论自由》）。《茹嫣》没有为那“空洞无根的情操”再做一个脚注，它只说，真理不能够住在“恐惧”的“巢”里。

结论：《茹嫣》中的人有思想的，可是茹嫣生活中的社会却只允许人拥有徒有外表的思想，久而久之，人的思想的“巢”也就空了，思想的“小鸟”，因恐惧给惊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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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是，我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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