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主持]

1、一个在文学解禁中明明亮亮走出来的女人：

作家胡发云先生《茹嫣》一书的发表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我个人认为，它不仅仅关乎文学的事，而且可以说也关系着某些与文学毗连的社会事物禁忌之解除。因此，我读了这一本书后，产生了一些感想，就想着有必要把它写下来。首先，这本书写作了走出官方形态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一群人物——“青马”，而茹嫣就生活在这个圈子散后留下的人物当中；其次，这本书在文学禁忌的问题上着手，写了“非典”时期中国人的恐怖，并且从对疾病的恐惧，写出了“民族的恐惧”，撞了政治的“高压线”，勇敢地进入了“政治生态环境”领域的探索；最后，它突破了在中国统治了近半个多世纪的文学主流创作模式，抛弃了那种陈腐的旧文学思想，在走自己的文学之路时，不知不觉的、创造性地归回到18世纪中国伟大文学传统中去了。

因此，在我这个文学评论家的外行人的眼睛中，就可用以上的几点对《茹嫣》做出一种非常肯定的评价。说实在的，我在读到这一本小说时，好象感觉不到中国小说和外国小说（特别是西方小说）的区别。小说就是小说，而小说中的人，好象是自由的人，如果说他（她）们也不自由的话，那么，费尔南多-佩索阿在他不朽的小说《惶然录》中所说的话：“奴役是生活的唯一法律，不会有其他法律被人们遵守，没有造反或者另求庇护的可能”，就可以作为对此的脚注。

但是，我要说的是：读这本书，不是你读《李自成》或者读《欧阳海之歌》，一放下书本，书中的人物留给你的印象是非常强烈和鲜明的，没有多少可以争论的余地；《茹嫣》就不是这样，你读了后，甚至连她是一个什么人也很难说清楚？也可能我天性愚钝，反正我读了《茹嫣》后的第一个反映是我问自己：“茹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试图回答自己的问题，结果很狼狈，回答不出来，因为我在逮住了茹嫣一个意义的时候，另一个与之对立的意义好象出来找麻烦，非得要证明前一个意义不正确不可，就带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读毛泽东的书要“带问题”，现在轮到读小说“带问题”了）我思考：胡发云要写一个什么样的茹嫣？而我们读《茹嫣》又应该读出一个什么样的茹嫣？

2、一个有着“仕女情节”的文学女人：

茹嫣是一个“有闲”的女人，但是她的“闲”和《上海宝贝》中的女人根本不一样，她“在一个很清闲的研究所工作，研究的对象是植物。单位的楼房是那种五十年代的苏式楼房，宽大，结实，朴素，陈旧里透着一种往日的华贵。三楼东头是资料室，一些闲人常在这儿聚，说些闲话。男的说吃喝说麻将说斗地主，女的说儿女说老公说衣饰住房。

男女在一起的时候，说一些半黄不黄的段子，互相间开点不太过分的玩笑。敲了谁一笔钱，买了糖果瓜子，也是在这里分享 “（《茹嫣》引文见”新浪读书“，以下不再注）这一种上班的“闲”，带有中国特色，很是真实的。仅就这一点，她的生活就不能被定位在“改革的经济大潮流” 中的了，和“主旋律”是有些脱节。因此，在今天中国的文学语境中，它是属于“消极”的一类。问题还在于，文学这东西如果有着一种“消极本性”可纠的话，那么古今中外许多伟大作品都带着明显“消极”的色彩，就是一个我们应当把握的东西。在这里，我认为作者胡发云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在塑造人物时，走上了一条我行我素的道路，塑造出来的“茹嫣”是那样的真切生动，读起来会给人产生出一种错觉，因为她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即使这样，你却没有办法给她下一个定论，把她归在一个特定或者已知的人物类别中，这样的情况使我想起了《红楼梦》里大观圆中的人物了，他们既是依据“写实”的方法创作出来的人，却也是“写虚”中的人。

作者是要把茹嫣写成一个“小资”型的女人的，在书中他多次表明了这样的意向，并且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塑造茹嫣的。在这一点上作者用心之良苦可以从下面几点判断。作者在交代茹嫣身世时，用了一个遗传学上的观点：“母亲是大家闺秀”，因此，她有着从母亲那里得来的一种遗传性的“仕女情结”（“茹嫣的名字是母亲起的。从这个名字上，可以看出母亲的仕女情结”）。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文学从小就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了。她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别人“打派仗的时候”她却在“读古诗词”，对于这样的人，政治运动是“改造”不了她的。和现代一般“小资”女人一样，“在茹嫣的精神活动中，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占了很大的空间”

，以至于她对儿子去留学的法国的第一反映是：“今天的法国早已不是那些古典作家们笔下的法国了”而她自己心中的法国 “那是大仲马小仲马，左拉雨果梅里美的法国，是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的法国”。茹嫣就这样的一个女人。从这样的一个女人的身上你无论如何是看不出来她是一个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是一个年轻时参过人民解放军的女军人，是一个“老干部的女儿”，人性深处如果说有一种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话，那么作者就是通过茹嫣给我们揭示了它。

宗教学家萨拉在说到人的时候曾经说过：“你是独特的个体——原本正装，绝非复制”（《克服内心的挣扎》）。在《茹嫣》中，我们看到的其他的人却不是“原本正装”的，他们是被时代的复印机“复制”的人。有的人（如卫立文“卫老师”）抵抗“复制”，结果被弄得歪歪扭扭，遍体鳞伤；有的人（如达摩）想保持自己的“原本”，而被摆在了社会上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以自己才高八斗的身价却做了一个电器修理工；有的人顺顺当当地服从了“复制”（梁市长），结果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就是在“非典”时期也赢得了茹嫣的芳心；有的人（如毛子）因为对“复制”半抵抗，半顺从，所以也就有所得（所长的官），又所失（失去了“青马”本色），惟独茹嫣——这个女人，在通过了时代的复印机后，好象还是她自己——一个我行我素的女人、“原本正装”的女人。在这里，我们若是发现她其所以如此，原因也许是茹嫣的弱小，在“复制”过程中要取掉的成分和要突出的因素都显得微不足道，所以“复制”人的行为在她身上不会产生“复制”所需要的效果。若是这样的话，小说的核心——就可以被我们解读出来了。

书中说，茹嫣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也许是这样意思的。

《茹嫣》中的许多人物都在张扬自己的思想，惟独茹嫣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没有这种张扬，相反在茹嫣的自我感觉中，她好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落伍者”，她知道自己有思想，但是那里面好象没有多少东西，相当于“空巢”。就这个意思去分析，她自己充当版主的那一版起名叫《空巢论坛》不是没有特别用意的。在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思想灌输运动之后，茹嫣没有在灌输后得着一种思想——这给人以极大的启发，于是就出现一种辩证法：一个文学型的、完全是由茹嫣自己性格中“自然”生成的、外表脆弱，但是质地却非常凝重的思想，就在“空巢”中给落了下来了。我同意武汉大学教授邓晓芒对《茹嫣》的评价：“里面有思想，而且这个思想是胡发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思想者，他有话要说，这些话是他不得不说的。”我所能补充的只有这一句：茹嫣的“思想”是精微而细致的，你以至于你若是粗心一点，完全可以把它不当是“思想”。

乍一看，茹嫣有着洁癖，不善于和人交往，也“不会表达爱情”，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她甚至把自己封闭在一个以自己的情绪造成的世界中，有一点傲气。她好爱花，喜欢红烛，在一个电器的时代中对于停电所带来的黑暗，却有着病态式的留恋，即使在“非典”发生的恐怖时期中，她依然是这样。她喜欢下雨，在下雨中，她就回到了李清照的词中去了，在他失去了丈夫和李清照一样地在变成了寡妇时，就更“喜欢李清照的词，偶尔想起来，觉得一千多年前的一个女子，把她的心境都写出来了：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她写的《巴山夜雨》的帖子，也完全表现出的是类似的情愫。正因为是这样，她用诗的方法处理自己的生活，以至于引出了她丈夫对她的批评：“都是给那些文学经典害的，给柏拉图害的。”有时候，连她自己也承认：“被文章给害了”。

3、一个勇敢的网民：

上面的议论说明，茹嫣是一个传统的具有“仕女情结”的人，但是这只是茹嫣的一半儿，她的另一半却有着现代中国人特有的那种一种“骚动”，而这种骚动“是许多人在1966，1976那些个年头早已躁动过也早已归于平息的东西。那也是她父亲在1937年，她母亲在1948 年早已躁动过也早已驯服了的东西。茹嫣在许多方面都要慢上好几拍。就像她喜爱的一种迟桂花，别的桂花树早已当时当令地开过了好久，花香被人赞美过，花荫被人流连过，花蕊被采过了蜜，花朵酿成了桂花酒，它却悄没声地又开了起来。”不同是她这种骚动一旦发动了，就变产生了不可收拾的后果，而这些后果把她在第二次青春发动中的爱也给毁了，以至于她认为自己就是“荡妇”，因此，带有一种“残酷”的性质。

其实，小说的结构是很意思的，一开头就告诉人们：“儿子出国前，给茹嫣留下两样东西，一只小狗，和一台电脑。”可是，就是这一台电脑，它把茹嫣造就成为一个和“仕女”形象没有任何联系的现代网民。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肯定地说：“要是没有网络”可以说也就没有茹嫣。可见作者抓住了现代事物中的这个有决定意义的事件——网络——来塑造茹嫣的。在真实的生活中，茹嫣“一直是一个不太关心政治和理论的人”，而在当时， “谈论时政”被看成是“男人们的一道大菜”——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

可见，茹嫣若不是一个网民，她就是定了性的人。使网络改变了，她在网络——这个特殊的世界中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人物了，好象是换上了另一副面孔的，她不但关系政治，并且因大谈论政治问而出了风头，无意间冲击了“非典时期”的政治“禁区”，变成了在她所在X市中第一个用网络的方式自由传播了“非典”消息的人！不但是这样，更重要的是在网络的世界中她是那样地热切关心政治，对一个大学生死亡事件的穷追不舍的发帖，形成了一个“大学生母亲”的形象，而且在《茹嫣》一书中，她事实上也是这个“形象”的代言人。

就上述这两桩事件看，我们便会发现，一个平凡的女人在向伟大的高度上升！在此，我们分析她这一变化过程是很有意思的。第一个事件（传播“非典”消息）的造成，是盲目的，不是自觉的，她“不关心政治”的这一点使她在40多岁的年龄上对政治表现得相当无知，因此，她在传播一则政治消息的时候不把她当“政治”看，认为就一个“怪病”，她把它告诉给大家，就好象她告诉一个人另一个得了胃病那样，完全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她不知道宣布“疫情”是一种“政府权力”，她一个平民小百姓是没有这种权力的，她只知道她是一个人，一个人在说其他人可能“得病”的问题上有说“真话”的权利，因此，她在履行这一权利受阻后，不是屈服，而是勇往直前。一个孱弱的女人，在这里表现得如此勇敢，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个故事。

她是中国的网民，但是她不懂“网络的中国性”，因此她在从达摩的口里听出了网络在中国具有“表达权”的时候，她好象是茅塞顿开。达摩对她说：“在一些国家，网络只是许多媒体的一种，没有表达上的特权。它的意义只在它的工具性，就像你到北京去，可以坐火车，可以乘飞机，也可以自己开车去。但是中国不同，传统媒体，许多事情不许报，许多话不许说，网络可以，于是网络就不再是工具意义上的区别了。”与这样的事情相一致的是，她虽然是网上一个很出色的版主，但是是她连中国式网络的“婆婆”

也不认识，更谈不上服从“婆婆”的权威了。就这个意义看，茹嫣怎么说也不是中国的“仕女”，她是新时代中的一个新女性！《茹嫣》这本书其所以被许多读者评价为带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也许于此有关的。我认为具有巧妙意义的事情是，在那个精心要塑造人的“1966年、 1967年”，茹嫣没有被塑造好，但是在一个自由的网络世界中，茹嫣被她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人物”了，并且身上又带着网络上特有的那一层虚幻的风云。

为什么这样说呢？作者在本书的最关键部分，写了一个“大学生死亡”的政治事件，就写作的技巧来讲，它是指发生在深圳的孙志刚事件，孙是大学生，茹嫣的儿子也是大学生的事情就很自然地使网络作者——茹嫣以“大学生母亲”自居了。因此由她写作的网文：《一个母亲在黑暗中的痛苦》就值得人们好好地研究。“深夜，读着这个大学生的死，心里突然就剧痛起来，那是一种生理上的痛，就好像自己的儿子在承受着那残酷的毒打，每一下，同时也击打在母亲的身上。然后他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死去，那一刻，自己也要死了一样。她突然恐惧起来，她害怕也会这样从此见不到儿子——尽管理智告诉她，那不是她儿子，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但她脑子里浮现出的那个年轻人，一直都是儿子的模样。”当然，我认为如果读者们在阅读这一部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时，若不能够看到其中价值的广阔空间，仅仅以为这是“大学生母亲”对“被无辜打死”了的“儿子”的无限追思，那么，你肯定读不出它之中深刻的文学寓意。我的意思是，你若是由此而前进一步，由“大学生母亲”联想到了“天安门母亲”，你就会了解文学与民族命运的关系了。我这样一说，不是要把作者故意地往火坑里推，而是说文学批评这样的行为不应该囿于作者本意（我不认为胡发云的“本意”是要写“天安门母亲”），在作者用意之外，还应该留出批评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文学作品是一种“公器”，批评是一种“公议”，“公器公议”就构成了批评与作品的天地，而在这个天地中，读者们通过阅读作品，得出来了作者在写作此作品时也可能完全没有的那种“思想”，是文学批评范围内的正常事情，一点也不奇怪。

上述看法不是我在接触到《茹嫣》后才形成的，其实，它是我在1986年从事《红楼梦》研究中建立的。我通过自己对《红楼梦》的研究发现作者（曹雪芹）写出了18世纪中国社会“不发达”这种“现实”，但是我认为曹雪芹并不具有“不发达”——这种社会观念和思想，只是他在从事创作的过程中，因为把人物内部的最核心的东西给写出来了，所以“社会和人物”的“不发达”的特性就“表现”出来了，具体地说，体现在人物方面，“当死的不死，不当死的却死了”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就着这个思路，作者胡发云在描写了1957年的政治，1966年和1967年的政治的时候，惟独只字未提 1989年的事情，不是没有原因的。《茹嫣》一书是“解放思想”的一个杰出的产物——这一点没有人否认，但是在这样的一本书的正面内容中我们是找不到 1989年的事件的痕迹的，这样的情况难道正常吗？如果说文学批评允许联想的话，那么“天安门母亲”的形象和茹嫣的“大学生母亲”的形象在多大的意义上可以重合？读者们还是自己琢磨的好！

《茹嫣》是一本言情的小说，这一点和《红楼梦》是一样的，但是和“红楼梦”的区别就在于作者以非常犀利的方式在公开地批评“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并且在批评中捞出痛苦，在痛苦中又捞出思想。这样以来，“非典”所引起的“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就具有了象征性意义，而茹嫣、达摩以及卫老师在批评“恐惧”时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就超越了文学领域具有了强烈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意义。就这样的意思你去分析茹嫣这一个外表文静，“不显山，不露水的才女”，那才是读懂此书的最关键处。

4、一个夹在了两个男人中间的女人：

我记得俞平伯先生在上一个世纪写作的《“红楼梦”简论》中说到，贾宝玉是一个夹了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个女子间的一个男人，因此，人们在评论他时，就应该注意他两边的“双峰”，现在看来，俞先生是正确的，宝玉的确是人物关系网中的人，脱离了那个网，是没有办法研究他的。无独有偶，我在读《茹嫣》时，也形成了这样的联想，把茹嫣看成是一个夹在了两个男人中间的女人，一个男人是达摩；一个是梁晋生，而茹嫣——我说她是一个没有定性的人，也在于要理解她就得理解他们三个人的关系网。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梁晋生市长看上的她是“仕女情结”（“白领丽人”）的茹嫣，这恰恰是一直在官场所混的市长所根本遇不到的女人，因此他讨好茹嫣是在品味着一个官场上缺乏的女人，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看到的只是茹嫣的外表，却没有认识茹嫣的内部，所以他一下子给迷上了，根本就不知道也正是在这个时间中茹嫣正在在网络的世纪里脱着“仕女”的皮，急速地朝着网络上的直言英雄的方向转化。就这个意义讲，他最终地抛弃了热恋中的茹嫣不仅仅是江晓力从中插了一杠子，而且事实上茹嫣变成了不是他所要的人。在上面，我说茹嫣没有定性是有道理的，说她从过去的政治化时代走了过来没有留下政治烙印，是指没有留下明显的烙印，因此她对政治的淡漠到底还是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无论怎么说，他还是爱上了政治上的“一等男人”，用江晓力的话说，这“钻石王老五，谁敢高攀？”，后来，她不但高攀了，还把自己的身体轻率地交给了他。

站在写实的角度看，把茹嫣这样的人塞进达摩所生活的那个人物圈，简直是违犯文学创作的一般原则的，会给人一种生搬硬套的感觉，就凭这一点，我们就有理解判断作者的人物的描写是失败的，但是在《茹嫣》中，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了，《茹嫣》的特殊性是它创作了一个网络的世界和网络的生活，因此，完全的实现主义方法就用不上了，无论怎么说，网络的世界和生活虽然也是真实的，但却是虚拟的，于是，建立茹嫣和达摩的联系不是生活上的真实，而是网络上的真实，在茹嫣成网民的那个时候，达摩在网络上已经是大红人的了，是“大侠”兼“大师”的人物，因此茹嫣主动靠近他，接触他，就符合生活的法则了。“茹嫣是一个对文字特别敏感的人，就像登徒子对女色，熙熙攘攘一片人海中，一下就捕到最漂亮的那位”——达摩的文章。因此在没有见面前，她就已经对他产生了一种了不起的看法，见面后，达摩相貌平常，而且外表有几分粗俗她也不反感，因此，即使她知道达摩是一个家用电器修理工时，在看着他给自己修理电器，就“觉得看达摩干活有一种美感”，如“庖丁解牛”，“有板有眼”，如“行云流水，简洁流畅”。你瞧，这样的看法就是“劳动人民”的了，和“白领丽人”已经不沾边的了。

茹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一方面爱上了政治上的“第一男人”，而又同时对于精神上、网络上的“大侠”、“大师”崇拜不已，人生的局限就在于这两者不能够同一。因此，这就注定了茹嫣的特殊命运。如果说生活和文学的正义在这里要求她必须要做一种决断的话，那么书的结尾处，茹嫣把她给梁晋生准备的拖鞋从“从窗口扔了下去”的情节就是意味深长的了。茉莉在《她把那双男人的拖鞋扔了———从女性角度读“如焉”

》里非常杰出地解读出了这个意思，写得很好，在这里，我所强调的是，读者们看到的是一个多元而又杂乱的时代，在它之中，人物们也都好象是比搭配错了，有能力的人总是被摆错了位置，而那些在“位置”中的人却都是有根有底。书中，达摩的一位邻居对寻找达摩的茹嫣说：“常（海根，达摩是笔名——笔者注）老师是全才啊，当个市长都有多余的”——此话是含义深刻的，你只要用心品味，是可以品出其中是味道的。

5、“空巢”中的女人：

中国文学上有“立片言之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传统，《茹嫣》是一部中国作品，因此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批评它。茹嫣是一个恋家的女人，死了丈夫之后，家中就剩下了她和儿子，儿子出国留学后，家就“空”了，就此我们用茹嫣当版主的那个“空巢论坛”就可以提起理解《茹嫣》一书的“纲”，以期收到纲举目张的效果。

作者是这样写“空巢论坛”的：“打开网页，屏幕上出现一个鸟窝，一只小鸟从里面飞出来，一直飞到看不见，鸟窝里探出两个满脸沮丧的头像，一个老头，一个老太，然后，两个头像化作两个字：空巢。”把儿子比做是“巢”中的鸟儿，去法国留学，意味着鸟儿飞了，家顿时给“空” 了——这是生活中的人之常情，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把儿子走后茹嫣在“非典时期”那闪电式的恋爱突然破裂，眼看着一只煮熟了的鸭子给飞走了的情节联系起来考虑，这个“空巢”就意味深长了。在接下来的一篇文章中，我准备写思想上的“空巢”的文章，此处只是就事论事地说一说“家”的意义上的“空巢”。书中虽然没有正面交代茹嫣是一个恋家的人，但是我们对于她在死了丈夫前的40年前的生活做一个整理，就可以发现她没有自己社会交往的圈子，没有知心知己的朋友（江晓力知己却不知心），也没有如体育方面的爱好和特长，对政治又不感兴趣，“生活中”她又是“一个很矜持的人，不习惯在陌生人面前说话”，且又有几分的傲气，所以我们就有理由说她是“家”的人，就这个意思去分析，她在丈夫死后，几乎是性冷淡的她，爱情却在一个突然的时间中象火一样地燃烧，把自己的身体一下子就献给了梁晋生——乍看起来好象不是不符合人物性格的一笔，其实恰恰是完整了茹嫣这个人物的性格的重要一笔，于是，“淑女与荡妇”——这个中国文学的门槛就被作者给“砍”了，对此，作者的解释是：“女人不管多老，都有一颗少女的心在身子里面”。

如果要我在此处给《茹嫣》另起一个名字，那么叫它“非典时期的爱情”好象不违背作者的原意，作者是写了怎么一桩故事，但是这和《霍乱时期的爱情》不同，爱着的茹嫣没有获得爱情上的胜利，而是浪费了自己的爱情，使爱情在不知不觉中给溜走了，在一个手机的时代，她连一条短信都没有收到就不了了之——这都不是悲剧的关键，其中要紧处是，春节时期定下的5月举行婚礼的日子在剩下的几个月时间中一直被茹嫣等待着，但是，梁市长却象扔掉一只袜子那样地摔掉了她（她用摔梁的“拖鞋”的办法报复之）的事情一直是瞒着她的啊！

《茹嫣》的整体手法是写实的，因此，在小说为我们提供的“非典时期”X市官民一起抗“非典”的画面是真实的，一点儿也没有做作之嫌，梁市长做为父母官，穿着如同太空服一样的防护服，战斗在“非典”的第一线，连自己的生命似乎也置之度外——所有这个一切都是带有中国特色的东西的共同特征，作者是“颂”而非“讽”。但是，就在这个“同心”战斗的画面的里面，却存在着另外的一幅隐秘的画面，在其中，“民”要求“知情”，并且为此而抗争，而“官”却在千方百计地封锁“疫情”，用恐吓的方式企图使“疫情”住在政治的“保密箱”内。在这一场看不见战线的“战斗”中，茹嫣变成了 “民”一方的代表，而被她爱着的梁市长却是“官”的化身，煮熟的鸭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给飞走了！

对于上述的问题，最庸俗的批评是把江晓力看成是一个火中取栗的小人，认为是她坏了茹嫣的美事，其实，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认为这里的确存在着一张“窗户纸”，等待着一个“指头”去“戳破”，而江晓力就是这个“指头”，这就是说，没有江晓力这个人的话，别人的“指头”也会“戳破”它的。就此，我寻找出了一个茹嫣的错误：她不懂政治，而一个合格的市长夫人应该是政治型人物，至少她应该是政治人物的“半面天”。茹嫣就不是这样，她准备当市长的夫人，但是她把市长一直放在她前任丈夫的坐标上，用前任丈夫的标准来衡量她，所以书中就多次的出现了这样的描写，茹嫣总是在梁晋生出现时想到前夫，她想要在梁和她之间建立起原来的夫妻关系，而根本没有意识到她应该先行进入“市长夫人”的角色。分析作者对茹嫣的描写，我们连茹嫣做类似这样的考虑的一点线索也寻找不到，那是符合茹嫣本性的。

茹嫣不懂政治的再一个后果是，她在网络上已经拉开了和梁代表的“官方”为争取“知情权”而开展的斗争时，她没有认识到“敌人”就是梁晋生，因此她在这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必须要打败仗。茹嫣这一个错误不关要紧，最要紧的是在官场上混了一辈子的，被茹嫣曾经评价“也是个人精”的梁晋生，竟然是在江晓力在把“窗户纸”戳破之后，才发现了茹嫣不是她所需要的人，这样以来，他在遇到到江晓力把已经打了败仗的政治局面用研制“抗非典”新药的手段给以扭转时，眼睛才亮了，看见了真正闪光的市长夫人——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贤内助”。至于说科学上能不能研制出新药？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市长已经推出了政治上的一副“抗非典”的新药！书写到这个分上，它端出来的东西的“内囊”就“上来了”（《红楼梦》就是这样）。

6、茹嫣：一个让人吃不透的女人：

人在很复杂的。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曾经说过：“因为人不论男男女女，都不是他们自身；他们是自己产生的乡土，学步的农场或者城市公寓，儿时玩的游戏，私下听来的山海经，，吃的饭，上的学校，关心的运动，吟哦的诗章，信仰的上帝，这一切东西把他们造就成现在这样，而这些东西都不是道听途说就可以了解的”（《刀锋》）。《茹嫣》的作者胡发云就是这样理解人和写人的。他没有“道听途说”式的为他所要写的人物做一种事前的定型，他从茹嫣这个人物的现在入手，研究了她的“出生的乡土……城市的公寓……私下听来的山海经……”，进入了人物的内部，如果说这“内部”有一个发展的线索的话，那么，他是摸着它前进的，这样，当人物在某一歇脚时，他没有因此而认为这就是人物的落脚点，结果，一个主动的作家，反倒变成了被动的人了，他跟着自己创作的人物走……。仅就这一点来看，他自己好象也吃不透人物，因此，一个文学上的“吃透”人物的诱惑想幽灵一样地在引导他前进，使他甚至离开了他动笔时的初衷。文学上——特别是中国文学上就有过这现象，《风月宝鉴》在曹雪芹的笔下变成了《石头记》就是例子。

鉴于上述现象，你说作家本人也没有“吃透”自己创作的人物，好象也不过分；不过，作家有着一种强烈的探索精神，并且在探索中走进了人物的方方面面，经他们之手，被探索过的东西成功地放到读者们眼前，使读者们眼睛里出现新世界，并且为之惊奇不已。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富有成就的作家好象是一个探矿的工程师，他们手里握着一把镐，不停地在敲着人性之土的表面，说：“听，下面有宝哩！”

《茹嫣》的篇幅很长，但是它却象“常山之蛇，首尾相连”。书的开头写，茹嫣的家有“两样东西，一只小狗，和一台电脑”。末了，写茹嫣“睡过了头，朦胧中，觉得近处有鼻息声，惊醒过来，睁眼一看，原来是杨延平正站在床边，”读完此书，你就会知道杨延平是条狗！
_________________
是非是，我非我。

敬请光临我在北美枫的博客飞云浦

也请关注我的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740799031

[[Bob]]

1、一个在文学解禁中明明亮亮走出来的女人：

作家胡发云先生《茹嫣》一书的发表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我个人认为，它不仅仅关乎文学的事，而且可以说也关系着某些与文学毗连的社会事物禁忌之解除。因此，我读了这一本书后，产生了一些感想，就想着有必要把它写下来。首先，这本书写作了走出官方形态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一群人物——“青马”，而茹嫣就生活在这个圈子散后留下的人物当中；其次，这本书在文学禁忌的问题上着手，写了“非典”时期中国人的恐怖，并且从对疾病的恐惧，写出了“民族的恐惧”，撞了政治的“高压线”，勇敢地进入了“政治生态环境”领域的探索；最后，它突破了在中国统治了近半个多世纪的文学主流创作模式，抛弃了那种陈腐的旧文学思想，在走自己的文学之路时，不知不觉的、创造性地归回到18世纪中国伟大文学传统中去了。

因此，在我这个文学评论家的外行人的眼睛中，就可用以上的几点对《茹嫣》做出一种非常肯定的评价。说实在的，我在读到这一本小说时，好象感觉不到中国小说和外国小说（特别是西方小说）的区别。小说就是小说，而小说中的人，好象是自由的人，如果说他（她）们也不自由的话，那么，费尔南多-佩索阿在他不朽的小说《惶然录》中所说的话：“奴役是生活的唯一法律，不会有其他法律被人们遵守，没有造反或者另求庇护的可能”，就可以作为对此的脚注。

但是，我要说的是：读这本书，不是你读《李自成》或者读《欧阳海之歌》，一放下书本，书中的人物留给你的印象是非常强烈和鲜明的，没有多少可以争论的余地；《茹嫣》就不是这样，你读了后，甚至连她是一个什么人也很难说清楚？也可能我天性愚钝，反正我读了《茹嫣》后的第一个反映是我问自己：“茹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试图回答自己的问题，结果很狼狈，回答不出来，因为我在逮住了茹嫣一个意义的时候，另一个与之对立的意义好象出来找麻烦，非得要证明前一个意义不正确不可，就带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读毛泽东的书要“带问题”，现在轮到读小说“带问题”了）我思考：胡发云要写一个什么样的茹嫣？而我们读《茹嫣》又应该读出一个什么样的茹嫣？

2、一个有着“仕女情节”的文学女人：

茹嫣是一个“有闲”的女人，但是她的“闲”和《上海宝贝》中的女人根本不一样，她“在一个很清闲的研究所工作，研究的对象是植物。单位的楼房是那种五十年代的苏式楼房，宽大，结实，朴素，陈旧里透着一种往日的华贵。三楼东头是资料室，一些闲人常在这儿聚，说些闲话。男的说吃喝说麻将说斗地主，女的说儿女说老公说衣饰住房。

男女在一起的时候，说一些半黄不黄的段子，互相间开点不太过分的玩笑。敲了谁一笔钱，买了糖果瓜子，也是在这里分享 “（《茹嫣》引文见”新浪读书“，以下不再注）这一种上班的“闲”，带有中国特色，很是真实的。仅就这一点，她的生活就不能被定位在“改革的经济大潮流” 中的了，和“主旋律”是有些脱节。因此，在今天中国的文学语境中，它是属于“消极”的一类。问题还在于，文学这东西如果有着一种“消极本性”可纠的话，那么古今中外许多伟大作品都带着明显“消极”的色彩，就是一个我们应当把握的东西。在这里，我认为作者胡发云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在塑造人物时，走上了一条我行我素的道路，塑造出来的“茹嫣”是那样的真切生动，读起来会给人产生出一种错觉，因为她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即使这样，你却没有办法给她下一个定论，把她归在一个特定或者已知的人物类别中，这样的情况使我想起了《红楼梦》里大观圆中的人物了，他们既是依据“写实”的方法创作出来的人，却也是“写虚”中的人。

作者是要把茹嫣写成一个“小资”型的女人的，在书中他多次表明了这样的意向，并且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塑造茹嫣的。在这一点上作者用心之良苦可以从下面几点判断。作者在交代茹嫣身世时，用了一个遗传学上的观点：“母亲是大家闺秀”，因此，她有着从母亲那里得来的一种遗传性的“仕女情结”（“茹嫣的名字是母亲起的。从这个名字上，可以看出母亲的仕女情结”）。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文学从小就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了。她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别人“打派仗的时候”她却在“读古诗词”，对于这样的人，政治运动是“改造”不了她的。和现代一般“小资”女人一样，“在茹嫣的精神活动中，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占了很大的空间”

，以至于她对儿子去留学的法国的第一反映是：“今天的法国早已不是那些古典作家们笔下的法国了”而她自己心中的法国 “那是大仲马小仲马，左拉雨果梅里美的法国，是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的法国”。茹嫣就这样的一个女人。从这样的一个女人的身上你无论如何是看不出来她是一个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是一个年轻时参过人民解放军的女军人，是一个“老干部的女儿”，人性深处如果说有一种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话，那么作者就是通过茹嫣给我们揭示了它。

宗教学家萨拉在说到人的时候曾经说过：“你是独特的个体——原本正装，绝非复制”（《克服内心的挣扎》）。在《茹嫣》中，我们看到的其他的人却不是“原本正装”的，他们是被时代的复印机“复制”的人。有的人（如卫立文“卫老师”）抵抗“复制”，结果被弄得歪歪扭扭，遍体鳞伤；有的人（如达摩）想保持自己的“原本”，而被摆在了社会上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以自己才高八斗的身价却做了一个电器修理工；有的人顺顺当当地服从了“复制”（梁市长），结果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就是在“非典”时期也赢得了茹嫣的芳心；有的人（如毛子）因为对“复制”半抵抗，半顺从，所以也就有所得（所长的官），又所失（失去了“青马”本色），惟独茹嫣——这个女人，在通过了时代的复印机后，好象还是她自己——一个我行我素的女人、“原本正装”的女人。在这里，我们若是发现她其所以如此，原因也许是茹嫣的弱小，在“复制”过程中要取掉的成分和要突出的因素都显得微不足道，所以“复制”人的行为在她身上不会产生“复制”所需要的效果。若是这样的话，小说的核心——就可以被我们解读出来了。

书中说，茹嫣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也许是这样意思的。

《茹嫣》中的许多人物都在张扬自己的思想，惟独茹嫣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没有这种张扬，相反在茹嫣的自我感觉中，她好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落伍者”，她知道自己有思想，但是那里面好象没有多少东西，相当于“空巢”。就这个意思去分析，她自己充当版主的那一版起名叫《空巢论坛》不是没有特别用意的。在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思想灌输运动之后，茹嫣没有在灌输后得着一种思想——这给人以极大的启发，于是就出现一种辩证法：一个文学型的、完全是由茹嫣自己性格中“自然”生成的、外表脆弱，但是质地却非常凝重的思想，就在“空巢”中给落了下来了。我同意武汉大学教授邓晓芒对《茹嫣》的评价：“里面有思想，而且这个思想是胡发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思想者，他有话要说，这些话是他不得不说的。”我所能补充的只有这一句：茹嫣的“思想”是精微而细致的，你以至于你若是粗心一点，完全可以把它不当是“思想”。

乍一看，茹嫣有着洁癖，不善于和人交往，也“不会表达爱情”，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她甚至把自己封闭在一个以自己的情绪造成的世界中，有一点傲气。她好爱花，喜欢红烛，在一个电器的时代中对于停电所带来的黑暗，却有着病态式的留恋，即使在“非典”发生的恐怖时期中，她依然是这样。她喜欢下雨，在下雨中，她就回到了李清照的词中去了，在他失去了丈夫和李清照一样地在变成了寡妇时，就更“喜欢李清照的词，偶尔想起来，觉得一千多年前的一个女子，把她的心境都写出来了：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她写的《巴山夜雨》的帖子，也完全表现出的是类似的情愫。正因为是这样，她用诗的方法处理自己的生活，以至于引出了她丈夫对她的批评：“都是给那些文学经典害的，给柏拉图害的。”有时候，连她自己也承认：“被文章给害了”。

3、一个勇敢的网民：

上面的议论说明，茹嫣是一个传统的具有“仕女情结”的人，但是这只是茹嫣的一半儿，她的另一半却有着现代中国人特有的那种一种“骚动”，而这种骚动“是许多人在1966，1976那些个年头早已躁动过也早已归于平息的东西。那也是她父亲在1937年，她母亲在1948 年早已躁动过也早已驯服了的东西。茹嫣在许多方面都要慢上好几拍。就像她喜爱的一种迟桂花，别的桂花树早已当时当令地开过了好久，花香被人赞美过，花荫被人流连过，花蕊被采过了蜜，花朵酿成了桂花酒，它却悄没声地又开了起来。”不同是她这种骚动一旦发动了，就变产生了不可收拾的后果，而这些后果把她在第二次青春发动中的爱也给毁了，以至于她认为自己就是“荡妇”，因此，带有一种“残酷”的性质。

其实，小说的结构是很意思的，一开头就告诉人们：“儿子出国前，给茹嫣留下两样东西，一只小狗，和一台电脑。”可是，就是这一台电脑，它把茹嫣造就成为一个和“仕女”形象没有任何联系的现代网民。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肯定地说：“要是没有网络”可以说也就没有茹嫣。可见作者抓住了现代事物中的这个有决定意义的事件——网络——来塑造茹嫣的。在真实的生活中，茹嫣“一直是一个不太关心政治和理论的人”，而在当时， “谈论时政”被看成是“男人们的一道大菜”——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

可见，茹嫣若不是一个网民，她就是定了性的人。使网络改变了，她在网络——这个特殊的世界中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人物了，好象是换上了另一副面孔的，她不但关系政治，并且因大谈论政治问而出了风头，无意间冲击了“非典时期”的政治“禁区”，变成了在她所在X市中第一个用网络的方式自由传播了“非典”消息的人！不但是这样，更重要的是在网络的世界中她是那样地热切关心政治，对一个大学生死亡事件的穷追不舍的发帖，形成了一个“大学生母亲”的形象，而且在《茹嫣》一书中，她事实上也是这个“形象”的代言人。

就上述这两桩事件看，我们便会发现，一个平凡的女人在向伟大的高度上升！在此，我们分析她这一变化过程是很有意思的。第一个事件（传播“非典”消息）的造成，是盲目的，不是自觉的，她“不关心政治”的这一点使她在40多岁的年龄上对政治表现得相当无知，因此，她在传播一则政治消息的时候不把她当“政治”看，认为就一个“怪病”，她把它告诉给大家，就好象她告诉一个人另一个得了胃病那样，完全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她不知道宣布“疫情”是一种“政府权力”，她一个平民小百姓是没有这种权力的，她只知道她是一个人，一个人在说其他人可能“得病”的问题上有说“真话”的权利，因此，她在履行这一权利受阻后，不是屈服，而是勇往直前。一个孱弱的女人，在这里表现得如此勇敢，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个故事。

她是中国的网民，但是她不懂“网络的中国性”，因此她在从达摩的口里听出了网络在中国具有“表达权”的时候，她好象是茅塞顿开。达摩对她说：“在一些国家，网络只是许多媒体的一种，没有表达上的特权。它的意义只在它的工具性，就像你到北京去，可以坐火车，可以乘飞机，也可以自己开车去。但是中国不同，传统媒体，许多事情不许报，许多话不许说，网络可以，于是网络就不再是工具意义上的区别了。”与这样的事情相一致的是，她虽然是网上一个很出色的版主，但是是她连中国式网络的“婆婆”

也不认识，更谈不上服从“婆婆”的权威了。就这个意义看，茹嫣怎么说也不是中国的“仕女”，她是新时代中的一个新女性！《茹嫣》这本书其所以被许多读者评价为带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也许于此有关的。我认为具有巧妙意义的事情是，在那个精心要塑造人的“1966年、 1967年”，茹嫣没有被塑造好，但是在一个自由的网络世界中，茹嫣被她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人物”了，并且身上又带着网络上特有的那一层虚幻的风云。

为什么这样说呢？作者在本书的最关键部分，写了一个“大学生死亡”的政治事件，就写作的技巧来讲，它是指发生在深圳的孙志刚事件，孙是大学生，茹嫣的儿子也是大学生的事情就很自然地使网络作者——茹嫣以“大学生母亲”自居了。因此由她写作的网文：《一个母亲在黑暗中的痛苦》就值得人们好好地研究。“深夜，读着这个大学生的死，心里突然就剧痛起来，那是一种生理上的痛，就好像自己的儿子在承受着那残酷的毒打，每一下，同时也击打在母亲的身上。然后他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死去，那一刻，自己也要死了一样。她突然恐惧起来，她害怕也会这样从此见不到儿子——尽管理智告诉她，那不是她儿子，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但她脑子里浮现出的那个年轻人，一直都是儿子的模样。”当然，我认为如果读者们在阅读这一部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时，若不能够看到其中价值的广阔空间，仅仅以为这是“大学生母亲”对“被无辜打死”了的“儿子”的无限追思，那么，你肯定读不出它之中深刻的文学寓意。我的意思是，你若是由此而前进一步，由“大学生母亲”联想到了“天安门母亲”，你就会了解文学与民族命运的关系了。我这样一说，不是要把作者故意地往火坑里推，而是说文学批评这样的行为不应该囿于作者本意（我不认为胡发云的“本意”是要写“天安门母亲”），在作者用意之外，还应该留出批评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文学作品是一种“公器”，批评是一种“公议”，“公器公议”就构成了批评与作品的天地，而在这个天地中，读者们通过阅读作品，得出来了作者在写作此作品时也可能完全没有的那种“思想”，是文学批评范围内的正常事情，一点也不奇怪。

上述看法不是我在接触到《茹嫣》后才形成的，其实，它是我在1986年从事《红楼梦》研究中建立的。我通过自己对《红楼梦》的研究发现作者（曹雪芹）写出了18世纪中国社会“不发达”这种“现实”，但是我认为曹雪芹并不具有“不发达”——这种社会观念和思想，只是他在从事创作的过程中，因为把人物内部的最核心的东西给写出来了，所以“社会和人物”的“不发达”的特性就“表现”出来了，具体地说，体现在人物方面，“当死的不死，不当死的却死了”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就着这个思路，作者胡发云在描写了1957年的政治，1966年和1967年的政治的时候，惟独只字未提 1989年的事情，不是没有原因的。《茹嫣》一书是“解放思想”的一个杰出的产物——这一点没有人否认，但是在这样的一本书的正面内容中我们是找不到 1989年的事件的痕迹的，这样的情况难道正常吗？如果说文学批评允许联想的话，那么“天安门母亲”的形象和茹嫣的“大学生母亲”的形象在多大的意义上可以重合？读者们还是自己琢磨的好！

《茹嫣》是一本言情的小说，这一点和《红楼梦》是一样的，但是和“红楼梦”的区别就在于作者以非常犀利的方式在公开地批评“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并且在批评中捞出痛苦，在痛苦中又捞出思想。这样以来，“非典”所引起的“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就具有了象征性意义，而茹嫣、达摩以及卫老师在批评“恐惧”时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就超越了文学领域具有了强烈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意义。就这样的意思你去分析茹嫣这一个外表文静，“不显山，不露水的才女”，那才是读懂此书的最关键处。

4、一个夹在了两个男人中间的女人：

我记得俞平伯先生在上一个世纪写作的《“红楼梦”简论》中说到，贾宝玉是一个夹了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个女子间的一个男人，因此，人们在评论他时，就应该注意他两边的“双峰”，现在看来，俞先生是正确的，宝玉的确是人物关系网中的人，脱离了那个网，是没有办法研究他的。无独有偶，我在读《茹嫣》时，也形成了这样的联想，把茹嫣看成是一个夹在了两个男人中间的女人，一个男人是达摩；一个是梁晋生，而茹嫣——我说她是一个没有定性的人，也在于要理解她就得理解他们三个人的关系网。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梁晋生市长看上的她是“仕女情结”（“白领丽人”）的茹嫣，这恰恰是一直在官场所混的市长所根本遇不到的女人，因此他讨好茹嫣是在品味着一个官场上缺乏的女人，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看到的只是茹嫣的外表，却没有认识茹嫣的内部，所以他一下子给迷上了，根本就不知道也正是在这个时间中茹嫣正在在网络的世纪里脱着“仕女”的皮，急速地朝着网络上的直言英雄的方向转化。就这个意义讲，他最终地抛弃了热恋中的茹嫣不仅仅是江晓力从中插了一杠子，而且事实上茹嫣变成了不是他所要的人。在上面，我说茹嫣没有定性是有道理的，说她从过去的政治化时代走了过来没有留下政治烙印，是指没有留下明显的烙印，因此她对政治的淡漠到底还是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无论怎么说，他还是爱上了政治上的“一等男人”，用江晓力的话说，这“钻石王老五，谁敢高攀？”，后来，她不但高攀了，还把自己的身体轻率地交给了他。

站在写实的角度看，把茹嫣这样的人塞进达摩所生活的那个人物圈，简直是违犯文学创作的一般原则的，会给人一种生搬硬套的感觉，就凭这一点，我们就有理解判断作者的人物的描写是失败的，但是在《茹嫣》中，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了，《茹嫣》的特殊性是它创作了一个网络的世界和网络的生活，因此，完全的实现主义方法就用不上了，无论怎么说，网络的世界和生活虽然也是真实的，但却是虚拟的，于是，建立茹嫣和达摩的联系不是生活上的真实，而是网络上的真实，在茹嫣成网民的那个时候，达摩在网络上已经是大红人的了，是“大侠”兼“大师”的人物，因此茹嫣主动靠近他，接触他，就符合生活的法则了。“茹嫣是一个对文字特别敏感的人，就像登徒子对女色，熙熙攘攘一片人海中，一下就捕到最漂亮的那位”——达摩的文章。因此在没有见面前，她就已经对他产生了一种了不起的看法，见面后，达摩相貌平常，而且外表有几分粗俗她也不反感，因此，即使她知道达摩是一个家用电器修理工时，在看着他给自己修理电器，就“觉得看达摩干活有一种美感”，如“庖丁解牛”，“有板有眼”，如“行云流水，简洁流畅”。你瞧，这样的看法就是“劳动人民”的了，和“白领丽人”已经不沾边的了。

茹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一方面爱上了政治上的“第一男人”，而又同时对于精神上、网络上的“大侠”、“大师”崇拜不已，人生的局限就在于这两者不能够同一。因此，这就注定了茹嫣的特殊命运。如果说生活和文学的正义在这里要求她必须要做一种决断的话，那么书的结尾处，茹嫣把她给梁晋生准备的拖鞋从“从窗口扔了下去”的情节就是意味深长的了。茉莉在《她把那双男人的拖鞋扔了———从女性角度读“如焉”

》里非常杰出地解读出了这个意思，写得很好，在这里，我所强调的是，读者们看到的是一个多元而又杂乱的时代，在它之中，人物们也都好象是比搭配错了，有能力的人总是被摆错了位置，而那些在“位置”中的人却都是有根有底。书中，达摩的一位邻居对寻找达摩的茹嫣说：“常（海根，达摩是笔名——笔者注）老师是全才啊，当个市长都有多余的”——此话是含义深刻的，你只要用心品味，是可以品出其中是味道的。

5、“空巢”中的女人：

中国文学上有“立片言之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传统，《茹嫣》是一部中国作品，因此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批评它。茹嫣是一个恋家的女人，死了丈夫之后，家中就剩下了她和儿子，儿子出国留学后，家就“空”了，就此我们用茹嫣当版主的那个“空巢论坛”就可以提起理解《茹嫣》一书的“纲”，以期收到纲举目张的效果。

作者是这样写“空巢论坛”的：“打开网页，屏幕上出现一个鸟窝，一只小鸟从里面飞出来，一直飞到看不见，鸟窝里探出两个满脸沮丧的头像，一个老头，一个老太，然后，两个头像化作两个字：空巢。”把儿子比做是“巢”中的鸟儿，去法国留学，意味着鸟儿飞了，家顿时给“空” 了——这是生活中的人之常情，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把儿子走后茹嫣在“非典时期”那闪电式的恋爱突然破裂，眼看着一只煮熟了的鸭子给飞走了的情节联系起来考虑，这个“空巢”就意味深长了。在接下来的一篇文章中，我准备写思想上的“空巢”的文章，此处只是就事论事地说一说“家”的意义上的“空巢”。书中虽然没有正面交代茹嫣是一个恋家的人，但是我们对于她在死了丈夫前的40年前的生活做一个整理，就可以发现她没有自己社会交往的圈子，没有知心知己的朋友（江晓力知己却不知心），也没有如体育方面的爱好和特长，对政治又不感兴趣，“生活中”她又是“一个很矜持的人，不习惯在陌生人面前说话”，且又有几分的傲气，所以我们就有理由说她是“家”的人，就这个意思去分析，她在丈夫死后，几乎是性冷淡的她，爱情却在一个突然的时间中象火一样地燃烧，把自己的身体一下子就献给了梁晋生——乍看起来好象不是不符合人物性格的一笔，其实恰恰是完整了茹嫣这个人物的性格的重要一笔，于是，“淑女与荡妇”——这个中国文学的门槛就被作者给“砍”了，对此，作者的解释是：“女人不管多老，都有一颗少女的心在身子里面”。

如果要我在此处给《茹嫣》另起一个名字，那么叫它“非典时期的爱情”好象不违背作者的原意，作者是写了怎么一桩故事，但是这和《霍乱时期的爱情》不同，爱着的茹嫣没有获得爱情上的胜利，而是浪费了自己的爱情，使爱情在不知不觉中给溜走了，在一个手机的时代，她连一条短信都没有收到就不了了之——这都不是悲剧的关键，其中要紧处是，春节时期定下的5月举行婚礼的日子在剩下的几个月时间中一直被茹嫣等待着，但是，梁市长却象扔掉一只袜子那样地摔掉了她（她用摔梁的“拖鞋”的办法报复之）的事情一直是瞒着她的啊！

《茹嫣》的整体手法是写实的，因此，在小说为我们提供的“非典时期”X市官民一起抗“非典”的画面是真实的，一点儿也没有做作之嫌，梁市长做为父母官，穿着如同太空服一样的防护服，战斗在“非典”的第一线，连自己的生命似乎也置之度外——所有这个一切都是带有中国特色的东西的共同特征，作者是“颂”而非“讽”。但是，就在这个“同心”战斗的画面的里面，却存在着另外的一幅隐秘的画面，在其中，“民”要求“知情”，并且为此而抗争，而“官”却在千方百计地封锁“疫情”，用恐吓的方式企图使“疫情”住在政治的“保密箱”内。在这一场看不见战线的“战斗”中，茹嫣变成了 “民”一方的代表，而被她爱着的梁市长却是“官”的化身，煮熟的鸭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给飞走了！

对于上述的问题，最庸俗的批评是把江晓力看成是一个火中取栗的小人，认为是她坏了茹嫣的美事，其实，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认为这里的确存在着一张“窗户纸”，等待着一个“指头”去“戳破”，而江晓力就是这个“指头”，这就是说，没有江晓力这个人的话，别人的“指头”也会“戳破”它的。就此，我寻找出了一个茹嫣的错误：她不懂政治，而一个合格的市长夫人应该是政治型人物，至少她应该是政治人物的“半面天”。茹嫣就不是这样，她准备当市长的夫人，但是她把市长一直放在她前任丈夫的坐标上，用前任丈夫的标准来衡量她，所以书中就多次的出现了这样的描写，茹嫣总是在梁晋生出现时想到前夫，她想要在梁和她之间建立起原来的夫妻关系，而根本没有意识到她应该先行进入“市长夫人”的角色。分析作者对茹嫣的描写，我们连茹嫣做类似这样的考虑的一点线索也寻找不到，那是符合茹嫣本性的。

茹嫣不懂政治的再一个后果是，她在网络上已经拉开了和梁代表的“官方”为争取“知情权”而开展的斗争时，她没有认识到“敌人”就是梁晋生，因此她在这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必须要打败仗。茹嫣这一个错误不关要紧，最要紧的是在官场上混了一辈子的，被茹嫣曾经评价“也是个人精”的梁晋生，竟然是在江晓力在把“窗户纸”戳破之后，才发现了茹嫣不是她所需要的人，这样以来，他在遇到到江晓力把已经打了败仗的政治局面用研制“抗非典”新药的手段给以扭转时，眼睛才亮了，看见了真正闪光的市长夫人——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贤内助”。至于说科学上能不能研制出新药？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市长已经推出了政治上的一副“抗非典”的新药！书写到这个分上，它端出来的东西的“内囊”就“上来了”（《红楼梦》就是这样）。

6、茹嫣：一个让人吃不透的女人：

人在很复杂的。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曾经说过：“因为人不论男男女女，都不是他们自身；他们是自己产生的乡土，学步的农场或者城市公寓，儿时玩的游戏，私下听来的山海经，，吃的饭，上的学校，关心的运动，吟哦的诗章，信仰的上帝，这一切东西把他们造就成现在这样，而这些东西都不是道听途说就可以了解的”（《刀锋》）。《茹嫣》的作者胡发云就是这样理解人和写人的。他没有“道听途说”式的为他所要写的人物做一种事前的定型，他从茹嫣这个人物的现在入手，研究了她的“出生的乡土……城市的公寓……私下听来的山海经……”，进入了人物的内部，如果说这“内部”有一个发展的线索的话，那么，他是摸着它前进的，这样，当人物在某一歇脚时，他没有因此而认为这就是人物的落脚点，结果，一个主动的作家，反倒变成了被动的人了，他跟着自己创作的人物走……。仅就这一点来看，他自己好象也吃不透人物，因此，一个文学上的“吃透”人物的诱惑想幽灵一样地在引导他前进，使他甚至离开了他动笔时的初衷。文学上——特别是中国文学上就有过这现象，《风月宝鉴》在曹雪芹的笔下变成了《石头记》就是例子。

鉴于上述现象，你说作家本人也没有“吃透”自己创作的人物，好象也不过分；不过，作家有着一种强烈的探索精神，并且在探索中走进了人物的方方面面，经他们之手，被探索过的东西成功地放到读者们眼前，使读者们眼睛里出现新世界，并且为之惊奇不已。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富有成就的作家好象是一个探矿的工程师，他们手里握着一把镐，不停地在敲着人性之土的表面，说：“听，下面有宝哩！”

《茹嫣》的篇幅很长，但是它却象“常山之蛇，首尾相连”。书的开头写，茹嫣的家有“两样东西，一只小狗，和一台电脑”。末了，写茹嫣“睡过了头，朦胧中，觉得近处有鼻息声，惊醒过来，睁眼一看，原来是杨延平正站在床边，”读完此书，你就会知道杨延平是条狗！
_________________
是非是，我非我。

敬请光临我在北美枫的博客飞云浦

也请关注我的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740799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