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高岸]

邓晓芒：作家的根在哪里？——从《如焉》讨论谈起（2）




　　现在回头来看这个问题：作家的根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就在作家内心的敏感性精神中。“敏感性精神”（l’esprit de finesse）原是法国哲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的用语，他把人的精神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几何学精神”，一种是“敏感性精神”。前者是论证的、推理的、超越日常生活的，后者是在日常应用中的良好的洞见力，能够从异常繁杂的事物中凭借“极其细致而又十分明晰的感觉”而一下子把握整体。这两种精神并不是　完全对立的，而是互相渗透的，但敏感性精神要比几何学精神更高，因为它直觉地把握到的东西，用几何学精神来推论却会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注1）这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它虽然也离不开理性（几何学精神），但并不归结为理性，而是把理性当作它自身的工具。所以，作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力，或者说独创性，而这种创造力和独创性主要体现在对情感、情绪和情调的敏感性上，他能够在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态中独具只眼，见到特殊的审美价值，甚至凭借情感和情绪所要求的想象力构思出一种具有特殊审美价值的事态来，并通过熟练地驾驭文字把这些审美价值表达出来，感动他人。我们通常把这种能力称之为“天才”。作家的天才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对情感（情绪和情调）的敏感性，一个是对语言的敏感性；而对语言的敏感性其实也是对情感的敏感性在语言上的体现和引伸，它使对情感的敏感性带上了自己的特殊类型，也就是以“写作”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艺术家气质。另外一些人如音乐家和美术家则是以另外的方式来实现这种艺术家气质的人。

　　所以我认为，作家的根就在于他对人类情感、首先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的敏感性，以及把这种敏感性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感人”的）能力。立足于这一点，我们对一个作家作品的评价就有一个最起码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打动了我们内心最隐秘的情感。有人也许会说，我内心的情感只有我自己最清楚，不需要别人来打动。这就是那种不理解人性深度的人所说的话。其实人在日常生活中最不了解的恐怕就是自己了，哪怕他生活了很多，也积压了很多不吐不快的情感，甚至积聚了一股巨大的情绪，但他说不出来。既然说不出来，也就模模糊糊，不能确定，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人，于是就想，如果有一个小说家把自己的经历和情感都栩栩如生地表达出来就好了！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很大的遗憾，甚至是终生的遗憾，就是不能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都写出来，我们说：“可惜我没有写小说的才能！”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其实都是一部小说，只是没有写出来而已。当然，实际上没有人能够来帮你写一部小说，即算有小说家对你的生活题材感兴趣，他借此写出来的小说也只是他自己的故事，是他凭自己的情感所敏感到的他的可能的经历；但正是他的这种敏感，触动了你内心那根敏感的神经，使你更深刻地认识了你自己。你会说：这正是我想说而说不出的！而这样认识到的你自己，显然就不只是你这个孤立的个人，而是在你心中、但他人也可能拥有的普遍人性，是从他人那里重新获得的你自己。人与人之间借此而达到了共鸣和沟通。甚至可以说，自古以来的人性，或者说人类的共同的精神性，就是这样形成起来的，并且今天还在引导人类向精神的深处携手同行。这种精神的蕴含是无穷尽的，它永远有隐秘的未知领域在诱惑着我们，首先诱惑着那些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如果要说作家有什么责任和使命的话，这就是作家的责任和使命。



《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最近推荐胡发云：“六朝无文，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亦无文，唯胡发云《如焉》而已。”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引起学界和读者的热烈讨论，最近却被当局查禁。（高伐林摄）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建立起作家精神生活的真实结构了。作家在自己内心的情感的敏感性这个基础上，作为一个艺术家，把其他一切生活的内容都当作使这种创造力得以运用起来的材料。作家并不放弃生活中其他的内容，他决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只关心自己的心胸狭隘的人，不是那种只对自己的声音着迷的自恋者，而是广泛地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大自然，对一切现实事件、事物和各种人物有着极大的兴趣和真切的感受。他当然也可以关心政治，关心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状况；或者，如果他愿意，他也可以只关心昆虫，关心植物和动物。但从作家的使命这个视角来看，这一切都只是有待于作家的创造力加以升华的基本素材。反过来说，一个作家日常生活素材的丰富性，也决定了他作品内涵的包容性，这是他的作品富有思想性的一个前提。但作品的思想性不仅仅是指它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广度，而且是指作家运用自己的敏感性精神对现实素材进行思考和抽丝剥茧地琢磨加工的深度。在这种琢磨加工过程中，理性，或者说“几何学精神”，起着不可缺少的中介作用。因为这种加工实际上是对现实材料的层层深入，每一层都不可与另一层相混淆、相错乱。（注2）只有理性能够指导敏感性精神在该出击的时候出击，该含蓄的时候含蓄，从而使敏感性精神永远保持着充足的底气和锐利的锋芒。只要处理得当，理性是艺术创造精神的维护者和维修者。所谓处理得当，是指理性要摆正它对于敏感性精神的位置，它不能凌驾于后者之上，而只能充当后者的守护神。　

　　所以，作家不论是对社会问题的关心，还是对外界事物的关心，本质上都是对人性的关心，文学本质上只是人学。而文学所要表现的人性本身也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一般人的精神性，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纳入文学表现的范畴，如道德、正义、善、幸福、爱恨、智慧和机智等等，只要它们显得“美”。第二个层次是情感层次，它把第一个层次的所有内容都凝聚为一点，这就是能够引起人类共鸣的情感。作家描绘人物也好，讲故事也好，抒发自己的感情也好，最终还是为了用自己的作品打动人的情感，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我们甚至可以说，传达情感正是一切文艺的本质（注3）。第三个层次是最高层次，这就是自由的层次，这是人类一切精神生活的总目标，人类精神所追求的无非就是自由，艺术和文学最终也就是要表现和高扬人的自由。敏感性精神的创造力就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力，它与道德实践的创造力和科学、技术的创造力一起构成人类自由精神的三种维度。这个第三层次即自由精神的层次是不可缺少的层次，有了这个最高层次，文学艺术的情感传达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它就不会停留于煽情、滥情甚至媚俗，而是致力于向更高的自由情感的提升。

　　而这样一来，作家的使命就不可能是静止地理解的情感传达，而必须放到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来看待了。就是说，并不是一时间获得了最大轰动效应的作品就一定是好作品，而要看它是否对人类的情感作出了提升，拓展了人们对人性的同情地理解的广度和深度，使人的情感更加具有包容性和自由的创造性。一般说来，情感总是自由的情感，是自发的、不能勉强的；但在客观上，狭隘的情感仍然还是受束缚的情感，其自由度是很低的，它也许在一个社会中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却不能说代表人类情感未来的方向，而只是面向过去和当下的。我们知道，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的那些长篇小说动辄就有几百万的印数，无数的青年为之陶醉和疯魔，影响了好几代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８０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但在今天看来那些作品已经再难打动有眼光的读者，这都是些速朽的文学。人们要求的是更高层次因而也更有持久性甚至有永恒性的作品。文学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仍然是普遍传达情感；但这种普遍性越来越成为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的普遍性。就现实而言，勿宁说现代文学日益趋向一种小范围的文学，特定的文学要求特定的读者，它不可能再有过去那种洛阳纸贵的辉煌；或者说，即使它无意间造成了那种辉煌，那也不是它的本意，除非它有意媚俗。（注4）所以，现代文学的普遍性是对人性的一种呼唤，一种要求，要求人类提高自己，充实自己，而不是一种迎合。现代文学的普遍性只是针对那些有个性的读者而言的，对那些人云亦云、缺乏个性的读者，它要求他们发扬自己的个性，提高自己的层次，否则就拒之于门外。但就本质而言，它展示了一切人都做得到的可能性。（注5）

（未完待续）

注解：
1见巴斯卡：《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３－４页。

2例如，我们只要看看史铁生《务虚笔记》中对“梦想”和“梦境”的区分，对Ｏ与政治家ＷＲ及画家Ｚ、对医生Ｆ和女导演Ｎ、诗人Ｌ和他的恋人、对残疾人Ｃ和Ｘ之间的爱情的不同境界的描写，就可以见出理性的分析对一个作家是多么的重要。古典作品如《红楼梦》中对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晴雯、袭人等各个不同个性的“女儿”之间的恋情的层次不同的刻画也是如此，正是由于曹雪芹把这些人物关系处理得有条不紊，每个人物的性格及其不同爱情的格调才清晰而栩栩如生地凸显出来。当然，这种理性区分所依据的还是细致的情感体验。
3参看本人与易中天合著：《黄与蓝的交响》，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五章。

4《如焉》所造成的轰动效应就有这种情况，胡发云的本意并不是要靠打什么“擦边球”来引起读者的关注，尽管这种关注给杂志社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他深知这只是暂时的，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所触及的中国人性的深层问题，例如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建构问题，我在讨论会的发言中对此作了重点强调。

5正如萨特所言：“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因此作家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让它来协同产生作品。”见萨特：《为什么写作？》，载《萨特研究》，柳鸣九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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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作家的根在哪里？——从《如焉》讨论谈起（2）




　　现在回头来看这个问题：作家的根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就在作家内心的敏感性精神中。“敏感性精神”（l’esprit de finesse）原是法国哲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的用语，他把人的精神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几何学精神”，一种是“敏感性精神”。前者是论证的、推理的、超越日常生活的，后者是在日常应用中的良好的洞见力，能够从异常繁杂的事物中凭借“极其细致而又十分明晰的感觉”而一下子把握整体。这两种精神并不是　完全对立的，而是互相渗透的，但敏感性精神要比几何学精神更高，因为它直觉地把握到的东西，用几何学精神来推论却会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注1）这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它虽然也离不开理性（几何学精神），但并不归结为理性，而是把理性当作它自身的工具。所以，作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力，或者说独创性，而这种创造力和独创性主要体现在对情感、情绪和情调的敏感性上，他能够在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态中独具只眼，见到特殊的审美价值，甚至凭借情感和情绪所要求的想象力构思出一种具有特殊审美价值的事态来，并通过熟练地驾驭文字把这些审美价值表达出来，感动他人。我们通常把这种能力称之为“天才”。作家的天才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对情感（情绪和情调）的敏感性，一个是对语言的敏感性；而对语言的敏感性其实也是对情感的敏感性在语言上的体现和引伸，它使对情感的敏感性带上了自己的特殊类型，也就是以“写作”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艺术家气质。另外一些人如音乐家和美术家则是以另外的方式来实现这种艺术家气质的人。

　　所以我认为，作家的根就在于他对人类情感、首先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的敏感性，以及把这种敏感性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感人”的）能力。立足于这一点，我们对一个作家作品的评价就有一个最起码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打动了我们内心最隐秘的情感。有人也许会说，我内心的情感只有我自己最清楚，不需要别人来打动。这就是那种不理解人性深度的人所说的话。其实人在日常生活中最不了解的恐怕就是自己了，哪怕他生活了很多，也积压了很多不吐不快的情感，甚至积聚了一股巨大的情绪，但他说不出来。既然说不出来，也就模模糊糊，不能确定，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人，于是就想，如果有一个小说家把自己的经历和情感都栩栩如生地表达出来就好了！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很大的遗憾，甚至是终生的遗憾，就是不能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都写出来，我们说：“可惜我没有写小说的才能！”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其实都是一部小说，只是没有写出来而已。当然，实际上没有人能够来帮你写一部小说，即算有小说家对你的生活题材感兴趣，他借此写出来的小说也只是他自己的故事，是他凭自己的情感所敏感到的他的可能的经历；但正是他的这种敏感，触动了你内心那根敏感的神经，使你更深刻地认识了你自己。你会说：这正是我想说而说不出的！而这样认识到的你自己，显然就不只是你这个孤立的个人，而是在你心中、但他人也可能拥有的普遍人性，是从他人那里重新获得的你自己。人与人之间借此而达到了共鸣和沟通。甚至可以说，自古以来的人性，或者说人类的共同的精神性，就是这样形成起来的，并且今天还在引导人类向精神的深处携手同行。这种精神的蕴含是无穷尽的，它永远有隐秘的未知领域在诱惑着我们，首先诱惑着那些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如果要说作家有什么责任和使命的话，这就是作家的责任和使命。



《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最近推荐胡发云：“六朝无文，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亦无文，唯胡发云《如焉》而已。”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引起学界和读者的热烈讨论，最近却被当局查禁。（高伐林摄）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建立起作家精神生活的真实结构了。作家在自己内心的情感的敏感性这个基础上，作为一个艺术家，把其他一切生活的内容都当作使这种创造力得以运用起来的材料。作家并不放弃生活中其他的内容，他决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只关心自己的心胸狭隘的人，不是那种只对自己的声音着迷的自恋者，而是广泛地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大自然，对一切现实事件、事物和各种人物有着极大的兴趣和真切的感受。他当然也可以关心政治，关心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状况；或者，如果他愿意，他也可以只关心昆虫，关心植物和动物。但从作家的使命这个视角来看，这一切都只是有待于作家的创造力加以升华的基本素材。反过来说，一个作家日常生活素材的丰富性，也决定了他作品内涵的包容性，这是他的作品富有思想性的一个前提。但作品的思想性不仅仅是指它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广度，而且是指作家运用自己的敏感性精神对现实素材进行思考和抽丝剥茧地琢磨加工的深度。在这种琢磨加工过程中，理性，或者说“几何学精神”，起着不可缺少的中介作用。因为这种加工实际上是对现实材料的层层深入，每一层都不可与另一层相混淆、相错乱。（注2）只有理性能够指导敏感性精神在该出击的时候出击，该含蓄的时候含蓄，从而使敏感性精神永远保持着充足的底气和锐利的锋芒。只要处理得当，理性是艺术创造精神的维护者和维修者。所谓处理得当，是指理性要摆正它对于敏感性精神的位置，它不能凌驾于后者之上，而只能充当后者的守护神。　

　　所以，作家不论是对社会问题的关心，还是对外界事物的关心，本质上都是对人性的关心，文学本质上只是人学。而文学所要表现的人性本身也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一般人的精神性，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纳入文学表现的范畴，如道德、正义、善、幸福、爱恨、智慧和机智等等，只要它们显得“美”。第二个层次是情感层次，它把第一个层次的所有内容都凝聚为一点，这就是能够引起人类共鸣的情感。作家描绘人物也好，讲故事也好，抒发自己的感情也好，最终还是为了用自己的作品打动人的情感，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我们甚至可以说，传达情感正是一切文艺的本质（注3）。第三个层次是最高层次，这就是自由的层次，这是人类一切精神生活的总目标，人类精神所追求的无非就是自由，艺术和文学最终也就是要表现和高扬人的自由。敏感性精神的创造力就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力，它与道德实践的创造力和科学、技术的创造力一起构成人类自由精神的三种维度。这个第三层次即自由精神的层次是不可缺少的层次，有了这个最高层次，文学艺术的情感传达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它就不会停留于煽情、滥情甚至媚俗，而是致力于向更高的自由情感的提升。

　　而这样一来，作家的使命就不可能是静止地理解的情感传达，而必须放到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来看待了。就是说，并不是一时间获得了最大轰动效应的作品就一定是好作品，而要看它是否对人类的情感作出了提升，拓展了人们对人性的同情地理解的广度和深度，使人的情感更加具有包容性和自由的创造性。一般说来，情感总是自由的情感，是自发的、不能勉强的；但在客观上，狭隘的情感仍然还是受束缚的情感，其自由度是很低的，它也许在一个社会中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却不能说代表人类情感未来的方向，而只是面向过去和当下的。我们知道，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的那些长篇小说动辄就有几百万的印数，无数的青年为之陶醉和疯魔，影响了好几代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８０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但在今天看来那些作品已经再难打动有眼光的读者，这都是些速朽的文学。人们要求的是更高层次因而也更有持久性甚至有永恒性的作品。文学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仍然是普遍传达情感；但这种普遍性越来越成为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的普遍性。就现实而言，勿宁说现代文学日益趋向一种小范围的文学，特定的文学要求特定的读者，它不可能再有过去那种洛阳纸贵的辉煌；或者说，即使它无意间造成了那种辉煌，那也不是它的本意，除非它有意媚俗。（注4）所以，现代文学的普遍性是对人性的一种呼唤，一种要求，要求人类提高自己，充实自己，而不是一种迎合。现代文学的普遍性只是针对那些有个性的读者而言的，对那些人云亦云、缺乏个性的读者，它要求他们发扬自己的个性，提高自己的层次，否则就拒之于门外。但就本质而言，它展示了一切人都做得到的可能性。（注5）

（未完待续）

注解：
1见巴斯卡：《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３－４页。

2例如，我们只要看看史铁生《务虚笔记》中对“梦想”和“梦境”的区分，对Ｏ与政治家ＷＲ及画家Ｚ、对医生Ｆ和女导演Ｎ、诗人Ｌ和他的恋人、对残疾人Ｃ和Ｘ之间的爱情的不同境界的描写，就可以见出理性的分析对一个作家是多么的重要。古典作品如《红楼梦》中对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晴雯、袭人等各个不同个性的“女儿”之间的恋情的层次不同的刻画也是如此，正是由于曹雪芹把这些人物关系处理得有条不紊，每个人物的性格及其不同爱情的格调才清晰而栩栩如生地凸显出来。当然，这种理性区分所依据的还是细致的情感体验。
3参看本人与易中天合著：《黄与蓝的交响》，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五章。

4《如焉》所造成的轰动效应就有这种情况，胡发云的本意并不是要靠打什么“擦边球”来引起读者的关注，尽管这种关注给杂志社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他深知这只是暂时的，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所触及的中国人性的深层问题，例如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建构问题，我在讨论会的发言中对此作了重点强调。

5正如萨特所言：“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因此作家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让它来协同产生作品。”见萨特：《为什么写作？》，载《萨特研究》，柳鸣九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９页。

[星子]

好....提一下
_________________

[[ANNA]]

好....提一下
_________________

[方远]

精辟，严谨！

“作家的根就在于他对人类情感、首先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的敏感性，以及把这种敏感性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感人”的）能力。” 的确如此！

[[FAFAFA]]

精辟，严谨！

“作家的根就在于他对人类情感、首先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的敏感性，以及把这种敏感性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感人”的）能力。” 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