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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帕穆克不是土耳其最好的作家？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戚燕凌、郑金发／本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汉·帕穆克在一些土耳其作家眼里并非最佳，一些土耳其民众对此甚至不愿评价。作为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人，土耳其的普通读者和其他作家怎么会有如此的评价？

“帕穆克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将为土耳其文学在世界范围的推广作出富有价值的贡献。”这是奥尔汉·帕穆克（又译为“奥尔罕·帕慕克”）获奖后土耳其外交部发表的声明。

在获奖后，帕穆克在纽约开心地表示他对获奖感到非常高兴，并说这也是土耳其和土耳其文化的荣耀。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和外交部长居尔获得消息后打电话给他，代表政府表示祝贺。他们的赞语令帕穆克眉开眼笑。

而在爱琴海和塞浦路斯等问题上与土耳其颇有争议的希腊也向帕穆克贺喜，希腊外长巴克扬尼斯致信帕穆克，祝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邀请他访问希腊。在土耳其国内，书商们在得知帕穆克获奖后迅速把他的作品摆在书柜显眼处，以供顾客抢购。

对于帕穆克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土耳其民众反应不一，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不少土耳其人为此感到高兴和骄傲的同时，也有人认为帕穆克不是土耳其最好的作家。还有不少人赞扬帕穆克的文笔，却不同意他的历史和哲学观点，更有人甚至不愿对他作出评价。

土耳其作家穆拉特·耶特金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我对帕穆克获诺贝尔文学奖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对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土耳其文学非常重要。”另一位土耳其语言作家麦赫迈特则表示：“我看过他一些书籍，不认为他是土耳其最好的作家，但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还是感到高兴的，因为在历史上他是唯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人。”

一些评论家认为，帕穆克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独特的观点，否则他无法鹤立于众多文坛大家之林。帕穆克能连续两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最终夺魁，这就表示西方文化已经接纳了他的思想，这一点对他获奖起到很大作用。

今年54岁的奥尔汉·帕穆克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年轻时立志成为画家，大学就读于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建筑系，后来全身心投入自己喜爱的写作中。

他于1979年创作了第一部作品《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并得到《土耳其日报》小说奖；1985年，其历史小说《白色城堡》出版后，美国《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惊叹“一位文学新星已在土耳其升起”，这本书荣获1990年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

他于1990年出版的《黑书》是他创作生涯的里程碑，这本小说让他在土耳其文学界备受争议的同时也广受一般读者喜爱。1992年，他以这本小说为蓝本，完成电影剧本《隐蔽的脸》。1997年，《新人生》的出版在土耳其造成轰动，成为土耳其历史上销售速度最快的书籍。

1998年，奠定他国际文坛地位的《我的名字叫红》出版，这本书获得2003年都柏林文学奖，奖金高达10万欧元，这是世界上给予单本小说奖金最高的文学奖。当年都柏林文学奖给它的赞语是：“强烈的美感……一次难得的文学想像和哲学思考的旅程。”

他本人超越狭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从此赢得世界瞩目。他的作品目前已被译成40多种语言出版。文学评论家将他与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安伯托·艾柯等大师相提并论。帕穆克得以征服世界的不仅仅是叙述方式。诺贝尔评委会对其作品的评价是：“在寻找故乡的忧郁灵魂时，发现了文化冲突和融合中的新的象征”。

除了1985～1988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三年访问学者，帕穆克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东西文化交融的伊斯坦布尔度过。正因为此，他的作品中不乏东西文化的交汇、伊斯兰与世俗的矛盾、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以及奥斯曼帝国崩溃后积极西化所带来的社会和心理冲击，这些成为他作品的核心主轴。

作为一个东方作家，他用西方的叙述技巧成功讲述了东方故事，却又超越了东西方的界限。而他也惹来一些麻烦，2005年底他因公开提及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一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的杀戮而引发争议，他对此的回应是：“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汉．帕穆克（又译为“奥尔罕．帕慕克”）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一书在今年七八月份就有简体中文本面世了，台湾则更早，去年就有了中译本。这本书虽然只是描写了16世纪一桩扑朔迷离的谋杀案，但书中对伊斯兰神话、土耳其神话、伊斯兰美术史，包括整个中东宗教史的涉猎都极其广泛，而这又是国内极少有人了解的领域，要想对该书作比较深度的解读是件相当困难的事。

《世界文学》的主编余中先先生也向记者表示，虽然他们早已打算系统介绍这位作家（现在因诺奖而提前），但国内对土耳其文学以及帕穆克确实缺乏了解。而该书的出版方虽然正借诺奖之东风对该书加印，但策划人北京世纪文景图书公司负责人施宏俊出版该书的起因也比较简单，只是将它作为一种新类型的历史悬疑小说来引进。

随着帕穆克的得奖，《我的名字叫红》应该会在国内图书市场掀起一个不小的高潮。需要提醒的是，阅读本书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即便抛开书中巨大的障碍──牵涉的各领域的历史知识不谈，仅仅把它当作一本悬疑故事来读，该书采取的多人、多物、多重视角的叙述方式也对读者的耐力是一个挑战，不过，如果能硬着头皮看完前几章，大约也就能理出头绪了。

小说故事的大致内容如是：“姨父”奉苏丹的要求绘制一本特别的图书，于是召集了“高雅”“蝴蝶”“鹳鸟”“橄榄”四位画家来进行，其间，“高雅”被谋杀。书正是以“高雅”的叙述“我是一个死人”来开始第一个章节，这被国外许多评论家认为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开头；其后，因为暗恋“姨父”之女而被迫远走他乡的青年黑登场，此人将继续追求他的爱情也将奉“姨父”之命调查凶手；随后“凶手”自述，“姨父”又被“凶手”谋杀，“姨父”之女基于各种原因和黑结婚，黑接受土耳其苏丹继续完成绘制图书以及调查凶手的要求，而凶手正在三位画家之间……

书的59个章节由20种不同人或物的自述构成，这种写法使得书中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更为鲜明，尤其其中几位画家的自述深含哲理；书中独特视角的狗、钱币、马、死亡等物体或抽象属性的自述也并非故弄玄虚，而书名正来自于书中的一个同名章节──作为颜色属性的“红”的自述。

诺奖颁奖辞对帕穆克的评价是，“他在对故乡忧郁灵魂的探求中发现了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新象征。”这个评价用于《我的名字叫红》确无虚言，故事的主线来自于伊斯兰细密画与西方肖像画绘画方式之间的冲突、融合而导致宗教信仰危机，从而引发的凶杀。照帕穆克自己的说法，“这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看、绘画方式，甚至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通过个人的研究观看（西方肖像画），另一个通过神之眼观看世界（伊斯兰细密画）。

后者更像是用精神之眼在读解世界。”因宗教信仰危机导致凶杀的情节，有点和艾柯的《玫瑰之名》相像。但从哲理小说的角度讲，《我的名字叫红》要比《玫瑰之名》强很多，尤其是对艺术传承和文化在历史中的命运问题，帕穆克借书中的画师之口思考得很深入；从小说技巧而言，前者比后者也有更多的创意。

这的确是一本值得认真读的精彩书籍，有着厚重的文化气息，独特的意境，深刻的历史感，译笔也流畅。如果要挑刺的话，该书欠缺必要的注解，即便考虑到相关的宗教、神话及绘画史注解会影响小说阅读的话，那么也应该增加伊斯兰细密画和西方肖像画的图片，这些图片至少可以令读者阅读时不至于凭空相像其间的差别。另外，该书中译本的文字排版太过密集，也增添了阅读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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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帕穆克不是土耳其最好的作家？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戚燕凌、郑金发／本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汉·帕穆克在一些土耳其作家眼里并非最佳，一些土耳其民众对此甚至不愿评价。作为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人，土耳其的普通读者和其他作家怎么会有如此的评价？

“帕穆克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将为土耳其文学在世界范围的推广作出富有价值的贡献。”这是奥尔汉·帕穆克（又译为“奥尔罕·帕慕克”）获奖后土耳其外交部发表的声明。

在获奖后，帕穆克在纽约开心地表示他对获奖感到非常高兴，并说这也是土耳其和土耳其文化的荣耀。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和外交部长居尔获得消息后打电话给他，代表政府表示祝贺。他们的赞语令帕穆克眉开眼笑。

而在爱琴海和塞浦路斯等问题上与土耳其颇有争议的希腊也向帕穆克贺喜，希腊外长巴克扬尼斯致信帕穆克，祝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邀请他访问希腊。在土耳其国内，书商们在得知帕穆克获奖后迅速把他的作品摆在书柜显眼处，以供顾客抢购。

对于帕穆克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土耳其民众反应不一，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不少土耳其人为此感到高兴和骄傲的同时，也有人认为帕穆克不是土耳其最好的作家。还有不少人赞扬帕穆克的文笔，却不同意他的历史和哲学观点，更有人甚至不愿对他作出评价。

土耳其作家穆拉特·耶特金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我对帕穆克获诺贝尔文学奖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对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土耳其文学非常重要。”另一位土耳其语言作家麦赫迈特则表示：“我看过他一些书籍，不认为他是土耳其最好的作家，但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还是感到高兴的，因为在历史上他是唯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人。”

一些评论家认为，帕穆克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独特的观点，否则他无法鹤立于众多文坛大家之林。帕穆克能连续两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最终夺魁，这就表示西方文化已经接纳了他的思想，这一点对他获奖起到很大作用。

今年54岁的奥尔汉·帕穆克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年轻时立志成为画家，大学就读于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建筑系，后来全身心投入自己喜爱的写作中。

他于1979年创作了第一部作品《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并得到《土耳其日报》小说奖；1985年，其历史小说《白色城堡》出版后，美国《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惊叹“一位文学新星已在土耳其升起”，这本书荣获1990年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

他于1990年出版的《黑书》是他创作生涯的里程碑，这本小说让他在土耳其文学界备受争议的同时也广受一般读者喜爱。1992年，他以这本小说为蓝本，完成电影剧本《隐蔽的脸》。1997年，《新人生》的出版在土耳其造成轰动，成为土耳其历史上销售速度最快的书籍。

1998年，奠定他国际文坛地位的《我的名字叫红》出版，这本书获得2003年都柏林文学奖，奖金高达10万欧元，这是世界上给予单本小说奖金最高的文学奖。当年都柏林文学奖给它的赞语是：“强烈的美感……一次难得的文学想像和哲学思考的旅程。”

他本人超越狭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从此赢得世界瞩目。他的作品目前已被译成40多种语言出版。文学评论家将他与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安伯托·艾柯等大师相提并论。帕穆克得以征服世界的不仅仅是叙述方式。诺贝尔评委会对其作品的评价是：“在寻找故乡的忧郁灵魂时，发现了文化冲突和融合中的新的象征”。

除了1985～1988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三年访问学者，帕穆克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东西文化交融的伊斯坦布尔度过。正因为此，他的作品中不乏东西文化的交汇、伊斯兰与世俗的矛盾、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以及奥斯曼帝国崩溃后积极西化所带来的社会和心理冲击，这些成为他作品的核心主轴。

作为一个东方作家，他用西方的叙述技巧成功讲述了东方故事，却又超越了东西方的界限。而他也惹来一些麻烦，2005年底他因公开提及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一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的杀戮而引发争议，他对此的回应是：“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汉．帕穆克（又译为“奥尔罕．帕慕克”）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一书在今年七八月份就有简体中文本面世了，台湾则更早，去年就有了中译本。这本书虽然只是描写了16世纪一桩扑朔迷离的谋杀案，但书中对伊斯兰神话、土耳其神话、伊斯兰美术史，包括整个中东宗教史的涉猎都极其广泛，而这又是国内极少有人了解的领域，要想对该书作比较深度的解读是件相当困难的事。

《世界文学》的主编余中先先生也向记者表示，虽然他们早已打算系统介绍这位作家（现在因诺奖而提前），但国内对土耳其文学以及帕穆克确实缺乏了解。而该书的出版方虽然正借诺奖之东风对该书加印，但策划人北京世纪文景图书公司负责人施宏俊出版该书的起因也比较简单，只是将它作为一种新类型的历史悬疑小说来引进。

随着帕穆克的得奖，《我的名字叫红》应该会在国内图书市场掀起一个不小的高潮。需要提醒的是，阅读本书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即便抛开书中巨大的障碍──牵涉的各领域的历史知识不谈，仅仅把它当作一本悬疑故事来读，该书采取的多人、多物、多重视角的叙述方式也对读者的耐力是一个挑战，不过，如果能硬着头皮看完前几章，大约也就能理出头绪了。

小说故事的大致内容如是：“姨父”奉苏丹的要求绘制一本特别的图书，于是召集了“高雅”“蝴蝶”“鹳鸟”“橄榄”四位画家来进行，其间，“高雅”被谋杀。书正是以“高雅”的叙述“我是一个死人”来开始第一个章节，这被国外许多评论家认为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开头；其后，因为暗恋“姨父”之女而被迫远走他乡的青年黑登场，此人将继续追求他的爱情也将奉“姨父”之命调查凶手；随后“凶手”自述，“姨父”又被“凶手”谋杀，“姨父”之女基于各种原因和黑结婚，黑接受土耳其苏丹继续完成绘制图书以及调查凶手的要求，而凶手正在三位画家之间……

书的59个章节由20种不同人或物的自述构成，这种写法使得书中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更为鲜明，尤其其中几位画家的自述深含哲理；书中独特视角的狗、钱币、马、死亡等物体或抽象属性的自述也并非故弄玄虚，而书名正来自于书中的一个同名章节──作为颜色属性的“红”的自述。

诺奖颁奖辞对帕穆克的评价是，“他在对故乡忧郁灵魂的探求中发现了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新象征。”这个评价用于《我的名字叫红》确无虚言，故事的主线来自于伊斯兰细密画与西方肖像画绘画方式之间的冲突、融合而导致宗教信仰危机，从而引发的凶杀。照帕穆克自己的说法，“这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看、绘画方式，甚至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通过个人的研究观看（西方肖像画），另一个通过神之眼观看世界（伊斯兰细密画）。

后者更像是用精神之眼在读解世界。”因宗教信仰危机导致凶杀的情节，有点和艾柯的《玫瑰之名》相像。但从哲理小说的角度讲，《我的名字叫红》要比《玫瑰之名》强很多，尤其是对艺术传承和文化在历史中的命运问题，帕穆克借书中的画师之口思考得很深入；从小说技巧而言，前者比后者也有更多的创意。

这的确是一本值得认真读的精彩书籍，有着厚重的文化气息，独特的意境，深刻的历史感，译笔也流畅。如果要挑刺的话，该书欠缺必要的注解，即便考虑到相关的宗教、神话及绘画史注解会影响小说阅读的话，那么也应该增加伊斯兰细密画和西方肖像画的图片，这些图片至少可以令读者阅读时不至于凭空相像其间的差别。另外，该书中译本的文字排版太过密集，也增添了阅读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