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主持]

by 白焰

想必不少人看到过六个海军陆战队士兵将美国国旗插上硫磺岛的照片。那张照片记录的不仅是一个胜利的情景，而且是一幕悲壮的历史。六个美国士兵的英名也因此永远地被留存在史册和人们心里。《父辈的旗帜》（又名《我们父亲的旗帜》）在银幕上重现了当年那一时、那一幕、和那些人，令人震撼、催人深思。影片取材于詹姆斯·布拉德利（Ｊａｍｅｓ　Ｂｒａｄｌｅｙ）的同名小说“Ｆｌａｇｓ　ｏｆ　Ｏｕｒ　Ｆａｔｈｅｒｓ”，由克林·伊斯特伍德（Ｃｌｉｎｔ　Ｅａｓｔｗｏｏｄ）导演，保罗·沃克（Ｐａｕｌ　Ｗａｌｋｅｒ）和雷恩·菲力普（Ｒｙａｎ　Ｐｈｉｌｌｉｐｐｅ）主演。

１９４５年初太平洋战争进入日本硫磺岛。不同于其它太平洋岛屿，距离东京６５０英里以南的硫磺岛是真正属于日本的领土，由东京郡直辖。这个仅有纽约曼哈顿三分之一的火山小岛（８平方英里）是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基地。占领该岛，美军可以扩修机场，从而直接有效地实施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在这个意义上，占领该岛等于兵临城下。为阻止美军兵临城下，日军派驻重兵驻防，发誓死守。于是在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６日到３月２６日之间，硫磺岛忽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你死我活的较量也就此展开。美军首先对硫磺岛进行了三天的集中轰炸，然后海军陆战进行登陆，包围山头，进攻地堡。日军的战术方针则是，在美军登陆时不予阻击，不暴露火力，直到美军进入内地５００米时，集中所有火力消灭登陆的部队和集结在滩头的有生力量。要知道，日军用当地的火山灰和水泥混合建成许多非常坚固的地下工事，大的暗堡甚至可以容下３００人，而且有许多出口，四通八达。尽管美军运用火焰喷射器和手榴弹进攻地堡，但在明处的美军士兵无疑是藏在暗处日军的活靶子，从其可见美军歼敌的难度。一个美军士兵说，我们是把肉体往混凝土上撞。日军的拼命抵抗更使美军攻岛难上加难。战斗结束后，硫磺岛的黑沙上点缀着成排的白色十字架坟墓。

美军原计划用５天时间攻下硫磺岛，结果硫磺岛战役历时整整３６天。硫磺岛战役以其惨烈程度创下太平洋战争之先。美军阵亡６８２１，阵伤１９２１７，阵疲２６４８，共计２８６８６人。日军守岛部队有２１０００多名官兵，死亡２００００人，其余被强制俘虏（２１６名陆战队士兵，８６７名陆军步兵，共计１０８３人）。硫磺岛战役又以其壮烈程度创下太平洋战争之最。日军守岛官兵的誓死抵抗直到流完最后一滴血。常说置于死地而后生。对于日本兵，置于死地必须死，为天皇的国土而死虽死犹荣。硫磺岛驻防最高指挥粟林中道中将给天皇发完“诀别电”后剖腹自杀。对于美国兵，只有奋勇杀敌才能劫后逢生。美国最高级别的士兵勇敢奖章是“荣誉勋章”（Ｔｈｅ　Ｍｅｄａｌ　ｏｆ　Ｈｏｎｏｒ）。二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共有８０名士兵获得此勋章，参加硫磺岛战役的就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有２２个。美国海军上将尼米慈说：“对于在硫磺岛作战的人来说，不寻常的勇气是普遍的美德。”

作为普遍的美德，战争电影通常重笔突出勇敢精神，宣扬英雄主义。摄制于１９４９年的《硫磺岛浴血战》（Ｓａｎｄｓ　ｏｆ　Ｉｗｏ　Ｊｉｍａ）就是突出的例子。著名的Ｊｏｈｎ　Ｗａｙｎｅ以其硬汉形象印证了美国英雄主义精神。《父辈的旗帜》（下称《旗帜》）在此却与众不同，不落俗套。它不是大力渲染表面的勇敢，而是钻入士兵的内心，反馈出他们的恐惧。每个人都有恐惧，包括士兵——敌我双方的士兵。每个士兵都不想死，都想活着回家。换言之，没有哪一个士兵天生就是亡命徒。那种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积极求生的生存意识和努力，足以让观众为之动情。唯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导演伊斯特伍德访问了大量的美日参战军人和他们的家人，阅读了大量的史料和书信。他在以后的采访中说到，恐惧是美日参战军人共同具有的，超越东西方宗教和文化。双方军人的平均参战年龄是１９岁，双方都有１５或１６岁的少年冒充入伍年龄（美军最年青的是１４岁）。无知者无畏吗？透过决一死战的誓言，这些所谓“不知愁滋味”的青年人在写给父母的家信里，表达的是一个相同的心愿——活着回家。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家信读来也最感人。随着电影故事的深入，观众不但领受场面上武力的冲突，而且感觉他们内心的斗争和文明的碰撞。英雄是多层次的，多色调的，甚至有时是灰色的。伊斯特伍德用灰色的笔触告诉人们，不论你如何看待战争，战争是颓丧、可怕、堕落的。观众凭直觉看出，伊斯特伍德是想把硫磺岛和现在的伊拉克战争牵到一起，试图说明战争没有什么可歌颂的。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３日，美军冲上了硫黄岛制高点折钵山，陆战队士兵随即升起了一面美国国旗。此时岛上战事还未结束，折钵山上还有日军在顽抗（甚至有两名日军下级军官挥舞军刀冲上来试图夺下旗帜，可惜电影没演）。日军的炮火不时从山中的工事里射出，但山顶升起的星条旗极大地鼓舞了美军的士气，整个战场上欢声雷动，滩头上汽笛齐鸣。两个小时后，一面比原来大一倍的国旗（５６Ｘ９６英寸）专程由坦克登陆舰送上岸，六名士兵奋力将这面大旗插上山顶，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正好被美联社的随军记者乔 ·罗森塔尔拍下来，成为举世闻名的美国“国魂”之照。


六名士兵中的三个人在随后几天的战斗中牺牲。辛存下来的另外三个人（布拉德利Ｂｒａｄｌｅｙ，海斯Ｈａｙｅｓ，加格嫩Ｇａｇｎｏｎ）被上级调离战场，回国参加战争国库卷的募捐活动。回国后，这三名勇士穿梭于大小城市集会，忙碌于采访演讲会见。很快这三位中的两位布拉德利和海斯对这一切变得厌倦起来。他们对扑面而来的赞扬和名誉感到不安，感到不适，感到有愧。军人应驰骋于疆场，而不是奔波于庆功会。海斯直言不讳地说“所有这一切简直是他妈的闹剧。”然而，多少军人会认为这样的待遇是多么难得。在这些人眼里，英雄的称号不正是功成名就的表现，不就是让人心满意足吗？１９７７年的大片《铁十字勋章》（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ｏｆ　Ｉｒｏｎ）讲述了相似而又极端的故事。在１９４３年的德国战场上，刚被提为中队长的德军上尉史特兰斯基一心想获得德军最高荣誉“铁十字勋章。”为此，他设计了互相残杀的圈套，意旨陷害竞争对手史泰纳。在《旗帜》里，英雄的称号不仅使插旗英雄感到受之有愧，而且使他们倍受内疚的折磨。布拉德利和海斯深信自己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是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他们常常梦到在惨烈的战斗中失去生命的长官和战友，甚至惨死的敌人，随后又在噩梦惊醒。他们认为，授予和表彰是对他们的强加。有什么比接受不配的称号更令人羞辱。与其接受虚荣，不如战死沙场。海斯终于毅然返回部队，从而结束了这场受罪。从前线回到后方的人当然可敬，可是再从后方返回前线的人更加可钦。


《旗帜》力图再现硫磺岛激战的场景，让观众如临其境。看过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Ｓａｖ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ｙａｎ）的人都记得呼啸而过的子弹和饮弹身亡的特写。战斗场面的细节以及战士个性的流露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用视觉艺术再现战场的真实比电视里的战争新闻更动人心弦，更能体现战争的毁灭性暴力和残酷。硫磺岛登陆的第一天，美军就有２０００人被打死。伊斯特伍德不仅象斯皮尔伯格那样用了不少特殊效果，而且强迫演员完全投入。为了逼真，伊斯特伍德有时不允许排练，不事先通知爆炸的地点和方向，以求拍摄演员在战场上的无措和受到惊吓后的自然表情。有的演员冲过来向伊斯特伍德抱怨，伊斯特伍德反问道，你能预料战场上发生的事吗？《旗帜》没有启用超级电影明星，而是用了知名度不高的实力派演员。他们不太出名，却相当出力，相当精彩。反观中国战争电影里的演员，你总觉得他们是在装。观众和演员是一个契约关系，看电影和演电影是一个融和过程。观众知道自己是在看戏，但又不期望演员是在“演”戏。一旦演员与观众之间出现隔膜，契约关系即刻宣告破裂。

作为战争影片，《旗帜》向观众提供的不仅仅是战斗场面，而是一个宽广和深厚的空间，包括政治和军事、军队和民间，敌方和友方。观众可以从中吸取各自所好，总结各自心得，得出各自结论。《旗帜》是一部让人归纳的电影，其个体分散效果大于总和。相比之下，中国的战争电影所给予的视角比较窄、比较浅。它们往往围绕一个主题，突出一个思想。中国战争电影是由意识形态出发，最后又归于意识形态的演绎电影。《旗帜》用倒叙的方式打开记忆的闸门，然后追述国旗插上硫磺岛的经历。影片用穿插交换的手法忽而展现硫磺岛的战火硝烟，忽而拉入国内募捐酒会的杯觥交错。战争与和平两个环境的鲜明对比表现生与死的瞬息转换，且充满讽刺感。也许伊斯特伍德有意用穿插交错迷惑视听，以稳住观众于悬念之中。比如一声轰然炮响，想象的是血肉横飞，结果发现是一声礼炮；一阵号角四起，想象的是冲锋陷阵，结果出现的是插旗英雄在万人集会上重演插旗。

观众在观看《旗帜》时不禁从始至终地思考什么是英雄，究竟有没有英雄？布拉德利和海斯不承认自己是英雄，海斯甚至不承认自己插过旗。在他们的认知里，英雄都已经献身死去，存活下来的算不上是什么英雄。海斯还说，将国旗插上硫磺岛不是什么壮举，只是凑巧。勇敢杀敌也不是什么英雄行为，是为了求生。布拉德利生前从来没有谈起过自己的英勇行为，是他的儿子詹姆斯·布拉德利看到他父亲的一本战时日记才写成此书。英雄是怎样练成的？观众在走出影院时似乎已经得出结论。这就是英雄不是练成的抑或天生的。他们有的是应运而生，出于本能，属于自然形成；有的是应时而造，出于需要，属于外界封加。英雄本身没有价值，只有被利用时才有宣传和商业价值。在英雄自己看来，军人是为国家而战，为战友而死。《旗帜》同时也使观众油然生出社会不公平的念头。前方英勇牺牲的士兵来源于工农阶层，成长于经济大萧条，他们需要后方的有钱群体认购战争债卷（数目达１４０亿美元），购买武器装备。军队里的阶级差别最明显，今天依然如此。影片的反高潮是，当战争结束后，昔日的英雄无人理睬。时世造英雄，时世也毁英雄。电影并没有反对政府发行国库卷和义捐，电影是想说政府不应把军人纳入政治作为宣传品，甚至作为牺牲品。同理，人民对英雄的尊重不应是罩给他们一个光环，而是还给他们本来的面貌。英雄毕竟是人性。


早在纪念二战胜利６０周年之前，伊斯特伍德的眼光就投向了太平洋战争的题材。如今他已将硫磺岛血战拍成两部电影，从美日两个不同角度叙述同一故事，堪称新颖。《硫磺岛来信》（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Ｉｗｏ　Ｊｉｍａ）是一部由日本人演出，讲日军防守抵抗的影片。日本明星渡边谦（《最后的武士》和《艺妓回忆录》里的男主角）将扮演粟林中道中将。该片配有英语字幕，将在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上演。按伊斯特伍德自己的话，姐妹片《旗帜》和《硫磺岛来信》很容易被看作是反战片，因为它们从人性角度再现血腥战场。的确，在极端疯狂的特殊时刻，人性会展现最美好或最坏的一面；人性也会展现敌我不同或共同的地方。别的不说，伊斯特伍德能够超脱战争去描写双方的战争，超脱仇恨去描写双方的人性，这已经是一种英雄的表现，值得钦佩。和往常一样，也和其他观众一样，本人翘首以待《硫磺岛来信》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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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是，我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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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白焰

想必不少人看到过六个海军陆战队士兵将美国国旗插上硫磺岛的照片。那张照片记录的不仅是一个胜利的情景，而且是一幕悲壮的历史。六个美国士兵的英名也因此永远地被留存在史册和人们心里。《父辈的旗帜》（又名《我们父亲的旗帜》）在银幕上重现了当年那一时、那一幕、和那些人，令人震撼、催人深思。影片取材于詹姆斯·布拉德利（Ｊａｍｅｓ　Ｂｒａｄｌｅｙ）的同名小说“Ｆｌａｇｓ　ｏｆ　Ｏｕｒ　Ｆａｔｈｅｒｓ”，由克林·伊斯特伍德（Ｃｌｉｎｔ　Ｅａｓｔｗｏｏｄ）导演，保罗·沃克（Ｐａｕｌ　Ｗａｌｋｅｒ）和雷恩·菲力普（Ｒｙａｎ　Ｐｈｉｌｌｉｐｐｅ）主演。

１９４５年初太平洋战争进入日本硫磺岛。不同于其它太平洋岛屿，距离东京６５０英里以南的硫磺岛是真正属于日本的领土，由东京郡直辖。这个仅有纽约曼哈顿三分之一的火山小岛（８平方英里）是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基地。占领该岛，美军可以扩修机场，从而直接有效地实施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在这个意义上，占领该岛等于兵临城下。为阻止美军兵临城下，日军派驻重兵驻防，发誓死守。于是在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６日到３月２６日之间，硫磺岛忽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你死我活的较量也就此展开。美军首先对硫磺岛进行了三天的集中轰炸，然后海军陆战进行登陆，包围山头，进攻地堡。日军的战术方针则是，在美军登陆时不予阻击，不暴露火力，直到美军进入内地５００米时，集中所有火力消灭登陆的部队和集结在滩头的有生力量。要知道，日军用当地的火山灰和水泥混合建成许多非常坚固的地下工事，大的暗堡甚至可以容下３００人，而且有许多出口，四通八达。尽管美军运用火焰喷射器和手榴弹进攻地堡，但在明处的美军士兵无疑是藏在暗处日军的活靶子，从其可见美军歼敌的难度。一个美军士兵说，我们是把肉体往混凝土上撞。日军的拼命抵抗更使美军攻岛难上加难。战斗结束后，硫磺岛的黑沙上点缀着成排的白色十字架坟墓。

美军原计划用５天时间攻下硫磺岛，结果硫磺岛战役历时整整３６天。硫磺岛战役以其惨烈程度创下太平洋战争之先。美军阵亡６８２１，阵伤１９２１７，阵疲２６４８，共计２８６８６人。日军守岛部队有２１０００多名官兵，死亡２００００人，其余被强制俘虏（２１６名陆战队士兵，８６７名陆军步兵，共计１０８３人）。硫磺岛战役又以其壮烈程度创下太平洋战争之最。日军守岛官兵的誓死抵抗直到流完最后一滴血。常说置于死地而后生。对于日本兵，置于死地必须死，为天皇的国土而死虽死犹荣。硫磺岛驻防最高指挥粟林中道中将给天皇发完“诀别电”后剖腹自杀。对于美国兵，只有奋勇杀敌才能劫后逢生。美国最高级别的士兵勇敢奖章是“荣誉勋章”（Ｔｈｅ　Ｍｅｄａｌ　ｏｆ　Ｈｏｎｏｒ）。二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共有８０名士兵获得此勋章，参加硫磺岛战役的就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有２２个。美国海军上将尼米慈说：“对于在硫磺岛作战的人来说，不寻常的勇气是普遍的美德。”

作为普遍的美德，战争电影通常重笔突出勇敢精神，宣扬英雄主义。摄制于１９４９年的《硫磺岛浴血战》（Ｓａｎｄｓ　ｏｆ　Ｉｗｏ　Ｊｉｍａ）就是突出的例子。著名的Ｊｏｈｎ　Ｗａｙｎｅ以其硬汉形象印证了美国英雄主义精神。《父辈的旗帜》（下称《旗帜》）在此却与众不同，不落俗套。它不是大力渲染表面的勇敢，而是钻入士兵的内心，反馈出他们的恐惧。每个人都有恐惧，包括士兵——敌我双方的士兵。每个士兵都不想死，都想活着回家。换言之，没有哪一个士兵天生就是亡命徒。那种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积极求生的生存意识和努力，足以让观众为之动情。唯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导演伊斯特伍德访问了大量的美日参战军人和他们的家人，阅读了大量的史料和书信。他在以后的采访中说到，恐惧是美日参战军人共同具有的，超越东西方宗教和文化。双方军人的平均参战年龄是１９岁，双方都有１５或１６岁的少年冒充入伍年龄（美军最年青的是１４岁）。无知者无畏吗？透过决一死战的誓言，这些所谓“不知愁滋味”的青年人在写给父母的家信里，表达的是一个相同的心愿——活着回家。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家信读来也最感人。随着电影故事的深入，观众不但领受场面上武力的冲突，而且感觉他们内心的斗争和文明的碰撞。英雄是多层次的，多色调的，甚至有时是灰色的。伊斯特伍德用灰色的笔触告诉人们，不论你如何看待战争，战争是颓丧、可怕、堕落的。观众凭直觉看出，伊斯特伍德是想把硫磺岛和现在的伊拉克战争牵到一起，试图说明战争没有什么可歌颂的。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３日，美军冲上了硫黄岛制高点折钵山，陆战队士兵随即升起了一面美国国旗。此时岛上战事还未结束，折钵山上还有日军在顽抗（甚至有两名日军下级军官挥舞军刀冲上来试图夺下旗帜，可惜电影没演）。日军的炮火不时从山中的工事里射出，但山顶升起的星条旗极大地鼓舞了美军的士气，整个战场上欢声雷动，滩头上汽笛齐鸣。两个小时后，一面比原来大一倍的国旗（５６Ｘ９６英寸）专程由坦克登陆舰送上岸，六名士兵奋力将这面大旗插上山顶，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正好被美联社的随军记者乔 ·罗森塔尔拍下来，成为举世闻名的美国“国魂”之照。


六名士兵中的三个人在随后几天的战斗中牺牲。辛存下来的另外三个人（布拉德利Ｂｒａｄｌｅｙ，海斯Ｈａｙｅｓ，加格嫩Ｇａｇｎｏｎ）被上级调离战场，回国参加战争国库卷的募捐活动。回国后，这三名勇士穿梭于大小城市集会，忙碌于采访演讲会见。很快这三位中的两位布拉德利和海斯对这一切变得厌倦起来。他们对扑面而来的赞扬和名誉感到不安，感到不适，感到有愧。军人应驰骋于疆场，而不是奔波于庆功会。海斯直言不讳地说“所有这一切简直是他妈的闹剧。”然而，多少军人会认为这样的待遇是多么难得。在这些人眼里，英雄的称号不正是功成名就的表现，不就是让人心满意足吗？１９７７年的大片《铁十字勋章》（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ｏｆ　Ｉｒｏｎ）讲述了相似而又极端的故事。在１９４３年的德国战场上，刚被提为中队长的德军上尉史特兰斯基一心想获得德军最高荣誉“铁十字勋章。”为此，他设计了互相残杀的圈套，意旨陷害竞争对手史泰纳。在《旗帜》里，英雄的称号不仅使插旗英雄感到受之有愧，而且使他们倍受内疚的折磨。布拉德利和海斯深信自己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是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他们常常梦到在惨烈的战斗中失去生命的长官和战友，甚至惨死的敌人，随后又在噩梦惊醒。他们认为，授予和表彰是对他们的强加。有什么比接受不配的称号更令人羞辱。与其接受虚荣，不如战死沙场。海斯终于毅然返回部队，从而结束了这场受罪。从前线回到后方的人当然可敬，可是再从后方返回前线的人更加可钦。


《旗帜》力图再现硫磺岛激战的场景，让观众如临其境。看过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Ｓａｖ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ｙａｎ）的人都记得呼啸而过的子弹和饮弹身亡的特写。战斗场面的细节以及战士个性的流露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用视觉艺术再现战场的真实比电视里的战争新闻更动人心弦，更能体现战争的毁灭性暴力和残酷。硫磺岛登陆的第一天，美军就有２０００人被打死。伊斯特伍德不仅象斯皮尔伯格那样用了不少特殊效果，而且强迫演员完全投入。为了逼真，伊斯特伍德有时不允许排练，不事先通知爆炸的地点和方向，以求拍摄演员在战场上的无措和受到惊吓后的自然表情。有的演员冲过来向伊斯特伍德抱怨，伊斯特伍德反问道，你能预料战场上发生的事吗？《旗帜》没有启用超级电影明星，而是用了知名度不高的实力派演员。他们不太出名，却相当出力，相当精彩。反观中国战争电影里的演员，你总觉得他们是在装。观众和演员是一个契约关系，看电影和演电影是一个融和过程。观众知道自己是在看戏，但又不期望演员是在“演”戏。一旦演员与观众之间出现隔膜，契约关系即刻宣告破裂。

作为战争影片，《旗帜》向观众提供的不仅仅是战斗场面，而是一个宽广和深厚的空间，包括政治和军事、军队和民间，敌方和友方。观众可以从中吸取各自所好，总结各自心得，得出各自结论。《旗帜》是一部让人归纳的电影，其个体分散效果大于总和。相比之下，中国的战争电影所给予的视角比较窄、比较浅。它们往往围绕一个主题，突出一个思想。中国战争电影是由意识形态出发，最后又归于意识形态的演绎电影。《旗帜》用倒叙的方式打开记忆的闸门，然后追述国旗插上硫磺岛的经历。影片用穿插交换的手法忽而展现硫磺岛的战火硝烟，忽而拉入国内募捐酒会的杯觥交错。战争与和平两个环境的鲜明对比表现生与死的瞬息转换，且充满讽刺感。也许伊斯特伍德有意用穿插交错迷惑视听，以稳住观众于悬念之中。比如一声轰然炮响，想象的是血肉横飞，结果发现是一声礼炮；一阵号角四起，想象的是冲锋陷阵，结果出现的是插旗英雄在万人集会上重演插旗。

观众在观看《旗帜》时不禁从始至终地思考什么是英雄，究竟有没有英雄？布拉德利和海斯不承认自己是英雄，海斯甚至不承认自己插过旗。在他们的认知里，英雄都已经献身死去，存活下来的算不上是什么英雄。海斯还说，将国旗插上硫磺岛不是什么壮举，只是凑巧。勇敢杀敌也不是什么英雄行为，是为了求生。布拉德利生前从来没有谈起过自己的英勇行为，是他的儿子詹姆斯·布拉德利看到他父亲的一本战时日记才写成此书。英雄是怎样练成的？观众在走出影院时似乎已经得出结论。这就是英雄不是练成的抑或天生的。他们有的是应运而生，出于本能，属于自然形成；有的是应时而造，出于需要，属于外界封加。英雄本身没有价值，只有被利用时才有宣传和商业价值。在英雄自己看来，军人是为国家而战，为战友而死。《旗帜》同时也使观众油然生出社会不公平的念头。前方英勇牺牲的士兵来源于工农阶层，成长于经济大萧条，他们需要后方的有钱群体认购战争债卷（数目达１４０亿美元），购买武器装备。军队里的阶级差别最明显，今天依然如此。影片的反高潮是，当战争结束后，昔日的英雄无人理睬。时世造英雄，时世也毁英雄。电影并没有反对政府发行国库卷和义捐，电影是想说政府不应把军人纳入政治作为宣传品，甚至作为牺牲品。同理，人民对英雄的尊重不应是罩给他们一个光环，而是还给他们本来的面貌。英雄毕竟是人性。


早在纪念二战胜利６０周年之前，伊斯特伍德的眼光就投向了太平洋战争的题材。如今他已将硫磺岛血战拍成两部电影，从美日两个不同角度叙述同一故事，堪称新颖。《硫磺岛来信》（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Ｉｗｏ　Ｊｉｍａ）是一部由日本人演出，讲日军防守抵抗的影片。日本明星渡边谦（《最后的武士》和《艺妓回忆录》里的男主角）将扮演粟林中道中将。该片配有英语字幕，将在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上演。按伊斯特伍德自己的话，姐妹片《旗帜》和《硫磺岛来信》很容易被看作是反战片，因为它们从人性角度再现血腥战场。的确，在极端疯狂的特殊时刻，人性会展现最美好或最坏的一面；人性也会展现敌我不同或共同的地方。别的不说，伊斯特伍德能够超脱战争去描写双方的战争，超脱仇恨去描写双方的人性，这已经是一种英雄的表现，值得钦佩。和往常一样，也和其他观众一样，本人翘首以待《硫磺岛来信》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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