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玲子]

诗人的狂欢与祭礼

玲子


没有一个时代如现在一样以前所未有的膨胀展示着自己的魅惑，诗歌的主刀者此刻站在自我垒起的诗歌的祭坛旁边，用狂欢或者近似于巫术的麻木看着诗歌的秀体被刻上野蛮的性器图腾。这能够救助谁？谁是我们值得用新生儿一样无邪的目光凝神注视并能够再现的诗歌美神？

当初，为了话语权的自由，诗人们雪刃相见，离开那些喧嚣独自审视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天时地利，有的只是低迷时代无悔的，近于破釜沉舟的决心。也许，知道自己中格劳秀斯的毒太深，他说：法，即正义。我把它隐谕成了“话语，即正义”，诗歌的话语权，从根上来说，不是什么文革后遗症，也不是圈子中心主义，如果要揭竿而起，也要经得起正义的话语权的检验。为此，老巢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的态度就是时间的态度”，我非常赞许这种置于理性中的思考和大度。中国人习惯于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非此即彼。这一点被诗界掮客看中，所以，一些浮躁中的东西始终无法沉淀，诗人的造势显得登峰造极。甚至中间，甚至模糊也不允许存在，甚至要宣誓效忠――也许是无关要旨的习性，总有点作呕。可反过来，真正被指责的另类，异己们，又有多少不肩膀上长着自己脑袋的？如果真正对于诗歌认真负责的态度的“非此即彼”，我们倒还可以认同，可事实上它成为诗歌掮客的刻意恶搞的人事关系，营造近亲繁殖小圈子，封杀不同诗歌观点，对人不对事的手中的黄牌和杀手锏。我多次说过，网络对于诗歌是一种技术意义上的“重述”，这种定位凸现了当今诗歌创作与欣赏的需求和走势。它在自身的存在上宣布了这种“重述”的成功，是经验的，更是未来的。

试想，诗人们骨子里的易感和自我私欲尚能忍受的话，那是人性和群类的误区，但凡要发展成一种造作的病态，一裸到底，朦胧也没有的话，那就是给诗歌唱起了挽歌。

研究的技术替代不了技术的研究。究竟何种诗歌才是绝美的模本，可以进入专业学术及民间公众的审美范畴？诗歌是一门手艺，文本是手艺的载体。诗人的写作要么是纯个人的，要么是对此种个人写作用于归类的技术研究形成的诗歌群体，这都不是不可认同的。严肃的诗歌写作者，会历经操练之后逐渐形成自己的诗学取舍，树立可遵循的稳固的写作态度。写作也是真实的艺术，那份纯净的情感所传递的信息绝无杂芜和龌龊。无论他的写作动机怎样，“认领”诗歌的准备是必须的。他会与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命题不谋而合，贴近他认为重要的，延伸他生活本质的感性部分。他依靠想象的丰富“解蔽”遮掩了的枯燥现实，弥补精神层面的欠缺和空白。①他的抒情是受内在意愿的支配，识破，理解，攫取人和人，人和事物走势的意义，作为观察者主体角度身陷其中的境况的意义。

当然，这并不扼杀诗歌表述者的自由。诗歌随着网络的附着变得越来越赋予变形的扩张。诗人们从较为闭塞的纸质媒体忽然涌上拥挤的虚拟空间，诗歌的点对点传输似乎更容易激发兴奋或者仇视的心理冲击力。在此第四种媒体环境下，较少自我约束的发泄，私化生活的揭密，占据或者吞并了人们的含蓄心态，一切似乎自觉不自觉地暴露在不特定的众目睽睽之下。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它暗合了巴赫金狂欢论的基本概义。鼠标造就的“亲昵的接触”，取消了“等级”；诗人们的“插科打诨”，使行为、姿态、语言互动互生；参与者的“俯就”，使神圣和粗俗临近；极端的“粗鄙”的冒渎，使文字箴言不敬。而狂欢理论包含的内容，是给“国王的加冕与脱冕”的戏剧化的巅峰一般的感受。②虽然说，自由是人的权利，是人的潜在能力的外在化。人一旦存在，就拥有发展的潜在能力。人的潜能的发挥的程度标志着人的自由的享有的状况。同时，自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现实化。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自我主观能动的发挥。马克思也认为，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类将外在生命活动作为“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实现自由的时候，也实现着自由。③黑格尔甚至说，禽兽谈不上自由问题，自由是人的自由。④然而，任何“自由”的延展均是在更高一个位阶上的“不自由”的规则下进行的，这种自由的规律就是以不妨害他人的自由为前提。如果把它看成是一种潜规则或者律法的话，西塞罗的一句名言最能体现其主旨：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诗人在近于狂欢的氛围里，也许是因为探寻的陌生化使他困扰，也许是界定的诗艺高度达成的困顿，他写作过程的递进会呈现出良莠不齐的态势，这个原则上是许可的，善意的。关键是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在捍卫诗歌的自由激情的同时也要约束这种自由激情的滥用。这里，具象的感性的形式理应提升为抽象的思想的内涵之上，才不枉费了此种敏感思维中的狂欢的基石意义。诗歌以外的激情的释放，严格限定在文本之外，不应该“附加”在理性审视的“文本狂欢”里面。

下面需要提及的一点可能更有难度。那就是诗人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反馈问题。一位评论人说，“许多评论家一直站在诗歌写作的外围，对诗歌前沿所发生的一切并不了解，尤其是对具有探索意义的前沿诗歌的写作难度知之甚少，势必致使这些优秀诗歌作品被误读或者根本无法赏识”。⑤其次，诗歌流派群雄而起，诗人人为的割据和各自为政的互蔑让读者心寒。被人们一再提起的1999年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裂变演绎，可以现出实然的端倪。再次，诗人新的文学形态和传统文学形态的冲突，也导致了阅读者面对当下诗歌阅读时的困惑不解。后现代主义似乎多少消解了传统，可如果把传统看作是一系列子系统有机组合的整体衍生物的时候，我们其实仍旧徘徊在传统的某一个侧面的系带上，并未走出多远。整个衍生体是动作着的和将要动作着的。我们永远不知道它将向何处去，但至少我们能够理清它从何处来的脉络。这种文化血脉始终是一维射线的走向，不可逆的。难怪在海德格尔的著作里到处都充满了对后工业时代人类冒险特性的揭示。“在万物（动植物）中，也无任何物被特别保护。虽然它们被允许进入敞开者中并且安然于敞开者中。反之，人作为自身意愿者，不仅不受存在者整体特别保护，而且人是无保护的。人作为表象者和制造者处于被伪装过的敞开者面前。因此，人本身及其事物都面临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就是要变成单纯的材料以及变成对象化的功能。”“因此，人由于他自身意愿而在一种本质性的意义上被威胁着，也就是说，人需要保护，但又由于同一个本性是无保护的。”⑥这种人类的无保护性，需要一种敞开者，远离纯粹的技术化的“牵引”。可以负责任地说，“材料”和“对象”某种角度挑战了人类文化中心主义的自豪感，研究“物外”的他或者她，如今也被物外世界所反观和研究，正如主体施加于客体的作用力反加在客体对于主体的影像当中，不分彼此。它也折射了物我合一的哲学理念。我们在放逐自己在相对人一方的读者面前的时候，读者也制造了我们被管窥的几率。读者固有的审美习惯的惰性，也突袭了诗人的经验写作，新诗和旧体诗歌的磨合与异变，给读者一个时间域的悬浮，尔后是承继与浸润，在此情形下，新诗和古典诗是非对抗性的，整合着的。读者与诗者的相互找寻和反馈都可以触摸到并发现出新的节点。

综上所述，问题变得简单了。诗歌的沉潜状态不会因为诗人的狂欢走向自己的祭坛。相反，大浪淘沙的恒定反思原理也会将人们对于诗歌寂寞中消亡的心理的反感和焦虑涤荡一清。如果说八十年代诗歌的纯质折光尚存活力的话，那么九十年代的诗歌的断代和打磨是弥补中个体性创新的凸显，多元风格的勃发，独立写作的系谱愈来愈深入其髓的展示，它起到了譬如就里的功效。我们只需对此缄默不语，它会从人们的视野中发掘出新的自由创作的空间，快餐式的消费迟早会提升大众的审美饥渴，让位于鲜活的新水准的容纳和接受，诗人的诗歌也闯出自己全新的路子。



注 释
①见《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②见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6页
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④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11页
⑤见张立群《诗人心目中的诗歌阅读》
⑥见《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




2006-10-16于兰斋



很久没露面，贴一个，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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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时代如现在一样以前所未有的膨胀展示着自己的魅惑，诗歌的主刀者此刻站在自我垒起的诗歌的祭坛旁边，用狂欢或者近似于巫术的麻木看着诗歌的秀体被刻上野蛮的性器图腾。这能够救助谁？谁是我们值得用新生儿一样无邪的目光凝神注视并能够再现的诗歌美神？

当初，为了话语权的自由，诗人们雪刃相见，离开那些喧嚣独自审视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天时地利，有的只是低迷时代无悔的，近于破釜沉舟的决心。也许，知道自己中格劳秀斯的毒太深，他说：法，即正义。我把它隐谕成了“话语，即正义”，诗歌的话语权，从根上来说，不是什么文革后遗症，也不是圈子中心主义，如果要揭竿而起，也要经得起正义的话语权的检验。为此，老巢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的态度就是时间的态度”，我非常赞许这种置于理性中的思考和大度。中国人习惯于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非此即彼。这一点被诗界掮客看中，所以，一些浮躁中的东西始终无法沉淀，诗人的造势显得登峰造极。甚至中间，甚至模糊也不允许存在，甚至要宣誓效忠――也许是无关要旨的习性，总有点作呕。可反过来，真正被指责的另类，异己们，又有多少不肩膀上长着自己脑袋的？如果真正对于诗歌认真负责的态度的“非此即彼”，我们倒还可以认同，可事实上它成为诗歌掮客的刻意恶搞的人事关系，营造近亲繁殖小圈子，封杀不同诗歌观点，对人不对事的手中的黄牌和杀手锏。我多次说过，网络对于诗歌是一种技术意义上的“重述”，这种定位凸现了当今诗歌创作与欣赏的需求和走势。它在自身的存在上宣布了这种“重述”的成功，是经验的，更是未来的。

试想，诗人们骨子里的易感和自我私欲尚能忍受的话，那是人性和群类的误区，但凡要发展成一种造作的病态，一裸到底，朦胧也没有的话，那就是给诗歌唱起了挽歌。

研究的技术替代不了技术的研究。究竟何种诗歌才是绝美的模本，可以进入专业学术及民间公众的审美范畴？诗歌是一门手艺，文本是手艺的载体。诗人的写作要么是纯个人的，要么是对此种个人写作用于归类的技术研究形成的诗歌群体，这都不是不可认同的。严肃的诗歌写作者，会历经操练之后逐渐形成自己的诗学取舍，树立可遵循的稳固的写作态度。写作也是真实的艺术，那份纯净的情感所传递的信息绝无杂芜和龌龊。无论他的写作动机怎样，“认领”诗歌的准备是必须的。他会与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命题不谋而合，贴近他认为重要的，延伸他生活本质的感性部分。他依靠想象的丰富“解蔽”遮掩了的枯燥现实，弥补精神层面的欠缺和空白。①他的抒情是受内在意愿的支配，识破，理解，攫取人和人，人和事物走势的意义，作为观察者主体角度身陷其中的境况的意义。

当然，这并不扼杀诗歌表述者的自由。诗歌随着网络的附着变得越来越赋予变形的扩张。诗人们从较为闭塞的纸质媒体忽然涌上拥挤的虚拟空间，诗歌的点对点传输似乎更容易激发兴奋或者仇视的心理冲击力。在此第四种媒体环境下，较少自我约束的发泄，私化生活的揭密，占据或者吞并了人们的含蓄心态，一切似乎自觉不自觉地暴露在不特定的众目睽睽之下。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它暗合了巴赫金狂欢论的基本概义。鼠标造就的“亲昵的接触”，取消了“等级”；诗人们的“插科打诨”，使行为、姿态、语言互动互生；参与者的“俯就”，使神圣和粗俗临近；极端的“粗鄙”的冒渎，使文字箴言不敬。而狂欢理论包含的内容，是给“国王的加冕与脱冕”的戏剧化的巅峰一般的感受。②虽然说，自由是人的权利，是人的潜在能力的外在化。人一旦存在，就拥有发展的潜在能力。人的潜能的发挥的程度标志着人的自由的享有的状况。同时，自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现实化。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自我主观能动的发挥。马克思也认为，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类将外在生命活动作为“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实现自由的时候，也实现着自由。③黑格尔甚至说，禽兽谈不上自由问题，自由是人的自由。④然而，任何“自由”的延展均是在更高一个位阶上的“不自由”的规则下进行的，这种自由的规律就是以不妨害他人的自由为前提。如果把它看成是一种潜规则或者律法的话，西塞罗的一句名言最能体现其主旨：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诗人在近于狂欢的氛围里，也许是因为探寻的陌生化使他困扰，也许是界定的诗艺高度达成的困顿，他写作过程的递进会呈现出良莠不齐的态势，这个原则上是许可的，善意的。关键是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在捍卫诗歌的自由激情的同时也要约束这种自由激情的滥用。这里，具象的感性的形式理应提升为抽象的思想的内涵之上，才不枉费了此种敏感思维中的狂欢的基石意义。诗歌以外的激情的释放，严格限定在文本之外，不应该“附加”在理性审视的“文本狂欢”里面。

下面需要提及的一点可能更有难度。那就是诗人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反馈问题。一位评论人说，“许多评论家一直站在诗歌写作的外围，对诗歌前沿所发生的一切并不了解，尤其是对具有探索意义的前沿诗歌的写作难度知之甚少，势必致使这些优秀诗歌作品被误读或者根本无法赏识”。⑤其次，诗歌流派群雄而起，诗人人为的割据和各自为政的互蔑让读者心寒。被人们一再提起的1999年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裂变演绎，可以现出实然的端倪。再次，诗人新的文学形态和传统文学形态的冲突，也导致了阅读者面对当下诗歌阅读时的困惑不解。后现代主义似乎多少消解了传统，可如果把传统看作是一系列子系统有机组合的整体衍生物的时候，我们其实仍旧徘徊在传统的某一个侧面的系带上，并未走出多远。整个衍生体是动作着的和将要动作着的。我们永远不知道它将向何处去，但至少我们能够理清它从何处来的脉络。这种文化血脉始终是一维射线的走向，不可逆的。难怪在海德格尔的著作里到处都充满了对后工业时代人类冒险特性的揭示。“在万物（动植物）中，也无任何物被特别保护。虽然它们被允许进入敞开者中并且安然于敞开者中。反之，人作为自身意愿者，不仅不受存在者整体特别保护，而且人是无保护的。人作为表象者和制造者处于被伪装过的敞开者面前。因此，人本身及其事物都面临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就是要变成单纯的材料以及变成对象化的功能。”“因此，人由于他自身意愿而在一种本质性的意义上被威胁着，也就是说，人需要保护，但又由于同一个本性是无保护的。”⑥这种人类的无保护性，需要一种敞开者，远离纯粹的技术化的“牵引”。可以负责任地说，“材料”和“对象”某种角度挑战了人类文化中心主义的自豪感，研究“物外”的他或者她，如今也被物外世界所反观和研究，正如主体施加于客体的作用力反加在客体对于主体的影像当中，不分彼此。它也折射了物我合一的哲学理念。我们在放逐自己在相对人一方的读者面前的时候，读者也制造了我们被管窥的几率。读者固有的审美习惯的惰性，也突袭了诗人的经验写作，新诗和旧体诗歌的磨合与异变，给读者一个时间域的悬浮，尔后是承继与浸润，在此情形下，新诗和古典诗是非对抗性的，整合着的。读者与诗者的相互找寻和反馈都可以触摸到并发现出新的节点。

综上所述，问题变得简单了。诗歌的沉潜状态不会因为诗人的狂欢走向自己的祭坛。相反，大浪淘沙的恒定反思原理也会将人们对于诗歌寂寞中消亡的心理的反感和焦虑涤荡一清。如果说八十年代诗歌的纯质折光尚存活力的话，那么九十年代的诗歌的断代和打磨是弥补中个体性创新的凸显，多元风格的勃发，独立写作的系谱愈来愈深入其髓的展示，它起到了譬如就里的功效。我们只需对此缄默不语，它会从人们的视野中发掘出新的自由创作的空间，快餐式的消费迟早会提升大众的审美饥渴，让位于鲜活的新水准的容纳和接受，诗人的诗歌也闯出自己全新的路子。



注 释
①见《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②见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6页
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④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11页
⑤见张立群《诗人心目中的诗歌阅读》
⑥见《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




2006-10-16于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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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岸]

深入的探讨。网络时代，占山为王，诗坛之乱有其必然性。但乱的根源主要是二个问题：语言问题和横向移植与纵向继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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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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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东华]

好论文。感觉你有一段时间没有来，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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