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海边小屋]

追问特殊年代的伤痛记忆：评邓咏散文《四哥》
　　
　　文/海边小屋（海边晓屋、台风100级）
　　
　　————————————————————————
　　
　　
　　
　　四哥，人称“癫四”，终日疯行街头，是南疆滨海小城——防城港市的一道独特风景，承载着特殊时代的伤痛记忆。童年时看他的目光是既奇又惧，后来又见怪不怪、视若无物；大人说他曾是大学生，但如何沦落到如此地步一直是个谜。
　　
　　邓咏，名向农，广西防城港市的散文大家和教育家，文风纯正，为人师表，是当今社会罕见的德才双馨的贤良之士。人格魅力，令人仰之若山。我有幸当过一年他的学生，聆听过教诲，拜读过他早期的散文集《耘海》和散见于报刊的不少作品。
　　
　　一个是坐等政府救济的老疯子，绝对属于弱势群体；一个是退休校长、作协主席，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物。一个终日癫狂街头，“散发弄扁舟”；一个通过努力实现了人生价值，桃李满天下，著作硕果累累。
　　
　　《四哥》一文，将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老人联系在一起。
　　
　　邓咏笔下，四哥身上，寄予了伟大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精神。在人性麻木的世态喧嚣和生存竞争中，邓咏以渐入佳境的文笔触及了读者心灵的柔软处，使像我这样曾经把四哥当作一道奇景观赏的看客突然良心发现，含着热泪想像着四哥漫步街头的样子——
　　
　　“忽见一条长长的竹竿，横过眼前，啊，四哥！还是一头斑发，蓬乱，污垢，衣破衫烂，一身邋遢，满面倦容……一手提柄长三米的勾刀，或者一条两三米长的铁棒，一手提个塑料篾编织篮，半低着头，目不斜视，健开步伐，‘嗨，嗨’地一路吆喝前行的人物。”
　　
　　而40多年前，四哥和邓咏一样，曾在师范院校读中文系，是那个人才极度稀缺时代的“天之骄子”。却因为在特殊年代受到详情不明的特殊陷害，竟致精神失常。如果他能顺利毕业分配，像邓咏那样当个中学语文教师，或者后来当校长，或者当教育局副局长，或者成为名扬一方的作家，是完全可能的。但他走上了一条相反的悲惨之路。四哥和邓咏的不同人生道路，令人玩味、深思。
　　
　　书中云，将美好的东西撕毁掉，就是悲剧。以此观照，四哥是悲中之悲。不知当年他读过的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还残留一点点印象否？那些青春年华写过的诗文，那些燃情岁月发生的故事，都一一湮灭了吗？只可怜他比被武则天俘获的骆宾王还惨，身陷精神牢狱，无法申辩、无力表白，“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咏蝉》）。
　　
　　四哥这个悲剧形象，由于是我亲眼目睹过的，所以比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闰土、《一件小事》中的老妇人和老舍的月牙儿等现代文学中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物形象更加亲切、更为震撼，成为留驻在内心深处的一种感动。
　　
　　四哥这样渗透了历史积淀和人道精神的悲剧形象，也是近年来我读的当代文学中罕见的。现在描写“新、奇、怪、色”的文学才有可能畅销。名作家余华的《兄弟》，我只看到追求市场的猎奇和生造；而邓咏的《四哥》，或许语言功力有所不足（不知是不是校对原因，写四哥被开除后，“四哥的心理受挫度数，看来实在不高，回乡之后，怎么会癫呢？”有些费解，似不合逻辑），但至少体现出真诚的写作和值得尊敬的人生态度。看文学，不在于名气，而在于文气，这是我越来越体会到的阅读经验。
　　
　　由于我们民族的性格弱点和管理体制，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对把四哥逼疯的那个特殊年代的强力追问和全面反省一直有所缺失。在互联网中，那个制造了无数人恶梦的“ｘ革”二字也难以通过审查。而这些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也渐成禁区。这是特殊国度在特殊阶段的“特殊现象”。邓咏在《四哥》中也只能点到为止，“小心，前面有不少坎坷陷阱，要注意认路啊，四哥，小心别再跌倒，你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经不起更重的磕碰与折磨了！”这或许影响了文章主题的深化，但是人生的许多感叹应该是无需多言的。你经历到了，也就体会到、感悟到了。
　　
　　
　　
　　
　　
　　附:
　　
　　
　　
　　四哥
　　
　　
　　
　　邓咏
　　
　　
　　
　　调港口后，有四五年没见过四哥了。前几天，在城北的一条小街，忽见一条长长的竹竿，横过眼前，啊，四哥！还是一头斑发，蓬乱，污垢，衣破衫烂，一身邋遢，满面倦容，右手提一条竹竿，有三米长，茶杯粗，顶端还有一条尺长的没削去的小竹枝，左手照旧提一个破篮，里面装的自然是他日常的破碗什么的“家私”。他半低着头，目不旁鹜，默默地往前走。小街上当然是小车摩托穿梭，行人来往，小城的人们也许见惯了四哥独特的生活形象，无人关注他，连好奇的小孩也不看他一眼。这倒好，四哥少了许多麻烦，可以在大街小巷自由，独去独来，天马行空。时代在发展，如今在街上出现几个乞丐或者个把疯子，边鄙小城已见惯不怪，市面曾传说，一些地方为了建设文明城市，有偷偷将当地生产或流落到当地的乞丐疯子之类的多余人物，夜里偷偷输出到别的地方去的。我们这儿似乎也曾很被动地“接纳”过这等“移民”，但四哥是“土著”，生于斯，长于斯，疯于斯，流浪于斯。他浪荡街头几十年了，他的形象已经在小城人们的眼界中淡出了。
　　
　　每次见他，我的心就堵得慌，总要轻轻一叹，唉！这次一见他，我马上跟同行的文友龙兄说，四哥苍老多了！
　　
　　第一次认识四哥是十年前，我从城里的重点中学调到西郊外的师范学校去，常常见一个健壮的疯子，一手提柄长三米的勾刀，或者一条两三米长的铁棒，一手提个塑料篾编织篮，半低着头，目不斜视，健开步伐，“嗨，嗨”地一路吆喝前行的人物。人道：癫四。初见，那手捏勾刀，呵斥着，风风火火地到处闯，实在有点怕人，我总是闪得远远的。小时候，家乡附近的村子出过一个“疯佬”，也是捏一把勾刀，见人就砍，伤过一些人，疯佬的结局当然很惨，而其声威实在怕人。有一回，母亲从地里急匆匆赶回家，嘣，就把大门关上，我们被吓得不敢出声。几十岁的人了，对疯子还是有点戒备。观察四哥时间长了，确认他对我、对所有的行人都无恶意，更没见他侵犯过路人，他只顾往前走，走他自己的路。确实，众人所说没错，四哥不伤人，他手持“武器”可能只是为了自卫。我上班，几乎天天见他一两次，早上，他总是从城外河西往城里走，伴随他脚步的有节奏的“嗨，嗨”的吆喝。他就住在学校对面一个小山坡上的破窑洞，通往学校的大路在他的“寓所”门前通过，疯子嘛，我始终有些担心学生的安全，所以，叮嘱学校的保安在学生放学的时候，特别注意，不让癫四侵犯学生。因为尽管没见他伤过人，但也曾听说有一回附近农村的女性经过他的窑洞，可能指督着说了他什么，他发狠追打她们。学校的新教学楼底层是地下室，安排给外宿师生放自行车的，刚建好不久，来不及做栅栏，有一回来台风雨，四哥不经允许就“住”进去，还在里面燃火取暖。虽然觉得应该同情风雨末路中的四哥，但实在涉及学生安全，只得劝他走。硬来，不行的，不能让他生敌意，他的生存太艰难了。后来，我的副校长想到学校的一位中层领导，跟四哥曾是大学里的同学，所以我们戏称为“五哥”。让五哥去做工作吧，真的很顺利。我到新教学楼地下室看时，四哥已经搬回学校对面小山坡的“别墅”去了，地上只留下一堆火碳。渐渐，我便觉得四哥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癫子。除了没见过他歇斯底里地发过癫狂伤人之外，听说他乞讨还是有度而尊礼的，比我们一些有机会就抢夺骗敲剥而大富大贵的正人君子要费厄泼赖得多。五哥的夫人曾开过米店，四哥每次到五嫂的铺面去，默默把碗伸过去，五嫂便舀米给他，每次都是只要半斤，够一餐粮饷就走，多拿一点呀，他好像没听见。
　　
　　我认识四哥十年了，从没听他说过一句话，我每次见他，也只能以眼神向他问好，可他从来就是目不旁视，眼看前下方，我的友好与同情的目光，以为他至今不会理解。面对这个世界，他也许永远没有话可说，一个“嗨”已什么情感都表达完了。我对他人生只限于点滴耳闻，但已让人感到窒息了。他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大学生，在广东某师范专科学校读中文系的时候，是个一表人才的青年，他的歌唱得很好听，能打一手漂亮的乒乓球，写得一手靓毛笔字，英文写得流畅潇洒，他曾喜欢上一个女同学，他们俩同是系里有名气的才子才女，都是系的广播员，另一个很红的男同学也喜欢那个才女同学。特殊的时代背景，特殊的文化时空，特殊的竞争，四哥位居下风。一个虚构的要命细节，四哥即刻败阵，成了牺牲。饥饿岁月，大米饭，可能是比爱情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不只是老鼠爱，人更爱，据说有人揭发他“偷饭”，再东拉西扯，罗织一番，上纲上线，才子四哥立马成为坏学生，被开除了。四哥的心理受挫度数，看来实在不高，回乡之后，怎么会癫呢？曾一度遇上“平反”之风在边鄙轻轻吹，那时候也许还没有彻底癫吧，半醒人生，据说他也曾提出过，要求给他平反，但是，尘烟随风散，事过境迁，你都疯了，谁有闲心给一个疯子平反呢，平什么反呢？毕竟是弱势群体中之最弱者，呼声自然微弱，于是，四哥，只有“嗨、嗨”地长叹了。
　　
　　如今，当年四哥住的河西别墅不存在了，因为建设一条防洪大堤，四哥住的河岸小山包要削去半边，四哥只好从城西郊搬到城北的什么角落去住，我不知道四哥现在的新住处具体在什么地方，但肯定住不进我能看到的高楼广厦里，但愿四哥的新居能避风挡雨。我曾设想过，四哥如果不是遭大学校园那场致命的人生劫波，或者他不是才子，不与那位才女相识，或者相识而不相恋，即使相恋而不相痴，他自然能顺利毕业分配，当个中学语文教师，或者后来当校长，或者当教育局副局长，或者清高，不做官，敬业爱岗，一辈子为他人作嫁衣，做人梯，做红烛，桃李满天下是必然的，而且现在该是光荣的退休人民教师了，肯定不必癫狂街头，“散发弄扁舟”，而出街入市，散步江畔公园，许多人都会尊敬地叫他一声“老师”；他不是中文系的才子吗？说不定，他先是中学语文教师中的“业余作家”，文思泉涌，小说、散文、诗词屡见报章，后来竟成名扬一方的作家。我这么估计他，是有依据的，因为我有个文友便是从他那个师专毕业出来的中学语文教师，后来真的成了小说家，官先后至地区的文化局长、文联主席呢。这一切都是的多余的假设。人生无假设，人生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个性化遭遇，对一部分人来说注定是一个苦难的过程，四哥的人生只能一“嗨”了之！如今，四哥更老了，走路不“嗨”了，也许他觉得面对尘世，他已没什么可“嗨”的了，于是他只默默地走他不会太长的路了。
　　
　　小城镇的街道有单位喜欢挖就挖，老是坑坑洼洼的。小心，前面有不少坎坷陷阱，要注意认路啊，四哥，小心别再跌倒，你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经不起更重的磕碰与折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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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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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特殊年代的伤痛记忆：评邓咏散文《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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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哥，人称“癫四”，终日疯行街头，是南疆滨海小城——防城港市的一道独特风景，承载着特殊时代的伤痛记忆。童年时看他的目光是既奇又惧，后来又见怪不怪、视若无物；大人说他曾是大学生，但如何沦落到如此地步一直是个谜。
　　
　　邓咏，名向农，广西防城港市的散文大家和教育家，文风纯正，为人师表，是当今社会罕见的德才双馨的贤良之士。人格魅力，令人仰之若山。我有幸当过一年他的学生，聆听过教诲，拜读过他早期的散文集《耘海》和散见于报刊的不少作品。
　　
　　一个是坐等政府救济的老疯子，绝对属于弱势群体；一个是退休校长、作协主席，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物。一个终日癫狂街头，“散发弄扁舟”；一个通过努力实现了人生价值，桃李满天下，著作硕果累累。
　　
　　《四哥》一文，将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老人联系在一起。
　　
　　邓咏笔下，四哥身上，寄予了伟大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精神。在人性麻木的世态喧嚣和生存竞争中，邓咏以渐入佳境的文笔触及了读者心灵的柔软处，使像我这样曾经把四哥当作一道奇景观赏的看客突然良心发现，含着热泪想像着四哥漫步街头的样子——
　　
　　“忽见一条长长的竹竿，横过眼前，啊，四哥！还是一头斑发，蓬乱，污垢，衣破衫烂，一身邋遢，满面倦容……一手提柄长三米的勾刀，或者一条两三米长的铁棒，一手提个塑料篾编织篮，半低着头，目不斜视，健开步伐，‘嗨，嗨’地一路吆喝前行的人物。”
　　
　　而40多年前，四哥和邓咏一样，曾在师范院校读中文系，是那个人才极度稀缺时代的“天之骄子”。却因为在特殊年代受到详情不明的特殊陷害，竟致精神失常。如果他能顺利毕业分配，像邓咏那样当个中学语文教师，或者后来当校长，或者当教育局副局长，或者成为名扬一方的作家，是完全可能的。但他走上了一条相反的悲惨之路。四哥和邓咏的不同人生道路，令人玩味、深思。
　　
　　书中云，将美好的东西撕毁掉，就是悲剧。以此观照，四哥是悲中之悲。不知当年他读过的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还残留一点点印象否？那些青春年华写过的诗文，那些燃情岁月发生的故事，都一一湮灭了吗？只可怜他比被武则天俘获的骆宾王还惨，身陷精神牢狱，无法申辩、无力表白，“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咏蝉》）。
　　
　　四哥这个悲剧形象，由于是我亲眼目睹过的，所以比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闰土、《一件小事》中的老妇人和老舍的月牙儿等现代文学中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物形象更加亲切、更为震撼，成为留驻在内心深处的一种感动。
　　
　　四哥这样渗透了历史积淀和人道精神的悲剧形象，也是近年来我读的当代文学中罕见的。现在描写“新、奇、怪、色”的文学才有可能畅销。名作家余华的《兄弟》，我只看到追求市场的猎奇和生造；而邓咏的《四哥》，或许语言功力有所不足（不知是不是校对原因，写四哥被开除后，“四哥的心理受挫度数，看来实在不高，回乡之后，怎么会癫呢？”有些费解，似不合逻辑），但至少体现出真诚的写作和值得尊敬的人生态度。看文学，不在于名气，而在于文气，这是我越来越体会到的阅读经验。
　　
　　由于我们民族的性格弱点和管理体制，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对把四哥逼疯的那个特殊年代的强力追问和全面反省一直有所缺失。在互联网中，那个制造了无数人恶梦的“ｘ革”二字也难以通过审查。而这些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也渐成禁区。这是特殊国度在特殊阶段的“特殊现象”。邓咏在《四哥》中也只能点到为止，“小心，前面有不少坎坷陷阱，要注意认路啊，四哥，小心别再跌倒，你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经不起更重的磕碰与折磨了！”这或许影响了文章主题的深化，但是人生的许多感叹应该是无需多言的。你经历到了，也就体会到、感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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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哥
　　
　　
　　
　　邓咏
　　
　　
　　
　　调港口后，有四五年没见过四哥了。前几天，在城北的一条小街，忽见一条长长的竹竿，横过眼前，啊，四哥！还是一头斑发，蓬乱，污垢，衣破衫烂，一身邋遢，满面倦容，右手提一条竹竿，有三米长，茶杯粗，顶端还有一条尺长的没削去的小竹枝，左手照旧提一个破篮，里面装的自然是他日常的破碗什么的“家私”。他半低着头，目不旁鹜，默默地往前走。小街上当然是小车摩托穿梭，行人来往，小城的人们也许见惯了四哥独特的生活形象，无人关注他，连好奇的小孩也不看他一眼。这倒好，四哥少了许多麻烦，可以在大街小巷自由，独去独来，天马行空。时代在发展，如今在街上出现几个乞丐或者个把疯子，边鄙小城已见惯不怪，市面曾传说，一些地方为了建设文明城市，有偷偷将当地生产或流落到当地的乞丐疯子之类的多余人物，夜里偷偷输出到别的地方去的。我们这儿似乎也曾很被动地“接纳”过这等“移民”，但四哥是“土著”，生于斯，长于斯，疯于斯，流浪于斯。他浪荡街头几十年了，他的形象已经在小城人们的眼界中淡出了。
　　
　　每次见他，我的心就堵得慌，总要轻轻一叹，唉！这次一见他，我马上跟同行的文友龙兄说，四哥苍老多了！
　　
　　第一次认识四哥是十年前，我从城里的重点中学调到西郊外的师范学校去，常常见一个健壮的疯子，一手提柄长三米的勾刀，或者一条两三米长的铁棒，一手提个塑料篾编织篮，半低着头，目不斜视，健开步伐，“嗨，嗨”地一路吆喝前行的人物。人道：癫四。初见，那手捏勾刀，呵斥着，风风火火地到处闯，实在有点怕人，我总是闪得远远的。小时候，家乡附近的村子出过一个“疯佬”，也是捏一把勾刀，见人就砍，伤过一些人，疯佬的结局当然很惨，而其声威实在怕人。有一回，母亲从地里急匆匆赶回家，嘣，就把大门关上，我们被吓得不敢出声。几十岁的人了，对疯子还是有点戒备。观察四哥时间长了，确认他对我、对所有的行人都无恶意，更没见他侵犯过路人，他只顾往前走，走他自己的路。确实，众人所说没错，四哥不伤人，他手持“武器”可能只是为了自卫。我上班，几乎天天见他一两次，早上，他总是从城外河西往城里走，伴随他脚步的有节奏的“嗨，嗨”的吆喝。他就住在学校对面一个小山坡上的破窑洞，通往学校的大路在他的“寓所”门前通过，疯子嘛，我始终有些担心学生的安全，所以，叮嘱学校的保安在学生放学的时候，特别注意，不让癫四侵犯学生。因为尽管没见他伤过人，但也曾听说有一回附近农村的女性经过他的窑洞，可能指督着说了他什么，他发狠追打她们。学校的新教学楼底层是地下室，安排给外宿师生放自行车的，刚建好不久，来不及做栅栏，有一回来台风雨，四哥不经允许就“住”进去，还在里面燃火取暖。虽然觉得应该同情风雨末路中的四哥，但实在涉及学生安全，只得劝他走。硬来，不行的，不能让他生敌意，他的生存太艰难了。后来，我的副校长想到学校的一位中层领导，跟四哥曾是大学里的同学，所以我们戏称为“五哥”。让五哥去做工作吧，真的很顺利。我到新教学楼地下室看时，四哥已经搬回学校对面小山坡的“别墅”去了，地上只留下一堆火碳。渐渐，我便觉得四哥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癫子。除了没见过他歇斯底里地发过癫狂伤人之外，听说他乞讨还是有度而尊礼的，比我们一些有机会就抢夺骗敲剥而大富大贵的正人君子要费厄泼赖得多。五哥的夫人曾开过米店，四哥每次到五嫂的铺面去，默默把碗伸过去，五嫂便舀米给他，每次都是只要半斤，够一餐粮饷就走，多拿一点呀，他好像没听见。
　　
　　我认识四哥十年了，从没听他说过一句话，我每次见他，也只能以眼神向他问好，可他从来就是目不旁视，眼看前下方，我的友好与同情的目光，以为他至今不会理解。面对这个世界，他也许永远没有话可说，一个“嗨”已什么情感都表达完了。我对他人生只限于点滴耳闻，但已让人感到窒息了。他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大学生，在广东某师范专科学校读中文系的时候，是个一表人才的青年，他的歌唱得很好听，能打一手漂亮的乒乓球，写得一手靓毛笔字，英文写得流畅潇洒，他曾喜欢上一个女同学，他们俩同是系里有名气的才子才女，都是系的广播员，另一个很红的男同学也喜欢那个才女同学。特殊的时代背景，特殊的文化时空，特殊的竞争，四哥位居下风。一个虚构的要命细节，四哥即刻败阵，成了牺牲。饥饿岁月，大米饭，可能是比爱情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不只是老鼠爱，人更爱，据说有人揭发他“偷饭”，再东拉西扯，罗织一番，上纲上线，才子四哥立马成为坏学生，被开除了。四哥的心理受挫度数，看来实在不高，回乡之后，怎么会癫呢？曾一度遇上“平反”之风在边鄙轻轻吹，那时候也许还没有彻底癫吧，半醒人生，据说他也曾提出过，要求给他平反，但是，尘烟随风散，事过境迁，你都疯了，谁有闲心给一个疯子平反呢，平什么反呢？毕竟是弱势群体中之最弱者，呼声自然微弱，于是，四哥，只有“嗨、嗨”地长叹了。
　　
　　如今，当年四哥住的河西别墅不存在了，因为建设一条防洪大堤，四哥住的河岸小山包要削去半边，四哥只好从城西郊搬到城北的什么角落去住，我不知道四哥现在的新住处具体在什么地方，但肯定住不进我能看到的高楼广厦里，但愿四哥的新居能避风挡雨。我曾设想过，四哥如果不是遭大学校园那场致命的人生劫波，或者他不是才子，不与那位才女相识，或者相识而不相恋，即使相恋而不相痴，他自然能顺利毕业分配，当个中学语文教师，或者后来当校长，或者当教育局副局长，或者清高，不做官，敬业爱岗，一辈子为他人作嫁衣，做人梯，做红烛，桃李满天下是必然的，而且现在该是光荣的退休人民教师了，肯定不必癫狂街头，“散发弄扁舟”，而出街入市，散步江畔公园，许多人都会尊敬地叫他一声“老师”；他不是中文系的才子吗？说不定，他先是中学语文教师中的“业余作家”，文思泉涌，小说、散文、诗词屡见报章，后来竟成名扬一方的作家。我这么估计他，是有依据的，因为我有个文友便是从他那个师专毕业出来的中学语文教师，后来真的成了小说家，官先后至地区的文化局长、文联主席呢。这一切都是的多余的假设。人生无假设，人生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个性化遭遇，对一部分人来说注定是一个苦难的过程，四哥的人生只能一“嗨”了之！如今，四哥更老了，走路不“嗨”了，也许他觉得面对尘世，他已没什么可“嗨”的了，于是他只默默地走他不会太长的路了。
　　
　　小城镇的街道有单位喜欢挖就挖，老是坑坑洼洼的。小心，前面有不少坎坷陷阱，要注意认路啊，四哥，小心别再跌倒，你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经不起更重的磕碰与折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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