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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对中国的影响

多维社记者纪军编译报导／7月末，在被称为中共“喉舌”的《人民日报》推出“50位影响近现代中国的外国人”中，就包括一位名叫亨里克.易卜生 (Henrik Ibsen)的戏剧家。让这位挪威剧作家与马克思、列宁还有爱因斯坦并列一起，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其实，早在20世纪初动荡的中国，当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追求创建中国新文化时，易卜生几乎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易卜生的早期戏剧《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影响了众多的中国的作家。《玩偶之家》在中国演出的次数，远远超过他的其他剧作在中国演出次数之和。《人民日报》评论说，对中国而言，易卜生剧作家的身份远没有作为社会批判者的身份来得重要。

鲁迅先生曾有过如此评价：“何以大家偏要选出易卜生来呢？因为要建设西洋之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之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以实例来刺激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易卜生敢于攻击社会，敢于攻击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

国际先驱论坛报9月15日发表题为《易卜生：一个中国现代之根》的长篇文章，介绍了这位挪威剧作家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人对他的尊敬和爱戴。2006年，是易卜生去世100周年，挪威文化部宣布今年为“易卜生年”，来在全球纪念这位伟大的剧作家。而中国则是最为热情的响应者之一，并正在拉开一系列纪念活动的帷幕。

刚刚被选入“国际易卜生委员会”的南京大学教授何成舟(译音)，在奥斯陆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我认为易卜生对中国的影响，要比对世界其它任何地方的影响都大。”国际先驱论坛报说，粗略统计一下，目前约有12个易卜生不同的作品，今年被推上中国舞台。

9 月3日，易卜生的《建筑大师》(The Master Builder)在北京首都剧院上演了最后一场，随后将在10月和11月分别在香港和上海上演。目前，上海正在上演京剧版的易卜生的《培尔.金特》 (Peer Gynt)，杭州正在演出越剧版的《海达.高布乐》(Hedda Gabler)。而总政治部话剧团演出的《群鬼》(Ghosts)，则是该团第一次推出的完整的外国剧作。中国国家话剧院将在9月17日至22日上演《玩偶之家》。

在世界戏剧史上，易卜生被认为是“现代戏剧之父”，他改变了从古希腊到莎士比亚的戏剧传统，最早实现了戏剧文学的革命，让戏剧开始关注现实生活，并确立了 “正剧”这种现代话剧形式。易卜生同样是“中国戏剧之父”，他对中国话剧的影响是任何一个外国戏剧家所无可比拟的。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界广泛介绍西方文化，首先推崇介绍的就是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

中国的戏剧家从欧阳予倩，到洪深、曹禺无不打上易卜生的印记。巴金、茅盾、郭沫若、冰心等一大批中国文化人士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过易卜生的浸润。胡适更是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坦言：“易卜生主义代表我的人生观，代表我的宗教。”

然而，由于易卜生和五四文化的历史渊源，很多人都把易卜生的作品简单理解成“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他作为戏剧大师真正的艺术价值，却仍然鲜为人知。在易卜生去世之际，他的作品恰刚被介绍到中国；之后，在这个他完全陌生的国度里，因他作品引起的震撼以及奇特遭遇，是他根本不能想像到的。

作为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易卜生的作品却很多变，他被推崇为许多不同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和“先驱”等，也使他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争议最多的作家。易卜生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他的作品里，只有在《培尔.金特》和《海上夫人》里提到过中国。但他却是世界上与中国瓜葛最深并且带有传奇性的惟一作家。

媒体评论说，易卜生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恰恰符合了中国当时的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道德礼教和提倡民主科学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需要，因而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易卜生的作品在进步青年之中流行到了引领潮流的地步，以致1925年茅盾撰文忆述道，“这位北欧文豪的名字传述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列宁”。象鲁迅、茅盾、巴金等文学大家，都深受易卜生的影响。易卜生对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易卜生还享有“中国话剧之父”的美誉。尤其1935年6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公演《娜拉》(即《玩偶之家》)，由赵丹、蓝苹主演，这场轰动一时的公演不仅是中国话剧运动中载入史册的大事，也触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妇女的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大论战。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娜拉出走后该到哪儿去？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回答是，“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并且据此推断写出了短篇小说《伤逝》。郭沫若则号召妇女要学做江湖女侠秋瑾，投身于变革社会的实践中去，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茅盾在长篇小说《虹》里塑造了中国的娜拉形象的女主人公梅。她从自己追求独立的尝试中得出结论：仅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奋斗来改善世界。

随后的十几年，中国因遭遇抗日和内战，文学和戏剧基本是处于停滞的。直到解放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是中国话剧舞台空前发展的阶段。在这段时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多位苏俄东欧戏剧家成为中国戏剧界追宠的大师，托尔斯泰、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也竞相上演，大行其道。在外国戏剧大师里，唯独易卜生被晾在一边。只有1956年在纪念他去世50周年时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场演出了几场《娜拉》。

国际先驱论坛报指出，不过，由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蓝苹)当年曾在《玩偶之家》中扮演过娜拉，这也是这部“资产阶级”的易卜生作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未遭到谴责、批判或被禁的原因，也是《玩偶之家》的片段在整个70年代仍出现在中国教科书中的原因。

从80 年代起，易卜生这位戏剧大师在中国终于受到和世界其他地方同样的尊敬和重视了。1997年，中国国家剧院上演了现代版《娜拉》，由挪威现任剧作家协会主席、挪威着名女演员阿格尼特.哈兰德(Agnete Haaland)饰演嫁给了中国留学生的娜拉。之后该剧还易卜生家乡挪威演出。

《易卜生传》的译者指出，易卜生在中国的际遇确实改观了。可这样的待遇未免有些姗姗来迟，易卜生在中国蹉跎了近半个世纪，没有多少人看过他的戏或者早已把他淡忘了，而后来的新生代只能从中学课本和极少的文学作品中略知一二了。

不过现在再看易卜生，已经和当年“五四”时候完全不同了。没有了当年特殊的政治环境，现在再读易卜生，人们更是把他还原成真正戏剧大师的角色，以纯粹艺术的角度来审视这个百多年前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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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对中国的影响

多维社记者纪军编译报导／7月末，在被称为中共“喉舌”的《人民日报》推出“50位影响近现代中国的外国人”中，就包括一位名叫亨里克.易卜生 (Henrik Ibsen)的戏剧家。让这位挪威剧作家与马克思、列宁还有爱因斯坦并列一起，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其实，早在20世纪初动荡的中国，当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追求创建中国新文化时，易卜生几乎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易卜生的早期戏剧《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影响了众多的中国的作家。《玩偶之家》在中国演出的次数，远远超过他的其他剧作在中国演出次数之和。《人民日报》评论说，对中国而言，易卜生剧作家的身份远没有作为社会批判者的身份来得重要。

鲁迅先生曾有过如此评价：“何以大家偏要选出易卜生来呢？因为要建设西洋之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之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以实例来刺激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易卜生敢于攻击社会，敢于攻击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

国际先驱论坛报9月15日发表题为《易卜生：一个中国现代之根》的长篇文章，介绍了这位挪威剧作家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人对他的尊敬和爱戴。2006年，是易卜生去世100周年，挪威文化部宣布今年为“易卜生年”，来在全球纪念这位伟大的剧作家。而中国则是最为热情的响应者之一，并正在拉开一系列纪念活动的帷幕。

刚刚被选入“国际易卜生委员会”的南京大学教授何成舟(译音)，在奥斯陆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我认为易卜生对中国的影响，要比对世界其它任何地方的影响都大。”国际先驱论坛报说，粗略统计一下，目前约有12个易卜生不同的作品，今年被推上中国舞台。

9 月3日，易卜生的《建筑大师》(The Master Builder)在北京首都剧院上演了最后一场，随后将在10月和11月分别在香港和上海上演。目前，上海正在上演京剧版的易卜生的《培尔.金特》 (Peer Gynt)，杭州正在演出越剧版的《海达.高布乐》(Hedda Gabler)。而总政治部话剧团演出的《群鬼》(Ghosts)，则是该团第一次推出的完整的外国剧作。中国国家话剧院将在9月17日至22日上演《玩偶之家》。

在世界戏剧史上，易卜生被认为是“现代戏剧之父”，他改变了从古希腊到莎士比亚的戏剧传统，最早实现了戏剧文学的革命，让戏剧开始关注现实生活，并确立了 “正剧”这种现代话剧形式。易卜生同样是“中国戏剧之父”，他对中国话剧的影响是任何一个外国戏剧家所无可比拟的。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界广泛介绍西方文化，首先推崇介绍的就是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

中国的戏剧家从欧阳予倩，到洪深、曹禺无不打上易卜生的印记。巴金、茅盾、郭沫若、冰心等一大批中国文化人士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过易卜生的浸润。胡适更是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坦言：“易卜生主义代表我的人生观，代表我的宗教。”

然而，由于易卜生和五四文化的历史渊源，很多人都把易卜生的作品简单理解成“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他作为戏剧大师真正的艺术价值，却仍然鲜为人知。在易卜生去世之际，他的作品恰刚被介绍到中国；之后，在这个他完全陌生的国度里，因他作品引起的震撼以及奇特遭遇，是他根本不能想像到的。

作为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易卜生的作品却很多变，他被推崇为许多不同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和“先驱”等，也使他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争议最多的作家。易卜生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他的作品里，只有在《培尔.金特》和《海上夫人》里提到过中国。但他却是世界上与中国瓜葛最深并且带有传奇性的惟一作家。

媒体评论说，易卜生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恰恰符合了中国当时的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道德礼教和提倡民主科学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需要，因而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易卜生的作品在进步青年之中流行到了引领潮流的地步，以致1925年茅盾撰文忆述道，“这位北欧文豪的名字传述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列宁”。象鲁迅、茅盾、巴金等文学大家，都深受易卜生的影响。易卜生对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易卜生还享有“中国话剧之父”的美誉。尤其1935年6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公演《娜拉》(即《玩偶之家》)，由赵丹、蓝苹主演，这场轰动一时的公演不仅是中国话剧运动中载入史册的大事，也触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妇女的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大论战。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娜拉出走后该到哪儿去？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回答是，“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并且据此推断写出了短篇小说《伤逝》。郭沫若则号召妇女要学做江湖女侠秋瑾，投身于变革社会的实践中去，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茅盾在长篇小说《虹》里塑造了中国的娜拉形象的女主人公梅。她从自己追求独立的尝试中得出结论：仅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奋斗来改善世界。

随后的十几年，中国因遭遇抗日和内战，文学和戏剧基本是处于停滞的。直到解放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是中国话剧舞台空前发展的阶段。在这段时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多位苏俄东欧戏剧家成为中国戏剧界追宠的大师，托尔斯泰、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也竞相上演，大行其道。在外国戏剧大师里，唯独易卜生被晾在一边。只有1956年在纪念他去世50周年时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场演出了几场《娜拉》。

国际先驱论坛报指出，不过，由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蓝苹)当年曾在《玩偶之家》中扮演过娜拉，这也是这部“资产阶级”的易卜生作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未遭到谴责、批判或被禁的原因，也是《玩偶之家》的片段在整个70年代仍出现在中国教科书中的原因。

从80 年代起，易卜生这位戏剧大师在中国终于受到和世界其他地方同样的尊敬和重视了。1997年，中国国家剧院上演了现代版《娜拉》，由挪威现任剧作家协会主席、挪威着名女演员阿格尼特.哈兰德(Agnete Haaland)饰演嫁给了中国留学生的娜拉。之后该剧还易卜生家乡挪威演出。

《易卜生传》的译者指出，易卜生在中国的际遇确实改观了。可这样的待遇未免有些姗姗来迟，易卜生在中国蹉跎了近半个世纪，没有多少人看过他的戏或者早已把他淡忘了，而后来的新生代只能从中学课本和极少的文学作品中略知一二了。

不过现在再看易卜生，已经和当年“五四”时候完全不同了。没有了当年特殊的政治环境，现在再读易卜生，人们更是把他还原成真正戏剧大师的角色，以纯粹艺术的角度来审视这个百多年前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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