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timmid]

文化的互动与翻译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Translation[/b]

[摘要] 本文认为由于文化的互动发展，文化比较应该是一个客观的动态的过程。基于这
种比较的翻译也呈由归化向异化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 文化互动、文化比较、归化异化。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转移。当今译界更是热衷于把翻译置于文化的背景之中，王宁（1998：23）提出翻译“要由传统的字面翻译过渡到文化翻译，由既往的被动传达转向能动地阐释和建构。”当今时代正朝着全球化发展，这不但催生了后殖民社会，也解构了种种中心主义，为文化的多元发展铺平了道路。然而多元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本身就孕含着文化部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的危险。各种文化是对抗呢，还是共融？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互动，通过很好的对话协调，由于文化差异产生的冲突可以减少到最小程度，进而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与共融。如果以这种文化视角来观察翻译的话，翻译作为协调对话的主要形式之一，无疑应该建立在客观的文化的比较之上, 称之为客观的比较，一是因为这种比较既要重视共性，进行文化的继承性、社会性、民族性、时代性与系统性的研究；又要重视特性，进行文化的历史性、区域性、社会性和心态的对比。二是因为这种比较着眼于文化的互动发展，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共性的比较是为了揭示文化发展的共同趋势，特性的对比是为了扫除交流的障碍，而不是要一较高低，比出个落后与进步来，助长民族中心主义的盲目优越感。

Chaistiane Nord（1997：34）曾说：“Our attention tends to focus on phenomena that are either different from our own culture (Where we had expected similarity) or similar to our own culture (Where difference had been expected)。事实上，人类文化的交流往往摇摆于求同或求异的意识形态倾向之间。所谓求同，就是有意识地表现自身文化的普世性，力求将异国他乡描述为理想中的天堂。求异则是寻找与本土文化全然不同的美好理想寄托。乐黛云（1997：42）考察了历史上西方学术著作及虚构文学关于中国形象的描述后说“从最遥远的完全相异，到对人类共同困惑的求索，排成了非常复杂的光谱，而这光谱貌似无常的变化，又时隐时现地与社会的变化相关。”

有了求同或求异的意识形态倾向，语言文化比较往往由于比较者的文化态度，关注共性而忽略特性，或关注特性而忽略共性。比较得来的异与同也只是为了一较高低，凸显民族特色，自然有主观认定之嫌，有可能把文化交流引入歧途。以钱穆先生为例，由于他着眼于比较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以阐扬中国文化，从而过分强调中外之别，以致忽略古今之异。他认为中西文化自成体系，各自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以德为本的内倾性农耕文化与以物为本的外倾性商业文化构成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在宇宙观、人生观上表现为天人合一，顺应自然与天人对立，征服自然之别,思维方式上表现为主静重化与主动明变之异,学术上又表现为和合会通与分别独立之差。陈勇（1996：634）认为钱先生在不同程度上对西方文化采取了轻视排斥的态度，过分强调中外之别，凸显了文化的民族个性，导致文化时代性普遍性的淹灭。既然是分途发展，各种语言文化的理解与融合也就难于上青天，最好的办法就是关上国门，井水不犯河水。

即便比较的结论在某个历史的期是合理的，能够指导语言文化的交流，但是由于文化是在互动中发展变化的，异与同又怎样不随时间流逝而有所改变？这里我们以Rpalph Waldo Emersen的诗作Brahma及胡适1914年与张爱玲60年代的翻译为例：

If the red slayer thinks he slays, /Or if the slain thinks he is slain /They know not well the subtle ways I keep, and pass, and return again…

杀人者自谓能死人，／见杀者自谓死于人，／两者皆为深知吾运用周行之大道者也。（吾，天自谓也，下同）／老子曰：“常有司杀者杀，杀代司杀者 ，是谓代大臣 ，希有不伤其手者矣”。（胡适，《大梵天》）

血污的杀人者若以为他杀了人，／死者若以为他已经被杀戮，／他们是对我玄妙的道了解不深――／我离去而又折回的道路。（张爱玲《大神》）

根据孔慧怡（1998：83-87）的分析，Emerson在Brahma一诗中揭示的玄学智慧源于东方宗教教义，而非英语语言文化体系内已有之物，他要面对的是英语语言文化与东方宗教哲学无法衔接的地方，而英语读者面临的是“隔”的问题。时过境迁，爱默生的超验主义风靡一时，说明这一东方文化元素，渗入了英语语言文化体系，并获得新的生命力。胡适选择的文言体系包含的东方哲学与原文的教义极为相似，因而有利于传递这方面的哲理，译文读者也容易理解，而张爱玲选择的白话文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在于有意识地吸纳了西方的语言文化元素，传统的中国宗教哲学方面的词汇，却不一定能溶于白话文，因而它的语言文化背景远不如文言文那样有利于传递原属东方宗教哲学内的事物，译文读者也就难于理解。经过比较就可发现语言文化体系由于文化的互动而不断地异化着。

王宗炎先生（1996：605）更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在1980年左右，一个中国人如果访问国内的一位朋友，主人会作三件事：他会说 ‘某某同志，你好,’（互称 ‘ 同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习惯）；他会跟客人握手（这是从西方学来的礼节，中国古代只打躬作揖）；他会给他倒一杯茶，（这是传统习惯，现在可能代以矿泉水或可口可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作中外文化比较时，还能不能一刀切，说中国人见面打躬作揖，而西方人见面握手或接吻呢？试想一想，要是外国人受这一结论的指导，见到今天的中国人，迎面打躬作揖，怎会不叫他们啼笑皆非？


翻译意味着文化比较。要由“字面翻译过渡到文化翻译，由既往的被动转达转向能动地阐释和建构”，就必然要强调文化的比较，尤其是对异同的文化态度。译者在翻译中要么倾向于源语语言文化体系，要么在源语跟目的语语言文化体系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要么倾向于目的语语言文化体系。是不是要把翻译看成纯粹的求同，要系统地消除异己的陌生感呢？归化在目的语中寻求一种对等以代替原文，但文化差异客观存在决定了对等可望不可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根据原文产生之前就存在于目的语中的价值观，信仰和表达方式进行改写，从而有效地替代外国文本中语言文化的差异，就有完全归化的危险。这不仅是给老外穿上长袍马褂，倒像是要把老外训练成潜入中国的特务一般。“读来不象译文的翻译”有可能是文化的蒙蔽，而不是文化的交流。表面上因为似曾相识而易于被理解接受，但是因其蒙蔽性而给长远的文化交流设置了障碍。因此，翻译是对“和而不同”的追求，既要求同，也要存异，因为和则生物，同则不继，世界上各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既是本民族生存的条件，也是世界发展的基石。韦努蒂就提倡阻抗式的翻译，以保留原文的语言文化地位。

Tzuetan Todorov提出跨文化理解的四个阶段：1) “assimilation of the other into oneself”. 2) An effacement of the “I” for the benefit of the other .3) I reassume my identity, but after having done my best to know the other .4)My identity is maintained, but if neutralized, I read myself between inverted commas...it has become a site of possible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other and myself（转引自谢明1998：73）。这一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翻译的趋势，那就是归化、通顺的翻译在本国文化中传播外国文化中虽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但其随文化的互动，本国读者认知环境的变化，本国文化对异国文化会越来越宽容，异化的翻译也会慢慢为读者接受，外国文本中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将会在译文中得到更多的保留。庞德对唐诗的误读是应当时他所处的文化背景的要求，是归化的翻译取得成功的典型的话，Hamlet的六个法语本由归化向异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因为文化交流的加强。1978年法国人J•达尔斯对《水浒传》的翻译得到法国读者的好评，被认为最优美、最忠实的译著之一，更是反映出这种异化的趋势。虽然我国历史上就归化，异化争论不休，一个比较异化的译本总跟一个比较归化的译本，但历时地比较是可以看出西化这一趋势的。这从Brahma不同时代的两个译本可以体会得到。叶子南（1998：39）从所接受性、价值轴、共时文化交流，历时语言发展等方面对翻译中的西化问题进行探讨后得出“在共时平面上看到的可能是些过度或不足的西化现象。但是历时地看，西化的总趋势是合理的……翻译工作者可以作的是尽量在共时平面上造成一个比较合理的语言西化现象，而把这个现象的历时调整留给语言的内部机制去完成。”这一论述也可认为是对翻译中的文化，或者说文化互动中和而不同的描述，也说明了和而不同应该有一个度的问题。有学者观察了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后发现：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融合后形成了非传统、非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排斥非马克思主义文化，使西方文化受到损害；改革开放后虽然西方文化大规模涌入，但西方文化及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发展却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后，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这样看来，如何利用文化的内部机制，合理地，共时历时地处理好文化互动中和而不同的度的问题就显得重要了。


参考文献
1、Nord, Chiestiane.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 Manchester, UK: st. Jerone, 1997.
2、陈勇. 从钱穆的中西文化的比较看他的民族文化观[A]. 李瑞华.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1990－1994）[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3、孔慧怡. 翻译，文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乐黛云. 文化对话与世界文学中的中国形象[A]. 刘海平. 中美文化的互动与关联[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5、王宁. 文化研究语境下的翻译研究[A].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C].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8.
6、王宗炎. 自我认识与跨文化交际.[A] 李瑞华.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1990－1994）[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7、谢明.跨文化翻译的距离与近似[A]. 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8、叶子南.论西化的翻译[A].许钧.翻译思考录[C].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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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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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互动与翻译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Translation[/b]

[摘要] 本文认为由于文化的互动发展，文化比较应该是一个客观的动态的过程。基于这
种比较的翻译也呈由归化向异化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 文化互动、文化比较、归化异化。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转移。当今译界更是热衷于把翻译置于文化的背景之中，王宁（1998：23）提出翻译“要由传统的字面翻译过渡到文化翻译，由既往的被动传达转向能动地阐释和建构。”当今时代正朝着全球化发展，这不但催生了后殖民社会，也解构了种种中心主义，为文化的多元发展铺平了道路。然而多元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本身就孕含着文化部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的危险。各种文化是对抗呢，还是共融？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互动，通过很好的对话协调，由于文化差异产生的冲突可以减少到最小程度，进而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与共融。如果以这种文化视角来观察翻译的话，翻译作为协调对话的主要形式之一，无疑应该建立在客观的文化的比较之上, 称之为客观的比较，一是因为这种比较既要重视共性，进行文化的继承性、社会性、民族性、时代性与系统性的研究；又要重视特性，进行文化的历史性、区域性、社会性和心态的对比。二是因为这种比较着眼于文化的互动发展，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共性的比较是为了揭示文化发展的共同趋势，特性的对比是为了扫除交流的障碍，而不是要一较高低，比出个落后与进步来，助长民族中心主义的盲目优越感。

Chaistiane Nord（1997：34）曾说：“Our attention tends to focus on phenomena that are either different from our own culture (Where we had expected similarity) or similar to our own culture (Where difference had been expected)。事实上，人类文化的交流往往摇摆于求同或求异的意识形态倾向之间。所谓求同，就是有意识地表现自身文化的普世性，力求将异国他乡描述为理想中的天堂。求异则是寻找与本土文化全然不同的美好理想寄托。乐黛云（1997：42）考察了历史上西方学术著作及虚构文学关于中国形象的描述后说“从最遥远的完全相异，到对人类共同困惑的求索，排成了非常复杂的光谱，而这光谱貌似无常的变化，又时隐时现地与社会的变化相关。”

有了求同或求异的意识形态倾向，语言文化比较往往由于比较者的文化态度，关注共性而忽略特性，或关注特性而忽略共性。比较得来的异与同也只是为了一较高低，凸显民族特色，自然有主观认定之嫌，有可能把文化交流引入歧途。以钱穆先生为例，由于他着眼于比较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以阐扬中国文化，从而过分强调中外之别，以致忽略古今之异。他认为中西文化自成体系，各自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以德为本的内倾性农耕文化与以物为本的外倾性商业文化构成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在宇宙观、人生观上表现为天人合一，顺应自然与天人对立，征服自然之别,思维方式上表现为主静重化与主动明变之异,学术上又表现为和合会通与分别独立之差。陈勇（1996：634）认为钱先生在不同程度上对西方文化采取了轻视排斥的态度，过分强调中外之别，凸显了文化的民族个性，导致文化时代性普遍性的淹灭。既然是分途发展，各种语言文化的理解与融合也就难于上青天，最好的办法就是关上国门，井水不犯河水。

即便比较的结论在某个历史的期是合理的，能够指导语言文化的交流，但是由于文化是在互动中发展变化的，异与同又怎样不随时间流逝而有所改变？这里我们以Rpalph Waldo Emersen的诗作Brahma及胡适1914年与张爱玲60年代的翻译为例：

If the red slayer thinks he slays, /Or if the slain thinks he is slain /They know not well the subtle ways I keep, and pass, and return again…

杀人者自谓能死人，／见杀者自谓死于人，／两者皆为深知吾运用周行之大道者也。（吾，天自谓也，下同）／老子曰：“常有司杀者杀，杀代司杀者 ，是谓代大臣 ，希有不伤其手者矣”。（胡适，《大梵天》）

血污的杀人者若以为他杀了人，／死者若以为他已经被杀戮，／他们是对我玄妙的道了解不深――／我离去而又折回的道路。（张爱玲《大神》）

根据孔慧怡（1998：83-87）的分析，Emerson在Brahma一诗中揭示的玄学智慧源于东方宗教教义，而非英语语言文化体系内已有之物，他要面对的是英语语言文化与东方宗教哲学无法衔接的地方，而英语读者面临的是“隔”的问题。时过境迁，爱默生的超验主义风靡一时，说明这一东方文化元素，渗入了英语语言文化体系，并获得新的生命力。胡适选择的文言体系包含的东方哲学与原文的教义极为相似，因而有利于传递这方面的哲理，译文读者也容易理解，而张爱玲选择的白话文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在于有意识地吸纳了西方的语言文化元素，传统的中国宗教哲学方面的词汇，却不一定能溶于白话文，因而它的语言文化背景远不如文言文那样有利于传递原属东方宗教哲学内的事物，译文读者也就难于理解。经过比较就可发现语言文化体系由于文化的互动而不断地异化着。

王宗炎先生（1996：605）更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在1980年左右，一个中国人如果访问国内的一位朋友，主人会作三件事：他会说 ‘某某同志，你好,’（互称 ‘ 同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习惯）；他会跟客人握手（这是从西方学来的礼节，中国古代只打躬作揖）；他会给他倒一杯茶，（这是传统习惯，现在可能代以矿泉水或可口可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作中外文化比较时，还能不能一刀切，说中国人见面打躬作揖，而西方人见面握手或接吻呢？试想一想，要是外国人受这一结论的指导，见到今天的中国人，迎面打躬作揖，怎会不叫他们啼笑皆非？


翻译意味着文化比较。要由“字面翻译过渡到文化翻译，由既往的被动转达转向能动地阐释和建构”，就必然要强调文化的比较，尤其是对异同的文化态度。译者在翻译中要么倾向于源语语言文化体系，要么在源语跟目的语语言文化体系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要么倾向于目的语语言文化体系。是不是要把翻译看成纯粹的求同，要系统地消除异己的陌生感呢？归化在目的语中寻求一种对等以代替原文，但文化差异客观存在决定了对等可望不可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根据原文产生之前就存在于目的语中的价值观，信仰和表达方式进行改写，从而有效地替代外国文本中语言文化的差异，就有完全归化的危险。这不仅是给老外穿上长袍马褂，倒像是要把老外训练成潜入中国的特务一般。“读来不象译文的翻译”有可能是文化的蒙蔽，而不是文化的交流。表面上因为似曾相识而易于被理解接受，但是因其蒙蔽性而给长远的文化交流设置了障碍。因此，翻译是对“和而不同”的追求，既要求同，也要存异，因为和则生物，同则不继，世界上各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既是本民族生存的条件，也是世界发展的基石。韦努蒂就提倡阻抗式的翻译，以保留原文的语言文化地位。

Tzuetan Todorov提出跨文化理解的四个阶段：1) “assimilation of the other into oneself”. 2) An effacement of the “I” for the benefit of the other .3) I reassume my identity, but after having done my best to know the other .4)My identity is maintained, but if neutralized, I read myself between inverted commas...it has become a site of possible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other and myself（转引自谢明1998：73）。这一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翻译的趋势，那就是归化、通顺的翻译在本国文化中传播外国文化中虽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但其随文化的互动，本国读者认知环境的变化，本国文化对异国文化会越来越宽容，异化的翻译也会慢慢为读者接受，外国文本中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将会在译文中得到更多的保留。庞德对唐诗的误读是应当时他所处的文化背景的要求，是归化的翻译取得成功的典型的话，Hamlet的六个法语本由归化向异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因为文化交流的加强。1978年法国人J•达尔斯对《水浒传》的翻译得到法国读者的好评，被认为最优美、最忠实的译著之一，更是反映出这种异化的趋势。虽然我国历史上就归化，异化争论不休，一个比较异化的译本总跟一个比较归化的译本，但历时地比较是可以看出西化这一趋势的。这从Brahma不同时代的两个译本可以体会得到。叶子南（1998：39）从所接受性、价值轴、共时文化交流，历时语言发展等方面对翻译中的西化问题进行探讨后得出“在共时平面上看到的可能是些过度或不足的西化现象。但是历时地看，西化的总趋势是合理的……翻译工作者可以作的是尽量在共时平面上造成一个比较合理的语言西化现象，而把这个现象的历时调整留给语言的内部机制去完成。”这一论述也可认为是对翻译中的文化，或者说文化互动中和而不同的描述，也说明了和而不同应该有一个度的问题。有学者观察了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后发现：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融合后形成了非传统、非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排斥非马克思主义文化，使西方文化受到损害；改革开放后虽然西方文化大规模涌入，但西方文化及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发展却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后，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这样看来，如何利用文化的内部机制，合理地，共时历时地处理好文化互动中和而不同的度的问题就显得重要了。


参考文献
1、Nord, Chiestiane.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 Manchester, UK: st. Jerone, 1997.
2、陈勇. 从钱穆的中西文化的比较看他的民族文化观[A]. 李瑞华.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1990－1994）[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3、孔慧怡. 翻译，文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乐黛云. 文化对话与世界文学中的中国形象[A]. 刘海平. 中美文化的互动与关联[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5、王宁. 文化研究语境下的翻译研究[A].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C].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8.
6、王宗炎. 自我认识与跨文化交际.[A] 李瑞华.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1990－1994）[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7、谢明.跨文化翻译的距离与近似[A]. 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8、叶子南.论西化的翻译[A].许钧.翻译思考录[C].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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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话可说

[星子]

I read more , I understand I know less...

But I also know when the glass not full, it can be filled more...

Now I am the little g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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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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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I also know when the glass not full, it can be filled more...

Now I am the little g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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