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温东华

大地之怨

沿着海德格尔的“丛林路”走出，进入河流象血管一样分布其上的广阔的平原，或者走回，再转身穿越遮蔽的峡谷，在崇山峻岭间迂回一阵后登上“山顶小屋”。风从四面八方吹来，我用不着点一支烟来测定哪个方向的风力最大。眼前的花朵竞相吐艳，我不知道它于大地是装点还是侮蔑？而于我是认可还是嘲笑──至少，我此刻没有欣赏它们，倒不是我不愿意欣赏，因为我想绕过传统上的主观和客观的设定，去掉一些现象上的感觉，走进生存的境域，我想用思捕捉到宇宙的声音。
思在大地与时间中穿行。思最终捕捉到宇宙的声音：最遥远最宏大而又最寂静的怨声。人类历经漫长的蒙昧期总算发明、完善了自己的书写符号；用这最少是一个部落或一个民族通行的符号记录怨声的片言只语，一定是诗意的，也一定是语言说的。许多人都说“热爱生活”。然而生活是什么？我们不能把生活想象成什么学科、知识、文化，也不能把它想象成组织的方式、方法和原则，生活本身就是斗争，而且是永远充满着活力的斗争。思与怨就在这斗争之中，它们相互牵挂钩连，它们一旦被语言说出，它们就成为我们通常所称许的杰出的诗，或者是最富于诗意的。
大地永远在怨中前进。怨不断生发，又不断被消弭，但它总是处在此消彼长中。怨成了大地前进的动力。然而，怨处于一种沉沦状态，大地就进入极端的危险期。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状态很少。不过，即使有也不要紧，因为哪里有危险，哪里就得救。
直至目前为止，大地上的文化都是以生活中的怨作为基础的，没有怨，就无所谓文化。《六经》在怨，《左传》《战国策》在怨，《国语》《越绝书》在怨，诸子在怨，楚辞在怨。怨无所不在。怨召唤思，思决定行，行则健，如是才生生不息。
孔子祖述《六经》，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可见，孔子视怨为存在，但他担心怨出离本身的范畴，因而给怨划定了一个界限、一个原则，即“怨而不怒”。孔子一生忙碌，就是为了重新建立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即一个天下为公、举贤荐能、长幼有序、男女分归、货不藏于己、力不为于己、吃穿住行不用愁的的社会。这个社会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和和谐谐的社会。事实上，中国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社会，即使西洋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和和谐谐的社会。孔子提出他的理想社会，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不理想。他悬一个空想给我们，他很清楚，他实在没有办法，所以退而求其次，那就是小康社会。孔子说：
今之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天子和诸侯把世袭作为制度），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用新的礼义作为治事的法则）；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同 “智”），以功为己……是谓小康。
这种小康社会在中国历经三千余年，这种小康社会按照孔子说是可以怨的，而且一开始也真的有人怨。既然有人怨，自然就有人不许怨。那是舜禹启的时代，舜禅让于禹，伯益就怨过。他认为禹会破坏禅让制，会搞家天下，果然，禹临死将大位给了儿子启。从社会发展史高度看，这是空前的进步。禹坏禅让，启继之，当时与启的同宗诸侯有扈氏不服而怨，最后出离了怨，来了个怒而伐（见于《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双方在地名叫做甘的这个地方决战，战前，夏启发布“甘誓”：
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战争的结果是有扈氏灭亡，故《淮南子》说有扈氏“知义而不知宜也”。按：此说得之。私有制从其产生而言，在特定的阶段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在推动社会前进方面更不容许低估它的力量；私有制几乎是每个民族不可避免的要走的一条道路，私有制下的家天下自然有其重要意义，只是中国在父传子这个怪圈中斡旋的时间太长了。在此，不妨说说秦始皇。秦始皇统一六国，在论郡县制与封建制的同时，也讨论过家天下与公天下的大体制。一天，秦始皇召集群臣问道：“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在场的博士有七十多人，其中有一个叫鲍白令之的博士回答说：“天下官，则禅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帝听后，仰天而叹说：
“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
接下来鲍白令之指责秦始皇帝“行桀纣之道……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这一番指责，弄得秦始皇帝羞愧满面，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最终心冷意冷，再无禅让的想法（见于刘向《说苑·至公篇》）。自此以后的皇帝，大概连这个想法也没有吧。
公天下的想法虽然不存在了，但在古代中国却有一个地盘狭小、祚运将近三十年的极富特色的社会──张鲁社会。《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如是记载：
鲁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自首其过。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义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则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
这个社会是宗教和政权结合的产物。由于时代、地域、文化和工业上的科学技术的极大的差异，所以，这个社会与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社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色彩。欧文是空想，张鲁是现实。目前我们只知道这个社会“民夷便乐”，是一个怨比较少或者是处于沉寂状态的社会，至于它的弊病还真的一点也看不出来。但是，我们不能据此抹杀人类历史上的大地之怨。
夏代一开始在怨，结束时候，据说末代夏桀无道，天下沸沸扬扬的也在怨。商乘怨而起，待到商的末代，商纣执政无道与夏桀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天下也在怨。此时姬周抓住机会来一个革命，因此就夺取了政权。在姬周革命时，有一个精彩的小插曲很值得玩味，那就是伯夷的。关于伯夷或围绕伯夷发生的一切，我们不妨称为“伯夷事件”。
伯夷和叔齐是商汤所封的孤竹国的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去世，他俩不就君位。不久，离开故国，西走到姬周，正碰上西伯姬昌归天，武王姬发载着西伯姬昌的牌位东伐商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周武王旁边的武士用兵器打他俩，幸亏姜太公说“此义人也”，才被扶而去之。伯夷俩的性命总算捡回了；武王也战胜了商纣王，因为是胜利者，所以天下宗周。但伯夷俩觉得这是很耻辱的事情，竟然“义不食周粟”，一古脑儿跑到首阳山上去隐居，采薇而食，饿而作歌。
这个伯夷，孔子、孟子、马迁、韩愈赞美他，王安石、黄宗羲指责他，鲁迅奚落他，毛泽东批判他，可见，这个伯夷是相当复杂的。赞美也好，指责也好，奚落也好，批判也好，与伯夷有什么关系呢？大概是伯夷的不同的侧面反射出许多令人深思的此在的境域来吧！曲之以成义，赞之以抒怀，褒之以立说，贬之以逞意，这一切，本身就是斡旋在是与非中的怨。只有姜太公的赞美是例外。仔细想来，姜太公的赞美是最有深意的，甚至是一个阴谋；其不依法律而无罪诛华氏兄弟就是昭昭之证据。由此可知，姜太公的赞美是一钱不值的。
我们还是看看伯夷饿死前所作的歌辞吧：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
于嗟徂（同“殂”）兮，命之衰矣！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其实，伯夷是抱着大怨的，只是没有达到怨而怒罢了，而且他更不会因怒而革命。我毫不掩饰的说，为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能够维持，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主张革命的，甚至我还不主张改良、改革。中国古代社会的王朝改良，于国家多半是一种苟延残喘；其改革，于底层，先是啖之以小利，然后是变本加厉的盘剥、压榨、欺凌；至于革命，暂时是斩断了羁绊各种无理的清规戒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促进社会向前跨越一步，但是，不要忘记了，随之而来的所谓的新将是更多的束缚、更多的枷锁、更多的赋税，它让一小撮人或者是一大撮人中饱私囊、花天酒地而把小民埋压得喘不过气来──何况古代社会的革命多是数学形式上量的革命，而没有质上的革命；一个王朝被推翻了，一个王朝在兴起着，如此转圈，就象一个循环小数一样。伯夷说“以暴易暴”，此话讲得太准确了、太有预见性了。
如果说伯夷之怨，还怨出了一点真理的意味，那么，中国古代诗人却怨出了什么意味呢？
自积极浪漫主义诗人、诗作介绍到中国，由于一些人的误读或只鳞半爪式的阅读，得出许多片面的看法，什么反抗社会啊，什么罗漫蒂克啊，什么不修边幅啊，总之诗人就有一大堆恶名就随之而来，接着是所谓的学界也用一种怪异的眼光来看待诗人。好象大名鼎鼎的梁实秋在一篇随笔中以“隔壁诗人”的说法调侃过诗人。还有那个钱钟书，他拒不接见前去拜访他的诗人，其实，做一个诗人哪里用得着去拜访什么“泰斗学者”，哪里用得着读什么《谈艺录》、《管锥编》──那是供一些大学许多讲师、教授混饭吃的玩意儿，别看他谈得天花乱坠，因为对于诗，他实在是个门外汉，他的《诗存》可以做证。所谓名流如此从门缝里窥看诗人，那普通的国民就更不会、也无法理解诗这一最精深、最高雅的艺术的创作者了。流风所及，不仅是现代诗人遭到冷视，就是中国古代诗人也被今人想象的目光拉扯得面目全非。今天，当实用主义泛滥成灾，加之哲学贫困、精神萎缩，诗和诗人被逼到存在的边缘。但诗人并不悲观；诗人一定会坚守自己的职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何况古代诗人给我们做出了楷模。
我常常想，人类文化方面如果有所谓神圣事业的话，那当首推为诗，它肩负起解放我们心灵的重任，使之达到纯净、智慧、崇高和自由的境地。诗与伟大向来就是一对挛生姊妹，或者说，一切真正的诗歌都是伟大的，其伟大的实质在于：它植根于人类的灵魂，反映和呈示着人类灵魂的最深秘密：它不断拯救着人类和启示着人类，使其避免濒于异化的边缘。因此，那些最伟大的诗歌的共同本质是：对人类关爱、对其灵魂不断探索。一切漠视诗歌的人及其灵魂的民族和国度，其诗歌之不发达应在我们的预料之中。自古至今，那些伟大的诗篇都是人创造的，如果其国度和民族之人民不曾接近和据有艺术，不曾接近和据有艺术峰巅之侧的诗歌，那儿精神状况教人不敢想象。
对于那些热爱和信仰诗歌的人们而言，对伟大诗歌的进入，据有和认同，亦是一桩伟大的事业。我们无法忍受平庸与无聊，也无法忍受精神之卑琐；虽然那样的国度里也放谈诗歌，但他们谈的是伪诗，他们的主题却是平庸与无聊；他们不是为了繁荣诗歌事业，而是对人性光辉的抹灭，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
诗是在人类灵魂不甘屈服的时候开始的。那时，人类为了自救和进军创造出充满丰富幻想和神话意境的最早的诗章，就是人类在其智性的黑暗年代的巨大超越。即如今日之诗，也很难逃离此种价值选择。所以诗歌就其本质而言是生活和生命。因此，我们对严格意义下的诗人要求就非常特别了，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只有那些在世界的黑夜里担当着不断追求真理，追寻人类的终极价值的诗人才是真正的诗人。”
正是那些一个又一个真正的诗人在历史的幸与不幸的年代里，他们始终站在我们前头，高举火把，彻夜不眠，永远将人类歌唱，无论他们的诗使用哪个民族的语言，采取什么特别的艺术方式，其诗之本质是不变的。在西方，自荷马开始，一直到但丁、艾略特，其间经历了莎士比亚、德来塞、弥尔顿、拜仑、雪莱、济慈、普希金、莱蒙托夫、歌德、荷尔德林、波德莱尔、马拉美、尼采、庞德、里尔克、叶芝、瓦雷里等一代大师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其后有塞弗里斯、佩斯、埃利蒂斯、聂鲁达、博尔赫斯、米沃什、威廉斯、布罗茨基、休斯、帕斯、沃尔科特等的一再继承与发展，使诗的本质愈来愈深入到共同的归宿。在中国，自屈原以后，经历阮籍、陶渊明、李白、杜甫、辛弃疾，最后到达杨炼，在这些中国诗歌的最高巅峰上，他们以其灵魂的最大高度，达到了诗的本质的圣地。
虽然同是达到，但我们仔细考察一番就知道，中西诗人抵达的途径却极不相同。假如说西洋诗人是以思抵达，那么中国诗人则是以怨抵达。中国诗基本上是按“怨而不怒”这个原则进行创作的。恩格思说“愤怒出诗人”，在德国十九世纪有一段情形真是这样的，但在中国，愤怒是不可能出诗人的。从屈原开始，到阮籍、陶潜、鲍照、李白、杜甫等，他们谁也没发过怒，顶多只不过是怨愤；即使岳飞的《满江红》的开头说“怒发冲冠”，也实在算不得是一种怒，我们细读一回，就知道岳飞只是借此传达出本己的豪迈的激情而已。中国诗人不怒与孔子的诗教有关，与封建国家政治有关，还与诗人采用语言歌的形式有关。就我个人阅读和写作诗篇的感觉、经验而言，语言歌的形式比较适宜于写怨，而语言说就要自由得多了；不过，就诗的整体而言，因为诗不能叫嚣，也就是说，诗一般情况下要避开怒，所以诗更多的只能写怨了。这似乎与孔子的诗教不谋而合了；或许是孔子的诗教在我们审美意识里捣的鬼。
翻开中国古诗词，随便抽一篇，恐怕就有怨在其中，姑且不说闺怨宫怨、春怨秋怨，即使叫做“沁园春”、“满庭芳”、“贺新郎”、“齐天乐” 的好听的词牌也莫不如此。正好我手头就有姜夔的《齐天乐•蟋蟀》词,词前还有序文，现一并录入。
　　　　丙辰岁，与张功父会饮张达可之堂。闻屋壁间蟋蟀有声，功父约予同赋，以授歌者。功父先成，辞甚美。予裴徊茉莉花间，仰见秋月，顿起幽思，寻亦得此。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钱致一枚，镂象齿为楼观以贮之。
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
西窗又吹夜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豳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
这篇词最有意思的有三点，一是名士共饮填词，怨何从兴起？二是词牌标明为齐天乐，而词的内容一点也不乐，相反却是哀伤沁血的悲怨。三是短短的一篇词作，竟然写了这么多人的怨。与西洋诗人相比，中国诗人大多只有怨的月色，而西洋诗人一般都有快乐的阳光，但我们不能被这一道阳光迷惑了，我们读济慈的诗就知道。济慈也写过关于蟋蟀的诗，即《蝈蝈与蟋蟀》：
从不间断的是大地的诗歌：
当鸟儿疲于炎热的太阳
在树阴里沉没，在草地上
就另有种声音从篱笆飘过；
那是蝈蝈的歌声，它急于
享受夏日的盛宴的喜悦，
唱个不停；而等它需要停歇，
就在青草丛里稍稍憩息。
呵，大地的诗歌从不间断：
在孤寂的冬夜，当冰霜凝结，
四边静悄悄，炉边就响起了
蟋蟀的歌声，而室中的温暖
使人醺醺欲睡，我们会感觉
仿佛是蝈蝈在山坡上鸣叫。
乍一读，认为济慈的诗传达的是快乐，其实不尽然。济慈的生活状况比姜夔的更不如意，尤其是他的身体情形就更糟糕，事业方面与姜夔一样是“布衣”。济慈有没有怨呢，他该不该怨？实质上，济慈是有怨的，我们根据思与语词可以相互反射的原理一眼就可看出。然而，济慈的高明是，他把怨作了一番处理，他从思切入，让怨成为快乐的基础，让快乐成为怨的指向和目的。所以怨在他的笔下升华为快乐，并且成为诗的本身，成为给我们生活以坚定信念的积极、健康的艺术品。中国古代诗人也不是做不到这点，应该说是可以做到，甚至做得更好，然而事实就是没有做，我认为这是儒家的观念在诗人大脑中扎根得太深的缘故。孟子提倡君王“与民同乐”，诗人虽然不是人间的君王，但中国古代许多诗人却是良知上的君王；从道理上说，良知的君王更应与民同乐，可是不争气的小民一心埋在油盐柴米里怨，而不知道去乐，因此，诗人也就只有与民同怨了。一代又一代诗歌观念的传承，大略规定了诗人的价值取向，他们一般认为：如果哪个诗人将怨匿藏得太深而近似于无法体认，那么，这诗人就算不得好诗人了；相反，如果哪个诗人将乐漂浮得太浅而近似于空洞，那么，这诗人也算不得好诗人了。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诗歌传统，新诗写作者自然有继承它的意义，但伪诗人则是另外一回事，尽管有的伪诗人被捧成为好诗人。不过，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好诗人，问题是前一代的好诗人，到后一代就未必是好诗人。做一个好诗人就意味着与民同乐、与民同怨。
在中国古代，诗人以怨切入，写出的好诗是相当多的，“诗经”、“楚辞”、“汉乐府”、建安诗歌和后代诗集中的杰作每每如此。一读中国古诗，我就想到古代诗人的不平凡，他们或写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或写出“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或写出“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或写出“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或写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或写出“塞上黄蒿兮枝枯叶干，沙场白骨兮刀痕箭瘢”，或写出“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或写出“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或写出“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或写出“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或写出“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或写出“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或写出“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或写出“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或写出“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或写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或写出“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才大难为用”，或写出“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雏竟未休”，或写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或写出“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或写出“塞上似腾奇女气，江东久陨少微星”。钟嵘说：“动天地，泣鬼神，莫近于诗。”又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以上所列诗句怨出了良知，怨出了提示，怨出了警醒，怨出了解放、怨出了尊严。真所谓陈情展义，长歌寄兴；难道能够缺少吗？
我这不是在张扬怨，因为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诗的极致，无论是以思而抵达，还是以怨而抵达，但我们应当把握好原则：诗人生来就不是为了与社会作对的，诗人是组成社会的一个阶层，诗人有义务为社会的稳定、发展、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为文化意义上的精神文明创建一个标范。明白地说，我欣赏个性，我认可世间人的怨，我赞成怨百讽一，不赞成怨百讽二，因为讽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招来许多疑神疑鬼者的无中生有的无聊而荒诞的麻烦；我更不赞成怒，因为怒近于凶器，只有圣人才可以“不得已而为之”；我更反对当代一些时文的堕落和毒害。我说的这话可以质之于神明，因为一个偶然事件曾给我昭示。
二00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早晨五点起床写《大地之怨》，刚好写到孔子关于《诗经》说的“怨而不怒”处，有事出门，来到《武穴人》杂志社程志远工作室。工作室在楼房最底层，与街道、大地相连。我俩坐着闲聊了一会儿，不知怎的，我感觉坐就是乐，很不舒服，就站起来，顺手在身边抽出一本新出版的《武穴人》翻看，时间正是八点四十九分，我仿佛过比较短的木板桥一样，在桥上抖了两抖，这就是当时感觉。我们来到大街上，十来分钟后，街道上的人就很多了，他们议论纷纷，说是发了地震。大概许多人住在楼房高处，真的受到一阵惊吓，而我安然泰然，志远感到奇怪，就问我，我说：
“大地之怨，怨而不怒。”
之后，我就把我早晨写文章的情形告诉了他。同一句话，作为答词，我也送给了远在广州询问家乡情况的古河朋友。
街上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几乎是满脸的恐惧；此后两三天，市民还是惊魂不定。由此，我想到现代人的承受力问题，我想到假如一个社会倘若发地震怎么办，我还想到古代人的坚强，尤其是古代社会的最底层的农民。农民──作为农业社会的遗民，他们的生活状况，我是很清楚的。当他们不是遗民的时候，我们在古籍中常常见到他们──整个农业社会的文明就是建立在他们的怨上，他们象大地一样，只是发一点怨而已，不会来什么“海啸”之怒。
三千年来，大地之怨太多了，谁也无法计算出大地之怨的多少，我只知道怨多得近于混沌、麻木。若给以适当的揭蔽是有所必要的，因为揭蔽可以进入澄明；但过分的澄明不一定是好事。人一般生活在糊涂之中，甚至退避到鸿蒙深处与万物一起生生轮回，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很幸福的状态，虽然这幸福带有模糊性，但比苦心钻营、机关算尽地自我丧失要好。而且我还认为，由混沌进入澄明容易，由澄明返回混沌困难。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正体现了返回的艰辛。现在我不能无限地去揭蔽，我不能再往澄明里深入，因为极度的澄明使我感到彻骨的寒冷──何况现代人的承受力太有限啊！我必须从澄明里返回，返回到我一向所处的遮蔽状态。说句不怕大方之家见笑的话，我一直蜷曲在一尖山与万里长江相交夹的可以极目楚天的一块大地上。我喜欢这块大地，理由并非我的祖人给以选定，而是有高山可以遮蔽；寒潮、烈日、骄躁、虚夸、伪饰、诱惑都被高山挡住，我不受任何干扰，我生活在我黑暗的眼睛中，我用思去看、去听、去说。在这里，我享受着美好的生活，那就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