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李剑啸]

回到壮丽的光中 ---------打造新世纪的新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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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 李剑啸



一段时期以来，几乎是彻底放弃了诗歌写作，在静寂的夜里借助网络长长延伸的触须，我悉心感受着当下诗歌的生存状态，电脑幽蓝幽蓝的光中，一方面我总是被大大小小的诗歌网站中涌动的热潮所鼓舞和激动，另一方面，也为诗歌在当下的主流媒体和文学刊物上的缺席与萎靡而焦虑而汗颜。

诗歌离大众离主流已经太远了。白话诗诞生以来，无论徐志摩、戴望舒，还是后来的艾青、李瑛等，都曾在轰鸣的大时代中发出了最强大的声音，以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振臂一呼的食指、北岛、舒婷、顾城等，以及九十年代先横空出世的席慕容、汪国真，后相继崛起的海子、于坚、西川、伊沙等（尽管席、汪二人在诗坛上均有很大争议）。但进入新世纪以来，聒噪的诗歌的巅峰下，却突然鼓乐已散，笙歌已乱，寂寞的天空下人烟渺茫漆黑一片。

我们好象已经习惯诗人们在好诗标准上喋喋不休了，我们好象已经习惯诗人们在盟主的位置上争执不已了，大大小小的派别，五花八门的宣言，却这样一下子停顿下来，鸟兽散入网络幽深的江湖。

1999年，盘峰诗会，“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争论在缺乏观众的舞台上曾声震云天，又嘎然而止，其后就是长久的沉寂。之后的”下半身“也好。”七十年代后“也罢，不过是在诗坛的小圈子中沉渣泛起，除了过早过重地背上”恶俗“或”粗劣“的麻名外，于大众于主流文化再也掀不起什么波澜。小说已成为现阶段文学的主流，其次是在报刊上正繁荣着的五光十色的新散文或伪散文，不情愿地退场后的诗歌成为真正的”暗夜黑孩子“，在民刊、网站和印数寥寥的正式刊物上鱼龙混杂汹涌翻腾着，就象是一朵盛开于幽冥中的昙花，一瞬而已，并且无痕。轰鸣在地下管道中的诗歌暗流，唯一能感受到的是它强大的激情和愤怒，却已经没有人能看到它或许会有的美丽与洁白。

传统的发展道路上，诗歌一直在“诗言志“的道路上徘徊，拥护者走上了政治抒情，走上了空洞说教，走上了矫饰、口号和滥情，反对者先是”口语写作“后来干脆是”下半身“，中间派别”诗到语言止“也好，”第三条道路“也罢，除了间或昙花一现的优秀作品以外，更多的诗却一直在简单、重复、无序、盲目、空洞的道路上徘徊。诗歌刊物和诗歌网站上到处充斥着玄虚、狂妄、反叛、宣泄、西装革履或赤裸裸，不是一本正经的好象就从来不食人间烟火似地高歌猛进喃喃自语，就是穿着语言的破衣烂衫使尽浑身解数拼命地作着真人秀，但诗歌真正的问题是要解决”从那里来到那里去“，是要完成在”真善美“基调上的对现实对人性对未来的烛照、关怀与瞻望，他们却已黔驴末路无力完成。尤其是在当下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当社会利益相同或相异的各阶层都有了要说话的需要、权利和途径，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该用怎样的诗歌去阶入时代？我们要怎样才能清晰地发出声音？诗歌真正的混沌之夜，诗歌何去，诗人何为？

“民间写作“或”知识分子写作“或许只是从分类学角度解释和解决了诗歌写作在语言、写作方式、写作视角或写作目的上的某些问题（当然也包括写作技巧和审美），它比”诗言志“或”诗到语言止“似乎有了更明确更清晰的概念、内涵和更直接的指向，但观察两大门派具体的写作实践却仍然是言之有据行而不远，最根本的症结便是大大小小的诗人们队所生活的时代缺乏足够的热情、了解和关怀，缺乏切肤的感受、沟通和及时准确的把握，缺乏真诚、良知和勇气。这不仅表现在他们作品的语言、内容和感情上，也反映在受众接受（或欣赏）的层面上。诗歌创作可以有多种流派各种新形式，但诗人却不应该首先为自己贴上冰冷的标签，自觉地从受众那里隔膜开来。无论写作风格是什么样的，诗人写作的目的只能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对真实生活或感情的摹写、关注或批判，通过对人生的揭示、思索与总结，来展示至真至纯至善的人性之美、语言之美、精神之美的向往与渴求。坚定与真诚、良知与责任、光明与澄彻，始终应该是诗人追求的终极目标，对于时代，总能让自己的作品发出最清晰最坚定的声音，这恐怕也是那些一味标新立异、一味回避或曲解生活并过早地为自己贴上标签的诗人们离一个伟大的诗人之间存在的真正差距罢。

《天涯》杂志的李少君先生基于诗人的自觉、良知和责任，响亮地提出诗歌的“草根性“口号，这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针对诗歌的写作性质而不是写作技术提出的学术观点。所谓”草根性“。其实也就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大众性，就是说我们的诗歌要以关注和表达社会各阶层命运、心态、愿望和渴求为己任，不回避，不伪饰，也不夸大，一切写作要基于责任和真诚，这确实是诗歌要在新时代有所作为必经的一个方向。显然，高高在上不行，喃喃自语也不行，你所要说的必须是大众所想要说的，你的声音必须是真实地来源于大众而又能准确清晰得足以让广大受众群体听见，这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现实要求的。这显然不是坐在书斋风花雪月所能达到的。同时，诗歌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也仍然必须在语言、修辞、技巧、形式上下功夫，不断借鉴不断创新地完成一次次诗歌写作的革命，以满足大众读者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欣赏要求。但应当注意的是，一切的创新都必须以真实的生活为基调，一切的表达也必须以真善美为基本立足点，这样才能满足读者愉悦、启迪和欣赏的要求，这显然不是那些词不达意、说着蹩脚英语的”西语派“所能达到的，更不是穿着语言的破衣烂衫四处照耀的”下半身“所能满足的。当一首诗的崇高性和现实性首先在诗人那里遭到漠视和破坏，显然，这样的诗歌也必将被读者抛得更远。
　 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们在后者上是下了很大力气的（除了当下故意让诗等而下之的“口水诗”）。但对于这个快速变革的社会，对于太阳底下每天发生的新鲜事，我们却缺乏敏锐的观察和真实的记录，或缺乏勇敢、正直而真诚的心，在我们形态各异的风花雪月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写作中，我们不但忽视了贪官、妓女和乞丐，忽视了失业者、酒鬼和每天晚上睡在天桥底下的流浪汉，忽视了歌星、自由主义者和小资，同样的，我们也忽视了真正推动这个社会不断前进的那些人：改革者、建设者、一线工人和科学家，我们忽视的是他们真正作为一个个体的生活、想法、愿望与渴求，大众与生活，在我们真空的诗中全都失语。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只剩下诗歌这个小圈子和我们自己。
　　诗人永远应该是真实历史的揭示者和记录者，甚至是批判者，诗人应该是责任、良心的代表和真善美的化身，事件的真实和真实的时代不应该被诗人扭曲和漠视。先知先觉，探索思辨，坚持真理，仗义执言，就是这样，诗人永远应该是“人群中的老面孔”，他就活生生地存在于人群中间，但同时由于他的真诚和勇气，由于他敢于说出真情、真实和真象，因此，“他的声音比最新的流行歌曲/更让人愿意铭记”（《穿透季节的手——想起一位诗人》）。但恰恰相反，我们的诗人和诗歌却总是缺席于生活，缺席于时代，回避着矛盾也忽视着美好，在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清他的脸，只听到他聒噪的声音。翻翻近年来的诗歌，喧嚣的是向后的（仅仅沉溺于怀旧的旧思维、旧情绪）或向内的（纯粹以自我为中心的写作）激情，而对于当下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以及时代剧变对生活对心灵所造成的冲击与创伤，他们视而不见。看看诗人们究竟记录了什么引领了什么揭示了什么，或者讴歌了什么批判了什么吧？不是缺少观察就是缺乏勇气，诗歌在廉价的赞美、肤浅的抒情、偏激的批判上走得太远太久了，或者在向内转、向纯粹个人化（并非个性化）的写作上自绝于受众，或者一味生搬西方技法玩弄文字游戏，或者象“下半身”及它的前身后世那样在语言、形式、内容上进行无比狂热的颠覆和自毁，种种表现，使诗歌在疏离社会责任、公众道德、艺术审美和大众情绪上越走越远，以至倐然淡出公众视野。一直在说“民间”或“知识分子”，一直在说语言与技巧，但没有对受众群体真正的关切、体察、沟通、尊重和恰如其分的、有创造力的表达，肯定是不会写出一首契合时代的、受读者欢迎的好诗的。
　　传统的中国诗歌中，陆游的“家祭无忘告乃翁”，白居易的“心忧炭贱愿天寒”，杜牧的“霜叶红于二月花”等等虽然分别涉及政治、生活、文化，却同样精彩绝仑，传唱千古，直到今天仍凸现着极强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好象是并不需要有“知识分子”或“民间”之分，真的美的善的，他们的写作不仅造就了伟大的诗人，更造就了诗歌本身。纸媒时代，甚至是口头文学时代，很多时侯诗人其实是隐入诗歌背后的。再看看当下的现实，呼啸而来的网络和民刊大潮中，各种流派相互争论彼此诋毁，缺乏团结向上的合力，缺乏继承和扬弃，一代PASS一代，一代打倒一代，一个派别踩着一个派别前进，还不时加上一些更为激进的“语言垃圾”和“行为艺术”。在他们打倒、颠覆的口号下，在他们“被创新的狗撵得没空停下来撒泡尿”时（韩作荣语），短命的派别、昙花的诗人、急速更迭的文本、语言模式和写作技巧，使诗人缺乏在传统和借鉴的深厚土壤中扎实前进的耐心和勇气，只是一味幻想着投机取巧、一举成名，也使受众产生了严重的阅读困难和审美疲劳，这直接导致了“长江后浪推前浪，浪浪都死在沙滩上”的现状，因此可见，在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或“民间写作”的旗帜下，在各种所谓宣言引导下的流派写作中，诗人始终是站在前面的，而羞答答地藏在他们背后的、苍白拙劣的诗歌文本却显然没有达到宣言期望的高度，这最终造就了大大小小的诗人，却彻底毁了诗歌本身。
　　卧在窗玻璃上的一只苍蝇，守着无路可走的光明。今天，诗歌已逐渐成为脱离大众的“孤岛文化”，甚至连小众也不是，对于诗，大众读者记得的可能还是徐志摩，还是艾青，还是舒婷,之后就是长长的空白。在缺乏正确观念和指向的写作中，许多年来，诗人一直在做着远离受众的事——无论曾经的自命先锋，还是现在的自甘沉沦。面对大众文化的热闹，面对大众对手机短信、韩剧、FLASH、足球和流行歌曲的津津乐道，我们谁，还能再忽视大众的眼光、热情、经济能力和欣赏水平，只不过是他们的挑剔和欣赏水准或许大大出乎我们的习惯看法和意料罢了。而当下，小众文化也是日益繁荣的。当有闲的和有钱的小资们对旅游对时尚对收藏对尘封了几十年的张爱玲、林语堂们都兴致勃勃，当他们将一本本装幀精美、标价昂贵的《收藏》、《瑞丽》、《国家地理》等摆上最方便阅读的客厅、卧室和卫生间，当他们自发放弃了张艺谋斥资千万打造的精美画面转而追求贾樟柯的平实、《可可西里》的真诚时，我们谁还能再说，诗歌被现实无情地拒绝是因为大众缺乏素质小众缺乏审美，是因为他们没有经济购买力或他们缺乏必要的头脑呢？我们谁，还能就这样轻率地预言诗歌在经济社会就必然死亡呢？!火红的时代，人群都渴望表达自己，他们在积极寻找自己的代言人，只是可惜，我们的诗没有被他们找到。是我们的诗，忽视他们的生活太久了，是我们的诗，无论形式、内容、语言和情感，也无论审美和价值趋向，首先疏离和放弃了他们的眼睛和心灵。当我们的诗人下决心隐身于诗歌后面，放弃空洞玄虚，放弃急功近利，放弃纯粹的个人主义和风花雪月的文本，转而开始关注大众，开始学会替他们说话为他们服务时，诗人之死，必将使诗歌重生。
　　上个世纪，有电影导演说过“要为下一世纪的观众拍电影”的话，这话如今已无人再提。其时，寂寞而自负的诗人们恐怕也有为下一世纪的读者写诗的想法吧，他们满不在乎地走着纯粹个人写作的道路，顽固地拒绝着受众的阅读、品评和挑剔，他们的所谓“不媒俗”和“独立风格”是这个想法再清晰不过的注解了。只是他们所谓的“下一世纪”现在已经开始好几年了，诗歌在背离时代和读者的道路上却积重难返，渐入虚迷。天啊!总不至于让我们再等一百年吧。
　　时隔多年，徐志摩、戴望舒、食指、舒婷等不同时代的诗人们仍能被读者时时提起，这在暗中是契合大众要求和读者愿望的。客观上，也是因为读者有读诗歌的向往但实在没有更多更好的新诗可读。无论怎么写，无论写什么，也无论给诗歌贴上什么标签，诗歌的生活感、现场感、真实感、责任感和它作为一个艺术门类所必须具有的灵感、智性、写作水平和创造力恐怕都必须在“真善美”的涵盖下吧，时尚、品位、气质；平等、真诚、互动，恐怕也应该是现代诗歌要引入和学会的新概念吧。我们的诗人有很多是从西方经典流派那里学习写诗的，技法没问题，内容没问题，但语言与生活是脱离的，情感与大众是隔膜的，语言技巧美则美矣，但由于诗歌契合的可能仅仅是诗人自己，读者当然就会感到不知所云。而更多一部分诗人则是民间成长起来的，草莽的出身使他总不愿（或不能）更好地舒展开“语言和想象力”的翅膀，将“美的身影”抒情在生活的蓝天上，因此，我们读到的往往是直白如水、缺乏美感和内涵的“口水诗”，甚至是“等而下之”的“下半身”，喧嚣、狂妄或粗鄙，目前似乎这股潮流风头正劲，跌跌撞撞地爬上各种刊物、论坛和选集，但厚厚的一本诗集中他们津津乐道的创新，给人的启迪和愉悦甚至抵不上一篇短小说。当然，这些年来，无论“民间”还是“学院派”，以及泛于二者之间的大小流派，也写出了一些比较好的诗，语言、韵味和情感、美感都能给人以深远的遐想。在网上，最近读到一首短诗，题目为《黄昏》：我的一生都在追求宁静和美/宁静：听得见内心的风暴/美：看得见最细微的事物闪烁的光芒// 我的一生都在赶路/直到某个黄昏，当我停下来/听见外面的声音变小。看见/一只麻雀飞回树稍，抖去羽翼上的灰尘/我感到多么疲倦。疲倦而充满幸福// ，不长的一首诗，有真实的生活和细节，有内敛的激情和张力，有强烈的个人经验色彩却不孤立于受众，向上而充满时尚感觉。还有一首名为《鱼市》的诗：此刻，你还在酣睡/而我早早地赶到了鱼市// 夜晚曾经多么宁静/我从来没有听到这么多鱼的死讯// 星光下花儿朵朵/那是鱼的眼睛里泪花朵朵// 难道一条鱼，就不能奢望/有一枝玫瑰相伴到黎明？// 流畅的文字表现，节制的抒情，饱满的情绪，让人流泪和深思。一默如雷，诗歌何须喧闹，何须裸奔？!在北大的诗歌集中，也看到一首题为《慢跑者》的诗，写退休老人的，意象丰富，思路清晰，能令人过目难忘。当然还有更多不俗的诗歌，读后能给读者愉悦和启迪，让读者在语言、节奏、韵律和思考中重温诗意之美、原创之美、天地之美，可惜的是，限于目力和行文篇幅此刻无法一一列举和引用，我真正想要说的是，在诗歌整体搁浅的大背景下，廖若晨星的一两首好诗似乎是很难浮出水面的。
　　这些年来，诗人在孤独的夜里深沉的渊里固执地呐喊着，行走着，坚持着，这个时代，最有梦想的人恐怕就是诗人了吧。几十年来，由大时代情绪到个人情绪再到个体意义上的大众情绪，诗歌的发展无不与时代发展的要求紧密契合。新的时代，每个人都渴望拥有发言权（或找到自己的代言人），因此诗歌可能的崛起，或者说先逐步恢复在传统文学刊物、主流媒体或大众生活中的位置，首先就应该是尊重和满足大多数人的发言权要求，在语言创新文学进步的前提下，在真的善的美的内容、文字、情感的作品中，为他们说话，为他们服务，尊重他们引导他们接受他们，那么中国诗歌再次燃烧着回到壮丽的光中，恐怕也应当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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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离大众离主流已经太远了。白话诗诞生以来，无论徐志摩、戴望舒，还是后来的艾青、李瑛等，都曾在轰鸣的大时代中发出了最强大的声音，以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振臂一呼的食指、北岛、舒婷、顾城等，以及九十年代先横空出世的席慕容、汪国真，后相继崛起的海子、于坚、西川、伊沙等（尽管席、汪二人在诗坛上均有很大争议）。但进入新世纪以来，聒噪的诗歌的巅峰下，却突然鼓乐已散，笙歌已乱，寂寞的天空下人烟渺茫漆黑一片。

我们好象已经习惯诗人们在好诗标准上喋喋不休了，我们好象已经习惯诗人们在盟主的位置上争执不已了，大大小小的派别，五花八门的宣言，却这样一下子停顿下来，鸟兽散入网络幽深的江湖。

1999年，盘峰诗会，“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争论在缺乏观众的舞台上曾声震云天，又嘎然而止，其后就是长久的沉寂。之后的”下半身“也好。”七十年代后“也罢，不过是在诗坛的小圈子中沉渣泛起，除了过早过重地背上”恶俗“或”粗劣“的麻名外，于大众于主流文化再也掀不起什么波澜。小说已成为现阶段文学的主流，其次是在报刊上正繁荣着的五光十色的新散文或伪散文，不情愿地退场后的诗歌成为真正的”暗夜黑孩子“，在民刊、网站和印数寥寥的正式刊物上鱼龙混杂汹涌翻腾着，就象是一朵盛开于幽冥中的昙花，一瞬而已，并且无痕。轰鸣在地下管道中的诗歌暗流，唯一能感受到的是它强大的激情和愤怒，却已经没有人能看到它或许会有的美丽与洁白。

传统的发展道路上，诗歌一直在“诗言志“的道路上徘徊，拥护者走上了政治抒情，走上了空洞说教，走上了矫饰、口号和滥情，反对者先是”口语写作“后来干脆是”下半身“，中间派别”诗到语言止“也好，”第三条道路“也罢，除了间或昙花一现的优秀作品以外，更多的诗却一直在简单、重复、无序、盲目、空洞的道路上徘徊。诗歌刊物和诗歌网站上到处充斥着玄虚、狂妄、反叛、宣泄、西装革履或赤裸裸，不是一本正经的好象就从来不食人间烟火似地高歌猛进喃喃自语，就是穿着语言的破衣烂衫使尽浑身解数拼命地作着真人秀，但诗歌真正的问题是要解决”从那里来到那里去“，是要完成在”真善美“基调上的对现实对人性对未来的烛照、关怀与瞻望，他们却已黔驴末路无力完成。尤其是在当下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当社会利益相同或相异的各阶层都有了要说话的需要、权利和途径，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该用怎样的诗歌去阶入时代？我们要怎样才能清晰地发出声音？诗歌真正的混沌之夜，诗歌何去，诗人何为？

“民间写作“或”知识分子写作“或许只是从分类学角度解释和解决了诗歌写作在语言、写作方式、写作视角或写作目的上的某些问题（当然也包括写作技巧和审美），它比”诗言志“或”诗到语言止“似乎有了更明确更清晰的概念、内涵和更直接的指向，但观察两大门派具体的写作实践却仍然是言之有据行而不远，最根本的症结便是大大小小的诗人们队所生活的时代缺乏足够的热情、了解和关怀，缺乏切肤的感受、沟通和及时准确的把握，缺乏真诚、良知和勇气。这不仅表现在他们作品的语言、内容和感情上，也反映在受众接受（或欣赏）的层面上。诗歌创作可以有多种流派各种新形式，但诗人却不应该首先为自己贴上冰冷的标签，自觉地从受众那里隔膜开来。无论写作风格是什么样的，诗人写作的目的只能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对真实生活或感情的摹写、关注或批判，通过对人生的揭示、思索与总结，来展示至真至纯至善的人性之美、语言之美、精神之美的向往与渴求。坚定与真诚、良知与责任、光明与澄彻，始终应该是诗人追求的终极目标，对于时代，总能让自己的作品发出最清晰最坚定的声音，这恐怕也是那些一味标新立异、一味回避或曲解生活并过早地为自己贴上标签的诗人们离一个伟大的诗人之间存在的真正差距罢。

《天涯》杂志的李少君先生基于诗人的自觉、良知和责任，响亮地提出诗歌的“草根性“口号，这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针对诗歌的写作性质而不是写作技术提出的学术观点。所谓”草根性“。其实也就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大众性，就是说我们的诗歌要以关注和表达社会各阶层命运、心态、愿望和渴求为己任，不回避，不伪饰，也不夸大，一切写作要基于责任和真诚，这确实是诗歌要在新时代有所作为必经的一个方向。显然，高高在上不行，喃喃自语也不行，你所要说的必须是大众所想要说的，你的声音必须是真实地来源于大众而又能准确清晰得足以让广大受众群体听见，这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现实要求的。这显然不是坐在书斋风花雪月所能达到的。同时，诗歌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也仍然必须在语言、修辞、技巧、形式上下功夫，不断借鉴不断创新地完成一次次诗歌写作的革命，以满足大众读者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欣赏要求。但应当注意的是，一切的创新都必须以真实的生活为基调，一切的表达也必须以真善美为基本立足点，这样才能满足读者愉悦、启迪和欣赏的要求，这显然不是那些词不达意、说着蹩脚英语的”西语派“所能达到的，更不是穿着语言的破衣烂衫四处照耀的”下半身“所能满足的。当一首诗的崇高性和现实性首先在诗人那里遭到漠视和破坏，显然，这样的诗歌也必将被读者抛得更远。
　 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们在后者上是下了很大力气的（除了当下故意让诗等而下之的“口水诗”）。但对于这个快速变革的社会，对于太阳底下每天发生的新鲜事，我们却缺乏敏锐的观察和真实的记录，或缺乏勇敢、正直而真诚的心，在我们形态各异的风花雪月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写作中，我们不但忽视了贪官、妓女和乞丐，忽视了失业者、酒鬼和每天晚上睡在天桥底下的流浪汉，忽视了歌星、自由主义者和小资，同样的，我们也忽视了真正推动这个社会不断前进的那些人：改革者、建设者、一线工人和科学家，我们忽视的是他们真正作为一个个体的生活、想法、愿望与渴求，大众与生活，在我们真空的诗中全都失语。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只剩下诗歌这个小圈子和我们自己。
　　诗人永远应该是真实历史的揭示者和记录者，甚至是批判者，诗人应该是责任、良心的代表和真善美的化身，事件的真实和真实的时代不应该被诗人扭曲和漠视。先知先觉，探索思辨，坚持真理，仗义执言，就是这样，诗人永远应该是“人群中的老面孔”，他就活生生地存在于人群中间，但同时由于他的真诚和勇气，由于他敢于说出真情、真实和真象，因此，“他的声音比最新的流行歌曲/更让人愿意铭记”（《穿透季节的手——想起一位诗人》）。但恰恰相反，我们的诗人和诗歌却总是缺席于生活，缺席于时代，回避着矛盾也忽视着美好，在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清他的脸，只听到他聒噪的声音。翻翻近年来的诗歌，喧嚣的是向后的（仅仅沉溺于怀旧的旧思维、旧情绪）或向内的（纯粹以自我为中心的写作）激情，而对于当下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以及时代剧变对生活对心灵所造成的冲击与创伤，他们视而不见。看看诗人们究竟记录了什么引领了什么揭示了什么，或者讴歌了什么批判了什么吧？不是缺少观察就是缺乏勇气，诗歌在廉价的赞美、肤浅的抒情、偏激的批判上走得太远太久了，或者在向内转、向纯粹个人化（并非个性化）的写作上自绝于受众，或者一味生搬西方技法玩弄文字游戏，或者象“下半身”及它的前身后世那样在语言、形式、内容上进行无比狂热的颠覆和自毁，种种表现，使诗歌在疏离社会责任、公众道德、艺术审美和大众情绪上越走越远，以至倐然淡出公众视野。一直在说“民间”或“知识分子”，一直在说语言与技巧，但没有对受众群体真正的关切、体察、沟通、尊重和恰如其分的、有创造力的表达，肯定是不会写出一首契合时代的、受读者欢迎的好诗的。
　　传统的中国诗歌中，陆游的“家祭无忘告乃翁”，白居易的“心忧炭贱愿天寒”，杜牧的“霜叶红于二月花”等等虽然分别涉及政治、生活、文化，却同样精彩绝仑，传唱千古，直到今天仍凸现着极强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好象是并不需要有“知识分子”或“民间”之分，真的美的善的，他们的写作不仅造就了伟大的诗人，更造就了诗歌本身。纸媒时代，甚至是口头文学时代，很多时侯诗人其实是隐入诗歌背后的。再看看当下的现实，呼啸而来的网络和民刊大潮中，各种流派相互争论彼此诋毁，缺乏团结向上的合力，缺乏继承和扬弃，一代PASS一代，一代打倒一代，一个派别踩着一个派别前进，还不时加上一些更为激进的“语言垃圾”和“行为艺术”。在他们打倒、颠覆的口号下，在他们“被创新的狗撵得没空停下来撒泡尿”时（韩作荣语），短命的派别、昙花的诗人、急速更迭的文本、语言模式和写作技巧，使诗人缺乏在传统和借鉴的深厚土壤中扎实前进的耐心和勇气，只是一味幻想着投机取巧、一举成名，也使受众产生了严重的阅读困难和审美疲劳，这直接导致了“长江后浪推前浪，浪浪都死在沙滩上”的现状，因此可见，在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或“民间写作”的旗帜下，在各种所谓宣言引导下的流派写作中，诗人始终是站在前面的，而羞答答地藏在他们背后的、苍白拙劣的诗歌文本却显然没有达到宣言期望的高度，这最终造就了大大小小的诗人，却彻底毁了诗歌本身。
　　卧在窗玻璃上的一只苍蝇，守着无路可走的光明。今天，诗歌已逐渐成为脱离大众的“孤岛文化”，甚至连小众也不是，对于诗，大众读者记得的可能还是徐志摩，还是艾青，还是舒婷,之后就是长长的空白。在缺乏正确观念和指向的写作中，许多年来，诗人一直在做着远离受众的事——无论曾经的自命先锋，还是现在的自甘沉沦。面对大众文化的热闹，面对大众对手机短信、韩剧、FLASH、足球和流行歌曲的津津乐道，我们谁，还能再忽视大众的眼光、热情、经济能力和欣赏水平，只不过是他们的挑剔和欣赏水准或许大大出乎我们的习惯看法和意料罢了。而当下，小众文化也是日益繁荣的。当有闲的和有钱的小资们对旅游对时尚对收藏对尘封了几十年的张爱玲、林语堂们都兴致勃勃，当他们将一本本装幀精美、标价昂贵的《收藏》、《瑞丽》、《国家地理》等摆上最方便阅读的客厅、卧室和卫生间，当他们自发放弃了张艺谋斥资千万打造的精美画面转而追求贾樟柯的平实、《可可西里》的真诚时，我们谁还能再说，诗歌被现实无情地拒绝是因为大众缺乏素质小众缺乏审美，是因为他们没有经济购买力或他们缺乏必要的头脑呢？我们谁，还能就这样轻率地预言诗歌在经济社会就必然死亡呢？!火红的时代，人群都渴望表达自己，他们在积极寻找自己的代言人，只是可惜，我们的诗没有被他们找到。是我们的诗，忽视他们的生活太久了，是我们的诗，无论形式、内容、语言和情感，也无论审美和价值趋向，首先疏离和放弃了他们的眼睛和心灵。当我们的诗人下决心隐身于诗歌后面，放弃空洞玄虚，放弃急功近利，放弃纯粹的个人主义和风花雪月的文本，转而开始关注大众，开始学会替他们说话为他们服务时，诗人之死，必将使诗歌重生。
　　上个世纪，有电影导演说过“要为下一世纪的观众拍电影”的话，这话如今已无人再提。其时，寂寞而自负的诗人们恐怕也有为下一世纪的读者写诗的想法吧，他们满不在乎地走着纯粹个人写作的道路，顽固地拒绝着受众的阅读、品评和挑剔，他们的所谓“不媒俗”和“独立风格”是这个想法再清晰不过的注解了。只是他们所谓的“下一世纪”现在已经开始好几年了，诗歌在背离时代和读者的道路上却积重难返，渐入虚迷。天啊!总不至于让我们再等一百年吧。
　　时隔多年，徐志摩、戴望舒、食指、舒婷等不同时代的诗人们仍能被读者时时提起，这在暗中是契合大众要求和读者愿望的。客观上，也是因为读者有读诗歌的向往但实在没有更多更好的新诗可读。无论怎么写，无论写什么，也无论给诗歌贴上什么标签，诗歌的生活感、现场感、真实感、责任感和它作为一个艺术门类所必须具有的灵感、智性、写作水平和创造力恐怕都必须在“真善美”的涵盖下吧，时尚、品位、气质；平等、真诚、互动，恐怕也应该是现代诗歌要引入和学会的新概念吧。我们的诗人有很多是从西方经典流派那里学习写诗的，技法没问题，内容没问题，但语言与生活是脱离的，情感与大众是隔膜的，语言技巧美则美矣，但由于诗歌契合的可能仅仅是诗人自己，读者当然就会感到不知所云。而更多一部分诗人则是民间成长起来的，草莽的出身使他总不愿（或不能）更好地舒展开“语言和想象力”的翅膀，将“美的身影”抒情在生活的蓝天上，因此，我们读到的往往是直白如水、缺乏美感和内涵的“口水诗”，甚至是“等而下之”的“下半身”，喧嚣、狂妄或粗鄙，目前似乎这股潮流风头正劲，跌跌撞撞地爬上各种刊物、论坛和选集，但厚厚的一本诗集中他们津津乐道的创新，给人的启迪和愉悦甚至抵不上一篇短小说。当然，这些年来，无论“民间”还是“学院派”，以及泛于二者之间的大小流派，也写出了一些比较好的诗，语言、韵味和情感、美感都能给人以深远的遐想。在网上，最近读到一首短诗，题目为《黄昏》：我的一生都在追求宁静和美/宁静：听得见内心的风暴/美：看得见最细微的事物闪烁的光芒// 我的一生都在赶路/直到某个黄昏，当我停下来/听见外面的声音变小。看见/一只麻雀飞回树稍，抖去羽翼上的灰尘/我感到多么疲倦。疲倦而充满幸福// ，不长的一首诗，有真实的生活和细节，有内敛的激情和张力，有强烈的个人经验色彩却不孤立于受众，向上而充满时尚感觉。还有一首名为《鱼市》的诗：此刻，你还在酣睡/而我早早地赶到了鱼市// 夜晚曾经多么宁静/我从来没有听到这么多鱼的死讯// 星光下花儿朵朵/那是鱼的眼睛里泪花朵朵// 难道一条鱼，就不能奢望/有一枝玫瑰相伴到黎明？// 流畅的文字表现，节制的抒情，饱满的情绪，让人流泪和深思。一默如雷，诗歌何须喧闹，何须裸奔？!在北大的诗歌集中，也看到一首题为《慢跑者》的诗，写退休老人的，意象丰富，思路清晰，能令人过目难忘。当然还有更多不俗的诗歌，读后能给读者愉悦和启迪，让读者在语言、节奏、韵律和思考中重温诗意之美、原创之美、天地之美，可惜的是，限于目力和行文篇幅此刻无法一一列举和引用，我真正想要说的是，在诗歌整体搁浅的大背景下，廖若晨星的一两首好诗似乎是很难浮出水面的。
　　这些年来，诗人在孤独的夜里深沉的渊里固执地呐喊着，行走着，坚持着，这个时代，最有梦想的人恐怕就是诗人了吧。几十年来，由大时代情绪到个人情绪再到个体意义上的大众情绪，诗歌的发展无不与时代发展的要求紧密契合。新的时代，每个人都渴望拥有发言权（或找到自己的代言人），因此诗歌可能的崛起，或者说先逐步恢复在传统文学刊物、主流媒体或大众生活中的位置，首先就应该是尊重和满足大多数人的发言权要求，在语言创新文学进步的前提下，在真的善的美的内容、文字、情感的作品中，为他们说话，为他们服务，尊重他们引导他们接受他们，那么中国诗歌再次燃烧着回到壮丽的光中，恐怕也应当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高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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